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态是指生物体或其某一性状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与另一种生物或可识别的生物信号相似的特征,这种相似性会影响信号接收者的行为。无害的苍蝇形似会蜇人的胡蜂,兰花释放雌性昆虫的性引诱物质,寄生性鸟类产下与宿主鸟卵相似的卵,这些现象都利用了其他生物识别周围环境并作出反应的方式。这种相似性可以体现在外形、声音、气味、动作、触感上,也可以同时涉及多种感官通道。拟态不一定是有意识地产生的,参与其中的生物也不必理解这种相互作用。
拟态在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形态的进化与感知、学习及物种间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拟态可以保护猎物、吸引受害者、获得亲代照料,或使生物得以进入防卫严密的群体。有些拟态系统涉及欺骗;另一些则是多个确实具有防御能力的物种共用一种可识别的警戒信号。自十九世纪以来,拟态一直为自然选择提供着有力证据。现代研究结合野外实验、感官生物学、行为观察和遗传学,既解释那些极为逼真的相似现象,也解释那些在人类观察者看来并不完美的拟态。
概念及其历史发展
典型的拟态系统包含三个功能角色:拟态者,其相似性受到自然选择的作用;模型,提供被模仿的外观或信号;以及接收者,其反应使拟态者获得优势。例如,在胡蜂与食蚜蝇构成的系统中,食蚜蝇是拟态者,胡蜂是模型,而食虫鸟可能就是接收者。模型不必在相遇时在场。鸟类先前与胡蜂接触的经验,可能影响它在很久以后遇到一只食蚜蝇时的反应。
仅有相似性并不足以认定存在拟态。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可能因从共同祖先那里继承了相似性状而外观相像;没有亲缘关系的生物,也可能因承担相似的物理功能而各自独立演化出相似的形态。拟态要求相似性与接收者的反应之间存在功能上的联系。因此,有力的证据既要包括对相似性的观察,也要包括实验结果,证明接收者会对相关性状作出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会改变拟态者的生存或繁殖状况。
拟态与伪装之间的界限,部分取决于术语的定义。伪装通常能降低生物在背景中被发现或辨认出来的可能性。一只形似小树枝的毛毛虫可能已被视觉察觉,却被归为不可食用的物体,这一过程通常称为乔装。一些宽泛的定义将此类情况纳入拟态;较狭义的定义则将拟态限定为对其他生物或其信号的模仿。同样,惊吓展示和醒目的眼斑也不一定属于拟态:眼斑可能凭借新奇性或威慑作用吓退捕食者,而不必被误认为脊椎动物的眼睛。
现代拟态演化研究是围绕热带蝴蝶发展起来的。亨利·沃尔特·贝茨于1848年至1859年间在亚马孙地区生活了十一年,并在1862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保护性相似现象的解释,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可食用的蝴蝶能够通过模仿捕食者回避的物种而获得保护。在巴西工作的德国博物学家弗里茨·缪勒于1878—1879年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两种具有防御能力的物种,可以因拥有相同的警戒外观而共同受益,因为捕食者能更高效地学会避开它们共有的图案。
这些观点成为检验演化解释的重要案例,因为此类相似性往往涉及颜色、图案、体形和行为的复杂组合。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将讨论扩展到其他动物,并强调地理变异和自然选择的作用。后来的研究从编目记录外观上的相似性,转向检验接收者的行为、测定化学防御物质,以及确定拟态性状的遗传基础。因此,核心问题不再只是两种生物是否长得相像,而是某种特定的相似性为何会改变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感觉通道、识别与学习
拟态通过信号接收者的感官世界发挥作用,而这一世界可能与人类的感知截然不同。鸟类通常具有能感知紫外波段的色觉,许多昆虫会利用花朵上的紫外图案,众多哺乳动物则高度依赖气味。因此,在博物馆标本抽屉中或照片上看起来十分逼真的相似性,在自然界中未必有效;反之,两种在人类看来不同的生物,对真正接收其信号的生物而言,却可能产生相似的信号。
视觉拟态涉及的不只是颜色。身体轮廓、外观上的分节、翅膀姿态、运动方式以及展示的时机,都可能十分重要。许多食蚜蝇不仅具有黄黑相间的斑纹,还表现出类似蜜蜂或胡蜂的行为。拟蚁蜘蛛的身体可能具有收窄的部位,使其轮廓看起来像蚂蚁的分节身体;有些还会抬起第一对足,模仿触角摆动。这些特征既可能影响那些避开蚂蚁的捕食者,也可能影响与蚂蚁发生相互作用的其他生物。
当接收者对声音的相似性作出反应时,就会发生声音拟态。有些灯蛾在遭遇蝙蝠时会发出超声咔嗒声。实验表明,具有化学防御能力的不同灯蛾可以使用相似的警戒声,而可口的物种也能模仿这些声音。不过,发出超声波并不一定属于拟态:一些蛾类借此干扰蝙蝠的回声定位,另一些则将其用作警告。要区分这些机制,需要在观察蝙蝠行为的同时,测量咔嗒声的发出时机和声音结构。
在依靠化合物而非视觉形象进行识别的情境中,化学拟态尤为重要。社会性昆虫往往利用体表的表皮碳氢化合物混合物来区分同巢个体与外来者。寄生者可能自行合成相似的混合物,通过接触宿主获取这些物质,或同时采用这两种机制。化学上的相似性也可能仅涉及一种活性很高的化合物,不过许多系统依赖的是多种物质的比例。评估化学刺激时,必须采用符合接收者实际感知情境的浓度和条件。
学习会改变拟态的有效性。经历过不愉快遭遇的捕食者,可能会把回避反应泛化到相似的猎物;缺乏经验的捕食者则可能同时攻击模型物种和拟态物种。当犯错的代价很高时,泛化的范围可能较广;但当替代食物稀缺,或信号容易区分时,泛化范围就可能缩小。接收者也可能具有先天偏好,因此,拟态不一定完全依赖个体学习。
这些过程有助于解释不完美拟态。自然选择不一定青睐照片般精确的相似性。如果现有的相似程度已经足够,进一步提高相似度可能几乎不会增加保护作用,却会给飞行、交配或体温调节带来代价。不同的接收者也可能关注不同的特征。因此,恰当的检验标准应是某一特征是否影响接收者的决策,而不是人类观察者是否认为拟态者是一个精确的复制品。
贝茨拟态与欺骗性保护
贝茨拟态是指防御能力相对较弱的生物,通过模仿具有防御能力或因其他原因不值得捕食的模型生物而获得保护的现象。信号接收者通常是捕食者,而模型生物的防御手段可能包括毒素、令人疼痛的螫刺、刺激性分泌物,或其他会使攻击付出代价的特性。拟态者之所以获益,是因为捕食者将其外表视为具有某种防御能力的证据,而它实际上并不具备同等程度的防御能力。
外形酷似蜜蜂和胡蜂的食蚜蝇就是常见的例子。成年食蚜蝇没有其膜翅目模型生物所具有的螫刺器官,但许多种类在条带、体色和飞行行为上都与之相似。这种相似性能减少依靠视觉捕猎的捕食者对它们的攻击。不同种类的食蚜蝇,在外形上分别与蜜蜂、胡蜂和熊蜂呈现不同组合的相似特征;一只食蚜蝇获得保护,可能是因为接收者对多种螫人昆虫存在泛化的回避反应,而非因为它酷似某一种界定明确的模型生物。
最初的拟态实例来自蝴蝶。在玉带凤蝶(Papilio polytes)仅限于雌性的拟态中,部分雌蝶酷似红珠凤蝶(Pachliopta aristolochiae)等不适口的凤蝶,而雄蝶和其他雌蝶则保留不具拟态的斑纹。拟态仅出现在一种性别中,表明保护性相似还受到生活史和繁殖方面其他因素的塑造。雌雄个体在体型、活动情况、暴露于捕食者的程度,以及改变求偶信号所带来的后果等方面,都可能有所不同。
贝茨拟态的有效性取决于生态情境,尤其是捕食者遇到模型生物与拟态者的相对频率。如果捕食者经常遇到具有防御能力的模型生物,回避行为就能得以维持。如果它们遇到的主要是值得捕食的拟态者,那么攻击具有这种共同外表的生物就可能变得划算。这会形成一种负频率依赖选择的趋势:相对于为其提供保护基础的防御性模型生物而言,一种拟态类型可能在较为罕见时最具优势。这里相关的频率,是捕食者实际遇到它们的频率;由于不同物种占据不同的栖息地,或在不同时间活动,这一频率可能与简单的种群数量调查结果不同。
模型生物的丰度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一次代价高昂的螫刺,可能使捕食者仅在极少数接触后就持续回避;而轻微难吃的味道,可能需要反复强化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捕食者在饥饿程度、经验以及对防御性化学物质的耐受能力上也各不相同。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型生物与拟态者数量比,能够划分拟态是否有效。当捕食者扩散到其他地区,或仍保留着先前遭遇的记忆时,这种保护也可能在模型生物当前分布范围之外持续存在。
具有防御能力的模型生物与无害拟态者之间的界限,往往不像教科书示意图所呈现的那样绝对。生物的防御强度会随食物、年龄、性别和生理状况而变化。拟态者本身可能也有微弱的防御能力,而名义上的模型生物对某些捕食者来说也可能是可接受的猎物。这些复杂情况并不否定贝茨拟态,但它们说明,直接测量捕食的收益与代价至关重要。仅凭颜色相似,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个物种在利用另一个物种的警戒信号。
缪勒拟态与共享警戒信号
缪勒拟态是指两种或多种确实具有防御能力的生物,趋同演化出令信号接收者回避的信号。它与警戒现象密切相关,即利用醒目的特征表明自身不宜被捕食。与纯粹的贝茨拟态者不同,每一种参与者在被捕食者遭遇时,都有助于强化捕食者的回避行为。因此,共享信号可以减少捕食者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尝试捕食的各物种个体数量。
缪勒最初的推理将捕食者的学习视为由猎物共同分担的代价。如果捕食者必须攻击一定数量陌生而有防御能力的个体,才会开始回避具有这类外观的猎物,那么,两种具有不同斑纹的物种就都要各自承受捕食者学习造成的损失。如果它们共享一种斑纹,这些损失便可由两者的合并种群分担。这往往会产生正频率依赖选择:在当地常见的警戒斑纹比罕见的其他斑纹更容易被识别,也更能提供保护。
新热带界的袖蝶属(Heliconius)蝴蝶提供了一些研究最充分的实例。红袖蝶(Heliconius erato)和黑袖蝶(Heliconius melpomene)等物种在共同分布的地区具有极其相似的翅纹,但这些斑纹又随地理位置而变化。在某个地区,相互拟态的物种可能都具有红色前翅横带;在其他地区,它们则可能共享由红、黄、黑三色构成的不同图案。它们的防御物质包括生氰化合物,这些物质既可由蝴蝶自身合成,也可从食用的植物中获取,具体取决于物种。
一组共享警戒外观的物种称为一个拟态环。同一地区可以共存多个拟态环,而不必全部趋同为一种通用信号。不同物种可能因飞行高度不同、占据的微生境不同,或活动时间不同,而遇到不同的捕食者。历史上的制约因素以及数量丰富的被拟态物种的分布也很重要。因此,拟态不仅反映大尺度上的地理分布重叠,也反映生境内生物遭遇方式的精细结构。
共享警戒信号可以影响物种界限的演化。在袖蝶属中,翅纹既用于躲避捕食者,也用于配偶识别。对陌生斑纹的不利选择可能抑制个体在斑纹不同的种群之间迁移,而择偶偏好则可进一步减少种群间的交配。反过来,物种间的遗传交流也能传递有利的斑纹变异。因此,拟态既与物种形成有关,也与适应性性状跨越现有物种界限的传播有关。
缪勒拟态中相似外观带来的互惠收益并不一定对等。稀有物种可能因模仿常见物种而获益匪浅,却只能为对方提供相对有限的额外保护。防御能力的差异也会使这种相互作用复杂化。防御较弱的参与者究竟会强化还是削弱捕食者的回避行为,取决于捕食者的学习、猎物的取食收益,以及其他可供取食的机会。因此,贝茨拟态与缪勒拟态之间的界限,有时更适合用一系列生态结果来描述,而不是仅依据物种名称作出固定分类。
攻击性拟态与对猎物的利用
攻击性拟态使捕食者或寄生者能够模仿受害者会主动接近、容忍或不视为危险的事物,从而获得接触受害者的机会。在这里,常见的保护性拟态关系发生了逆转:信号接收者往往就是猎物,而它的反应会增加自身被捕获的可能性。被模仿的对象包括食物、潜在配偶、无害的伙伴,以及猎物自身通常会发出的信号。
Photuris 属的雌性萤火虫就是一个经典例子。在该属的某些物种中,雌虫会模仿其他萤火虫物种雌虫的闪光应答。雄虫以为自己正在与同种雌虫进行正常的求偶信号交流,于是接近发出信号的捕食者,结果可能被捕获。这种拟态利用了一套正常功能是促进繁殖的识别系统。一些 Photuris 属萤火虫还会通过取食含有萤火虫毒素(lucibufagins)的萤火虫,获得这种具有防御作用的物质,从而将攻击性拟态与化学防御联系起来。
流星锤蛛会释放类似雌蛾性信息素的挥发性化学物质,吸引雄蛾。随后,蜘蛛利用悬在蛛丝末端的黏液滴捕获靠近的蛾。对 Mastophora 属的研究表明,这些捕食者能以相当高的专一性利用猎物的信息素通信。起作用的相似性在于化学成分及其释放方式,而不是蜘蛛具有像蛾一样的体形。这说明,如果将拟态限定为视觉上的相似,就会遗漏一些重要的拟态形式。
鮟鱇鱼利用背鳍特化形成的结构,在嘴边充当诱饵。在许多物种中,这一结构的形态和运动方式与小型猎物相似;在深海类群中,诱饵还可能发出生物光。解释这类现象时需要谨慎:诱饵可能只是触发了一般性的摄食反应而产生吸引力,并不一定模仿了某个特定物种。只有能够证明信号与接收者平时用来寻找食物或其他资源的刺激相似时,才能最有把握地认定其属于攻击性拟态。
纵带鳚(Aspidontus taeniatus)的外形与裂唇鱼(Labroides dimidiatus)相似。裂唇鱼通常会为接受清洁服务的鱼类清除体外寄生虫,因此这些鱼往往容许它们近距离接近。纵带鳚则可以利用相似的外表靠近鱼类,咬取其组织。这种相似性还可能使它免遭那些能识别清洁鱼的捕食者攻击,说明同一种拟态表型可以具有不止一种功能。
攻击性拟态受到所利用系统能否持续保持可靠性的制约。如果攻击过于频繁,信号接收者可能会避开某种信号,更仔细地核查它,或对不同的信号发出者加以区分。对于性信号而言,降低对信号的趋近反应,可能与寻找配偶的需求相冲突;对于清洁互动而言,过度谨慎则可能意味着失去有益的服务。这些权衡使利用这些系统的机会得以延续。与许多警戒色系统不同,攻击性拟态往往通过短暂、近距离的作用取得成功,因为猎物只要误判并接近一次,就足以让捕食者得手。
花的拟态与繁殖欺骗
植物的拟态往往通过传粉发挥作用。花可以模仿能提供回报的花、昆虫的交配对象、繁殖基质,或动物寻求的其他资源。即使预期的回报并不存在,访花动物的到访仍会传递花粉。花的拟态在兰科植物中尤为多样,但欺骗性传粉并不限于这一科。
性欺骗型兰花利用昆虫的交配行为,受骗的通常是雄虫。在蜂兰属(Ophrys)中,花的气味可以模拟雌性蜂类的性信息素混合物。花的唇瓣还可提供视觉和触觉线索;昆虫尝试交配时,花粉块可附着在其身上,或使其先前携带的花粉接触柱头。信号的不同组分在不同距离上发挥作用:气味可能从远处吸引雄虫,而形状和表面特征则影响近距离行为。
澳大利亚的舌唇兰属(Chiloglottis)植物为化学特化提供了尤为清晰的例子。它们利用称为舌唇兰酮(chiloglottones)的化合物吸引牡蚁蜂亚科的雄蜂;在这一情境中,这些化合物模拟了雌蜂的性引诱物。这类系统表明,精巧的拟态并不总是需要复制被模仿对象的所有特征。少数几种能引发行为反应的化学物质,就可能主导接收者的决策;不过,由此引发的动作能否完成花粉传递,仍取决于花部结构的位置。
其他植物则利用动物的取食或产卵反应。散发腐肉气味的花可结合气味、深暗的颜色、质地,有时还包括热量,吸引寻找腐败物质的蝇类。有些花会暂时困住访花动物,随后再将其释放。仅凭腐败气味并不能证明存在拟态:关键证据在于,访花动物的反应是否与面对取食或繁殖资源时相同,以及这种反应是否有助于传粉。不同物种可能利用昆虫搜寻和检查行为的不同阶段。
食物欺骗型花模仿能提供回报的植物,却不提供相应的花蜜或其他收益。它们的成功可能取决于是否与提供回报的模仿对象同期开花、能否吸引缺乏经验的访花动物,或是否具有足够的变异,使传粉者不易学会避开它们。不过,与一般具有吸引力的花相似,并不一定意味着在拟态某个特定对象。要区分特定的模仿对象—拟态者关系与广泛的感官吸引作用,需要与当地其他花进行比较,并直接检验传粉者的行为。
欺骗不仅影响访花频率,也会影响繁殖格局。访花动物若迅速离开不提供回报的植株,可能将花粉带到更远处,并减少同一植株各花之间的反复传粉。相反,当适合的昆虫稀少,或昆虫学会避开这些花时,欺骗也可能导致访花频率偏低。因此,花的拟态性状是在花粉输出、花粉接收、访花动物数量以及提供回报的成本之间的权衡中演化的,而非仅仅由吸引力推动。
巢寄生与进入昆虫社会
一些最为复杂的拟态系统会利用家族和协作群体内部的识别机制。在巢寄生中,一种动物把后代交给另一种动物抚育。在社会性昆虫中,一些与群体成员无亲缘关系的生物能够进入通常排斥外来者的巢穴。这两种情境都为模仿与成员身份、需求或可被接纳的后代有关的信号提供了机会。
大杜鹃(Cuculus canorus)会在其他鸟类的巢中产卵。其雌鸟中存在与特定宿主相关联的谱系,传统上称为宿主专化型(gentes);这些谱系往往利用特定的宿主物种,产下的卵也具有各自特有的外观。杜鹃卵的底色和斑纹可与宿主的卵相似,从而降低被排斥的可能性。不同宿主关联中的卵,拟似的精确程度并不相同,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宿主物种识别异种卵的能力和倾向存在差异。
宿主的排斥行为促成了协同进化的相互作用。能够辨别并排斥寄生卵的宿主,可以减少抚育无亲缘关系雏鸟的代价;而寄生者则会从能够突破这种辨别机制的性状中获益。然而,排斥外观异常的卵,也存在误弃宿主自身卵的风险。同一窝内及不同窝之间卵的差异、视觉敏感度、巢内光照,以及移除卵的实际能力,都会影响结果。因此,评价拟态时,应以宿主实际采用的识别规则为依据,而不是以完全匹配这一理想化标准来衡量。
寄生性雏鸟也能通过鸣叫和外观操纵宿主的照料行为。一只大杜鹃雏鸟就能发出急促的乞食叫声,刺激养亲提供通常供给一窝更多雏鸟的食物量。这是在利用亲鸟的反应机制,但并不等同于准确模仿某一种宿主雏鸟的声音。在其他巢寄生鸟类中,包括某些靛鸟和维达雀,雏鸟口腔内的斑纹与宿主幼鸟相似,并能影响喂食行为。在解释这些系统时,必须区分拟态与超常刺激。
在蚁群中,许多入侵者会利用化学识别机制。曾广泛归入大蓝灰蝶属(Maculinea)的霏灰蝶属(Phengaris)蝴蝶,其幼虫会在红蚁属(Myrmica)蚂蚁的巢中度过部分发育阶段。依蝴蝶物种而异,幼虫会取食蚂蚁的幼体,或接受工蚁喂食。化学信号上的相似性有助于它们被蚁群收养并融入其中。有些物种还会发出类似高等级蚂蚁的声音,从而影响工蚁对待它们的方式。
这些系统往往将拟态与其他机制结合起来。入侵者起初可能因化学信号微弱而逃过检测,随后沾染巢内气味,之后再产生影响工蚁行为的化合物。另一些入侵者则依靠身体抵御攻击,而非避免攻击。若把所有成功与蚁巢共栖的生物都称为拟态者,就会掩盖这些差异。通过操纵体表化学物质、回放声音,或在不同蚁群之间转移个体等实验,可以帮助确定究竟是哪些信号使它们获得接纳和优待。
遗传架构、演化路径与实验研究
拟态可能需要许多性状协同改变,但其遗传基础既可能是相对简单的开关机制,也可能涉及多个基因座的复杂组合。调控基因的变化可以改变翅膀上的色素分布,而不必让每一片有色鳞片都分别发生变化。另一些拟态性状则依赖多个基因,它们分别影响颜色、形状、行为和化学物质的合成。因此,外观上相似性的复杂程度,并不能直接反映其涉及的遗传变化数量。
在袖蝶属(Heliconius)中,optix、WntA 和 cortex 等基因对翅纹变异起着重要作用。影响这些基因调控的变化,会改变彩色斑纹要素的位置、范围或类型。比较研究还表明,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可以重复利用某些相同的发育机制。这使拟态与更广泛的基因表达研究联系起来:演化往往改变的是已有发育机制发挥作用的时间和位置,而不是创造一条全新的生化途径。
一些多态性系统涉及超基因,即一个基因组区域,其中相互连锁的变异共同遗传,并协同决定某一种表型。在 Heliconius numata 中,染色体重排有助于维持与不同拟态翅纹相关的变异组合。在玉带凤蝶(Papilio polytes)中,性别决定相关基因 doublesex 及其周围区域的变异,与仅见于雌性的拟态类型有关。这两个实例的遗传系统并不相同,但都表明,遗传机制能够维持某些性状组合;如果这些组合被重组打散,其拟态效果就会减弱。
拟态也体现了基因渗入的重要性。基因渗入是指遗传变异通过杂交及后续繁殖,在物种之间转移的过程。在某些袖蝶谱系中,翅纹变异跨越了物种界限,促成了具有适应意义的相似性。因此,相似的外观既可能源于独立演化,也可能源于祖先变异的保留,或遗传物质的转移。要区分这些途径,需要比较基因组,而不能仅凭外观判断。
实验研究通常会将几个问题分开考察:哪些性状与被模拟者相似,信号接收者能否感知这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否会改变行为,以及行为变化是否影响适合度。研究人员可能会改变翅纹、展示人造猎物、操控气味、播放录制的鸣叫声,或比较标准化模型上留下的攻击痕迹。每种方法都有局限。人造猎物可能缺少运动和气味;圈养捕食者的经历可能不同于野外个体;录制的声音可能缺少自然相遇时的空间情境。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比依赖单一测定更能得出可靠的推断。
一个持续存在的难题是,如何解释有效的相似性从最初并不相似的形态演化而来。信号接收者的泛化反应,可以使早期粗略的相似性也带来益处,随后选择再逐步改进那些影响较大的性状。大效应突变有时能带来显著变化,而渐进的小变化则可进一步调整由此形成的斑纹。具体路径取决于发育约束、可利用的遗传变异,以及当地被模拟者和信号接收者的群落组成。即使拟态者的表型保持不变,物种丰度、生境破碎化程度或季节性活动重叠程度的变化,也可能改变这些选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