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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pliny-the-elder · 人物

老普林尼

老普林尼是罗马行政官、海军统帅及作家,其《博物志》保存了极为广博的古代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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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普林尼(公元23年或24年—79年),拉丁名为盖乌斯·普林尼乌斯·塞孔杜斯,是罗马作家、帝国行政官和海军统帅。他传世的著作《博物志》共37卷,内容涵盖宇宙、地理、人类、动物、植物、药物、金属、矿物及视觉艺术。它是古代流传至今篇幅最庞大的拉丁语散文著作之一,也是了解早期罗马帝国知识、技术实践和文化观念不可或缺的资料。

普林尼兼顾著述研究与军政职务。他编纂的百科全书既取材于数百位前代作者的著述,也吸收了他在旅行和履行公务期间的观察所得。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大量信息,还在于它围绕罗马人对实用、征服、奢侈和道德行为的关切来组织有关自然的知识。它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手册,也不只是奇闻异事的汇编,而是将审慎的比较、沿袭的谬误、实用指导与伦理评论融为一体。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普林尼从米塞努姆海军基地乘船驶向受灾海岸,随后在这场灾难中丧生。他的外甥小普林尼留下的记述,使他的最后一次航行成为古代求知欲、公共责任与自然灾难相互交织的最著名事件之一。

出身、教育与帝国任职经历

普林尼于公元23年或24年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新科穆姆,即今天的科莫。他属于罗马骑士阶层,这一富裕社会群体的地位仅次于元老贵族,为帝国输送了许多军官和行政官员。他出身于意大利地方城市,这一背景颇为重要:《博物志》中常可见他对意大利北部及其农业和地貌的详尽了解。关于他的童年和正规教育,现有资料有限,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在修辞、文学和希腊学问方面受过广泛训练。

早年的军旅生涯将他带到了莱茵河边境,克劳狄乌斯在位期间,他在那里担任骑兵军官。这段经历使他熟悉了北欧的军队和各族人民,也为他的历史著述和技术性写作提供了素材。在《博物志》中,他回忆自己曾亲眼见过沿海的考基人聚落,这些聚落坐落在北海潮水环绕的高地上。这样的段落保存了他的亲身见闻,但其叙述方式也反映出罗马人对贫困、文明以及纳入帝国统治是否有益等问题的固有看法。

普林尼与军事统帅兼作家庞波尼乌斯·塞孔杜斯相识,后来还为他撰写了传记。普林尼已知最早的一部技术性著作,讨论的是骑兵使用投矛的方法。因此,他并非先结束军旅生涯,再开始一段与之全然分离的著述生涯;实践经验与写作活动是同步发展的。莱茵河战事也为他那部今已失传的罗马对日耳曼战争史提供了背景。

关于他在尼禄统治时期的活动,可靠记载较少。小普林尼将叔父的语法著述与这一时期联系起来,并称尼禄统治时期,知识分子若在表达时不够谨慎,便会面临危险。但这并不能证明普林尼曾受到正式的政治排斥,或完全退出公共生活。现存资料过于残缺,不足以连续梳理他在这些年的任职情况。

在公元69年至79年在位的皇帝韦斯帕芗统治时期,普林尼承担了重要的行政职责。他曾任塔拉科西班牙行省财务长官,这一点有确凿记载;学者还推定他曾在其他行省任职,但这些推定的可信程度各不相同。晚年,他在那不勒斯湾附近的米塞努姆统率帝国舰队。他的侄子记述,他常在黎明前拜见韦斯帕芗,随后处理公务,之后才回去读书治学。这些记载展现出一位深受信任的骑士阶层官员:他既能接近帝国权力中心,又保持着异常繁重的读写日程。

阅读、写作与散佚著作

关于老普林尼治学习惯最详尽的记述,见于小普林尼致贝比乌斯·马凯尔的《书信集》第3卷第5封信。这封信的目的之一是纪念逝者:侄子将叔父塑造成严于律己、勤勉治学的杰出典范。不过,信中的具体细节也揭示了罗马学术活动在实际中如何组织。老普林尼黎明前便开始阅读,雇用朗读者和书记员,口授摘录,并设法利用旅途、用餐和身体休息的时间从事著述。

据他的侄子记述,用餐时会有人在旁朗读,值得保留的段落则被标记或摘录下来。有一次,一位客人打断朗读者,纠正了一个读音;老普林尼对此表示不满,因为既然意思已经听懂,这样打断就浪费了时间。这则轶事凸显出效率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也揭示了他的学术活动对家中人手的依赖:一位作者看似惊人的著述产量,背后有赖于那些负责朗读、记录口授、抄写文本和整理笔记的人。

小普林尼继承了160册摘录笔记,每页正反两面都写满了极细小的字。他记述说,拉尔基乌斯·利基努斯曾出价四十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向他的叔父求购这批笔记,而当时的规模还不及后来。无论这段记述主要是为了证明老普林尼的勤奋,还是为了说明积累学问的金钱价值,它都表明,摘录集本身就可以成为重要的学术资源。

老普林尼的著作只有《博物志》完整传世,但其侄子列出的著作目录展现了他远为广泛的写作生涯。他写过一部单卷本的骑兵投矛术著作,以及一部两卷本的庞波尼乌斯·塞孔杜斯传。他的二十卷本《日耳曼战争》记述了罗马在日耳曼的战事。他还撰写了《学子》,这部讨论演说家教育的著作分为三书,装订为六卷;另有八卷本《语言疑难》,探讨语言用法上的疑难问题。这些作品表明,他涉足军事、传记、修辞和语法等著述传统,而非局限于狭义的科学领域。

他篇幅最大的散佚史著共三十一卷,续写了奥菲迪乌斯·巴苏斯的历史。这部著作的失传,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老普林尼作为历史学家的认识,也使我们难以了解他的历史写作与其在帝国任职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应将这部传世的百科全书视为他全部学术兴趣的体现。它是他一生跨越多种文体、搜集整理并传播知识的集大成之作,而不是一位专门研究自然的作者孤立开展的一项事业。

《博物志》的篇章结构

公元77年,《博物志》题献给韦斯帕芗之子、后来的皇位继承人提图斯。此后,普林尼仍继续修订这部著作,直至79年去世。规模宏大是这部作品的核心特征。在序言中,他声称自己阅读了100位选定作者的约2,000卷著作,从中汇集了约20,000条值得记述的知识,此外还补充了其他材料。这些数字是作者对自身成就的描述,并非现代学者独立核实后的统计结果。

第1卷列有详细目录,以及各卷所依据的文献作者名录。这套编排使本书有别于那种仅供从头至尾阅读的连贯叙事作品。读者可以查找某个主题,了解与之相关的参考文献作者,并查阅特定部分。它的组织方式虽不同于现代工具书,却使这部篇幅极其庞大的著作便于检索,也方便读者有选择地使用。

第2卷讨论宇宙、天象、气象和地球。第3至6卷概述地理,从地中海世界逐步向外延伸至更遥远的地区。第7卷转向人类,将生育、身体差异、非凡能力、值得记述的人物,以及对人类脆弱处境的思考汇集在一起。第8至11卷讨论动物,依次涉及陆生动物、水生生物、鸟类和昆虫,同时穿插对身体结构的比较讨论。

第12至19卷论述植物与栽培,内容包括异域树木、芳香物质、葡萄藤、果树、林地经营、谷物和园圃作物。第20至27卷集中介绍源自植物的药物。第28至32卷则汇集与人及其他动物有关的药物。这些门类涵盖广泛,却并非界限分明:农业描述中可能包含疗法,而医学讨论中也保存着植物学、宗教和民间传说方面的信息。

第33至37卷探讨金属、颜料、石材和宝石,范围远远超出矿物分类。谈及黄金时,书中引入了货币使用方式及对财富的批判;青铜引出了雕塑;颜料引出了绘画史;大理石则为讨论宏伟建筑和奢侈风尚提供了契机。书中的论述反复从某种天然物质出发,进而谈到其开采、加工、交易及文化用途。

由此形成的整体结构,大致从宇宙转向地球,再逐一论及地球上的生物与资源。人类活动将各部分联系起来:植物成为食物、香料和药物,矿物成为货币、工具、雕像和建筑。对普林尼而言,描述自然,也意味着描述文明的物质基础,以及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所带来的后果。

权威文献、解释与自然的道德秩序

普林尼主要采用汇编的方法,但汇编并不意味着不加甄别地抄录。他比较各家论述,记下不同意见,加入自己的观察,有时也会因记述不合情理而予以否定。他对前代作者的致谢尤为突出。在序言中,他批评那些借用材料却不注明出处的作者,认为标明来源是对学术前辈应尽的义务。

他所依据的权威文献包括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罗马农业作家的作品,地理记述,医学专家的论著,以及一些作品如今已不复存世的作者的著述。信息往往经过数次转手才传到他那里。一则记述可能先由某地的习俗进入希腊文论著,再被收入后来的汇编,最后进入《自然史》。因此,注明所据作者,并不一定意味着普林尼核实过最初的观察,甚至也不意味着他直接查阅过此前的每一种文献。

他判断记述是否可信的标准因主题而异。他有时会对夸张的说法表示怀疑,却又保留其他离奇的记载,因为这些记载有可信的文献传承,或能展现自然界令人惊叹的多样性。例如,第七卷转述了有关远方异形民族的记载,包括独眼人或狗头人。这些段落反映了古代民族志传统以及罗马人对遥远地区的想象,并非对真实人群的可靠描述。

普林尼的自然观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其中包括与斯多葛学派相关的观念,但并未形成一套始终贯彻、体系严整的哲学学说。在他的笔下,宇宙是一个彼此关联、具有神圣意义的整体。自然常被人格化为一位悉心照料万物的慈亲,但书中也着重描写痛苦、危险以及人类生存的不利处境。在第七卷开篇,人类显得格外依赖外界,也格外脆弱: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初生时既无天然的遮蔽物,也没有立即就能发挥作用的生存能力。

道德判断贯穿于材料的选择与解释之中。普林尼赞扬简朴的需求、农业劳动,以及无需昂贵进口物品便可获得的疗法。他抨击贪婪、奢靡的消费,以及为获取珍贵材料而对大地的扰动。然而,他又极其详尽地记录这些材料。着迷与谴责之间的张力是这部作品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一种可以轻易消除的矛盾。

因此,不能将这部百科全书截然划分为科学事实与无关的道德议论。书中对自然的记述同时承担着解释现象、展示奇观、保存实用知识和评判人类行为的作用。评价其中的具体论断,既要考察其背后的证据,也要关注作者将其收入书中的文学或伦理目的。

动物、植物、农业与疗病

普林尼对生物的记述融合了形态描述、实际用途、轶闻以及与人类行为的比较。第8卷用大量篇幅讲述大象,着重描写它们的智慧、记忆力、服从性和所谓的宗教行为,赋予其特殊意义。关于狗的记述强调忠诚;对蜜蜂的讨论则将动物的群体组织与劳动及政治秩序联系起来。这些描述既保存了观察所得,也将动物行为化为反思人类社会的素材。

他的编排方式并非现代的演化分类。动物的分组部分依据栖息环境和身体形态,同时也考虑体型、危险性、用途及特殊之处。论述水生生物的各卷,将现代生物学归入相距甚远的类群的生物放在一起。不过,书中有时也会仔细区分类别、比较结构。第11卷在讨论昆虫之后,广泛论述了眼睛、牙齿、血液和内脏等解剖特征。

植物各卷保存了尤为丰富的地中海农业史料。普林尼讨论了葡萄和橄榄的品种、嫁接、土壤、种植时节、修剪,以及不同作物的特性。他的记述既借鉴了前代农业权威的著作,也吸收了各地的知识。书中不仅记录实用技术,也记载了围绕这些技术的分歧,表明罗马农业并非遵循一套统一的规则。当地条件和栽培目的都很重要。

植物也将农业与远距离贸易联系起来。胡椒、肉桂、香料和芳香木材,使普林尼得以探讨人们对外来产品的需求及其代价。他的描述有时保存了宝贵的贸易资料,却又混淆了商品确切的植物学身份或地理来源。古代的商品名称并不总是对应单一物种,经商人传递的信息也可能逐渐脱离产品实际的种植地。

医学各卷同样汇集了不同类型的材料,其中既有可以辨识的植物制剂、动物来源的物质和家庭疗法,也有咒符以及须在特定仪式条件下施行的疗法。普林尼往往偏爱容易获取的药物,并批评职业医师在他笔下表现出的收费高昂、彼此倾轧和故作高深。不过,他虽然对希腊医学的某些方面抱有敌意,却又大量依赖希腊医学著作,因此这种敌意并非全然的排斥。

这些段落对医学史十分重要,但并未构成一套连贯的临床体系。一种疗法之所以被收录,可能是因为它被归于某位权威,或源于惯常做法、象征性联想,又或是某种奇异说法本身具有吸引力。普林尼有时会对一则记载表示保留,却仍将其录入。因此,这些医学材料对于重建罗马社会中可供采用的各种疗法、治疗知识的传播,以及学术医学与家庭疗病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尤为重要的价值。

采矿、制造与艺术史

普林尼在最后几卷中,对天然材料如何转化为具有经济和艺术价值的物品作了格外详尽的叙述。他对黄金的论述涵盖勘探、地下开挖和大规模开采的方法。在第33卷中,他描述了 ruina montium(崩山法):先掏空岩体下部,使大块岩体崩塌,再利用水流搬运和冲洗物料。如何理解这段记述,是研究罗马采矿业的核心问题之一;不过,文中的每一处细节是否都能与特定考古遗存相对应,至今仍有争议。

他对采矿的描述与伦理论辩密不可分。贵金属埋藏于地下,而开采贵金属的行为,在他笔下成了人类不肯接受自然界限的象征。他将开采所付出的艰辛和面临的危险,与制成品所满足的虚荣相对照。然而,细致的技术描述也流露出对人类能力的赞叹。这部著作既记录了罗马人在资源开采方面的成就,也持续批判了推动这种开采的欲望。

同样的双重视角也贯穿他对银、铜合金、铁和石材的叙述。他从来源、特性、加工、价格和用途等方面介绍这些材料。普林尼讨论了朱砂等颜料以及画家使用的各种物质;他对玻璃的记述则保存了有关其制造和发现的传统说法。有些故事是解释起源的传说,而非可靠的技术史,但它们仍可作为证据,帮助我们了解古人如何理解和讲述各种工艺。

有关青铜、绘画和大理石的几卷,是研究希腊和罗马艺术史的基础文献。普林尼列举艺术家的姓名,指明著名作品,讨论材料和技法,并梳理年代次序。雕塑家菲狄亚斯、波利克里托斯、普拉克西特列斯,以及画家阿佩莱斯等人,都出现在这些记述中。古希腊绘画作品本身大多已不复存在,因此,关于它们的大量文字资料都是通过普林尼的著作保存下来的。

他记载的轶事揭示了古人衡量卓越艺术的标准。宙克西斯与帕拉西奥斯的竞赛以逼真的幻象为关键:画出的葡萄骗过了鸟,而画出的帘幕却骗过了一位画家。这类故事不应被直接视为有据可查的事件记录。它们传达的是关于再现、精湛技艺、竞争以及艺术家声望的观念。普林尼的艺术史叙述也反映出,希腊艺术品如何通过征服和购藏流入罗马人的收藏。

对于考古学而言,这几卷提供了可与现存实物相互参照的名称、背景和技术术语。但进行这种比较时必须谨慎。不能仅仅因为某种著名的雕塑类型与一段简短的文献描述相似,就断定它出自某位有名有姓的艺术家之手。普林尼是一位至关重要的见证者,但他的记述也受到早期艺术史著作、选择性描述以及罗马上层收藏趣味的影响。

地理、征服与帝国经济

地理各卷所描绘的世界,其知识体系兼承希腊学术传统与罗马帝国的实践经验。海岸线、河流、岛屿、城市、民族及行政区划构成了这些卷册的主要框架。其中对意大利的记述尤为详尽,对更广阔的地中海地区则往往沿着海岸依次展开。再往外,则是通过军事远征、商旅活动、使节往来以及更早的地理学传统而为人所知的地区。

普林尼采用的资料,成书年代与写作目的各不相同,包括地理著述、行程记、行政资料,以及与马尔库斯·阿格里帕有关的地理研究成果;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麾下的重要将领和亲密伙伴。由此编成的记述,有时保留了不同社群及其法律地位之间的重要区别,但也可能将并非严格属于同一时代的资料汇集在一起。因此,不能总是假定其中的地名或人口名录准确反映了编写当年的情况。

这部百科全书展现了知识与征服之间的关系。罗马的扩张使新的疆域、资源、动物及艺术品进入可供记述的范围。军事胜利带来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地理知识。凯旋式与公共展览将陌生的生物和物产带到罗马观众面前,而担任公职则使行政官员有机会观察远离故乡的地区。普林尼本人的仕途正体现了这些联系。

帝国势力所及,并不意味着地理上的疑问就此消失。有关印度、非洲内陆及北欧的记载,将有用的信息与较早的文学惯例和奇闻异事混杂在一起。一个地区越是远离罗马人经常观察的范围,就越难区分直接见闻与辗转流传的故事。即使在熟悉的地区,不同资料所载的测量数据、边界和名称也可能有所出入。普林尼往往保留这些分歧,而不是加以调和,拼出一幅内部完全一致的地图。

他对贸易的论述同样兼具知识介绍与道德评判。在第六卷中,他描述了从埃及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包括利用季风航行的重要性。在其他篇章中,他将进口香料、宝石及纺织品与奢侈需求联系起来。他估计,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每年合计从帝国吸走至少一亿塞斯特斯。这是了解罗马人如何看待东方商业的重要材料,却并非以现存账目为依据的现代国际收支统计。

《自然史》中的经济世界活跃着耕作者、矿工、商人、手工业者、收藏家和消费者。他们的活动将遥远地域与罗马精英的餐室和宅邸联系起来。普林尼虽反对奢侈,却不因此回避记录价格和备受推崇的品类;恰恰相反,这些细节为他的论点提供了证据,说明自然之物如何被转化为地位和财富。

维苏威火山喷发与普林尼之死

关于普林尼之死,人们主要通过他的侄子写给历史学家塔西佗的两封信得知,这两封信通常编号为6.16和6.20。第一封叙述老普林尼的出航及死亡经过;第二封则描述小普林尼在米塞努姆的经历。两封信写于火山喷发约二十五年后,因此属于事后追述的文学性记述。不过,他的侄子亲眼目睹了事件的开端,也参考了曾随叔父同行者的讲述。

普林尼从米塞努姆望见那不勒斯湾对岸升起一团异乎寻常的云。他的侄子将其形状比作伞松:高耸的云柱如同树干,顶端向四周伸展。普林尼起初下令备好一艘小船,以便前往考察。随后,雷克蒂娜传来求助消息;她身处火山附近,难以逃离,这使此次行动转向救援。普林尼率战船出海,打算帮助危险海岸沿线的居民。

船队遭遇了不断落下的火山灰,处境也愈发危险。普林尼最终抵达斯塔比亚,与朋友庞波尼亚努斯会合,后者因逆风而无法离开。侄子笔下的叔父始终镇定自若,照常沐浴、用餐和睡觉,同时设法安抚周围的人。这些细节塑造了一个勇敢而自持的形象;在考量其史料价值的同时,也必须顾及其纪念逝者的用意。

随着情况恶化,一行人向海岸转移,将枕头绑在头上,以抵挡坠落物。普林尼要来冷水喝下,后来试图在他人搀扶下起身,却倒了下去。随后人们找到他的遗体,未见明显外伤。信中将他的死因归于浓重烟气阻碍呼吸,并提到了他的体质,但现有证据不足以作出可靠的现代医学诊断。仅凭这份文学性记述,无法确定人们提出的各种致死机制是否成立。

这次喷发掩埋了庞贝、赫库兰尼姆及其他聚落。传统上,喷发日期被定为公元79年8月24日,依据是小普林尼书信主要抄本中的文字记载。其他抄本证据和考古发现则使喷发发生于秋季的说法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其中常被讨论的是十月。确切日期仍有待学术研究,而非已由某一份明确无歧义的见证材料确凿判定的细节。

如今,“普林尼式喷发”一词指一种以持续喷发柱为特征的爆炸式火山喷发类型。这一名称纪念的是小普林尼的描述,而不是其叔父提出的某种理论。老普林尼的出航同样具有不止一重意义:好奇心促使他最初采取行动,而据记载传来的求助消息,则赋予了此次行动直接的人道救援与履行公职的目的。

流传、批评与学术接受

《博物志》历经漫长的抄写、摘录和重编过程,流传至今。它篇幅浩繁,却仍得到广泛使用,不过许多读者接触到的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而非全书。古代及古代晚期的编纂者从中摘取了地理、动物和医学知识。索利努斯大概生活于三世纪或四世纪,他大量取材于普林尼的著作,编成了一部篇幅更精简的名胜奇观汇编。

在中世纪,普林尼仍是论述自然界的重要拉丁文权威。他的著作内容既直接流传,也通过百科全书、医学汇编和动物记述等中间载体传播。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所著《词源》就属于保存并重新整理这份知识遗产的广泛传统。在传播过程中,一项说法可能脱离普林尼原有的语境,连同其中的限定条件,或表明他仅仅是在转述其他作者的提示,也一并丢失。

《博物志》的抄本传承十分复杂,现存抄本无一能原封不动地再现作者原稿。专业术语、生僻地名、度量数据和植物名称列表尤其容易在传抄中发生变动。因此,要校定文本,就必须比对各抄本,并留意相关段落背后的专业知识。有些表面上的事实错误可能源于文本讹误,另一些则早已存在于普林尼的资料来源中,或产生于他对这些资料的处理过程。

《博物志》的首个印本于1469年在威尼斯问世。文艺复兴时期,这部著作成为人文主义学者校订和批评的重要对象。学者们比对抄本,研究古代词汇,并以植物、实物和地貌来核验书中的描述。尼科洛·莱奥尼切诺于1492年发表著作,探讨普林尼及其他医学作家的错误,质疑沿袭下来的术语所具有的权威性,尤其关注植物辨识错误可能影响医学文本解读的情形。这类批评源于对古代学术的深入钻研,而非对它的简单否定。

翻译使拉丁文读者之外的人群也能接触这部著作。菲利蒙·霍兰德的英译本于1601年出版,将这部百科全书中的自然知识、艺术轶事及对远方民族的记述带给了更广泛的读者。与此同时,日益增多的旅行与收藏活动、解剖学研究和实验探究,也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古代描述与新积累的证据之间的差异。普林尼的权威开始受到分领域的评判:在某些主题上仍有价值,在另一些主题上则有待纠正,或并不可靠。

现代学术研究既将这部著作视为保存其他文献已佚失信息的宝库,也将其视为一部精心构建的罗马文学作品。科学史学者考察其运用证据的方式;经济史和环境史学者研究其中的资源与消费问题;艺术史学者从中发掘古人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及其作者归属的记载;语文学者则重建其资料来源与文本流传过程。这些研究方法将具体陈述的准确性,与保存这些陈述的汇编本身所具有的历史重要性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