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航程是指十六至十九世纪期间,将被奴役的非洲人强行运过大西洋、主要送往美洲的过程。它构成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海上核心环节;这一体系将非洲的奴隶掳掠与买卖,同种植园生产、帝国扩张及大西洋金融活动连接起来。据历史估算,约有1,250万人在非洲被押上船,其中约1,070万人活着抵达大洋彼岸。两者相差约180万人,代表的是横渡大洋期间的死亡人数,并不包括在遭到掳掠、被押往海岸、启航前遭到拘禁,以及抵达后遭受剥削等过程中死亡的人数。
这一名称源于该航程在传统三段式贸易循环中的位置:先将货物运往非洲,再将被奴役者运往美洲,最后将美洲商品运往欧洲。实际的贸易网络更为多样,许多船只直接往返于非洲与美洲之间,并未走完三角航线。对被运送的人而言,这段航程意味着被迫与家人和故土分离,遭受囚禁、疾病与暴力,以及面对未知的目的地。同时,航程也成为他们开展反抗、组织集体行动和建立人际关系的场所,这些关系促成了非洲离散族群的形成。
历史发展与商业组织
中间航程源于15世纪葡萄牙沿非洲海岸的海上扩张。葡萄牙商人起初将被奴役的非洲人运往欧洲和大西洋上的岛屿,包括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圣多美岛。大西洋岛屿上的甘蔗种植,使非洲强制劳工与出口型农业之间逐渐形成联系,这种联系随后扩展到美洲。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远航之后,欧洲人的征服和殖民定居为奴隶劳动创造了新的市场,不过,奴役原住民和其他形式的强制劳动仍占有重要地位。
16世纪初,直接将被奴役的非洲人运往西属美洲的航行逐渐发展起来。西班牙王室起初通过许可证管理奴隶供应,后来则采用称为黑人奴隶供应特许合同的契约。由于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往往由西班牙帝国以外的商人供应奴隶,这些安排便将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商业利益与西班牙殖民地市场联系起来。葡属美洲,尤其是巴西,与非洲西部及中西部建立了广泛联系。16世纪起巴西制糖业的发展,以及17世纪加勒比地区制糖业的增长,大幅推高了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
奴隶贸易的组织方式随时间而变化。包括1672年成立的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在内的特许公司,享有国家支持的特权;但随着垄断削弱或市场开放,越来越多的独立商人也参与其中。投资者通常将一次航行的成本和风险分摊给多名股东。筹备航行需要购买或租用船只、雇用船员、备足给养、购置贸易货物并安排信贷。纺织品、金属制品、枪支、酒类及其他商品都可用于换取被掳者,但这些货物的种类构成和估价因地区及时期而异。
人们熟悉的三角贸易模式,只能概括这类商业活动的一部分。有些船只从欧洲港口驶往非洲,再前往美洲,最后载着殖民地出产的货物返航。另一些船只返航时携带的是汇票,而非满舱货物。巴西商人则组织横跨南大西洋的直航贸易,用烟草等商品换取被掳者。这些商业联系还延伸至北美的造船商、给养供应商和蒸馏酒生产商。因此,中间航程属于多个相互交织的大西洋贸易体系,而不是一条统一的标准航线。
18世纪的贩运规模达到顶峰,但在19世纪初若干国家禁止奴隶贸易之后,大规模贩运仍在继续。因此,这段历史既包括法律许可的商业活动,也包括大量秘密贩运。政府禁令改变了航线、船舶设计、文书记录以及被掳者面临的风险,却未能立即终止这些跨洋航行。
非洲地区、大西洋航线与目的地
被奴役者的登船地点主要集中在面向大西洋的一片广阔沿海地带,从塞内冈比亚一直延伸至非洲中西部,此外也有来自非洲东南部和印度洋岛屿的贩运。历史学家将这些地区划分为黄金海岸、贝宁湾、比夫拉湾和非洲中西部等区域。这些分类有助于重建航运格局,但并不对应固定的族群或政治身份。在某个港口登船的人,可能来自遥远的内陆,所说的语言与沿海中间商不同,而且在抵达船只之前,可能已经辗转经过多个管辖区。
纵观整个奴隶贸易时期,非洲中西部是被贩运人口最多的来源地区,其中包括今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境内的相关港口。罗安达和本格拉是主要的登船中心,尤其是驶往巴西的航船。贝宁湾的维达和比夫拉湾的邦尼也在不同时期成为重要港口。港口、沿海锚地和近海岛屿各有不同功能:有些设有欧洲人的常驻堡垒,另一些则依靠非洲人掌控的商业机构和在船上进行的购买活动运作。没有任何一种沿海机构能够代表整个体系。
目的地的分布同样不均。在所有熬过大西洋航程的人中,约五分之二被运往巴西,使其成为最大的单一目的地。加勒比海各个种植园殖民地合计也接收了很大一部分人口,其中包括英属牙买加、法属圣多明各和西属古巴。西属美洲大陆殖民地及美洲大陆的其他目的地也参与其中。在直接经跨大西洋航线运抵美洲的人口中,只有约4%被送往英属北美大陆殖民地及后来的美国。这一比例并未反映此后经加勒比海港口进行的转运,也没有体现后来因人口增长和境内买卖而扩大的奴隶制规模。
航线取决于盛行风、洋流、目的地、出发地和季节。从安哥拉横渡大西洋前往巴西,所需时间可能远短于从非洲东南部驶往加勒比海。许多航程历时六至十二周,但也有更短的,有些则长达数月。在非洲沿岸收购俘虏所花的时间,可能比横渡大洋本身还长。逆风、航行失误、风暴、船只受损或遭到拦截所造成的延误,会增加人们遭受饥饿和疾病的风险。
这些地理差异塑造了美洲非洲裔人口的构成。特定登船地区与接收殖民地之间反复建立的联系,影响了语言、宗教实践、农业知识以及结社模式。这种联系从来都不是将完整的社群原封不动地迁移过去:在横渡大西洋之前、期间和之后,俘虏过程、买卖中的分拣和后续转运,将不同背景的人混合在了一起。
被俘、内陆押运与出航前的囚禁
跨洋航行只是漫长奴役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们通过战争、劫掠、绑架、司法程序、与债务有关的做法以及其他强制手段,被卷入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些途径各自所占的比重因地区和时期而异。有些战争产生了俘虏,随后他们被出售;而在另一些地方,对俘虏的需求则刺激了军事扩张或掠夺性暴力。非洲原有的人身依附与奴隶制度在大西洋贸易需求的推动下发生了变化,但它们并不等同于美洲殖民地后来形成的世袭种族奴隶制。
非洲统治者、商人、中间商和军事当局参与了俘虏的供应,欧洲商人则提供市场、船运、信贷和进口商品。各地的权力分配并不相同。在许多沿海地区,欧洲人依赖非洲当局,无法随意掳人,也不能单方面规定交易条件。在非洲中西部的部分地区,葡萄牙人的定居、军事行动与结盟,使其更直接地介入当地的领土事务。无论将这场贸易仅仅描述为欧洲人在沿海绑架人口,还是仅仅视为非洲既有制度的延伸,都会掩盖这些不同强制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
俘虏在登船前可能要跋涉数百公里。强迫行军往往伴随着身体束缚、食物匮乏、风吹日晒以及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有时,成群的俘虏会被铁链或用于防止逃跑的木制器具连在一起。反复转卖使人们与亲属和同伴分离,而跨越不同语言区域的迁移又增加了沟通的困难。与海上死亡人数相比,这些旅途中的死亡人数更难统计,因为留存下来的记录很少能从被俘到登船,持续追踪同一个人的经历。
在沿海一带,俘虏被关押在通常称为“巴拉孔”的围院、商人的处所,或堡垒的地牢与拘禁区内。位于今加纳海岸的海岸角城堡和埃尔米纳城堡,是与大西洋奴隶囚禁历史相关、至今仍存的著名遗址。但不应将它们的历史视为所有登船地点的典型:许多人是从海滩、河港或临时设施被运走的,并未经过大型石砌堡垒。等待可能持续数天、数周乃至数月,具体取决于俘虏供应、交易磋商以及是否有船可用。
在成交前,俘虏通常要接受商贩或船医的侵入性身体检查,以评估其年龄、健康状况和体格。商业记录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简化为性别、年龄、估计价值和被认定的身体适用程度等类别。一些贸易体系还会给俘虏烙印,不过具体做法各不相同。登船本身也可能需要乘小船穿过危险的拍岸浪区。对于不熟悉欧洲船只和大西洋的俘虏而言,登船意味着与原有生活的进一步割裂,而且往往伴随着对目的地和买主意图的深切不安与茫然。
船舶、囚禁与日常生活
大多数奴隶船并非专门的一类船型。商人会改装现有帆船,或订造适合其航线、航速要求和预定运载量的船舶。临时搭建的平台和隔板扩大了甲板下可用于囚禁俘虏的空间。船上的不同区域由屏障隔开,设防的据点则帮助船员控制人员移动。参与运输的既有小船,也有大船;运载人数从几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个别航次甚至更多。船上条件取决于船舶设计、装载情况、天气、指挥管理方式以及航程长短。
英国“布鲁克斯号”那幅臭名昭著的船舱布置图,自1788年起由废奴主义者广泛传播。图中数百个人形紧密排列成行,让囚禁状况直观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图上依照规定安排了454人,但这艘船此前实际运载的人数更多。这幅图记录的是一艘特定船舶在特定监管规定下的布局,而非所有奴隶船的通用布局。它的历史意义,部分在于将奴隶贸易中抽象的数字转化为人体挤占于极度狭小空间内的具体形象。
成年男子经常被戴上镣铐,尤其是在船员担心发生反抗时。妇女和儿童往往被分开囚禁,也不总是受到同样的镣铐束缚,但分开关押并不能保障安全。甲板间的高度低矮,有时使人无法直立。通风不良、炎热、潮湿、不断积聚的排泄物,以及海上的颠簸,都使甲板下的空间危机四伏。当恶劣天气或安全方面的顾虑迫使船员关闭舱口时,状况可能迅速恶化。人们有时区分“密装”与“疏装”,但这些说法描述的是围绕运载量与存活率所作的商业盘算,并不意味着暴力运输与人道运输之间存在明确界线。
日常事务包括分发食物和饮水、清理囚禁区域、检查病人,以及在条件允许时分批将俘虏带到甲板上。食物供应因登船地区和商业惯例而异,包括大米、豆类、玉米制品、薯蓣及其他食物。饮用水可能受到污染,也可能供应不足。船员有时强迫俘虏活动或“跳舞”,以保健为名要求他们锻炼,却靠威胁和暴力来执行。拒绝进食的人可能遭到殴打,或被用专门撬开嘴巴的器具强行喂食。
船上的权力掌握在船长和高级船员手中,并以武器、束缚器具、监视和集体惩罚为支撑。水手自身也在严酷的航海纪律下工作,面临相当高的死亡风险,尤其是在非洲海岸长时间停留期间。然而,他们处境中的脆弱性,并不能抹去领取工资的船员与作为财产被运输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妇女和女孩还面临高级船员及普通船员的性胁迫,在囚禁和被迫迁徙之外,又承受着另一种暴力。
疾病、死亡率与生存估算的局限
中间航程中的死亡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由某一种疾病或做法单独造成。当饮水、食物和关押区域受到污染时,痢疾及其他腹泻性疾病便会蔓延。天花可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传播,而拥挤和通风不良则加剧了呼吸道感染。脱水、营养不良以及长期无法活动,都会削弱人体抵抗感染的能力。一些航次还出现了坏血病,尤其是在航程延长、饮食缺乏新鲜食物的情况下。暴力、溺水、自杀和海难也造成了人员死亡。
约1,250万人的登船人数与1,070万人的下船人数之间的差额,意味着横渡期间的总体死亡比例约为14%。这是对数个世纪情况的重建,并不代表每艘船的死亡率。有些航次记录的死亡人数相对较少,另一些航次中,被囚禁在船上的人则有很大一部分丧生。在奴隶贸易历史的某些时期,随着航程时长、补给和船上管理方式的变化,平均死亡率有所下降,但这一趋势并不均衡,也未能消除拥挤、疾病和强制控制所带来的危险。
解读这些数字时,分母的选取至关重要。船上死亡率通常以某一特定航次中的死亡人数与登船人数相比得出。它不包括在被俘、内陆转运或沿海囚禁期间死亡的人,也不包括下船后死亡、但死因部分源于船上恶劣处境的人。因此,不能仅将估计的出发人数减去有记录的抵达人数,就得出奴隶贸易造成的全部生命损失。记录本身也存在不确定性,来源包括报告不完整、航次记录缺失、非法出航,以及对“抵达”的定义不一。
由于人员死亡意味着商业损失,随船医生和船长有时会采取旨在降低死亡率的措施。他们可能改善通风、隔离患病的俘虏、调整饮食或清洁舱室,但当时的医学知识有限,治疗往往无效。商业利益并不总是促使他们提高安全保障:商人会权衡开支、运载量、航行速度和预期售价。旨在保全可供出售者身体的措施,与束缚、惩罚以及蓄意使人置身险境的做法同时存在。
1781年的“宗号”屠杀事件,展现了将人视为可投保货物所能造成的极端后果。在一次驶往牙买加的航程中,130多名遭奴役的非洲人被抛入海中。船主随后向保险商索赔,而1783年的诉讼处理的是保险索赔问题,并未以谋杀罪追究这些杀戮行为。历史学家对该船航行失误和补给失当的确切经过进行了细致考察,但屠杀这一核心事件已得到确认。此案成为废奴运动宣传的重要议题,因为它揭示了海上贸易与财产法如何能将大规模杀戮转化为一场关于经济赔偿责任的纠纷。
反抗、沟通与群体关系
反抗贯穿整个运送过程。被掳者曾在登船前试图逃脱,组织船上起义,拒绝进食,破坏设备,并袭击船长或守卫。有些人跳入海中,或是为了逃生,或是宁愿赴死也不愿继续受囚禁。欧洲人的记录往往以商业活动受扰或船上安全问题来描述这些行为。因此,解读这些记述时,必须考虑到被掳者在法律上被剥夺自由、遭受暴力拘禁的处境。
船只尚在非洲沿岸时,船上起义尤其容易发生,因为此时逃往陆地似乎更为可行,被掳者有时还能得到援助。一旦驶入大洋,不熟悉航海、远离海岸、受到镣铐束缚,以及船员持有火器等因素,都会使反抗难以成功。尽管如此,反抗仍在横渡大西洋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发生。贩奴者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将被掳者分开,给男性戴上镣铐,设置隔障,搜查临时制作的武器,以及限制被掳者上甲板。这些防范措施表明,船员始终将集体反抗视为一种威胁。
1839年发生在“阿米斯塔德号”上的起义,是一个记载异常详尽的案例。这些被掳者此前曾被另一艘船“特科拉号”从非洲非法运往古巴。随后,他们在古巴港口之间的一次航行中夺取了“阿米斯塔德号”,并要求返回非洲。船只抵达美国附近海域后,引发了一系列诉讼,最终最高法院于1841年裁定,这些非洲人遭到非法奴役,有权获得自由。因此,这场起义虽未发生在最初横渡大西洋的航程中,却仍与中间航程密切相关。
被掳者也通过相互照料、沟通、分享食物、口译,以及保护弱势同伴,建立起群体关系。人们有时会遇到说自己熟悉的语言的人;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则设法跨越语言差异进行沟通。贩奴者为拆散人群或防止密谋而采取的措施,并未能消除这些联系。在美洲的若干社会中,共同经历过渡洋航程的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持久的意义。在巴西,malungo一词可指同船伙伴,后来也用来表达在运送经历中形成的同伴情谊。
这些关系并不意味着被掳者构成了一个整齐划一的共同体。语言、年龄、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以往的冲突,都可能阻碍合作;而商业记录也很少保留下足以还原个人之间互动的当事人声音。尽管如此,现有证据足以表明,被掳者并非这一运输体系中被动的承受者。他们的行动影响了船上的日常安排、船员的行为、商业风险,有时甚至改变了航行的结果。
抵达、出售与被迫融入美洲社会
抵达陆地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即下船。船只可能要在近海等候入港许可、检查、检疫或商人的指示。被俘者可能被转移到小船、仓库或奴隶交易场。出售之前,贩运者有时会通过清洗、喂食、修整仪容或在皮肤上涂抹某些物质,试图掩盖疾病或改善他们的外表。买家会检查他们的身体并询问问题,以估算其年龄、健康状况、技能以及可能具备的劳动能力。这些程序延续了在收购和运输过程中就已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商品化处置。
出售有多种形式。一些被俘者通过拍卖或议价交易被逐个出售;另一些则被成批卖给商人,再由商人转售。在英语文献中常被称为“抢购”(scrambles)的快速挑选式交易中,买家可以按照特定的交易规则抢先选定并买下被俘者。不同港口、不同时期的做法各不相同,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抵达者的出售方式。但无论采用哪种程序,出售都可能拆散曾一同熬过此前囚禁阶段的同船者和亲属。
新抵达的非洲人往往要经历一段通常称为驯适期的时期。这意味着他们被迫适应陌生的工作、饮食、语言、疾病环境和惩戒制度。这个术语源自奴隶主和贩运者的用语,不应让它掩盖这一过程的强制性质。抵达后的死亡率仍可能很高,尤其是在疾病、营养不足和严苛的劳动要求进一步加重横渡航程所造成的伤害之处。因此,船上的存活率统计所反映的,只是漫长得多的求生斗争中的一道关口。
他们的去向包括甘蔗种植园、咖啡种植园、烟草农场、矿山、城市家庭、港口、建筑工地以及各类手工业。年龄、性别、当地需求和买家的判断都会影响劳动分配,但具体情况差异很大。最初在某个殖民地上岸的人,还可能通过美洲内部的贩运网络被转卖到其他地方。区分横渡大西洋的航程与此后的运输十分重要:幸存者在抵达现存记录所记载的地点之前,可能已经历数次海上航行和反复的强迫迁移。
抵达美洲的非洲人以其劳动,以及随身带来的知识和文化实践,改变了美洲社会。来自非洲不同地区的人们、原住民与欧洲人相互交流,使农业、饮食习俗、宗教活动、疗愈实践、语言和音乐不断发展。中间航程本身并未造就一种统一的非裔美国文化或非裔加勒比文化。相反,它以强制手段将不同人群聚集在一起;此后,这些人群的历史在各不相同的殖民统治下展开,并贯穿着围绕家庭、社群、劳动和自由的持续斗争。
奴隶贸易的废除、查禁与延续
反对奴隶贸易的力量来自多个方面,包括被奴役者的反抗、宗教团体的组织动员、黑人的政治活动,以及殖民宗主国本土的反奴隶贸易运动。1791年爆发的海地革命摧毁了圣多明各殖民地的奴隶制,并于1804年建立了独立的海地,改变了大西洋两岸围绕奴隶制的论争。废奴运动还广泛传播幸存者的证词、奴隶船图解、议会调查中的证据,以及对暴力行为的记述。反对奴隶贸易并不总是意味着支持立即废除奴隶制本身,两者在法律上的废除进程也各有不同。
丹麦于1792年颁布禁令,并于1803年生效。英国于1807年禁止本国的奴隶贸易,美国则从1808年1月1日起禁止从海外输入奴隶。这些措施并未立即解放两国管辖范围内已遭奴役的人,也未终止国内奴隶买卖或一切形式的海外贩运。英国于1833年通过立法,废除其殖民地的奴隶制,并于1834年开始实施解放;但在大多数受该法影响的殖民地,强制学徒制一直延续到1838年。
英国海军的查缉、外交条约以及混合法庭的运作,逐渐增加了从事奴隶贸易的风险。英国皇家海军西非分舰队负责拦截船只,其他国家也在不同时期参与执法。各地的执法力度并不均衡,而且与帝国间的角逐交织在一起。船只被拦截后,被归为“获释非洲人”的人并不总能自行选择居住或工作的地点;有些人被迫接受学徒制和强制劳动安排。因此,考察奴隶贸易的查禁,不仅要关注人们如何从奴隶船上获救,也要关注他们此后的待遇。
19世纪,运往巴西和古巴的大规模奴隶贩运仍在继续。巴西于1850年立法后,进一步跨大西洋输入奴隶的活动大多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奴隶制本身在当地仍属合法,直至1888年才被废除。古巴直到19世纪60年代仍有奴隶被非法运入,并于1886年废除奴隶制。贩运者使用伪造文书、隐瞒船只所有权、变更航线,并选用航速快的船只。为躲避拦截,他们可能仓促将俘虏送上岸,或采取其他使俘虏面临更大危险的行动。
“克洛蒂尔达号”于1860年将约110名非洲人运抵阿拉巴马州,是已知最后一艘将被奴役的非洲人从非洲运往美国的船只。部分幸存者后来在莫比尔附近建立了非洲镇,维系着社群纽带,并保存了有关自身经历的叙述。中间航程的终结,是各地区相继颁布禁令、开展执法行动以及政治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源于某项全球统一的法令。跨大西洋运奴的终止,也仍有别于奴隶的解放;美洲各地实现解放的时间并不相同。
证据、历史阐释与纪念
关于中间航程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这一航程的机构留下的记录,包括航海日志、海关登记簿、离港许可文件、往来信函、账簿、保险文书、法庭诉讼记录和议会调查报告。这些文献能够揭示日期、航线、价格、登船总人数、死亡人数以及惩戒措施,同时也体现出将俘虏视作商品者的观念。俘虏的姓名、人际关系和个人经历往往付之阙如,为商业管理而设的分类却被详细记录下来。
奴隶航程项目汇集了数万次跨大西洋航行的信息,并通过重建数据,对缺乏文献记录的贩运活动作出估算。其研究方法建立在菲利普·柯廷、戴维·埃尔蒂斯、戴维·理查森等历史学家数十年的档案研究基础之上。有记录的航行总数与估算的总体总数不能混为一谈:估算旨在弥补文献缺失和记录留存状况不均衡所造成的空白。定量研究修正了以往关于贩运规模与目的地的说法,也使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差异更加清晰可见。
非洲人撰写的叙事作品提供了商业记录中无从得见的视角,但同样需要审慎的历史阐释。奥劳达·埃奎亚诺于1789年出版了《奥劳达·埃奎亚诺生平趣事自述》,其中对横渡大西洋期间的恐惧与囚禁经历的描述影响深远。围绕他的出生地,以及书中某些段落是否基于亲身经历,历史学家对相关证据展开了争论。奥托巴·库戈阿诺于1787年出版的《关于奴役和买卖人类这一邪恶贸易的思考与感想》,则为废奴斗争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非洲人声音。理解这些作品时,必须将其置于各自的文学、政治和出版背景之中,既不能把它们视为对事实毫无中介的实录,也不能将其贬为纯粹的修辞虚构。
考古学从沿海遗址、沉船以及奴隶抵达地的社区中提供实物证据。“亨丽埃塔·玛丽号”在完成一次奴隶贸易航行后,于1700年沉没于佛罗里达近海,其残骸中出土了镣铐及其他与奴隶贸易有关的文物。被确认为“非洲圣若泽邮船号”的残骸,则让一条在许多通俗叙述中较少受到关注的航线得以显现;该船于1794年将俘虏从莫桑比克运往巴西途中,在开普敦附近失事。2019年,“克洛蒂尔达号”沉船的身份得到确认,为文献记录和社区记忆增添了实物证据。
纪念活动在昔日的堡垒、滨水地带、博物馆、纪念场所以及被奴役者后裔的社区中举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1994年启动了“奴隶之路”项目;每年8月23日为“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以纪念1791年8月在圣多明各爆发的起义。面向公众的历史解说始终面临证据方面的问题:一座留存至今的建筑,可能有文献证明其与囚禁奴隶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一处门道或房间,都确实具有后人赋予它的具体历史。对于商业档案未能完整记载的场所与经历,学术研究、实物调查和口述史各自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证据,帮助重建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