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前期是一种碳水化合物代谢异常的状态，患者的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高于正常水平，但尚未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风险状态：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群罹患2型糖尿病和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显著升高，不过也有许多人能够恢复正常血糖水平或始终不再进展。该状况与体重超重、胰岛素抵抗以及有时被称为代谢综合征的更广泛的异常集群密切相关。
定义与诊断标准
糖尿病前期由三项指标界定，符合其中任何一项即可归入此类：
- 空腹血糖受损（IFG）： 至少禁食8小时后，空腹血浆血糖为 100–125 mg/dL（5.6–6.9 mmol/L）。
- 糖耐量受损（IGT）： 进行75克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后2小时，血浆血糖为 140–199 mg/dL（7.8–11.0 mmol/L）。
- 糖化血红蛋白升高： 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为 5.7–6.4%（39–47 mmol/mol）。
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在其每年的《糖尿病诊疗标准》中均采用上述阈值。ADA在2026年的指南中指出，空腹血浆血糖、2小时OGTT和HbA1c均适用于筛查，且这些检测也可用于确立诊断。世界卫生组织以往对IFG采用了更高的下限标准（110 mg/dL，即 6.1 mmol/L），因此不同指南之间该类别的界限略有差异。糖尿病本身的诊断阈值为：空腹血糖达到或超过 126 mg/dL，2小时血糖达到或超过 200 mg/dL，或HbA1c达到或超过 6.5%。
由于糖尿病前期是根据连续的风险而非明确的生物学截断点来定义的，随着各项指标数值接近糖尿病阈值，进展的风险会逐步上升。因此，专家通常将这些阈值视为便于临床决策的常规标准，而非天然的分界线。
流行病学
糖尿病前期非常普遍。美国疾控中心（CDC）根据国家健康与营养体检调查（NHANES）的估算显示，约有1.15亿美国成年人（超过五分之二）患有糖尿病前期，其中约80%的人并不知晓自身状况。此前CDC对2017—2020年的估算值较低（约9760万人，占成年人的38%），这一差异主要反映了调查方法的改变和采用了更新的数据，因此在跨版本对比时应保持谨慎。
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CDC在近期公开摘要中引用的数据显示，18–44岁成年人的患病率约为36%，45–64岁人群约为49%，65岁及以上人群约为52%。患病率还因种族而异，在某些分析中，包括西班牙裔和亚裔成年人在内的部分群体的患病率高于非西班牙裔白人成年人。这一状况已不再局限于老年人群：CDC于2025年基于2023年NHANES数据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12–17岁的青少年中约有32.7%的血糖或HbA1c数值处于糖尿病前期范围。
公众知晓率依然偏低。200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项调查一致发现，大多数糖尿病前期患者并未意识到自身状况，这也是卫生机构高度强调筛查的核心原因。
危险因素
已确定的危险因素包括超重或肥胖（尤其是腹部或内脏脂肪过多）、缺乏身体活动、一级亲属中有2型糖尿病家族史、年龄（风险从中老年开始增加），以及属于糖尿病高发特定的种族或族裔群体。其他相关因素包括妊娠期糖尿病史、多囊卵巢综合征、高血压、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心血管疾病史以及具有胰岛素抵抗特征的各种病症。ADA建议对超重或肥胖且伴有至少一项上述危险因素的成年人进行筛查，并建议所有其他人群从35岁开始进行筛查。
遗传易感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最强烈的可改变驱动因素是体重、饮食和身体活动水平。睡眠障碍、长期慢性压力以及某些药物（例如部分糖皮质激素）也被认为是导致血糖升高的诱因。
病理生理学
在大多数人群中，糖尿病前期反映了肌肉、肝脏和脂肪组织中的胰岛素抵抗，以及胰腺β细胞通过分泌更多胰岛素来进行代偿的能力逐渐下降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的早期，胰腺会分泌较高水平的胰岛素以使血糖保持在接近正常的范围内；随着β细胞功能下降，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便开始升高。IFG和IGT往往分别反映了肝脏葡萄糖输出和肌肉葡萄糖摄取的不同相对贡献，这也是这两种状态不能完全等同的原因之一。
进展与并发症
糖尿病前期并不一定会发展为糖尿病。疾病进展的估算率因人群和随访时间而异。一些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显示，多达70%的糖尿病前期患者最终会发展为2型糖尿病；而包括纵向队列数据在内的其他研究则报告了较低的年转化率，在非选择性人群中通常为每年百分之几，且有相当比例的人会转归为正常糖耐量。这些估算结果对所采用的诊断标准以及是否采取了生活方式或药物干预非常敏感。
甚至在确诊糖尿病之前，血糖升高就与心血管风险增加相关。许多糖尿病前期患者已经表现出动脉粥样硬化改变的迹象，因此发现糖尿病前期通常会促使医生开展更全面的心血管风险评估，包括血压、血脂水平和肾功能等。
预防与管理
获得最有力证据支持的干预措施是生活方式干预计划。在美国开展的一项名为“糖尿病预防计划”（DPP）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强化生活方式干预降低糖尿病发病率的幅度显著大于安慰剂，且在同一项研究中优于药物二甲双胍。其核心要素包括适度减重（通常约为体重的5–7%）、每周至少进行约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身体活动，以及调整饮食结构（强调增加膳食纤维、减少精制碳水化合物和控制总能量摄入）。CDC指出，对于能够做出持续改变的参与者，此类计划可将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大约一半。
药物治疗（主要为二甲双胍）适用于特定患者，尤其是高风险人群，例如伴有肥胖的年轻成年人或有妊娠期糖尿病史的患者。其他药物（包括一些新型降糖药物）虽已得到研究，但并未常规推荐仅用于糖尿病前期。减重手术已被证实能使肥胖患者的糖尿病得到缓解并预防其发生，但因其手术风险和费用，在糖尿病前期中的应用受到限制。
监测通常需要定期重复进行。ADA建议对糖尿病前期患者每年进行一次检测，对初检结果正常的人群，则根据其初始指标数值和风险状况进行定期复查。
争议与局限性
目前仍有若干问题存在争议。首先是该术语本身是否有益。批评者认为，将很大一部分人群贴上患有某种疾病的标签可能会导致过度诊断、过度焦虑或将某种风险状态“医疗化”；支持者则反驳称，该标签有助于识别能够从生活方式干预中获益的人群，并且在能有效预防疾病发生的前提下，早期发现具有成本效益。
第二项争议涉及诊断的变异性。同一受试者的空腹血糖、2小时OGTT结果和HbA1c并不总是一致；而且HbA1c可能会受到血红蛋白变异体、贫血以及某些特定族裔红细胞周转差异的影响，因此单次检测可能会误判部分人群。
第三是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筛查问题。确立成人阈值的流行病学研究均是在成年人群中进行的，尽管ADA指南指出了这一证据空白，但仍将这些标准推广应用于更年轻的人群。第四是关于阈值本身的争议：由于风险是连续递增的，不同机构设定的阈值不同，会导致被计入糖尿病前期的人数发生变化，进而对公共卫生规划和报告的患病率产生影响。
最后，疾病进展风险的幅度，以及生活方式干预项目结束后获益能够维持多久，仍是目前积极研究的领域。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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