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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影视与戏剧 / red-sorghum-film · 作品

红高粱(电影)

《红高粱》是张艺谋于1987年执导的处女作,以乡村历史为背景,获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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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是一部1987年的中国故事片,由张艺谋执导,巩俐和姜文主演。影片改编自莫言的小说,讲述一名年轻女子接管乡间一座酿造高粱酒的酒坊,与其中一名伙计相爱的故事;随后,日军入侵,给当地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影片融合家族传说、质朴诙谐的幽默、充满感官魅力的影像与战争暴力,既是一部历史剧情片,也以奔放而鲜明的风格讲述了祖辈的生活。

影片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是张艺谋执导的首部故事长片,也是巩俐的银幕处女作。1988年,影片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这一奖项的中国电影。这次获奖是中国第五代电影人获得国际认可的重要里程碑;这一群体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电影的革新紧密相连。

《红高粱》并未将乡村历史呈现为连贯的纪实编年,而是通过一位后辈的追忆与想象来重构往事。浓烈的红色、广袤的田野、高亢有力的歌声,以及从欢庆到暴行的骤然转折,构成了影片表现欲望、集体生活与历史性毁灭的核心手法。

制作与第五代导演

《红高粱》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后重塑中国电影创作的体制与艺术变革之中。张艺谋于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是该校恢复正常招生后录取的首届学生,并于1982年毕业。这一时期的毕业生后来被称为中国电影第五代。他们的作品虽然差异显著,但许多人都借助景观、性格复杂难明的人物、简约的背景交代以及格外突出的视觉设计,挑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

执导《红高粱》之前,张艺谋已作为摄影师崭露头角。他担任摄影的《一个和八个》与陈凯歌执导的《黄土地》均于1984年上映,这些作品以大胆探索影像形式著称,帮助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树立了声誉。他还出演了吴天明执导、于1987年上映的《老井》。这些经历使他的首部导演作品处于摄影、表演与国有制片厂不断变化的制作文化的交汇点上。

《红高粱》由吴天明领导时期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当时该厂扶持了一批年轻导演。因此,尽管影片的风格突破了人们对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影片的许多既有期待,它仍属于国有制片厂体系的作品,而非独立制作。影片署名编剧为陈剑雨、朱伟和莫言,顾长卫担任摄影,赵季平作曲。他们的贡献对这部影片至关重要:片中的影像、人声与音乐层次,往往具有不亚于对白的表现力。

巩俐被选中饰演九儿时,仍在中央戏剧学院就读;在旁白中,九儿被称为讲述者的奶奶。姜文饰演余占鳌,一个强悍的轿夫,后来成为九儿的情人,也是叙述者的爷爷。滕汝骏饰演酿酒作坊里经验丰富的伙计罗汉。巩俐沉静的姿态与警觉的神情、姜文大开大合的肢体动作,以及滕汝骏相对内敛的表演形成对照,呈现出这一群体内部不同形态的权威。

影片的主要乡村场景与山东高密相联系,这片土地也是莫言小说的核心地域。田野、土屋、狭窄的小径和酒坊院落并非仅仅是风景背景:它们决定了人物如何移动、劳作如何组织,以及人与人会在何处相遇。影片片长约91分钟,将一个跨越数代人的历史故事框架浓缩为一连串紧凑的片段。其制作规模相对有限,但大片茂密的植被、群体性的动作以及精心安排的色彩,赋予许多场景开阔而强烈的视觉力量。

叙事与历史背景

故事由一位未曾露面的后人讲起,追述祖父母的人生。这一叙述视角在事件与讲述之间拉开了距离:观众听到的是祖辈的传奇,而非亲眼见证片中一切的当事人的记述。主要情节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山东乡村,随后进入日军占领时期。叙述者对人物的亲属称谓,也让观众在这段关系的开端尚未展开之前,就已知晓其结局。

九儿坐着花轿出嫁,要嫁给一家高粱酒坊的年迈坊主,据说此人患有麻风病。父亲以一头骡子为交换,为她定下了这门亲事。轿夫们一边颠轿,一边唱歌,把送亲的队伍变成了一场粗犷喧闹的表演,余占鳌也在其中。当一名劫匪在高粱地里拦住队伍时,余占鳌出手协助将其制服,由此将勇武、危险与性吸引力联系起来,也奠定了他在后续故事中的角色特点。

九儿回娘家途中,余占鳌拦下她,将她抱进高粱地。影片通过倒伏的高粱秆、近景与不断变换的视角来呈现两人的相会,而非借助解释性的对白。九儿回到酒坊时,丈夫已被杀害。影片并未明确交代凶手究竟是谁。九儿接管了生意,并说服伙计们留下,在最初将她带到此地的婚姻安排之外,建立起一个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的群体。

余占鳌以一种莽撞的方式闯入这个群体。他醉后当众宣称自己与九儿的关系,惹得她大怒,后来又往酒缸里撒尿。酿出的酒却出奇地好,于是,这一放肆之举反倒成了酒坊成功的一则诙谐起源故事。这些情节将劳动、情欲争逐与近乎神奇的好运交织在一起。随后,两人的儿子豆官出生并长大,故事日后得以讲述的家族传承也由此确立。

影片后半段以强制压迫与大规模暴力取代了此前奔放的生命力。日军强迫当地百姓砍倒高粱、开辟道路,又逼迫一名屠夫剥下罗汉的皮。酒坊中幸存的人们准备用酒坛制成爆炸武器,设伏反击。九儿在给男人们送饭时中弹,袭击过后,余占鳌和豆官面对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日食与儿子的歌声,将劫后的景象化为超越一般历史再现的哀悼意象。故事止于幸存与失落,没有继续讲述这个家族此后的经历。

对莫言小说的改编

影片主要取材于《红高粱》和《高粱酒》,这两篇小说均收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该书的英文名除 Red Sorghum 外,也作 Red Sorghum Clan。这部小说于1987年以中文出版,由彼此关联的叙事组成,讲述了山东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故事。其描绘的世界远远超出了影片所聚焦的爱情与伏击,还涉及匪患、战争、家族冲突、肉体苦难,以及对往昔相互抵牾的记忆。

莫言笔下虚构的高密东北乡以他童年生活的地区为原型,却并非对现实地理的简单复写。这是一片文学天地,历史事件与夸张的描写、强烈的感官体验、地方传说,以及对祖辈往事并不可靠的认知并存。影片保留了这种结合,同时精简了人物数量,降低了时间结构的复杂程度。酒坊、迎亲队伍、恋人与抗日抵抗,构成了一条比小说中庞杂交织的家族史更为集中的戏剧主线。

改编中的一项重要取舍涉及叙述者。在莫言的小说中,后人的声音可以打断叙事、作出推测、修正前述内容,并在不同时期之间穿梭。电影无法仅凭将所述事件化为画面来重现这些叙事手法。张艺谋转而以少量画外音确立代际传承的记忆,随后赋予影像和声音相当大的自主性。这样既保留了孙辈想象祖辈往事的意味,又让场景随着身体行动的展开而具有鲜活的现场感。

影片还重新调整了残酷与欢腾之间的平衡。莫言的文字反复将对祖辈旺盛生命力的赞叹,与怪诞的细节、道德上的不确定性,以及追寻往昔的困难交织在一起。改编则在结尾的暴力降临之前,赋予求爱、酿酒和集体歌唱的场景以格外鲜明、不断推进的欢庆气氛。这并未消除歧义:余占鳌的攻击性、九儿丈夫死因不明,以及果敢与残暴之间游移不定的界限,都使人难以将影片简单解读为英雄颂歌。

因此,用魔幻现实主义来理解影片颇有助益,却不足以概括其全部特点。余占鳌糟践酒缸后,缸中的酒竟意外变成佳酿,这一情节具有奇异地方传说解释事物来历的叙事结构;片末的红色日食则将历史转化为一个表现力得到强化的意象。然而,影片的奇异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风格化处理、剪辑,以及叙述者与往事之间的距离,而非一个明确存在超自然力量的世界。其改编方式最宜理解为一种选择性的转化:小说中不断衍生的记忆,化作一系列各具鲜明特色的视听段落,每个段落都围绕某个行动、某种身体体验,或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感官印象展开。

摄影、色彩与景观

影片的视觉设计,依托于顾长卫的摄影与张艺谋借助身体、物件和景观组织意义的创作偏好之间的互动。红色是影片的主色调,却并非一个含义固定的符号。它出现在新娘的衣饰、酒、鲜血、阳光以及结尾的日食中,其意涵在情欲、欢庆、创伤与哀悼之间流转。因此,片名中的色彩是在语境的反复变化中获得意义的,而不是简单地将红色等同于幸福或革命。

高粱地同样变幻多姿。从远处看,它是一片广阔而起伏的平面;镜头贴近地面时,密集的秆茎又遮蔽了身体,使视野变得支离破碎。它为恋人提供庇护,阻碍人的行动,成为伏击的场所,最终与死亡密不可分。同一片农耕空间,既承载生命的繁衍,也容纳毁灭。它的重要性,部分就在于这种物质层面的多重用途:高粱可以被触摸、践踏、砍倒、焚烧,也可以酿成酒,因此远不只是象征乡村身份的一道如画风景。

摄影机位置的变化,时常改变着人物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低机位让身体以天空为背景,或使高粱显得高耸于人物之上。对面孔、双脚、汗水和器皿的近距离拍摄突出体力付出与感官体验,而较宽阔的构图则展现劳作者或轿夫的集体动作。这些转换使影片无需依赖庞大的布景或铺张的历史奇观,便能在强烈的身体感与恢宏感之间切换。

迎亲队伍是一个尤为集中的例子。花轿作为一个色彩鲜亮、封闭的物体穿行于景观之中,四周则是袒露身体的男性。花轿的摇晃、轿夫的动作以及新娘受困轿内的状态,在人物开口说明自身处境之前,就已构成了场景的基本秩序。后来,高粱地里被压倒的一圈高粱,又为恋人开辟出一处暂时独立的空间。视觉安排不只是为情节增添装饰,更让社会约束以及对这些约束的暂时脱离,在空间中变得清晰可见。

结尾的红色意象最为鲜明地脱离了自然主义的连贯呈现。伏击之后,日食与浓烈的色彩将影片引向主观化、传奇化的视觉境界。这种处理方式不同于人们有时赋予乡村现实主义的克制与观察性。尽管场景中有着可辨识的工具、劳动方式和建筑,摄影却一再将它们放大为富于表现力的形式。这一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第五代导演对景观的共同兴趣,但其浓郁饱满的感官表现,与这一电影潮流中某些早期作品所具有的朴素大地色调和疏离式构图形成了对照。

音乐、人声与表演

赵季平的配乐和片中的人声表演,共同构成了《红高粱》刻意追求强劲而非精致的声音世界。高亢而富有穿透力的器乐音色、强烈的打击乐、喊叫式的说话声以及粗粝的歌唱,都强化了影片对身体力量的关注。唢呐是一种常用于户外仪式演奏的双簧乐器,尤其适合这样的声音环境:它洪亮的音色既能烘托喜庆,也能带来刺耳或令人不安的意味。

迎亲队伍的段落确立了声音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作用。轿夫们一边唱歌,一边合力颠轿,把抬轿变成了一场集体表演,而坐在轿内、不露面的新娘也是这场表演的对象之一。他们的声音展现出群体的团结、男性的逞强,以及支配现场气氛的力量。因此,这一段落的活力与参与者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密不可分。九儿虽是迎亲仪式的中心,起初掌控声响与动作的却是男人们。

影片其他段落中的歌曲,则帮助人们将劳动转化为对群体身份的宣示。酒坊工人唱起酒歌时,表现出一种直接诉诸身体的力量,将酿酒、饮酒与仪式化的自豪感联系起来。反复、齐唱和重音鲜明的乐句,比唱腔的精致更为重要。这些并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音乐插曲,而是让观众听见工人们作为一个群体发出的声音。歌声与集体动作相互配合,赋予酒坊一种仅靠对白无法建立的凝聚力。

广为人知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将男性欲望与一种鲜明的、公开放声的表达联系起来。歌词直接向对方呼告,使求爱变成了响彻四周的宣言,也让余占鳌的身体存在感延伸到可见画面之外。相比之下,结尾附近豆官的歌声,伴随的却是母亲的逝去和整个群体的灾难性崩塌。因此,随着故事从对情欲的自信转向丧亲之痛,反复、强有力的放声歌唱以及呼告等相近的音乐手法,也获得了不同的情感含义。

表演风格也呈现出类似的变化幅度。巩俐往往通过姿态、目光和停顿,而非大段台词,来传达抗拒或决心。姜文饰演的余占鳌则更为外放,其人物特征体现于肢体动作、醉态的张扬、笑声和突如其来的攻击性。群像中协调一致的劳动与歌唱,又在这两种个人表演风格之间提供了另一种表现层次。音乐与表演相互配合,使历史背景不至于沦为遥远而静止的图景。观众通过呼吸、用力、喧响、沉默和节奏,切身感受到这个群体;而充满活力的声音与暴力的突然打断之间的反差,也成为影片主要的戏剧结构之一。

性别、身体活力与共同体生活

九儿的处境由一桩经济交易奠定:她的婚姻换来了一头骡子。因此,影片开场便将父权权威与女性在不同家庭之间的转移联系起来。后来,她掌管酒坊,部分扭转了这一安排。她成为决定生意是否继续、与伙计协商,以及制定家庭运作规矩的人。她的权威既体现在实际事务和经济层面,也体现在性关系中。

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影片只是在讲述一个女性解放的故事。迎亲途中,九儿遭到男性的戏弄,身体也任由他们摆布;余占鳌的行为则一再带有强迫和公开宣示占有的意味。高粱地里的相遇被表现为两人相互吸引的起点,但场面的呈现仍保留了他主动逼近时的侵略性。因此,影片在赞颂欲望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影像,使人们得以从不同角度理解自主、强迫,以及男性力量如何转化为爱情关系中的权威。

九儿对酒坊的掌控使这种失衡变得更为复杂,却没有彻底消除它。她并非只是一味嘉许余占鳌的逞强:她斥责他,将他拒之门外,并拥有不依附于他所宣称的权利的自主权威。酒坊伙计与她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这段核心爱情故事的附属。他们决定留下,使酒坊得以维持;而她作为东家的地位,则为集体劳动提供了一个组织核心。共同体不仅源于这对创始伴侣的激情,也是在协商与共同劳动中形成的。

影片还通过抬轿、踩踏、饮酒、性爱、发酵、歌唱与忍耐,广泛展现身体的活力。这些活动将乡村民众呈现为主动创造自身世界的人,而非贫困或传统的被动化身。著名的酿酒桥段集中体现了这一倾向:一种令人反感的身体行为,竟转化为酿造上的奇迹。它暂时颠覆了纯净与污染、体面劳动与放纵欲望之间的界限,刻意为共同体的繁荣赋予了一个不敬礼俗的起源。

影片最后一部分让身体直面有组织的暴力,从而考验了此前对身体活力的赞颂。罗汉遭受酷刑,九儿死去,这些都无法纳入先前那种由扰乱催生新生命的喜剧模式。从充满活力的身体表现转向身体的毁灭,是影片结构的核心。影片将奔放的生命力与悲剧交织在一起,也使人无法纯粹以浪漫眼光看待祖辈的过去:恋人与伙计们身上那些受到赞颂的品质,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军事强权的伤害。劫后留下的是一个孩子和一个故事,而不是恢复到入侵前模样的共同体。

战争、暴力与历史再现

日本侵略军的占领,闯入了一个起初以婚姻家庭安排、两性吸引和农业生产为主的叙事。这一结构安排使入侵呈现为对既有社会生活的打断,而非影片叙事的起点。观众最初接触到的酒坊,是一群具体的人劳作、满足欲望并发生冲突的场所。因此,酒坊遭到毁灭,意味着那些已在感官和情感上变得真切的人际关系与日常生活也遭到了摧毁。

影片的历史背景是日本侵华战争以及范围更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它并不试图全面讲述战役、政治组织或军事战略,而是始终着眼于当地。穿过高粱地的道路修建尤为重要,因为它改变了这片土地的意义:原本供人生产、与人亲密相连的环境,变成了在强制之下必须清理的地带。影片通过对土地、劳力、行动自由以及脆弱肉身的控制,呈现军事占领。

罗汉遭剥皮,是影片中最关键的暴行。一名当地屠户被迫参与,使这一场景超出了武装占领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简单对峙。暴力迫使另一个平民卷入其中,展现了占领者重塑日常身份与技艺用途的能力。原本用于宰杀牲畜的手艺,成了对人施加恐怖的工具。这一场景以血肉之躯全然无力自保的景象,打断了影片前半段洋溢的身体活力。

村民的反击是临时组织起来的,而非专业的军事行动。酒坛和酒坊里的物料变成了武器,村落赖以生产的物资转化为伏击所用的资源。这种转化使抵抗与他们所捍卫的生活有了具体的联系,同时也凸显了这种抵抗的脆弱:决心无法抹平武器和组织上的悬殊。影片通过混乱、猝然降临的死亡和战后的景象来呈现这次袭击,而非持续展示高超的战术。

这些选择使《红高粱》有别于单纯讲述军事胜利的叙事。影片的主人公出场时,并非纪律严明的政治或军事楷模;他们先前的行为包括酗酒、逾越性道德规范,以及责任归属不明的过错。他们的抵抗源于对乡土的依恋与愤怒。与此同时,影片也运用了反侵略叙事中一些为人熟悉的元素,包括暴行、牺牲和集体反击。这些叙事惯例与人物不受拘束的个性之间的张力,是影片历史想象的核心。结尾的日食并未解释战争,而是在后辈讲述家族起源的故事中,铭刻了毁灭的巨大程度。

上映、国际反响与后世意义

《红高粱》于1987年在中国上映,并在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奠定其国际地位的认可。影片夺得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这一荣誉的意义超越了某一位导演的个人事业。当时,电影节观众正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第五代导演作品,而《红高粱》的获奖让中国大陆电影创作在国际上受到显著关注。

这一奖项也改变了人们看待第五代导演的方式。此前,《黄土地》等在国际上受到瞩目的作品,以克制的视觉风格、含混多义的表达,以及对传统戏剧叙事中明确交代的摒弃而引人关注。《红高粱》依然重视景观与形式设计,却将爱情、幽默、歌声、色彩和暴力融为一体,带来更为直接而强烈的感染力。观众不必熟悉中国政治史或电影体制,也能感受它的魅力,尽管这些背景知识能极大地丰富对影片的理解。

这部影片开启了张艺谋与巩俐长期的艺术合作。此后,两人又合作拍摄了1990年的《菊豆》、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等影片。这些作品的故事背景与视觉手法各不相同,却持续关注女性如何在强大的社会结构中周旋。《红高粱》也在国际上确立了张艺谋的导演地位:在他的电影中,视觉组织可以成为承载戏剧意蕴的主要手段,而不只是剧本和表演的补充。

评论界的讨论往往围绕影片中充满感官魅力的乡村世界与其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展开。一种解读强调,影片突破了历史再现模式的束缚,重新释放出身体欲望、民间活力与不受拘束的个性。另一种解读则追问:风格化的村庄、绚丽的色彩和仪式化的习俗,是否让中国乡村显得亘古不变,或充满异国情调。这些是对影片形式及其接受情况的不同解读,并非对每个场景所作的相互排斥的描述。影片叙事中的暴力,以及其中充满不确定性的家族传说,都使人难以将其乡村世界简单地视为一片乐土。

这部改编电影也成为理解莫言小说接受情况的重要参照,尤其是在他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过,小说与电影仍是彼此独立的作品:电影中凝练的爱情故事和标志性的视觉意象,并未完整呈现小说中家族编年史的广阔面貌。2014年播出的中国电视剧改编版,则以长得多的篇幅重新处理原著素材,而非延续张艺谋的电影。不同版本表明,同一个虚构世界可以容纳家族史、爱情、战争与地方传说,而这些元素在各个版本中所占的比重可以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