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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撒哈拉奴隶贸易

跨撒哈拉奴隶贸易将数百万非洲人强行运过撒哈拉沙漠,数百年间将非洲社会与北非及地中海经济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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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加拉曼特人罗马帝国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中间航程马穆鲁克苏丹国宦官跨撒哈拉奴…

跨撒哈拉奴隶贸易是指穿越撒哈拉沙漠贩运被奴役者的活动,主要将他们从萨赫勒及沙漠以南其他地区运往北非。其渊源可追溯至古代,但史料记载最为充分的扩张阶段,是在公元七、八世纪起穆斯林国家和商业网络建立之后。这种贸易虽屡遭禁止,仍延续至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它并非单一、集中组织的体系,而是由不断变化的路线、市场、政治安排及各种强制手段构成,持续运作了一千多年。

这种贸易将非洲各国及社群与马格里布、利比亚、埃及的家庭、军队、农业庄园和商业中心联系起来,有时还通往更偏东的地区或地中海彼岸。被奴役者从事家仆、农业劳工、士兵、工匠等工作,也有人被迫充当妾侍。他们的经历因性别、年龄、所在地及法律身份而存在显著差异。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一样,这种贩运以强迫人口迁移和将人商品化为基础,但其发展历程、运输体系、史料记录及劳动力需求模式各有特点。

要理解这种贸易,就必须将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内部的奴隶制、沿尼罗河进行的奴隶贩运,以及经红海和印度洋向外贩运奴隶的活动区分开来,尽管这些体系往往相互交织。由于留存史料零散,其规模至今仍难以确定。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造成的苦难与流离失所,也在于它对非洲国家形成、商业、社会等级结构以及北非非洲裔社群的影响。

地理环境与商业网络

撒哈拉并非横亘在两个彼此隔绝的地区之间的无人屏障。沙漠中分布着有人居住的山区、游牧地区和连绵的绿洲,为地中海与萨赫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支撑。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骆驼运输的发展使长途旅行更为可行,但水源供应、季节性酷热和政治局势是否安定,仍然决定着哪些路线能够通行。被奴役者正是在这一更广泛的跨撒哈拉贸易体系中,与黄金、盐、纺织品、铜、马匹及其他货物一道被运送。

西部路线将尼日尔河曲和萨赫勒西部与摩洛哥南部及阿尔及利亚连接起来。不同时期的重要节点包括奥达戈斯特、瓦拉塔、廷巴克图、西吉尔马萨和图阿特诸绿洲。西吉尔马萨于八世纪建于摩洛哥东南部,后来成为通往西非贸易网络的主要北部门户。没有哪条道路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当战争、城镇衰落、税制变化或治安不稳使另一条沿线分布着水井和市场的路线更具吸引力时,商人便会改变商旅通行的路线。

中部路线将乍得湖盆地及豪萨语地区与费赞和的黎波里连接起来。阿加德兹、比尔马和穆尔祖格等城镇充当了集散点、中途停靠站或转运中心。在欧洲旅行者和领事官员记录的十九世纪贸易中,这些路线尤为重要。更往东,通常被称为“四十日之路”的达尔布·阿尔巴因商道经由沙漠绿洲,将达尔富尔与埃及相连。这个名称指的是一条公认的行程路线,并不意味着每次旅程都恰好耗时四十天。

因此,这一贸易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如何界定。在达尔富尔被俘的人,可能经科尔多凡前往埃及,也可能进入红海贸易网络。在的黎波里被出售的人,可能留在当地,也可能被转送至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行省,或经海路运往别处。若将所有抵达埃及的非洲俘虏都计入跨撒哈拉奴隶贸易,就会混淆不同路线;若只计算那些从南向北连续穿越沙漠的人,又会遗漏一些与之相连的人口流动。

商业地理也塑造了政治权力。绿洲统治者、游牧部族联盟、城市商人以及沙漠南缘的国家,可以为商队提供保护、征收通行税,也可能袭击商队。他们的参与方式并不一致。有些社群提供向导和牲畜,却不组织劫掠;另一些当权者则将军事掠夺与市场控制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网络依靠协商来取得跨境通行的条件,而其途经的地域很少同属一个国家。

古代先例与穆斯林统治下的扩张

有证据表明,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俘虏就已被运送穿越撒哈拉的部分地区,但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古代曾存在规模或地理范围堪比后世贸易网络的奴隶贸易。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记述了居住在费赞绿洲的加拉曼特人追捕被他称为“埃塞俄比亚人”的人群。他使用的称谓涵盖范围很广,仅凭这段记述,无法确切判定被俘者的来源、人数或最终去向。不过,这仍表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作家已知晓沙漠边疆地带的劫掠活动与不平等关系。

对加拉曼特人的研究揭示,撒哈拉曾存在一个以绿洲农业和地下灌溉系统为支撑、颇具规模的社会。它与罗马帝国的联系包括货物与人员的流动。奴隶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支撑了加拉曼特人的农业,以及有多少俘虏被向北输出,仍存在争议。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据能够较为确凿地证明这些联系,却不足以证明当时存在持续且规模可量化的跨撒哈拉奴隶贸易。

七至八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和北非,创造了新的政治与商业条件。穆斯林统治下的城市与地中海和西亚不断扩大的市场建立了联系,商人也拓展了撒哈拉地区原有的往来。伊斯兰教在商人和统治者之间传播,带来了共同的商业惯例、法律制度和学术网络。这些发展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者都是穆斯林,也不意味着每笔交易都得到宗教认可,但它们有助于维系远距离的沟通与往来。

在北非与萨赫勒地区的早期联系中,伊巴德派穆斯林社群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八世纪建立、以塔赫尔特为中心的鲁斯塔姆王朝参与了向南延伸的贸易网络,西吉尔马萨则成为另一处重要商业中心。中世纪地理学家的记载表明,奴隶是这些网络中流通的商品之一。他们的记述也显示,黄金、盐和各地物产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奴隶贸易是在一个多元化的商业体系内发展起来的,而非取代了这一体系。

东部的联系则有不同的发展历程。七世纪,穆斯林统治下的埃及与基督教努比亚之间订立了通常称为《巴克特条约》(baqt)的协定,其中包含交付奴隶的义务。这一协定主要属于尼罗河走廊的历史范畴,不能直接归入跨撒哈拉贸易。它的相关意义在于可供比较:它展示了政治协定如何将非洲边疆地带的人员转移制度化。将这条走廊与撒哈拉路线区分开来,可以避免把所有非洲奴隶向北转移的活动都混为同一种贸易,从而造成误解。

萨赫勒诸国与中世纪贸易中心

萨赫勒诸国的兴起改变了跨撒哈拉贸易的组织方式。以西萨赫勒为中心的加纳帝国,地处沙漠商人与更南方的黄金产区之间,因而获益。11世纪的地理学家巴克里曾描述加纳的王权、商业及相关聚落,但他是在北非撰写这些记述的,并未亲自到访。这类记载为奴隶制和商业往来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却不足以支持对外运俘虏人数的精确估算。

13世纪崛起并取得霸权的马里帝国控制了尼日尔河谷的重要地段,以及通往撒哈拉西部商路的通道。曼萨·穆萨于1324至1325年前往麦加朝觐,展示了其王廷的财富与广泛联系。中世纪文献对其随行队伍的描述中包括了奴隶侍从,但所报人数各不相同,不应将其视作人口普查数据。除了商业商队,君主出行、外交赠礼和家内服役也会带动被奴役者的流动,因此很难在贸易与政治交往之间划出明确界线。

廷巴克图及其他城镇将河运、本地生产、学术活动与沙漠贸易连接起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52至1353年到访马里,记述了当地奴隶制、宫廷生活和旅行的若干情况。他的观察部分源于亲身经历,因此颇具价值,但仍有所取舍,也受到他作为一名博学的穆斯林访客所抱持的预期影响。这些记述表明,被奴役者出现在权贵家庭和出行队伍中是何等寻常,却没有记录他们被俘的更广泛背景。

在更东面的地区,卡内姆-博尔努帝国在乍得湖盆地与北非之间建立了持久的联系。马匹及其他来自北方的输入物资支撑了其军事力量,而战争中掳获的俘虏则可向北输出。这种关系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机制:获取军事资源使出征更为容易,而出征又带来更多俘虏。这并非卡内姆-博尔努帝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意味着每场战争都只是为了掳人贩卖。

桑海帝国尤其在15至16世纪将尼日尔河曲流地区的主要中心纳入版图,并在本国境内使用奴隶劳动。这种内部需求必须与跨越沙漠的奴隶输出区分开来。战争中的俘虏可能被留下从事农业生产、分配给统治者和官员,或被卖入距离更远的贸易网络。因此,同一次军事行动可能助长多种形式的奴隶制,其中只有一部分属于跨撒哈拉贸易。中世纪的政治扩张影响了奴隶供给与贩运路线,却没有形成一个由国家统一控制、内部整合的单一市场。

十六至十九世纪的重组

十六世纪,撒哈拉商路的南北两端发生了重大变化。奥斯曼的统治扩展到北非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的黎波里,而摩洛哥仍处于奥斯曼帝国之外。这些变化使一些撒哈拉市场与奥斯曼的行省机构及航运网络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但奴隶贸易并非由此产生,此前它已存在数百年,当地商人和统治者对其运作仍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1591年,一支摩洛哥军队在通迪比战役中击败了桑海。这次征服打乱了尼日尔河曲地区的政治组织,并在一些重要城镇建立了与摩洛哥相联系的政权,但并未使整个西苏丹地区都处于摩洛哥的有效统治之下。此后政治格局的分裂改变了战争、贡赋和商业活动的模式。商队依然穿越沙漠,但各条商路的相对地位以及保障商路安全的政治安排发生了变化。

摩洛哥也说明,国家的军事组织如何能够催生对奴隶的需求。在1672年至1727年在位的苏丹穆莱·伊斯梅尔统治期间,通常被称为“布哈里奴隶军”的军团成为一支重要的王室武装。其征募过程涉及对黑人人口的强制征召,其中包括自由身份受到质疑或遭到无视的人。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支由新近输入的俘虏组成的军队。这一制度将奴隶制、种族分类、家族血统,以及王室试图摆脱其他权势集团、建立独立军事力量的努力联系在一起。

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苏丹地区的战争和国家构建为区域市场和长途贸易市场提供了俘虏。1804年以后,索科托哈里发国的扩张在西非内部形成了庞大的奴隶劳动体系。一些俘虏被送上跨撒哈拉商路,但许多人仍留在哈里发国及邻国境内的农场、家庭或聚落中。因此,单凭输出人数,难以了解这些冲突中遭到奴役的人口总数。

关于十九世纪经费赞通往的黎波里的中部商路,留存的文献尤其丰富。奥斯曼行省体制的变化、地方统治者的政策,以及欧洲方面时强时弱的压力,都影响着这条商路的运作。与此同时,欧洲的蒸汽船运输和大西洋沿岸不断扩大的商业活动,改变了西非整体的贸易地理格局。撒哈拉贸易并未随着大西洋市场地位的上升,或大西洋奴隶贸易遭到取缔而就此消失。不同的区域体系相互交叠,而北非的需求使穿越沙漠的贩运活动一直延续到欧洲帝国扩张时期。

俘获、交换与强制的经济逻辑

这一贸易始于将人沦为奴隶,而非穿越沙漠。战争是俘虏的主要来源,但绑架、惩罚性远征、司法判罚为奴,以及因社会动荡而发生的人口交易,也为市场提供了奴隶。在饥荒或极端困境中,人们可能被亲属出卖,也可能在某种安排下依附于他人,而商人或当局又将这种依附关系转变为奴役。这些途径在法律和社会层面各不相同,却都可能使一个人被运往远离其原属社群的地方;而在原属社群中,其自由身份的主张或许还能得到承认。

政治和军事精英往往在获取俘虏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军队和劫掠队伍将易受攻击的聚落作为目标,统治者也可能要求以人口作为贡品。然而,用“非洲卖家”和“外国买家”来描述这一贸易,过于简单,无法反映其组织方式。这些网络涉及统治者、地区中间商、商队出资者、运输行家,以及出身各异的商人。有些参与者在家乡附近活动,另一些则维持着横跨多个生态区域和政治辖区的商业联系。

被奴役者在抵达沙漠之前,可能已经多次易主。一名俘虏可能先从劫掠者手中转交给当地中间商,再被卖给萨赫勒地区市场上的商人,最后落入商队商人之手。每一次转手,都可能再次造成亲属离散,并使个人先前的身份变得难以查明。这种交易链也增加了重建历史的难度:北方市场的一份记录通常更多地反映最后一次交易,而非最初使人沦为奴隶的行为。

价格取决于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技能、被认定的出身和预期用途,也反映了运输成本与风险。用于交换俘虏的货物包括布匹、马匹、金属器具、盐,以及特定市场使用的货币。在骑兵能够帮助国家和劫掠集团俘获人口的地区,马匹可能尤其重要。不过,并不存在通用的交换比率。某座城市或某个十年间记录的价格,不能可靠地推广至撒哈拉地区众多贸易路线及其漫长历史。

这一贸易的经济运作将利益算计与极端暴力结合在一起。商人有动力让俘虏活着抵达目的地,并保持可以出售的身体状况,但这种动力并未阻止运输途中发生的生活必需品匮乏、暴力侵害、遗弃或死亡。高昂的购入价格也无法使被奴役者获得切实保护,免受强制。商业记录往往把人简化为年龄、性别或市场价值等类别;要批判性地解读这些记录,就必须区分商人的账目视角与俘虏自身的经历——失去自由、亲人离散,以及生死未卜。

商队与穿越沙漠的经历

跨越撒哈拉沙漠的旅程,需要商人、向导、骆驼主人以及控制水井和歇脚地点的当局相互协调。同一支商队中,可能有前往不同目的地、携带不同货物的商人。出发时间受炎热程度、牧草、水源和安全状况影响。旅程通常历时数周乃至数月,尤其是在旅人需要在绿洲等候、更换牲畜、组织护卫或协商通行事宜时。因此,行程名义上的长短,不如沿途实际遭遇的一连串延误和具体状况更能说明问题。

被奴役者通常几乎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行止。许多人在旅程的大部分路段都得步行,不过病人、儿童或具有特殊商业价值的人,有时可以骑乘牲畜。相关记述提到了束缚手段和防止逃跑的措施。沙漠环境本身也强化了囚禁:没有水、补给,又不知道水井位置的人,一旦离开商队,就可能丧命。在聚落附近或沙漠边缘,逃跑的可能性较大,但逃亡者仍面临被重新抓获和遭受剥削的风险。

缺水、食物不足、精疲力竭、暴露于恶劣环境以及疾病,都会造成死亡。暴力和性虐待又增添了仅凭商队统计数字无法衡量的危险。死亡率因路线、季节、补给情况、俘虏出发前的健康状况以及商队首领的决策而异。某位观察者记述的一次灾难性穿越,不应被视为每支商队的普遍经历;同样,一份关于旅途井然有序的记载,也不能被当作强制程度轻微的证据。

19世纪旅行者留下了一些关于这些旅程最为详尽的描述。休·克拉珀顿、迪克森·德纳姆、海因里希·巴尔特和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都记录了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商业活动的某些方面,不过他们的路线、观察机会和目的各不相同。商队沿途散落人类遗骸的报道,在欧洲人的记述中占据了突出位置。这些描述见证了真实的苦难,但它们在反奴隶制运动和帝国主义论辩中被用作修辞手段的方式,也需要审视。将这些记述与商业通信、地方编年史及其他独立证据对照阅读,最能体现其证据价值。

抵达北方的绿洲或城市,并不一定意味着被迫迁徙的结束。俘虏可能被暂时拘留以恢复体力,接受买主查验,被分配给不同买主,或被继续运往沿海港口。有些人在最终进入某个家庭或工作场所之前,还会被转卖数次。因此,穿越沙漠只是更漫长的流离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与大西洋中间航程不同,这种穿越通常没有留下一套标准化的船舶舱单或港口登记簿,因而无法据此重建类似的逐次旅程数据库。

输入地社会中的劳动、性别与生活

北非对奴隶的需求多种多样。被奴役者从事家务、饮食制作、儿童照料、手工业生产、运输和农业劳动。绿洲经济可能雇用他们从事劳动密集型耕作,包括与椰枣种植和灌溉有关的工作。城市家庭既看重仆人的劳动力,也将其视为地位的象征;统治者和军事精英则在宫廷和军队中役使奴隶侍从。摩洛哥、撒哈拉绿洲、的黎波里、突尼斯城和埃及之间,被奴役者的职业分布差异很大。

妇女和女孩在这一贩运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家务劳动和纳妾持续带来需求的地方尤其如此。关于女性与男性存在某种普遍比例的说法,并未在所有世纪和路线上都得到同样充分的证据支持。尽管如此,大量记录表明,北方市场往往对女性俘虏估价很高。在家庭环境中,被奴役的女性可能受到严密监控和性胁迫,但与受雇于国家机构或大型商业企业的人相比,她们留下的文字记录更少。

服兵役带来了另一套机遇与限制。一些仍受奴役或曾被奴役的士兵获得了报酬、权力,或得到权贵庇护的机会,但这些结果并未消除招募过程中存在的强迫性质。此外,北非的黑人士兵并非全是奴隶,军事奴隶也并非全都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马穆鲁克苏丹国及其他军事奴隶制度的兵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不同的地理区域。因此,不应将它们与跨撒哈拉贸易混为一谈,作为可以相互替代的例子。

一些男性俘虏遭到阉割,随后作为宦官被出售,供家庭或宫廷役使。这种手术风险极高,在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进行。现存记述既不足以得出可靠的总体死亡率,也无法证明大多数男性俘虏都曾遭受阉割。在范围广泛得多的人口奴役与贩运活动中,宦官是一个特殊的类别,有时身价很高。

被奴役者也会在严苛的限制下建立人际关系、践行宗教、学习技能,并寻求获得自由的机会。奴隶主释放、自赎,以及其他得到认可的脱离奴隶身份的途径,都可能改变他们的法律地位。曾被奴役的人在获释后,仍可能依附于庇护者,或遭受歧视。结婚和组建家庭并不能切实防止他们因被出售而与家人分离。由于家庭及个人记录的留存情况参差不齐,那些跻身精英阶层者的生活,往往比普通劳动者、妇女和儿童的生活更容易为后人所知。

伊斯兰法、自由身份主张与种族分类

在奴隶主要流入的北方社会,伊斯兰法律传统构成了规范奴隶制的大部分正式制度框架。法学家承认,在特定条件下,奴隶身份具有合法性;他们对奴隶的买卖和待遇作出规定,并在某些情形下鼓励或要求释奴。这种法律上的承认,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实际发生的奴役都合法。绑架自由人、奴役受保护的人群,或无视某人已经确立的穆斯林身份,都可能违反商人据以主张所有权的同一套法律传统。

法律上的一项基本区分,是将已经身为奴隶的人与可以被合法奴役的自由人区别开来。已经处于奴隶身份的人,通常不会因皈依伊斯兰教而获得自由;自由的穆斯林则一般受到保护,不得被合法奴役。因此,被俘时的具体情形至关重要。实际上,遥远的市场和反复转卖,使贩奴者得以掩盖奴隶的来源、驳斥其自由身份主张,或将身份存在争议的边疆人群归为可合法奴役的对象。

廷巴克图学者艾哈迈德·巴巴在17世纪初探讨了这些问题。他在著作中反对将黑色肤色本身视为奴役的合法依据,并讨论了西非各人群的宗教身份。他的论述既表明,当时存在可用于反对非法奴役的思想与法律依据,也说明这一问题始终存在。学者的反对意见,并不能自动迫使统治者、劫掠者或商人承认弱势者的自由身份。

法律规则也影响着奴隶获得自由的可能途径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份。通过订立“穆卡塔巴”(mukataba,契约赎身)协议,奴隶可以按约定支付款项,换取自由。按照有关“乌姆·瓦拉德”(umm walad,为主人生育子女的女奴)的广泛适用规则,女奴若为主人生下子女,且子女获得主人承认,便取得受保护的身份,并在主人去世后获得自由;获得承认的子女则具有自由身份。具体规定及其执行因法学派别和司法管辖地区而异。这些条款提供了摆脱奴隶身份的特定途径,却并未消除奴隶所有权所内含的性胁迫。

种族与身份地位相互关联,却并不等同。地中海地区和伊斯兰社会奴役过来自多个地区的人,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出身与奴役劳动之间的长期联系,助长了根深蒂固的反黑人刻板印象。原本用于描述地域、肤色或法律身份的词语,其含义可能逐渐交叠。与此同时,自由黑人社群以及黑人学者、朝觐者、商人和官员,也是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把每个黑人都视为奴隶,是在重复历史上的偏见;把奴隶制视为与种族等级无关,则会掩盖奴隶贸易的社会后果。

数量、证据与历史解释

关于被运过撒哈拉沙漠的人口,迄今没有完整记录留存下来。历史学家依据中世纪地理著述、编年史、法律意见、旅行者的见闻、商人文书、领事往来函件和行政档案,重建这项贸易的历史。考古学可以辨识聚落、运输网络及经济状况,但实物遗存很少能够确定某个人的法律身份。与购买者、官员及外部观察者留下的描述相比,被奴役者的亲身叙述要少得多。

总体估算通常认为,中世纪和近现代经撒哈拉沙漠运送的奴隶人数达数百万。历史学家拉尔夫·奥斯汀所作的重建尤具影响力。这类总数来自模型推算,而非逐人清点:它们将零散的观察记录与对文献匮乏时期年度贩运量的假设结合起来。数字表面上的精确,可能掩盖了路线界定、时间跨度及原始数据可靠性方面的重大不确定性。

统计中有几个问题反复出现。一个人若先在内陆市场被记录,后来又在北方目的地被记录,就不能重复计算。沿尼罗河或经红海港口进行的人口贩运,必须与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贩运区分开来。北非内部的奴隶转运,不应一概计入从萨赫勒输入的人数。反过来说,以抵达人数为依据的估算,也无法涵盖所有在被捕、运往沙漠途中或穿越沙漠时死亡的人。

19世纪留下的观察记录更多,但仍然参差不齐。领事可能掌握某个港口公开可见的输入情况,却遗漏经附近聚落秘密抵达的人口。探险者可能只目睹过一支大型商队,就根据这一不具代表性的事件推算全年贩运量。推动取缔奴隶贸易的官员可能强调这项贸易依然存在,而为自身施政辩护的当局则可能淡化其规模。因此,进行史料批判时,必须考察数字由谁提出、涵盖哪些地区,以及实际衡量的是什么活动。

只有明确说明这些证据上的差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比较才有意义。大西洋航运记录使研究者能够对许多时期的贸易情况进行细致得多的重建,而跨撒哈拉贸易的记录通常不具备这一条件。将撒哈拉、红海、印度洋及非洲内部奴隶贸易中各自不确定的总数相加,可能会让人误以为这些数字具有证据所无法支持的可比性。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解释,会把数量估算与深入的区域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奴役制度如何运作、影响了哪些人,而不是把数量排名作为衡量历史重要性的主要标准。

禁绝、延续与历史记忆

禁绝奴隶贸易的进程并不均衡,针对奴隶输入、买卖和蓄奴的各项措施交错推行。这些措施在法律上并不等同。关闭市场未必能让已经沦为奴隶的人获得自由,而在法律上废除奴隶制,也无法立即杜绝秘密贩运。北非统治者、宗教权威、欧洲外交官、商人以及被奴役者自身都影响了这一进程,但他们实现各自目标的能力相差悬殊。

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早期案例。艾哈迈德贝伊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采取措施打击奴隶贸易,并于1846年宣布废除奴隶制。但相关措施并未得到全面执行,1890年又颁布了一项法令,强化了正式禁令。这一过程既说明,在欧洲全面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国家行动就已发挥重要作用;也揭示了在奴隶所有权、家庭依附关系和商业利益根深蒂固的社会中,法令所能发挥的作用存在局限。

19世纪,奥斯曼帝国采取的措施日益限制奴隶买卖,其中也包括对被奴役非洲人的贩运。1857年的禁令是重要的一步,但各省执行情况不一,也不意味着所有奴隶立即获得解放。英国的外交压力和领事干预在一些地区发挥了作用。贩运者则通过更换路线、隐瞒交易,或将依附者说成亲属和仆役来应对;官员往往难以查明这些身份的真伪。

欧洲的征服进一步改变了奴隶贸易赖以存续的条件。法国自1830年起占领阿尔及利亚,随后向苏丹地区的西部和中部扩张,加上范围更广的瓜分非洲,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庇护体系和商队网络。1905年法国在西非采取的反奴隶贸易措施意义重大,但当立即解放奴隶可能危及政治联盟或劳动力供应时,殖民当局往往容忍依附关系继续存在。反奴隶制话语也被用来为帝国统治寻求正当性;它不应掩盖殖民统治的强制性,也不应被视为解释征服动因的全部依据。

奴隶贸易留下的遗产包括遍布北非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裔社群、长期延续的身份等级差别、流离失所的家族历史,以及在奴役经历和此后的社会生活中共同形成的文化实践。例如,摩洛哥的格纳瓦传统,其形成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血缘背景和奴隶制的影响,但不能将其历史简单归结为某一被掳人群文化的直接延续。口述史和口头传统保存了官方记录中常常缺失的经历,而世代相传的污名也可能使人不愿公开谈论这些往事。因此,历史研究必须将档案文献与社群知识结合起来解读,而不能把血缘出身、文化归属和祖辈是否曾为奴隶视为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