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枪党是1933年在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领导下于马德里成立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运动。它主张建立威权、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反对议会民主制和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通过国家指导下的职业辛迪加来组织经济生活。它起初只是一个小型政党,但在1936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发展为一支重要的民兵力量和政治动员工具。
使用“长枪党”这一名称时,需要区分先后存在的几个组织。西班牙长枪党成立于1933年10月,1934年2月与国家辛迪加主义进攻委员会合并,组成西班牙长枪党和国家辛迪加主义进攻委员会。1937年4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强行将该组织与卡洛斯派运动合并,成立西班牙传统主义长枪党和国家辛迪加主义进攻委员会,简称FET y de las JONS。后者是佛朗哥独裁统治下唯一获准存在的政治组织,但并非仅仅是原长枪党的扩大版:它吸纳了彼此竞争的右翼传统,并始终从属于佛朗哥。
长枪党为独裁政权提供了象征符号、人员、社会组织,以及一套关于国家统一和政治动员的话语。然而,其领导人未能建立运动创始人所设想的、完全奉行长枪党主义的国家。因此,长枪党的历史既包括一个独立的革命民族主义政党的历史,也包括一个规模大得多的组织体系的历史;威权政权通过这一体系组织劳工、福利、青年、妇女以及公共政治生活。
起源与创立,1931—1934年
1931年4月,西班牙君主制垮台,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长枪党便是在此后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兴起的。共和国历届政府推行了涉及军队、土地所有制、教育及政教关系的改革。这些措施遭到君主主义者、保守派天主教徒、地主和军官等不同群体的反对。后来的长枪党人与这些群体一样敌视共和国,但他们也批评传统保守主义无力建立新的国家秩序,也无法动员广大民众追随。
长枪党的一个重要前身是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通常简称为JONS。该组织成立于1931年,由分别与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和奥内西莫·雷东多有关的团体合并而成。莱德斯马在欧洲法西斯主义及工团主义动员话语的影响下,提出了一套革命民族主义纲领。雷东多领导的运动在巴利亚多利德拥有稳固基础,强调卡斯蒂利亚的农业社会、天主教认同,以及以激进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两者的联盟提供了一系列思想和象征,其中包括轭与箭的标志以及红黑旗帜,后来都成为长枪主义的核心要素。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一名律师,也是前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之子,他成为西班牙长枪党最主要的公众人物。该组织于1933年10月29日在马德里喜剧剧院举行成立集会。其他知名创始人包括飞行员胡利奥·鲁伊斯·德阿尔达和阿方索·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何塞·安东尼奥反对将政治划分为左翼和右翼,主张民族是一个历史与道德的统一体,其地位高于个人利益和党派竞争。他在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还为使用暴力赋予了正当性,将其视为捍卫该运动所理解的民族正义的手段。
这一新运动属于更广泛的欧洲法西斯主义潮流,但其兴起也受到西班牙特有国情的塑造。其领导人利用了议会政治的危机、民众对西班牙国际地位衰落的不满,以及围绕地区自治的争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政治范例。后来,长枪党与法西斯意大利的联系还包括获得资金支持,不过,长枪党并不具备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运动在夺取政权前所拥有的庞大党员基础和独立资源。
1934年2月,西班牙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合并,组成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长枪党。此次合并将何塞·安东尼奥的公众声望和政治人脉,与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较为成熟的国家工团主义话语体系结合起来。但合并并未消除各方在领导权、社会政策,以及如何处理与富裕保守派支持者之间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莱德斯马于1935年与该组织决裂。这些早期争端暴露出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长枪党宣称要保持革命上的独立性,却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其他势力的援助,而这些势力主要关心的是击败左翼、恢复社会秩序。
思想纲领:民族、国家工团主义与宗教
长枪主义将民族置于相互竞争的社会、地区和政治认同之上。在它看来,西班牙首先不是一个通过代议制度治理的公民联合体,而是一个肩负共同使命的历史共同体。该运动将西班牙描述为“普世之中的命运统一体”,正是这一认识的体现。因此,其民族主义既敌视以阶级为基础的国际主义,也反对寻求加泰罗尼亚或巴斯克政治主权的运动。地方语言和传统可以作为文化特征得到承认,但政治权力必须保持集中。
该运动反对自由主义民主、政党竞争以及在议会中协调各方利益的做法。它主张以一个威权国家取而代之,由国家代表其所认定的民族有机组成单位。因此,它对政治参与的理解与选举多元主义有着根本区别:个人将通过与工作、地方和家庭相关的机构融入国家。领袖权威、纪律、服务与牺牲,是长枪主义话语中反复强调的美德。暴力不仅仅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手段;在该运动关于政治革新的论述中,暴力本身也具有正面价值。
其经济学说是国家工团主义。长枪主义者既谴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抨击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尤其是金融势力、投机活动,以及使国民生产屈从于私人利益的做法。他们主张,在国家权力之下,将雇主与工人纳入按行业组织的工团,以旨在协调生产的机构取代独立的阶级组织。1934年通过的纲领包含27点,提出了涉及银行业、公共服务、土地改革和劳动组织等方面的主张。纲领为私有财产保留了一席之地,但否认所有权赋予所有者违背国家目标行事的无限权利。
这些主张并不等同于工人掌控生产。独立的工会、罢工和阶级斗争都与其设想的体制不相容。公共利益将由民族国家而非自主的工人组织来界定。尽管如此,长枪主义仍试图通过承诺社会公正、土地改革和消除经济特权来吸引工人与农民。这些承诺与该运动同既有精英群体的联盟之间存在张力,这一矛盾在内战前后始终不容忽视。
天主教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两者的关系有时也颇为复杂。1934年纲领将天主教的人生观纳入其西班牙民族重建构想,同时也试图限制教会对国家权力的干预。长枪党最初并不等同于后来在佛朗哥统治下占据显著地位的教权保守主义。它强调政治动员和扩大国家权力,这可能与维护自身机构自主权的天主教组织发生冲突。长枪党的出版物中也出现过反犹主义言论,不过,与纳粹党相当的系统性生物种族学说,在其创立纲领中并未占据同样核心的地位。
组织、成员与政治文化
内战前的长枪党由政治领导层、地方支部、学生活动分子以及为街头斗争组建的队伍构成。何塞·安东尼奥于1934年成为全国领袖,将权力集中于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体系之中。该运动的民兵通常被称为“第一线”(Primera Línea),负责保护集会、对抗政敌,并参与政治暴力活动。其组织形式与政治认同被有意军事化:服从与随时准备牺牲被视为成员的根本义务,而非可有可无的效忠表现。
长枪党的大学组织——西班牙大学生工团(Sindicato Español Universitario,简称SEU)成立于1933年。由于长枪党最初缺乏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大学成为尤为重要的招募阵地。学生党员与左翼及其他政治组织争夺教室、集会场所和校园空间。西班牙大学生工团还将民族工团主义塑造成一项充满青春活力、旨在改造社会的事业,借此与传统保守主义相区别。尽管该运动也吸收工人,并在一些地方获得了可观的乡村支持,但在早期成员中,学生、专业人士及中产阶级家庭出身者尤为突出。
妇女部(Sección Femenina)成立于1934年,由何塞·安东尼奥的妹妹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领导,负责在这一以男性化、尚武式政治行动为主要范式的运动中组织女性。起初,其成员从事筹款、援助囚犯及其家属、宣传和后勤支援等工作。该部门后来发展为一个由国家支持的庞大组织,并非只是这些早期小规模活动的简单延续。不过,早期男性担任战斗人员、女性承担辅助职责的分工,已预示了该组织在佛朗哥统治下将确立为制度的性别等级秩序。
象征符号与仪式有助于将思想纲领转化为鲜明可辨的政治文化。蓝衬衫使人联想到产业工人,而轭与束箭则将该运动同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纹章联系起来。红黑旗令人想起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JONS)所挪用的工团主义象征语言。举臂礼、游行、制服及整齐划一的队列,使长枪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视觉文化的一部分。其名称本身让人想到的是紧密排列的战斗队形,而非普通的选举团体。
党歌**《面向太阳》**(“Cara al Sol”)创作于1935年,由胡安·特列里亚作曲,一群长枪党作家集体填词,在内战及独裁统治期间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对死者的纪念构成了另一条强有力的纽带。阵亡成员被描绘为仍在为运动服务的人,每当点到他们的名字,众人便高呼“到!”(¡Presente!)回应。这些做法提供了一套殉道叙事,后来何塞·安东尼奥本人也被笼罩其中。它们还使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得以融入共同的仪式文化,即使这些人对长枪党思想的含义存在分歧。
内战前的选举弱势与政治暴力
长枪党后来的显赫地位,容易让人忽视它在共和国时期吸引力有限的事实。何塞·安东尼奥在1933年11月的选举中进入西班牙议会,但这得益于加的斯右翼阵营的选举安排,而非长枪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突破。与主要的天主教、共和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组织相比,这一运动的规模始终很小。它声称超越左右之分,却未能因此赢得广泛的选民基础;其吸收有组织的产业工人的尝试,也只取得了有限成效。
长枪党与传统右翼的关系,也使其处境更加复杂。君主派支持者有时会提供资金,认为长枪党的激进行动有助于对抗左翼。与此同时,何塞·安东尼奥又力图保持独立身份,并批评保守派维护既有财富与特权的立场。这些关系使长枪党不断受到指责:它要么是反动势力的工具,要么是不可靠的革命盟友。莱德斯马于1935年离党,反映了这一不稳定局面中的个人矛盾与理念冲突。
袭击、报复、葬礼示威和武装冲突使政治暴力不断升级。长枪党人杀害对手,自身也遭到杀害。1934年2月,长枪党学生马蒂亚斯·蒙特罗在马德里遇害,此事成为该运动纪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暴力具有实际用途——恐吓、保护集会和扰乱对手的活动——但也进一步强化了该运动的一贯主张,即政治不能局限于议会辩论。长枪党的报刊和公开声明,助长了将对手描绘为民族之敌的风气,使这种做法逐渐常态化。
人民阵线联盟赢得了1936年2月的选举,长枪党则未能获得任何议席。其候选人仅获得很小比例的选票。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随着政治气氛恶化,以及其他右翼团体的一些活动分子转向更激进的行动方式,该组织吸收了更多成员。这种扩张应与选举支持区分开来:人们在对抗时期加入一个组织,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整套意识形态纲领已获多数人认同。
暴力事件发生后,共和国当局开始打击长枪党,何塞·安东尼奥于1936年3月被捕。领导工作和联络活动越来越多地在成员遭到监禁、组织转入地下的条件下进行。长枪党人参与了军事叛乱的筹备,尽管其领导人与密谋叛乱的军官之间并非毫无猜忌。7月17日至18日开始的叛乱,未能像组织者预期的那样迅速推翻政府。相反,军队与国家的分裂引发了一场内战,长枪党所面临的机遇、党员规模及其职能,都在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剧变。
内战、动员与镇压
西班牙内战使长枪党从一个边缘政党转变为叛军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军事叛乱者控制的地区,长枪党的办事处重新开放,招募规模扩大,身穿蓝衫的民兵成为公共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一部分。新成员中既有坚定的法西斯主义者,也有其他右翼组织的原支持者、试图在新兴秩序中寻找机会的人,以及为求自保而入党的人。因此,战时党员人数不能简单地用来衡量人们对其战前纲领的认同程度。
长枪党民兵部队通常称为“旗队”(banderas),与正规军、殖民地部队、卡洛斯派部队及其他叛军部队并肩作战。其军事行动逐渐被纳入军方指挥之下。这种关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长枪党获得了武装力量,提高了公众知名度,却未能独立掌控叛军的战争行动。1936年秋,佛朗哥被任命为大元帅和正在形成的国家政权的元首,权力由此进一步集中到凌驾于长枪党运动之上的层级。
长枪党人还广泛参与了战线后方的镇压。他们与军人、国民警卫队成员、地方右翼活动分子及其他力量一起实施逮捕、看守囚犯,并参与处决及未经司法程序的杀戮。受害者包括工会成员、左翼政党成员、共和国官员、教师,以及其他被视为与已遭推翻的地方秩序有关的人。这些镇压网络的构成和运作方式因地而异,因此不能将叛军控制区内的每一起杀戮都归咎于长枪党。尽管如此,长枪党的参与程度仍然相当深,是其战时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政治活动中偶然出现的附带行为。
与此同时,长枪党运动也开展了福利救济和宣传工作。1936年10月,在梅赛德斯·桑斯-巴奇列尔的主持下,冬季救济组织(Auxilio de Invierno)在巴利亚多利德成立,提供食物和援助,后来发展为社会救济组织(Auxilio Social)。救济工作缓解了战时真实存在的困苦,但也将政治监督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食品分发、儿童福利机构和慈善活动,有助于将叛军事业塑造成国家与社会重建的推动力量。因此,福利救济与强制手段可以在同一套地方组织体系内并行运作。
何塞·安东尼奥一直被关押在共和国控制区,最终被囚于阿利坎特。他因参与叛乱受审,于1936年11月20日被处决。战时通信条件受限,使追随者起初仍无法确定他的生死,并对他尚在人世抱有希望。他的缺席也使组织失去了最具权威的领袖。曼努埃尔·埃迪利亚逐渐成为主要人物,但相互对立的派系仍在争夺控制权。此时,党员人数的增长和公众影响力的扩大本可增强长枪党的谈判地位,这些冲突却恰恰削弱了它抵制佛朗哥的能力。
强制合并与党国体制,1937—1945年
1937年4月19日,佛朗哥颁布法令,将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长枪党与卡洛斯派的传统主义联盟合并为西班牙传统主义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长枪党。其他政治组织均被解散。佛朗哥出任新组织的全国领袖,使统一后的政治组织与军队和国家一样,受其统一领导。这项法令是在萨拉曼卡的长枪党各派发生冲突后颁布的,剥夺了这一运动的独立指挥体系。
这次合并将两种在意识形态上并不相通的传统强行结合在一起。长枪党人主张建立法西斯式的国家工团主义国家;卡洛斯派则捍卫天主教传统主义君主制,以及他们所拥戴王系的正统地位。新组织的正式服装将长枪党的蓝衬衫与卡洛斯派的红色贝雷帽搭配在一起,直观地体现了这一强制结成的联盟。其纲领保留了长枪党二十七点纲领中的二十六点,删去了最后一条有关该运动对待政治联盟的立场。因此,尽管其象征符号与学说在形式上得以延续,政治控制权却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埃迪利亚未能在新的权力体系中站稳脚跟。他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不过后来获减刑。他的下台表明,任何以原长枪党的权威自居的主张,都无法凌驾于佛朗哥的最高权力之上。一些资深长枪党人适应了合并后的组织,另一些则仍持批评态度,或被边缘化。战前入党者通常被称为“老衬衫”,他们与战时新成员之间的身份差别,成为声望与相互竞争的来源,但无论哪种身份,都不能保证其对国家政策拥有影响力。
1939年国民军获胜后,西班牙传统主义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长枪党为各部委、省级行政机关、宣传机构和劳工机构输送了人员。其全国委员会及其他政治机构提供了协商和人事任命的渠道,却不是制约佛朗哥的机制。该政权仍依靠几股相互交叠的支持力量:军队、长枪党人、君主主义者、天主教组织,以及既有的经济利益集团。各方的相对影响力不断变化,佛朗哥则在其间居中裁决。长枪党从未在国家体制中获得德国纳粹党所宣称的那种自主地位。
长枪党人的影响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尤为明显。佛朗哥的连襟、政坛核心人物拉蒙·塞拉诺·苏涅尔主张与轴心国保持密切关系。1941年派往苏联、在德军指挥下作战的蓝色师团中,长枪党人在志愿人员里占有显著地位。不过,西班牙并未正式对英国和美国参战。塞拉诺·苏涅尔于1942年被免职,随后轴心国又于1945年战败,这压缩了公开追求法西斯政治目标的空间,但并未撤销长枪党人掌管的机构。
独裁统治下的劳工、福利、青年与妇女
长枪党影响最为持久的领域,是那些将独裁政权与日常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机构。1938年颁布的**《劳动宪章》(Fuero del Trabajo)确立了威权劳动秩序的原则,排斥阶级冲突和独立的集体组织。此后的立法逐步建立起西班牙工团组织**(Organización Sindical Española),通常称为“垂直工团”。雇主和工人按生产部门被纳入官方监管的组织体系。这些机构并非能够自主同雇主或国家自由谈判的工会。
工团体系规范代表机制、提供服务、管理设施,并参与劳资关系管理。重大决策仍受国家权力支配,罢工和独立工会则遭到禁止。因此,其实际运作与以民族工团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承诺并不相符。私营企业和雇主继续存在,政府的优先事项也并不总是遵循长枪党的经济理想。自20世纪60年代起,反对派活动人士,包括与工人委员会有关的人士,利用工作场所代表职位的选举,在原本旨在排斥独立劳工政治活动的机构内部建立影响力。
在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领导下,妇女部成为推行性别政策的重要工具;她在整个独裁统治时期始终担任该组织的领导人。妇女部推广家政技能、儿童照护、体育教育和农村服务,并倡导以奉献、婚姻和母职为核心的女性典范。其社会服务制度创设于内战期间,要求许多女性接受培训并参加服务,以此作为从事某些工作、取得某些资格或办理某些行政手续的条件。该组织为部分女性提供了承担公共职责和积累职业经验的机会,同时又维持着一种等级秩序,使女性的公民地位从属于规定的家庭角色。
青年政策通过1940年成立的青年阵线及相关组织推行。学校、营地、体育、歌曲和政治教育都被用来培养纪律严明、热爱祖国的青年。这些举措将意识形态教育与文娱活动及实践机会结合起来,使参与者的范围超出了坚定支持长枪党的家庭圈子。1960年,西班牙青年组织在官方青年组织体系内成立,反映了工作方法和对外形象的变化。西班牙大学生工会(SEU)同样在大学生活中占据官方地位,但学生的反对日益暴露出其代表性主张的局限。
战后,社会救济组织继续通过食堂、儿童之家及其他机构开展福利活动。救助与政治、宗教教育相结合,而机构照护也可能伴随强制性的纪律管束。文化项目还搜集各地区的音乐、舞蹈和服饰,并加以展演,尤其是通过妇女部开展此类工作。这些活动保存或传播了地方文化的某些内容,同时也将其纳入由中央界定的西班牙统一形象之中。因此,这些组织既是服务提供者和社会晋升渠道,也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战后的调整与佛朗哥主义内部的斗争
轴心国的战败,使公开认同法西斯主义成为佛朗哥政权的负担。1945年以后,官方对自身的表述更加突出天主教、反共产主义,以及据称具有西班牙独特性的制度。国民运动一词日益成为该政权认可的政治共同体的统称。长枪党的象征并未消失,但其含义被纳入一个更广泛的威权秩序之中,而这一秩序否认自身仅仅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延续。
这一调整与西班牙遭受国际孤立、随后恢复外交地位的过程同时发生。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谴责佛朗哥政权,而后来的冷战则推动了西班牙与西方列强的合作。西班牙于1953年同美国及梵蒂冈达成协议,随后于1955年加入联合国。这些进展巩固了独裁统治,却不要求政权采纳长枪党的革命目标。在国际上,反共产主义被证明比该运动早先对法西斯模式的推崇更为有用。
尽管如此,长枪党领导人仍继续谋求制度层面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担任国民运动总书记的何塞·路易斯·德·阿雷塞推动了一系列提案,试图将国民运动的权威牢牢确立于国家的宪制安排之中。政权内部其他派别的反对使这些提案未能付诸实施。1956年的大学学潮中发生了冲突,并出现了对官方学生组织体系的批评,进一步表明,要维持整整一代人在政治上团结一致的形象十分困难。阿雷塞于1956年卸任总书记,何塞·索利斯·鲁伊斯于1957年接任。
1958年颁布的**《国民运动原则法》**重申了该政权的一套官方原则,包括国家统一、天主教认同和有机代表制。该法并未赋予长枪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力。同样,包括议会在内的政权代议机构,也不是通过政党自由竞争来运作的。政治参与由官方认可的团体和职位加以组织,而佛朗哥仍掌握着决定性权力。因此,长枪党的术语虽然得以保留,但其所处的宪制框架旨在维持独裁统治,而非实现这一运动最初的独立抱负。
经济政策进一步改变了各方影响力的平衡。1957年技术官僚出任部长,以及1959年稳定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政权开始摆脱独裁统治初期的自给自足政策。市场导向的调整、外国投资、旅游业和工业增长,使原先的民族工团主义经济纲领愈发显得不切实际。长枪党人在劳工行政、省级政府及国民运动的官僚机构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并不决定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因此,在佛朗哥主义统治下,组织机构得以延续与意识形态取得胜利,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解散、后继组织与历史解读
佛朗哥于1975年11月20日去世,西班牙由此进入转型期,独裁政权的各项制度在此期间逐步被废除或改造。国民运动的领导层并未采取统一行动。一些官员接受政治改革,另一些则捍卫既有的威权体制。1976年12月经全民公投通过的《政治改革法》为竞争性选举开辟了道路,也使官方政治垄断无法继续维持。
1977年4月1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解散了国民运动的中央组织架构,并在适用情况下将其职能和人员移交其他公共机构。垂直工会也在转型期间被解散,独立工会获得合法地位。1977年6月,西班牙举行了共和国时期以来的首次民主大选。西班牙**1978年宪法**确立了议会君主制、政治多元主义和基本权利,这些均与长枪党主义的制度前提不相容。
此后,数个小型组织声称继承了长枪党的名称和政治遗产。它们之间的争议涉及法律上的延续性、领导权、对何塞·安东尼奥思想的解读,以及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态度。一些组织强调忠于佛朗哥主义的遗产;另一些则认为,佛朗哥使最初的民族工团主义革命受挫。这些团体未能恢复官方国民运动曾经拥有的地位,在选举中始终处于边缘。因此,必须将历史上的长枪党、独裁时期的统一组织,以及1977年后使用相关名称的政党视为不同的实体。
公共争议尤其集中于象征标志、纪念碑、街道名称,以及如何对待内战死难者等问题。西班牙2007年的历史记忆立法和2022年的民主记忆立法,改变了有关独裁统治的公共纪念活动所适用的法律框架。何塞·安东尼奥的遗骸曾于1959年迁入烈士谷,后于2023年4月迁出该地的宗座圣殿,改葬于马德里。根据2022年的立法,该地本身已更名为库埃尔加穆罗斯谷。
历史研究区分了若干相互关联的问题,而不是用单一标签概括这一主题。最初的长枪党通常被置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主义背景下考察,但要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整体性质作出分类,就必须关注军方、天主教机构、君主主义者和长枪党组织各自作用的变化。研究还考察社会救助与强制手段之间的关系、民众参与官方机构的程度,以及地方活动分子在镇压中承担的责任。革命话语与行政实践之间的反差始终是核心问题:长枪党的纲领从未得到全面实施,但其人员和机构却帮助一个威权国家维持了近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