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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穆鲁克苏丹国

马穆鲁克苏丹国于1250至1517年统治埃及和叙利亚,其军事精英主要由奴隶出身的军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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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穆鲁克苏丹国是一个以开罗为中心的国家,于1250至1517年统治埃及,并将统治范围扩展至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的部分地区。其执政的军事精英主要由被买入为奴的男子组成;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接受军事训练,通常在升任高职前便已获释为自由人。阿拉伯语词 mamlūk 意为“被拥有者”,但这一苏丹国的根本特征并非由法律上仍属奴隶的人执政,而是通过军事奴隶制度不断吸纳新的精英,而非依赖世袭贵族。

苏丹国击退了蒙古帝国发动的大规模入侵,消灭了十字军东征在大陆上建立的主要国家,并使开罗成为伊斯兰学术、商业和艺术创作的重镇。其统治者资助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并在开罗维持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建制。历史学家通常将苏丹国划分为以突厥人为主的巴赫里时期(1250至1382年),以及以切尔克斯人为主的布尔吉时期(1382至1517年),不过,人员招募模式和政治关系网络并不完全受这一分期限制。

马穆鲁克政权既拥有高度发达的财政和司法制度,也存在军事家族集团之间反复发生的权力争斗。埃及和叙利亚的农业收入供养着军队,贸易网络则将地中海与红海、印度洋连接起来。瘟疫、地区战争和财政压力屡次扰乱这一体系,却未使其立即崩溃。奥斯曼帝国于1516至1517年的征服终结了苏丹国的独立地位,但马穆鲁克家族集团此后数百年间仍在埃及保持着影响力。

苏丹国的建立,1250—1310年

军事奴隶制的历史远早于马穆鲁克苏丹国。阿拔斯王朝及其他伊斯兰统治者征募奴隶士兵,是因为这些外来者脱离了当地的亲族网络,因而能够与其主人形成紧密的依附关系。在埃及,萨拉丁建立的阿尤布王朝发展出了这类以主从关系为纽带的军事集团。1240年至1249年统治埃及的苏丹萨利赫·阿尤布组建了一支影响力尤为显著的军团,其成员许多出身于钦察突厥人。由于这支军团的营房设在尼罗河中的罗达岛上,他们逐渐得名“巴赫里耶”(Bahriyya),通常被解释为“河上的”。

这次权力转移的直接背景,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入侵埃及。1249年11月,战事尚在进行,萨利赫便去世了。他的遗孀舍哲尔·杜尔与高级军官暂时秘不发丧,以维持军队团结。其子图兰沙随后接掌指挥权,却得罪了原有军事集团中的重要成员。1250年4月,十字军战败,路易被俘;同年5月,马穆鲁克军官杀死了图兰沙。舍哲尔·杜尔曾短暂地以自己的名义执政,随后嫁给军事统帅艾巴克,由后者出任苏丹。

新政权起初未能在埃及以外确立稳固的权威。阿尤布诸王仍统治着叙利亚,而埃及军事精英内部的争斗则导致了接连的暗杀与统治者更迭。艾巴克于1257年遇刺,舍哲尔·杜尔不久后也被杀害。1259年,忽秃思废黜了艾巴克年幼的儿子。蒙古人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继而进军叙利亚,使这些内部权力斗争演变为关乎政权存亡的军事危机。1260年9月3日,一支由埃及方面率领的军队在巴勒斯坦的艾因贾鲁战役中击败了蒙古军队。尽管旭烈兀的主力大多已向东撤走,这场胜利仍阻止了剩余蒙古军队的推进,并使马穆鲁克得以在叙利亚站稳脚跟。

忽秃思在回师途中遇刺,拜巴尔斯继任苏丹。1260年至1277年在位期间,他巩固政权,整顿通信体系和边境防务,并进攻蒙古人的盟友及十字军据点。1268年,他攻占安条克,摧毁了历史最悠久的拉丁人公国之一。1261年,他还在开罗拥立一位阿拔斯家族的哈里发宣称者,使这个新兴军事政权得以借助阿拔斯王朝的声望,同时又不必交出实际权力。

1279年至1290年在位的盖拉温,开创了苏丹国早期延续最久的统治家族。1281年,他在霍姆斯附近击退蒙古人的入侵,并于1289年攻占的黎波里。其子阿什拉夫·哈利勒于1291年攻陷阿卡,摧毁了拉丁人在大陆上最重要的据点。盖拉温的另一个儿子纳赛尔·穆罕默德曾三度登上王位,在位时间分别为1293—1294年、1299—1309年和1310—1341年。他最终成功驾驭了高级埃米尔,表明这一以军事角逐著称的体制,也能维系长期的个人统治与王朝合法性。

军事奴隶制、家门与政治权威

马穆鲁克的生涯始于被迫背井离乡。商人将黑海地区、欧亚草原、高加索及其他地区的男孩和青年男子,贩运到与埃及和叙利亚相通的奴隶市场。兵员来源随时代而变化:在十三、十四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突厥语士兵占据主导地位,而到了十五世纪,切尔克斯人尤为显赫。这些群体既不是内部同质的族群集团,其出身也不能可靠地表明他们会始终效忠哪一政治派别。对于一名新兵而言,庇主、共同受训的伙伴、日后的婚姻以及获得官职的机会,可能比地理出身更为重要。

买来的新兵会接受伊斯兰教义、军事技能以及宫廷和家门侍奉规制方面的教育。在苏丹所属机构中培养的人,能获得尤为宝贵的人脉。通常,奴隶获释后才能充分参与军事精英阶层的事务,但获释并不会解除他们与旧主之间的关系。对庇主的忠诚,以及同在一位主人门下受训的马穆鲁克之间的团结——后者常以“同门情谊”(khushdāshiyya)这一概念来描述——构成了持久的政治网络。这些纽带虽然强大,却无法阻止家门内部出现背叛、竞争或暴力。

苏丹处在这些网络的交汇点上,而非不受约束地凌驾于其上。他统率自己的马穆鲁克,任命高级军官,分配财政收入,并掌控授予荣誉的机会。然而,权势显赫的埃米尔也拥有各自的武装随从和财源。成功的统治者会在资深将领与新近提拔的亲信之间维持平衡,有时还会购入更多新兵,以减少对旧有派系的依赖。如果统治者分配资源不当,或失去对军事任命的控制,就可能遭到废黜、监禁或杀害。

王位继承并无始终具有约束力的规则。苏丹之子常常继承王位,在盖拉温后裔统治时期尤其如此,但他们往往依赖以其名义执政的高级军官。因此,这一政治体制既容纳了王朝的世袭主张,也认可有能力的军事领袖可以成为苏丹。总司令、大侍从官和副王等职位,都可能成为登上最高权位的跳板。法官、宗教显贵及开罗哈里发的公开承认,有助于正式确立新苏丹的即位地位;不过,这种承认通常是在政治安排成功达成之后才出现的,而非决定这一安排的因素。

军事身份并不会通过血缘自动传承。马穆鲁克生而自由的儿子统称为“人之子”(awlād al-nās),可以投身军队、行政机构、学术界或宗教机构,但不能直接继承父辈作为新募马穆鲁克的身份地位。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相当显赫的地位,另一些人则融入了更广泛的城市精英阶层。这种安排促使统治者和将领不断通过购买奴隶来补充自己的家门。不过,马穆鲁克社会并不是一个壁垒森严的种姓体系:婚姻、财产所有权、慈善赞助和教育,将军事集团与平民家族联系在一起。

由此形成的政治秩序,既不能简单视为奴隶统治,也不是常规的世袭君主制。其基础是一种反复发生的身份转变:被奴役的外来者获释后,成为拥有自身依附者的军事权贵。这种转变为精英阶层内部创造了相当多的机会,但又依赖于持续从苏丹国境外强制掳掠、购入人口。

政府、财政收入与行省行政

开罗是苏丹国的政治中心。城堡既是统治者的居所,也是举行军事仪式和重要行政机关的所在地;城堡下方的城区则分布着法庭、市场、教育机构,以及官员和商人的宅邸。政府通过军事指挥体系与专门官署相结合的方式运作。文书官负责起草外交信函和敕令;财政官员负责核定收入、编制簿册并管理支出。即使军事家族内部使用突厥语或切尔克斯语交谈,阿拉伯语仍是主要的行政语言。

支撑军队的核心财政制度是伊克塔制,即授予收益征收权,其收入通常来自农业土地。持有伊克塔的军官获准征收指定收入,并以履行军事义务作为交换。这通常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土地享有不受限制的私有权,更不意味着他们拥有耕种土地的农民。授予的收益权可以重新分配、分割或没收,中央政府则力求记录其价值及军事用途。这一制度的成效取决于农业生产、可靠的簿册,以及苏丹与麾下军官之间的权力平衡。

因此,土地清查与收益权再分配既是财政管理手段,也是政治控制工具。纳赛尔·穆罕默德统治时期,于1315年开展了通常称为“纳西里土地清查”(Nasiri rawk)的地籍整顿,重新核定并分配了埃及的收益征收权。这类措施可以削减权势埃米尔掌握的资源,同时增加苏丹直属机构可支配的资源,从而巩固统治者的权力。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官僚体系:核定和征收方式的变化,也改变了村社承受的压力,以及依附于权贵的军人所能获得的报偿。

叙利亚主要通过大马士革、阿勒颇、的黎波里、哈马、萨法德和卡拉克等重要行省军政辖区进行治理,但行政安排时有变动。行省长官通常由高级军官担任,掌管地方军队,并执行开罗的命令。大马士革因其人口规模、商业地位、宗教声望,以及负责组织一支主要朝觐队伍而尤为重要。阿勒颇则是面向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战略中心。行省任命既可用于酬赏盟友、将政敌调离首都,或把可信赖的军官部署到易受攻击的边境附近,也可能让野心勃勃的地方长官获得发动叛乱的条件。

司法在制度上具有多元性。法官依据伊斯兰法处理婚姻、继承、契约和宗教捐产等事务。1265年,拜巴尔斯在开罗为逊尼派四大法学派分别设立首席法官,改变了此前沙斐仪派首席法官居于主导地位的格局,扩大了正式司法体系中各派的代表性。除这些法庭外,苏丹和军官也受理申诉,并行使各种形式的行政司法权,通常涉及冤诉审理(maẓālim)和军事司法管辖。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是在实践中协商形成的,而非由某一份宪制文件统一规定。

城市以外的治理同样依赖中间人。村庄首领、贝都因部落谢赫、地方显贵及宗教机构协助征收收入、保障道路安全并调解纠纷。因此,苏丹国既有相当完备的簿册记录和中央任命制度,也容纳了通过协商形成的地方权威。它不必在每个地区都设置同样密集的行政机构,也能在广阔疆域内动员资源。

战争、边疆与国际关系

马穆鲁克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训练有素的骑兵。称为骑士技艺的军事技艺涵盖骑术、骑射、长矛术、剑术以及严整有序的战术机动。训练文献还涉及马匹养护,以及战士应具备的道德品质。苏丹直属马穆鲁克、埃米尔的家兵及其他骑兵部队构成了军队的核心,但作战时也会动用步兵、工程兵、辅助部队,以及盟友或附属群体提供的兵力。攻城需要专门的技术与装备,不能仅凭骑射手的形象来理解马穆鲁克的战争方式。

马穆鲁克与统治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伊儿汗为争夺叙利亚展开了长期斗争。艾因贾鲁战役固然重要,却并未决定此后所有交锋的结果。马穆鲁克军队于1281年在霍姆斯附近获胜,1299年在哈兹纳达尔谷战败,又于1303年在萨法尔草原击退了另一次入侵。这些战役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及时集结埃及和叙利亚的兵力,以及能否获得草料、水源、情报和便于防守的行军路线。1323年的和平协议缓和了与伊儿汗国的持续冲突,但边境之外的政局动荡仍不断影响叙利亚北部。

外交与战争相伴而行。拜巴尔斯发展了与金帐汗国的关系;金帐汗国与伊儿汗之间的敌对,使其成为牵制伊儿汗的有用力量。与拜占庭帝国及意大利海上强国的往来,有助于维持向埃及输送兵源和货物的通道。这些联系说明,单凭宗教归属无法解释马穆鲁克的外交政策。苏丹在别处与拉丁基督教势力交战时,基督教商人仍可能在马穆鲁克的港口贸易;蒙古统治者虽然同出一个帝国,也可能因战略利益而彼此对立。

针对十字军领地的军事行动,通过接连的围城以及摧毁或拆除沿海要塞逐步推进。1291年阿卡陷落后,马穆鲁克控制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大陆沿岸的主要港口。他们经常削弱沿海防御设施,以防海上强敌入侵后重新利用这些工事。与塞浦路斯的冲突仍在继续:1426年,苏丹巴尔斯拜的军队在乔伊鲁科伊蒂亚击败塞浦路斯王国,俘虏国王雅努斯,并迫使其纳贡。这次远征并未使塞浦路斯成为马穆鲁克的普通行省,却表明苏丹国有能力组织横跨东地中海、行之有效的远征。

其他边疆则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安排。在奇里乞亚,马穆鲁克持续施压,最终于1375年灭亡了当地的亚美尼亚王国。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杜尔卡迪尔和拉马赞两个公国在不同时期分别扮演附属国、中间人,以及各方争夺的边疆势力等角色。在埃及以南,对努比亚的反复干预削弱了基督教的马库里亚王国,改变了尼罗河沿线的政治力量对比。在汉志,开罗通过麦加的谢里夫、补助、官职任命及对朝觐的保护来施加影响,而非采用埃及境内那样的统一行政管理。

通信体系为这套覆盖广阔地域的战略体系提供了支撑。拜巴尔斯强化了接力驿传网络,骑马信使和信鸽传书则加快了情报传递。堡垒、道路、商队驿站和各省驻军,将军事行动与行政区划联系起来。对于这样一个首都远离屡受威胁的北部边疆的国家而言,维系这些联系至关重要。

农业、商业与财富流动

农业是马穆鲁克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在埃及,农业生产依赖尼罗河泛滥,以及运河、堤坝和蓄水盆地灌溉设施的维护。小麦、大麦、豆类、亚麻和甘蔗既供居民维持生计,也供应城市市场、制造业和出口。叙利亚农业的地区差异更大,兼有灌溉种植、雨养谷物种植、果园、葡萄园和畜牧业。因此,军队的财政安排与环境条件,以及维持耕地产出所需的劳动力息息相关。

农户通过缴纳税赋、承担运输义务和劳役,负担了这一制度的大部分成本。获授税收收益权者有维持农业生产的动力,但收益权缺乏保障,加之政治竞争,也可能促使他们追求短期榨取。尼罗河未能如期泛滥、疫病、战争或灌溉设施废弃,都可能同时损害农民的生计和军事家户的收入。国家与乡村之间,并非掠夺性国家与被动村落的简单对立关系:乡村共同体会就应承担的义务进行协商,也会迁移、隐瞒资源,并借助地方中间人周旋,不过各地的议价能力差异很大。

埃及的商业地位提供了另一项财富来源。亚历山大港将地中海与开罗连接起来,红海港口则把埃及与阿拉伯及印度洋相连。阿伊扎布港在较早几个世纪尤为重要,后来图尔港和苏伊士港的地位日益上升。胡椒和其他香料、香料原料、纺织品、金属及奢侈品沿这些路线流通。与卡里米商人网络有关的商人在连接埃及与也门的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税、运输服务、仓储和城市消费,使贸易的经济影响超出了组织各批货物运输的商人群体。

意大利商人社群,尤其是与威尼斯共和国及热那亚有关的商人社群,凭借协商取得的特权,在贸易港口受监管的商馆中开展活动。尽管面临战争、教皇禁令及偶尔发生的财产没收,商业往来仍在继续。欧洲买家寻求东方香料和埃及产品,而苏丹国除输入奴隶兵员外,还进口木材、金属和其他物资。因此,地中海与印度洋贸易体系相互依存,而非彼此隔绝的经济世界。一个地区的变化,可能改变另一个地区的价格、供应和外交事务的轻重缓急。

流通货币包括金第纳尔、银迪尔汗和铜币“弗卢斯”。这些货币的重量、金属含量及兑换比率随时间变化,因此,货币史远比持续使用某一种稳定标准的情况复杂。到苏丹国后期,铜币在日常交易中变得尤为重要,而金币仍在大额交易和国际贸易中居于核心地位。马格里齐在讨论埃及15世纪初的危机时,将行政弊端和货币混乱与民生困苦联系起来;不过,他的记述是一位同时代观察者的解读,并非中立的统计描述。

统治者也直接干预商业。1422至1438年在位的巴尔斯拜对重要商品,尤其是香料,实行垄断措施,以增加国家收入。这类政策可以充实国库,却也会推高成本,并引发商人的抵制。尽管如此,经济活动的范围仍远远超出转口贸易:纺织、制糖、金属加工、玻璃生产、建筑业和地方食品市场,在苏丹国存续期间始终支撑着规模可观的城市经济活动。

宗教机构与社会生活

马穆鲁克诸苏丹以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自居。他们战胜蒙古军队与十字军、资助朝觐并支持宗教学术,这些都使其获得了军事成就之外的统治合法性。1261年后在开罗拥立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在礼仪上为其统治提供认可,但通常几乎不具备独立的行政权力。他们的存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将一个新兴军事政权与一个具有普世权威的古老制度联系起来,却并未重建巴格达哈里发国的领土统治体系。

宗教与社会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瓦克夫,即依法设立、用于资助特定受益人或慈善事业的捐赠财产。苏丹、埃米尔、官员、商人及妇女都曾捐资设立清真寺、学院、医院、公共饮水设施,以及提供食宿的机构。捐赠者可以将商铺、浴场、农田或住宅地产的收入指定用于支付受资助机构的薪酬与日常开支。瓦克夫既服务于宗教虔敬与公共事业,也可以维护家族利益、供养受扶养者,并影响城市房地产市场。相关文书为了解建筑、雇员及预定的日常运作安排,提供了格外详尽的史料。

学者与法学家构成了颇具影响力的非军事精英群体。他们的权威来自学识、师承关系、司法职务以及与赞助者的联系,而非单一的教职等级体系。他们既可能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也可能代表社群交涉,或批评某些政策。苏菲主义同样深深融入城乡生活。苏菲道堂、讲学团体、圣徒陵祠与虔修活动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赞助。法学家与苏菲修行者这两种身份往往相互交叠,而非彼此对立:一个人可以同时参与教法研究和神秘主义传统。

基督徒与犹太人仍是社会的重要成员,但其法律地位从属,所获安全保障也不稳定。科普特基督徒在财政行政部门任职,基督徒和犹太人社群则维持着各自的宗教礼拜、慈善机构与商业网络。不同时期,针对服饰、公共宗教活动或任职的限制时有颁布或重申;暴力事件也曾发生,其中包括1321年针对教堂的大规模袭击。皈依伊斯兰教逐渐改变了各社群的人口构成,但这一过程不能归结为某一道法令,也不能用一项贯穿整个马穆鲁克时期的统一政策来解释。

社会生活远不止于宫廷和学术精英的活动。工匠、店主、运输工人、仆役、奴隶、劳工与移民共同维系着城市运转。市场与街区是合作、冲突和集体行动发生的场所。市场监察官,即 muḥtasib,负责监督商业行为和公共秩序的某些方面,但这一职务实际发挥作用的范围并不固定。面包价格、粮食供应与官员行为都可能成为政治敏感问题,在疫病流行或财政危机期间尤其如此。

妇女参与财产持有、捐赠、商业、宗教学术与家族谋划,但她们所能获得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受财富和地位制约。精英女性能够积累庞大地产,并出资兴建大型建筑;较贫困的妇女则从事纺织生产、家政服务及市场经营活动。人物传记辞典记载了一些传授宗教学问的女性。这些史料并不能抹去法律与社会层面对女性的性别限制,但表明女性积极参与了维系马穆鲁克社会存续的各种制度。

建筑、艺术与学术著述

马穆鲁克统治者的资助改变了开罗的城市面貌,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地留下了重要的建筑群。这些建筑往往兼具多种功能:清真寺或经学院可能与创建者的陵墓、居住用房、饮水设施或慈善设施同处一个建筑群。这种组合将公共礼拜、教学、王朝记忆和城市服务联系在一起。建筑营造也具有政治意义。在军职和家族命运可能骤然变动的环境中,一座引人注目的捐建建筑能够彰显资助者的财力与虔诚。

嘉拉温建筑群坐落于开罗举行重要仪式的主街上,建成于1284—1285年,包括医院、经学院和陵墓。其中的医院尤为著名,并有规模可观的宗教捐产支持。始建于1356年的苏丹哈桑清真寺兼经学院规模极其宏伟,采用四伊万式布局,与逊尼派各教法学派的教学相联系。后来兴建的建筑,如位于开罗北部墓地、于1470年代落成的盖特贝陵墓建筑群,表明15世纪的石雕技艺与建筑布局仍然保持着高超水准。

这些建筑的鲜明特征包括精巧繁复的宣礼塔、宏伟的门楼、雕花石穹顶、深浅相间的砌石,以及装饰华丽的内部空间。这些元素的运用因地区和时代而异:叙利亚的建筑传统影响了开罗,而工匠、材料和设计也在苏丹国各地流动。城市地块空间有限,促使建筑师构思巧妙的平面布局,并使立面适应街道走向。因此,建筑不仅体现了一套形式语言,也反映了对地形、资助条件、地产边界以及在同一建筑群中容纳多种机构的需求所作的回应。

奢华工艺品的制作与宫廷和宗教委托密切相关。清真寺使用的珐琅描金玻璃灯上,常有铭文标明资助者及其所供奉的建筑。镶嵌金属盆、烛台和托盘将书法与几何纹样、植物纹样和人物装饰融为一体。所谓的《圣路易洗礼盆》由穆罕默德·伊本·扎因于14世纪初制作,后来收藏于法国,是现存金属工艺盆中的杰作,但其最初的委托者和用途仍不确定。常被称为纹章的军事徽记出现在器物和建筑上,用以标示官职或资助者的身份。

开罗和大马士革也是手稿制作与学术研究的重要中心。大开本《古兰经》手稿展现了高超的书法、彩饰和装帧技艺。学者能够接触宫廷、行政档案、教学网络以及丰富的前代文献,因此历史与传记著述十分繁荣。努韦里编纂了一部规模庞大的百科全书;盖勒盖尚迪的《晨盲者之曙光》保存了大量有关文书行政实务和政治地理的知识。伊本·赫勒敦于1382年定居开罗,并多次出任马立克派首席法官,将这座城市的学术界与伊斯兰世界西部的思想传统联系起来。

包括马克里齐、伊本·塔格里比尔迪和伊本·伊亚斯在内的编年史家,详细记述了统治者、物价、典礼、疫病和骚乱。他们的著作不可或缺,但也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立场与道德判断。因此,对于腐败、衰落或新来士兵不当行为的描述,既应视为事件记录,也应视为特定历史处境下的论述。文学与学术创作还包括诗歌、宗教虔修著作、通俗叙事,以及法学、医学、天文学和宗教学各领域的研究。

瘟疫、政治重组与十五世纪的韧性

纳赛尔·穆罕默德于1341年去世,结束了一段罕见的、王权高度集中的漫长时期。他的后裔继续在位,但高级埃米尔往往掌控着官职任命和财政收入。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全然崩溃:政务、军事行动和赞助活动仍在继续。然而,统治者的频繁更替与军事家族之间的竞争改变了资源分配格局,使强势苏丹统治下形成的平衡更难维持。

黑死病于1347至1348年传入埃及和叙利亚,此后数代人间,瘟疫反复暴发。当时的记述描绘了人口大量死亡、聚落荒废,以及生产和日常生活遭受破坏的景象,不过确切的人口总数仍难以确定。农民、城市劳工、商人、士兵和行政人员都遭受了损失。在埃及,劳动力减少不仅可能妨碍耕作本身,也可能破坏灌溉设施的维护。税基萎缩又加剧了围绕财政收入的争夺,而军事家族的维系和政府开支都依赖这些收入。

制度因素影响着疫病所造成的后果。农村劳动力短缺,并不会自动带来劳动者议价能力的持续提升。税收要求、各种限制、动荡局势,以及赋税收益持有者的需求,都可能抵消劳动力稀缺带来的机会。与此同时,财产转为宗教捐产、赋税收益分配方式的变化,以及直接筹措财政收入的权宜措施日益重要,改变了国库、军队和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对于人口损失、制度变化和环境压力在长期经济萎缩中各自发挥了多大作用,历史学家仍有不同看法。

1382年,切尔克斯裔马穆鲁克巴尔库克成为苏丹,打断了嘉拉温后裔的王位传承。他于1389年被废黜,1390年复位,统治至1399年。传统上,他的即位被视为布尔吉时期,又称切尔克斯时期的开端。“布尔吉”指与马穆鲁克兵营相关的城堡塔楼,但这一称谓不应让人误以为后来的士兵全都属于同一个组织或族群。军事家族内部的效忠关系和征募方式,始终比传统的两时期划分所呈现的更为复杂。

对外战争加重了内部压力。帖木儿入侵叙利亚,于1400年洗劫阿勒颇,并于1401年占领和蹂躏大马士革。巴尔库克之子、苏丹法拉吉屡遭叛乱,最终于1412年被杀。十五世纪初前后,埃及也经历了严重困境,包括尼罗河泛滥水量不足、物价高涨、疾病流行和财政紊乱。这些危机对各地区的影响并不均衡,也没有耗尽后来统治者所能调动的商业和制度资源。

此后,巴尔斯拜和凯特贝仍维持着相当强大的军事与外交实力。凯特贝于1468至1496年在位,既大规模资助营建工程,也承担了代价高昂的边防事务。马穆鲁克军队在1485至1491年间与奥斯曼军队交战,最终达成和解,并未发生领土体系的瓦解。这些表现使持续衰落的简单叙事难以成立:严重的结构性压力,与有效的军事力量、商业财富和文化创造同时存在。这个国家步入十六世纪时,虽背负着财政和战略难题,却并非只是在等待一场不可避免的征服。

奥斯曼征服与马穆鲁克势力的延续

1500年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伊朗萨法维帝国的崛起在东方带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则加重了北部边境的压力。在海上,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冲击了既有的航运与贸易格局。这些变化使在位于1501年至1516年的苏丹坎苏·高里面临诸多难题,远远超出了以往保卫叙利亚、抵御单一陆上敌人的范畴。

葡萄牙的海军行动威胁着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商人和统治者,也引发了对红海安全的担忧。1508年,由埃米尔侯赛因率领的一支马穆鲁克远征军参与了乔尔海战,击败葡萄牙军队;但反葡联盟随后于1509年在第乌遭到重创。海上争夺需要舰船、火炮、木材及专业人员,获取这些资源耗资巨大。葡萄牙人绕行非洲的航行并未立即终结地中海的香料贸易,却带来了持续的竞争,也使苏丹国在原有财政压力之外,又增添了军事开支。

然而,决定性的打击仍来自陆地。1514年,苏丹塞利姆一世在查尔迪兰击败萨法维军队后,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扩展到马穆鲁克边境附近的地区。1516年8月,奥斯曼军队与马穆鲁克军队在阿勒颇以北的达比克草原交战。马穆鲁克战败,高里身亡。随后,奥斯曼军队占领了叙利亚的主要城市。奥斯曼的胜利既得益于更出色的组织和对火器的有效运用,也与马穆鲁克在指挥和政治凝聚力方面的弱点有关。将败因完全归结为马穆鲁克据称彻底拒绝使用火药武器,是一种误导:马穆鲁克军队拥有火器和火炮,只是未能像对手那样有效地将其纳入作战体系。

图曼贝伊二世在埃及组织抵抗,试图守住通往开罗的要道。1517年1月,奥斯曼军队在里达尼亚击败了他的军队,此后战斗仍在首都及其周边持续。图曼贝伊被俘,并于4月遭到处决。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叙利亚被纳入奥斯曼行省体系,汉志也承认了奥斯曼帝国的最高权威。广为流传的说法称,开罗最后一位阿拔斯哈里发曾在一场正式仪式中,将哈里发之位明确移交给塞利姆;但这一说法缺乏同时代证据的可靠支持。

征服并未使所有马穆鲁克人员和制度消失。奥斯曼帝国将部分原马穆鲁克成员纳入行省政府,并保留了当地财政和社会组织中的重要要素。此后,奥斯曼统治下的埃及形成了新的军事家门,其招募和庇护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旧有体制。到18世纪,相互竞争的马穆鲁克家门已在行省内掌握广泛权力,但它们是在另一套帝国体制内活动,并不意味着中世纪那个独立苏丹国未经中断地延续了下来。

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以及1811年穆罕默德·阿里诛灭马穆鲁克首领,都属于后来奥斯曼时代的历史。这一区别十分重要:“马穆鲁克”既可以指一种招募方式,也可以指军事家门精英,还可以指那个于1517年灭亡的特定国家。就中世纪的苏丹国本身而言,留存至今的宗教捐赠契据、编年史、外交文书、铭文、建筑和器物,为我们了解一个通过军事奴隶制度形成的精英阶层如何统治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之一,保存了历史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