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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由两台大型激光干涉仪组成,通过探测引力波,观测黑洞与中子星并合,并研究强场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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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是美国的一项科研设施,用于测量引力波经过时引起的极其微小的距离变化。其两台主要探测器分别位于华盛顿州汉福德和路易斯安那州利文斯顿,每台都设有两条相互垂直、各长4千米的干涉臂。通过比较沿两条臂传播的激光,探测器能够测出遥远天文事件造成的时空畸变。LIGO由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运营,主要经费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分析则由一个范围更广的国际合作团队开展。

2015年9月14日,两台探测器记录到了两个黑洞并合产生的引力波,这是人类首次直接观测到引力辐射。这项发现于2016年2月11日公布,开创了天文学的一个全新观测分支。后续观测揭示了发生并合的致密天体群体的特征,检验了广义相对论,并将引力波信号与中子星并合的电磁观测联系起来。LIGO综合运用精密干涉测量、大型真空工程、隔振技术、量子光学和统计推断来提取信号;这些信号所对应的臂长变化可能远小于原子核的尺度。

起源与发展

LIGO源于一项探测难题:如何测出广义相对论所预言、却长期被认为难以通过实验观测的引力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16年和1918年推导出了引力波解,但由于引力极其微弱,其效应极难测量。引力波会产生潮汐形变:沿不同方向分布的自由落体物体,其相对间距会发生彼此相关的变化。早期实验尝试测量引力波在大质量金属圆柱中激起的振动,其中尤以约瑟夫·韦伯在20世纪60年代研制的共振棒探测器最为知名。虽然当时报告的探测结果未能得到独立验证,但这些工作帮助确立了引力波探测这一实验研究领域。

激光干涉测量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干涉仪无需等待大质量金属棒在少数特定频率上发生共振,而是能够在宽广的频带内,监测悬挂反射镜之间距离的差分变化。1972年,雷纳·韦斯对干涉式探测器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了主要噪声源,并估算了控制这些噪声的可能方法。包括罗伯特·福沃德在内的其他研究人员也开展了相关方案研究和实验。在加州理工学院,基普·索恩帮助阐明了这一项目的天体物理学研究价值,罗纳德·德雷弗则在干涉测量和实验方面提出了重要构想。

20世纪8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共同推进了LIGO项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1990年批准建设,工程于1994年启动。巴里·巴里什于1994年出任项目首席研究员,在组织建设及后续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项目采用分阶段实施的策略:先建设大型天文台基础设施,再运行第一代仪器,随后在同一设施内安装灵敏度大幅提高的探测器。

初始LIGO于2002年至2010年间开展了科学观测,但未获得经确认的探测结果。不过,其意义并不限于由此给出的引力波源种群上限约束:它证明了系统能够持续运行,确立了数据分析方法,并揭示了光学控制和环境隔离方面的实际局限。初始观测阶段结束后,先进LIGO开始安装,升级后的探测器于2015年9月启动首轮观测。首次探测发生在该轮观测的准备期间。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韦斯、巴里什和索恩,以表彰他们对LIGO探测器和引力波观测作出的决定性贡献;这一荣誉也肯定了一项依靠庞大国际科学与工程群体共同努力才得以完成的项目。

天文台台址与国际探测器网络

LIGO的两座天文台相距遥远,分别位于华盛顿州东南部的汉福德和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的利文斯顿。两地相距约3,000千米,光传播这一距离约需10毫秒。每座天文台都设有两条相互垂直的真空光束管道,从中央站向外延伸4千米。管道直径约1.2米,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真空设施之一。真空环境可防止残余气体对激光束造成显著扰动,也有助于保护精密光学系统免受污染。

双台址布局对于确认瞬态信号来自天体而非本地干扰至关重要。一次短暂扰动可能通过地面运动、散射光或仪器故障,在某台仪器中产生看似可信的信号。相比之下,引力波应在相隔遥远的台址产生彼此吻合的信号,且到达时间差应与其以光速传播相符。两台探测器的朝向大致一致,因此对许多波源具有相似的响应,但受地理条件和建设方案影响,其朝向并不完全相同。

汉福德最初同时设有一台臂长4千米的干涉仪和一台独立的臂长2千米的仪器,两者共用台址基础设施。先进LIGO在美国的两座天文台各使用一台臂长4千米的探测器。两地的环境条件差异很大:利文斯顿存在强烈的自然和人为地面运动,而汉福德也有其特有的地震及环境扰动。这些差异有助于区分各台址特有的噪声与共同观测到的天体物理事件,但也要求采取不同的运行应对措施。

LIGO是一个更广泛的探测器网络的组成部分。该网络还包括位于意大利比萨附近、臂长3千米的室女座干涉仪,以及位于日本地下、臂长3千米并采用低温测试质量块技术的KAGRA。室女座干涉仪于2017年8月首次与先进LIGO仪器开展联合观测。增加探测器不仅能提高探测结果的可信度:信号的相对到达时间、振幅和相位还可约束波源的位置与取向。两台探测器通常只能将波源定位在天空中一片较大的区域内;加入第三台朝向不同的探测器后,便可消除一些关键的歧义。

计划在印度增建的先进LIGO天文台称为LIGO印度天文台,旨在延长网络的地理基线。这种扩展可提高天空定位精度,以及区分引力波偏振的能力。网络性能也取决于各探测器同时观测的时长:维护、地震、光学不稳定性及环境条件都可能中断单台仪器的运行。因此,网络的科学能力由灵敏度、几何布局和运行占空比共同决定,而非取决于任何单台探测器的标称臂长或性能。

光学测量与干涉仪

LIGO测量的是引力波应变,这是一个无量纲量,描述间距的相对变化。对于臂长均为 LL 的理想探测器,方向适当的引力波引起的两臂长度变化之差近似为

ΔLx−ΔLy=hL,\Delta L_x-\Delta L_y=hL,

其中,hh 表示相关的应变分量。实际探测器测得的是引力波各分量的组合,具体取决于波的传播方向和偏振。当 L=4 kmL=4\,\mathrm{km}、h∼10−21h\sim10^{-21} 时,对应的差分位移约为 4×10−18 m4\times10^{-18}\,\mathrm{m}。这并不是以外部标尺为基准测量绝对距离,而是比较光沿两个不同方向的路径传播的情况。

其基本光学布局是迈克耳孙干涉仪。分束器将稳定化激光光源发出的光分入两臂,返回的两束光再重新合束。两束光的相对光学相位决定输出光强。LIGO在暗条纹附近工作,此时返回的两束光通过干涉几乎完全相消。因此,两条光路之间的微小相对变化会使输出光场产生可测量的变化。先进LIGO使用波长为1,064纳米的激光,并采用一种以微弱载波光场作为信号探测参考的读出方案。

每条臂内都有一个由输入镜和端镜构成的法布里—珀罗光学谐振腔。光在离开谐振腔之前会沿臂多次往返,从而延长相互作用时间,并增强对适当频率引力波的响应。这种增强作用取决于频率:光学谐振腔储存光的时间越长,对变化信号的响应速度就越受限制。功率回收镜将原本未被利用的光送回干涉仪,以提高循环光功率;信号回收镜则用于调节系统对引力波信号边带的响应。

先进LIGO的主要测试质量块是质量约40千克的熔融石英反射镜,表面镀有损耗极低的反射膜。必须严格控制镜面形状和光吸收,因为极微小的形变或散射光场都可能降低灵敏度。干涉仪还配备了辅助光学谐振腔,以及大量用于稳定激光频率、光束准直和腔长的传感器与执行器。

即使在测量极其微小的差分运动时,探测器也必须始终处于主动控制之下。反馈系统通过施加校正力和调整光学参数,使其保持在工作点。在高于相关悬挂共振频率的频段,测试质量块沿测量方向的运动近似于自由落体,其残余运动则结合光学读出和控制信号来重建。因此,最终得到的应变记录,是根据这台受控动力学仪器的响应,经校准后推算出的结果,而不只是未经处理的输出光强测量值。

噪声、隔振与量子极限

LIGO的灵敏度用随频率变化的噪声谱描述,而不是用单一的最小可测位移来衡量。振幅谱密度表征一个窄频率区间内的噪声,通常以应变每根号赫兹为单位。信号能否被探测到,不仅取决于其振幅,还取决于其频率随时间的演化和持续时间。先进LIGO在数十赫兹至千赫兹范围内的频段最为灵敏,尤其在对许多致密双星并合至关重要的频率附近,灵敏度表现尤为出色。

在低频段,地面运动是一大障碍。地震、海洋引起的微震、天气和人类活动都会使天文台的地基发生运动。主动隔振平台利用运动传感器和反馈来减轻这些扰动,多级悬挂系统则进一步隔离测试质量块。每套主悬挂系统的末级均采用熔融石英纤维。摆式隔振在高于悬挂系统共振频率的频段开始有效,但无法使探测器在任意低的频率下都保持同样的灵敏度。附近物体的质量分布发生波动时,也会产生随时间变化的引力场,形成所谓的牛顿噪声;普通的机械屏蔽无法阻隔这种噪声。

热噪声源于反射镜、镀膜和悬挂系统中的微观耗散。它与机械损耗之间的联系由统计力学中的涨落—耗散关系描述。因此,降低光学镀膜的损耗和悬挂系统的耗散,是提高灵敏度的关键。另一个重要的技术限制是散射光:少量激光可能照射到运动的表面上,然后返回主光束,将相对较大的环境运动转化为不需要的相位涨落。挡光板、精心设计的光学布局和环境监测可以减弱这种耦合。

在较高频率下,探测光中的量子涨落变得重要。光子计数涨落产生散粒噪声,而光压的涨落会推动反射镜,从而产生辐射压力噪声。提高激光功率通常可以降低散粒噪声,但也会增大辐射压力涨落,并带来额外的发热和光学控制难题。这种权衡源于量子力学,而不只是工程技术不够完善。

压缩光能够改变光场正交分量之间的量子涨落分布。注入经过适当制备的压缩光场,可以减小对引力波测量影响最大的涨落。频率相关压缩技术利用光学滤波腔,使压缩角随频率旋转,从而应对频段不同部分中不同来源的量子噪声。光学损耗会将普通真空涨落重新混入压缩态,因此限制了压缩技术的效果。因此,灵敏度升级需要协调改进激光功率、光学损耗、镀膜、隔振和控制系统,而不能仅依靠某一项技术变革。

校准、搜寻与统计推断

LIGO干涉仪的输出必须经过校准才能转换为应变。这需要建立描述光学响应、反射镜致动器以及维持仪器运行的反馈回路的模型。光子校准器将辅助激光照射到测试质量块上,利用反射光的辐射压力施加一个已知的、随时间变化的力,从而提供独立的位移基准。由于光学增益和其他仪器特性可能在观测期间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持续跟踪校准状态。振幅和相位的不确定度也会纳入对源性质的分析。

搜寻方法取决于预期信号的类型。对于致密双星并合,目前成熟方法中灵敏度最高的是匹配滤波,它将探测器数据与包含大量预测波形的模板库进行比较。只要模板能够跟随信号的相位变化,即使信号的瞬时强度低于噪声,也可以在多个周期内积累证据。模板将相对论轨道动力学的近似描述与数值相对论的结果相结合;后者通过计算求解爱因斯坦方程,模拟具有强非线性的并合过程。

对于理想化的平稳噪声过程,匹配滤波信噪比可由下式描述:

ρ2=4∫0∞∣h~(f)∣2Sn(f) df,\rho^2=4\int_0^\infty \frac{|\tilde h(f)|^2}{S_n(f)}\,df,

其中,h~(f)\tilde h(f) 是信号的傅里叶变换,Sn(f)S_n(f) 是探测器的单边应变噪声功率谱密度。该表达式明确体现了频率依赖性:在仪器噪声最低的频段,信号功率的贡献最大。真实数据含有非平稳扰动,因此搜寻还会采用信号一致性检验,并利用有关探测器状态的信息。

候选事件的显著性通过将事件与噪声背景进行比较来估计。一种重要方法是对数据流施加时间平移,平移量远大于引力波在不同台站之间传播可能产生的真实时延,从而构造出偶然符合事件。虚警率表示,在所用搜寻流程下,噪声产生显著性至少与候选事件相当的事件的频率。它并不等同于某个特定事件源于地面干扰的概率;后者还取决于对天体物理源种群及事件发生率的假设。

其他分析流程则搜寻难以准确建模的短时暴发信号、旋转中子星产生的近连续引力波,以及由大量未能单独分辨的源或早期宇宙过程形成的随机背景。识别出候选事件后,参数估计会利用概率模型推断质量、自旋、距离、取向和天空位置。参数之间的简并仍然十分重要:例如,一个距离较远但取向有利于探测的双星,可能与一个距离较近但取向不太有利的双星呈现相似信号。环境传感器、对仪器的排查以及独立的分析流程,有助于确认表观信号并非伪迹。部分应变数据及相关数据产品通过引力波开放科学中心发布,供独立研究和教学使用。

GW150914与首次直接探测

编号为GW150914的事件于协调世界时2015年9月14日09时50分45秒抵达利文斯顿探测器,约7毫秒后出现在汉福德探测器中。在仪器最能提供有效信息的频率范围内,信号仅持续了不到一秒。信号的频率和振幅同步上升,达到峰值后衰减,呈现出致密双星旋近并合的典型特征。两个探测器中均出现了强烈信号,使研究人员得以采用不同分析方法进行广泛的交叉检验。

最初的分析推断,并合前两个黑洞的质量分别约为36和29个太阳质量,并合后遗留天体的质量约为62个太阳质量,这些测量值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两者之差相当于约3个太阳质量转化为引力波能量。推断出的光度距离约为410百万秒差距,即约13亿光年。这些物理量通过相对论波源模型相互关联;确定波源质量时必须考虑宇宙学红移,因为波形直接测得的是受红移影响的质量组合。

对信号的解释依赖于其完整的演化过程。在旋近阶段,两个天体通过引力辐射损失轨道能量和角动量,导致轨道频率上升。接近并合时,其动力学进入了需要求解广义相对论数值方程的阶段。最后的振荡与新形成黑洞趋于稳定的弛豫过程相符。普通恒星组成的双星若要同时具有观测到的高轨道频率和推断出的大质量,就必然会在实测信号结束之前很久便相互重叠,因此无法产生这样的信号。

GW150914的探测器网络信噪比约为24。最初的发现分析报告称,其虚警概率对应的统计显著性超过5.1个标准差。研究人员检查了探测器的运行状态、计时、环境扰动,以及信号是否可能来自人为注入的测试。两个天文台的观测结果彼此吻合,且与相对论波形一致,是确立这一结果的关键。未发现得到确认的电磁对应体。

这项发现于2016年2月11日公布,是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也是首次观测到双黑洞并合。此前,对脉冲双星的测量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间接证据:其轨道衰减与引力辐射所造成能量损失的理论预测一致。LIGO则记录了引力辐射本身经过地球时的信号,提供了一种本质上不同的测量。GW150914还表明,质量显著高于此前在许多X射线双星中测得的黑洞的恒星级黑洞,能够在宇宙年龄所允许的时间内形成并发生并合,由此提出了有关这类黑洞种群的问题,后续探测开始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

致密双星种群与恒星演化

LIGO探测到的、能够单独分辨的信号,大多来自致密双星,即由两个黑洞、两颗中子星,或一个黑洞和一颗中子星组成的系统。这类系统是尤为高效的引力波源,因为其中的大质量天体可以在间距很小的轨道上高速运行。通过波形的频率演化,可以测得啁啾质量,其定义为

M=(m1m2)3/5(m1+m2)1/5,\mathcal{M}=\frac{(m_1m_2)^{3/5}}{(m_1+m_2)^{1/5}},

其中,m1m_1和m2m_2是两个成员天体的质量。这一质量组合主导着旋近过程的领阶演化,其测量精度通常高于单个成员的质量。

并合事件目录并不是对所有双星系统的无偏普查。质量较大的系统可以产生更强的信号,但质量足够大的双星,其并合发生的频率会落在地面探测器灵敏度较低的范围内。探测概率还取决于距离、轨道倾角、天球位置、自旋以及探测器网络的性能。因此,种群研究会对选择效应进行显式建模。并合率通常以单位共动体积、单位源参考系时间内的事件数表示,以便与恒星演化和宇宙恒星形成模型进行比较。

一种提出的形成途径是孤立双星演化。两颗大质量恒星相互交换物质,可能经历共同包层阶段,最终留下轨道足够紧密的致密遗骸,使其能够通过引力辐射损失能量而并合。另一种途径涉及球状星团或核星团等致密恒星环境中的动力学近遇。反复的近遇可以使并非一同诞生的天体结成双星。质量、轨道偏心率和自旋方向的分布可能有助于区分这些形成渠道,不过现有观测往往容许不止一种解释。

单个事件揭示了这类种群中的一些特殊成员。GW190412呈现出一个质量明显不等的双黑洞系统,并使研究人员得以识别波形中的额外谐波。GW190814涉及一个约为23倍太阳质量的黑洞,以及一个约为2.6倍太阳质量的伴星;仅凭引力波数据,尚无法确切判定较轻天体的性质。GW190521被解释为一次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了约为140倍太阳质量的遗骸,但相关估计的不确定性较大,对其他波形解释的研究仍在继续。

LIGO及其合作观测机构还探测到了被解释为中子星—黑洞并合的系统,包括GW200105和GW200115。这些观测将致密双星的普查范围从双黑洞和双中子星拓展到了其他类型。其天体物理学意义不仅取决于天体数量,还取决于并合率、质量分布,以及最终并合前是否发生潮汐瓦解。黑洞可能吞噬一颗中子星,而几乎不在外部留下物质,因此,未探测到电磁辐射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系统中不存在中子星。

引力检验与致密天体的本质

LIGO在与行星运动或弱场实验室实验截然不同的条件下检验广义相对论。在黑洞并合过程中,时空曲率迅速变化,轨道速度可达到光速的相当大比例。观测到的波形包含了双星系统的保守动力学运动、辐射发射以及最终遗留天体的行为等信息。这些阶段的结果相互吻合,便构成一项严格的内部一致性检验,不过检验精度因事件而异,差别可能很大。

一种方法是测量相位演化可能偏离理论预测的程度。在广义相对论中,旋近阶段的相位由一系列涉及质量、自旋和相对论性相互作用的贡献项构成。分析时可以允许某些选定的系数偏离其预测值,并判断数据是否要求存在这种偏离。另一种方法则将根据早期旋近阶段推断出的遗留天体性质,与根据后期并合及铃宕阶段推断出的性质进行比较。两者一致,就支持整个信号都遵循同一套相对论描述的假设。

传播检验考察不同频率的引力波是否具有不同的传播特性。一些替代理论模型预言,非零的有效引力子质量或其他修正会产生色散关系。这样,引力波在跨越宇宙学距离传播后,就可能积累出可测量的、随频率变化的相位偏移。LIGO的观测能够约束此类效应,但这并不构成对引力子的直接探测。这些约束依赖于所假定的传播模型,必须与针对波源附近引力波产生机制的检验区分开来。

理论预期,最终的遗留天体是一个旋转黑洞,其外部定常几何由质量和角动量描述,而在天体物理情形下,其电荷可以忽略不计。它的铃宕信号包含称为准简正模的阻尼振荡。测量多个振荡模式,可以对这一黑洞描述进行细致检验;但要分辨这些模式,既需要足够强的信号,也需要谨慎判断铃宕近似在何时适用。因此,依据微弱附加特征得出的结论,对噪声和建模选择也格外敏感。

探测器网络还可用于检验引力波的偏振。广义相对论预言存在两种张量偏振,而替代理论可能允许额外的标量或矢量分量。不同朝向的仪器可提供互补的响应,这是区分这些可能性所必需的。这些研究尚未证实存在偏离广义相对论的现象,但与广义相对论相符,并不意味着所有替代理论都已被排除。有些修正效应太小,当前仪器无法探测;有些只在LIGO频率范围之外才变得显著;还有一些对于已观测到的波源,会给出与广义相对论相同的结果。因此,在解读每一项强场检验时,都必须考虑波形建模、校准和信号强度方面的局限。

中子星并合与多信使天文学

2017年8月17日,LIGO–Virgo探测网络观测到了GW170817,这是两颗中子星旋近产生的信号。与GW150914的短暂波形不同,这次事件的信号在探测器频带内持续了约100秒。漫长的旋近过程使研究人员能够精确测量啁啾质量,并探查中子星的潮汐形变。波源距离地球约4000万秒差距,远比首次观测到的双黑洞并合事件近。

在推算的并合时刻之后约1.7秒,费米卫星和INTEGRAL卫星探测到了短伽马射线暴GRB 170817A。随后的光学观测在星系NGC 4993中找到了一个暂现源,此后又开展了覆盖电磁波谱各波段的广泛观测。这些观测共同确立了中子星并合、短伽马射线暴,以及一种称为千新星、随时间演化的光学和红外暂现源之间的关联。此次事件成为多信使天文学的标志性范例:不同的物理信使为同一波源提供互补信息。

千新星辐射的能量来自富中子抛射物中的放射性衰变。在这类物质中,快速中子俘获可通过r过程合成重原子核。观测结果支持中子星并合是重元素产生的重要场所,但要确定具体的元素丰度分布,以及它们相对于其他天体物理场所的贡献,仍需开展种群建模和核合成建模。后期的射电与X射线演化,加上高分辨率射电测量,支持存在一股能量强劲、具有结构的外流,而观测视线偏离其中心轴。

引力波信号也对中子星物质施加了约束。中子星对伴星潮汐场的响应取决于其内部结构和状态方程。更强的潮汐形变会改变旋近晚期的相位演化。要提取这些信息,需要将潮汐效应与质量、自旋之间的相关性区分开来,并计及波形的不确定性。仅凭GW170817,既无法确定中子星核心的确切组成,也无法明确判定并合后即刻形成的残骸究竟是什么。

这次事件还提供了另外两项检验。首先,利用引力波测得的距离和宿主星系的红移,可以通过“标准警报器”方法估算哈勃常数,而不依赖传统的电磁距离阶梯。最初的测量精度尤其受到观测角度和星系本动速度不确定性的限制。其次,引力波信号与伽马射线信号的抵达时间非常接近,因此,在对波源固有发射时延作出一定假设的前提下,可以对引力与光的传播速度之差施加极强约束。因此,协调发布低延迟警报并迅速开展望远镜后随观测,是LIGO科学运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灵敏度升级与未来观测能力

LIGO的发展按观测、维护和安装改进仪器的不同阶段交替推进。灵敏度越高,就越能探测到更微弱或更遥远的源,但科学探测范围能扩大多少,取决于源的类型和频率。对于近邻、近似服从欧几里得几何的源群体,探测距离增至两倍,所覆盖的体积便约增至八倍。而在宇宙学距离上,还必须考虑红移、源群体的变化以及宇宙学体积。

高级LIGO增强版(Advanced LIGO Plus,简称A+)计划以现有的4千米设施为基础。其改进包括采用频率依赖压缩技术,以及改进光学镀膜、降低其他噪声源的影响。每座天文台各设有一个300米长的滤波腔,用于使压缩光的压缩角随频率旋转。这些升级在保留探测器基本几何构型的同时,着重降低量子噪声。此外,还必须降低光学损耗并提高技术可靠性,否则预期的增益可能会打折扣。

观测能力还取决于仪器能在稳定、低噪声状态下持续运行多久。提高循环激光功率,可以降低部分频段的噪声,却也可能加剧热畸变、辐射压效应或控制难度。因此,工程师和科学家会逐步实施改动并进行调试,测量其对灵敏度和稳定性的影响。更准确地表征仪器产生的短时瞬态扰动,有助于提高数据的可用性;更快速、更可靠的分析流程,则能提高引力波警报促成成功电磁后随观测的机会。

更长期的地面探测器构想包括美国的宇宙探索者和欧洲的爱因斯坦望远镜。它们是拟议中各自独立的天文台,并非已经安装在LIGO站址、用来替代现有设备的设施。宇宙探索者的设计采用长得多的干涉臂,而爱因斯坦望远镜的构想则将地下建设与分别针对低频和高频优化的专用仪器相结合。这类设施旨在观测宇宙历史中更大范围内的致密双星并合,并以显著更高的信噪比记录近邻事件。

在极低频段,地面探测器仍会受到地球环境扰动以及悬挂式测试质量实际运动特性的限制。空间干涉仪针对的是不同的频段和源群体,而不只是将LIGO按更大尺度复制到太空。这些计划尚待实现的探测目标包括:形变的旋转中子星发出的连续引力辐射、近邻恒星核心坍缩产生的引力波,以及无法分辨的源群体或早期宇宙过程产生的随机背景。要探测这些信号,不仅需要降低仪器噪声,还需要改进源模型、控制具有相关性的环境扰动,并发展能够将微弱信号与长期持续或间歇出现的背景区分开的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