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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ban-gu · 人物

班固

班固(32—92年)是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其所著《汉书》为中国断代史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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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32—92年),字孟坚,是中国东汉朝的史学家、宫廷学者和文学家。他是《汉书》的主要撰写者。这部史书记述了西汉的历史及其覆亡,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奠基之作之一。他也擅长作赋;赋是一种铺陈繁富、融描写、议论与颂赞于一体的文体。

班固承续父亲开创的修史事业,将其发展为一部全面记述单一王朝历史的著作。他广泛取材于前代史著、官府档案、奏章及学者编纂的文献,将政治事件、典章制度和人物生平纳入一套完整的体例,后世修撰王朝史者屡加沿用。他的著作保存了有关政务、经济管理、思想文化生活以及与周边族群关系的珍贵史料,同时也立足于重建后的汉朝朝廷,诠释汉代的历史。

班固的仕途既体现了帝制下学者入仕所能获得的机遇,也揭示了其中的风险。皇帝的支持使他得以接触档案,其著述也因此受到重视;然而,他与权势显赫的将军窦宪关系密切,这也成为他最终遭祸的原因之一。班固于92年死于狱中,《汉书》尚未完成的部分则由其他学者续成,其中尤以其妹班昭的贡献最为突出。

家世与早年教育

班固于公元32年出生于扶风安陵的一个书香世家,其地位于今陕西咸阳一带。班氏家族与西汉政坛和文坛颇有渊源:家族先辈班婕妤曾为汉成帝妃嫔,以学识和文学才华闻名。这些渊源使班氏承续了以通晓典籍、擅长文章而入朝为官的家学传统,不过,家族成员的命运仍难免受到政局变迁的影响。

他的父亲班彪(3—54年)是一位学者和史学家,亲历了西汉覆亡、王莽统治和东汉建立。这一系列动荡使如何理解近世历史成为政治与学术领域的迫切课题。班彪撰写了通常称为《后传》的续史之作,一般记载为六十五篇。这部著作将历史记述延伸至司马迁所记主要年代范围之后,为班固的修史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班固的弟妹也都成就卓著。弟弟班超在西域从事军事与外交活动,推动东汉的影响力向中亚扩展。妹妹班昭成为宫廷学者和作家,后来还协助完成了班固的史书。他们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个有学养的仕宦家族所能涉足的广泛领域:史学研究、文学创作、行政事务、外交和军事彼此相通,并非截然分立。

后世编纂的东汉史书保存了班固生平的主要记载,将他描绘为天资早慧、幼年便能作文并诵读重要典籍的人。这类描述部分沿用了学者传记的惯常笔法,但他成年后的著作确实表明,他对儒家经典、历史文献以及宫廷文章的体制与表现手法都有深厚修养。他还曾在东汉都城洛阳的太学求学。

班彪于54年去世,当时班固二十出头。班固重新整理家中留下的史料,着手进行规模更为宏大的编纂工作。他没有只是在已有的通史之后续补史事,而是逐步构思出一部以西汉为完整历史时期的著作。这一选择后来成为他对中国史书编纂体例最具深远影响的贡献。

入朝任职

班固起初以私人身份续修家传史书。约在62年,有人告发他私修国史,他因此被捕,书稿也被官府收缴。此事反映了史书编纂在政治上的敏感性。记述帝王、皇位承继、叛乱以及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并非单纯的考古论史之学,其中可能隐含着对当朝及前代王朝的褒贬。

班超前往京城,向在位于57至75年的汉明帝说明兄长著述的性质。明帝也命人审阅了这些文稿。班固获释,此事不仅未使他的修史计划中止,反而使其得到朝廷认可。他入朝任职,在宫廷学术机构供职,得以查阅官方档案,可用的史料因而大为丰富。

其中一个重要机构是东观,即宫中收藏图书、档案并从事史书编纂的处所。班固参与了有关东汉开国时期的编纂工作,包括记述汉光武帝及辅佐其重建汉朝的功臣。因此,他私下撰写西汉史的工作,与官府主持的集体修史活动并行展开。由此可见,个人著述与朝廷史馆修史之间的界限,并不像现代书籍扉页上的署名可能给人的印象那样分明。

皇帝的赏识也为班固带来了档案研究之外的机会。他进献文学作品,解答有关前代制度的问题,并参与朝廷议论。在汉章帝在位期间(75—88年),他仍是一位备受认可的学者,能够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探讨当时的问题。朝廷重视历史先例,将其作为裁定礼仪、政治等级秩序及帝王行为规范等事务的依据。

然而,班固的地位依赖于个人信任与权贵的支持,而非独立自主的史学研究职业。他查阅档案的机会、继续编纂大部头史书的自由,以及著作所具有的公信力,都与他效力于皇帝密切相关。这种制度环境有助于解释其史著的特点:它既能保留对个别君主和大臣的批评,又认可汉朝统治秩序的正当性。东汉朝廷既是所述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的继承者,也是支持重构这段历史的机构。

《汉书》的编纂

《汉书》记述了西汉的历史,起于开国皇帝刘邦的兴起,迄于王莽覆亡以及东汉政权巩固前夕的战乱。其记事年代通常被界定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但部分叙事超出了这一范围。因此,它不仅涵盖西汉一朝,也包括王莽于公元9年建立的新朝。

这项编纂工作源于班彪的续史之作,但班固重新确定了它的范围与结构。他最重要的前驱是司马迁,后者的《史记》从传说时代及早期历史一直写到作者生活的年代。班固则以单一王朝为基本单位,撰写一部内容全面的史书。这一转变的意义,不仅在于缩小了记述的年代范围,更在于将一个王朝的制度、人物、疆域建置与政治兴衰纳入统一的历史记述之中。

记述西汉前期历史时,班固大量取材于司马迁的著作。有些段落基本沿用了先前的叙述,另一些则作了删节、重组或补充。记述较晚各朝的历史时,他所依据的材料包括诏令、奏疏、朝廷档案及后出的史著,这些都是司马迁未能见到的。在这种编纂方式下,著史的工作包括甄选可靠文献、协调不同记载、将文书编入条理清晰的叙事次序,并评判其意义。

编纂《汉书》占据了班固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约至公元82年,主体叙事已大致完成,但到他于92年去世时,全书仍未最终定稿。尚未完成的部分包括八篇表和《天文志》。班昭奉诏续成此书,数学家、学者马续也参与完成了天文部分。因此,传世的《汉书》既是班氏家族的成果,也凝聚了朝廷组织编纂之力,尽管全书的核心构架与大部分文字均出自班固之手。

《汉书》本身也记述了这部著作的学术渊源。末篇将家族历史、编纂经过与作者对著述宗旨的阐释融为一体。这样的安排,将成书的权威性与家学传承及长期的文献整理工作联系起来。同时,它也清楚地表明,署名“班固撰”并不意味着每一段文字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书中汇集了前人的叙事、官方文书、先人的著述,以及他去世后续成的内容。

史书体例与断代史范式

《汉书》通常分为一百篇: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部分篇章后来又分为若干卷,因此一些版本的实际卷数可能超过一百。其编排在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基础上有所发展,使之适用于一朝历史的书写。

本纪以帝王及其在位时期为中心,提供按时间展开的历史框架,记载即位、任命、征战、典礼、灾害以及其他被视为国家要事的事件。这种编排以帝位传承为政治时间的主要组织轴线,但并不等于一部完全按年代顺序讲述的历史:本纪中简要记载的内容,可能在列传或有关制度的志中得到更详尽的叙述。

表将连续叙事中不易厘清的关系汇集起来,梳理贵族封爵、官职任用以及世系传承等事项。其直观的编排与时间结构,使读者能够将人物与官职、封地及统治家族联系起来。独具特色的《古今人表》还将前代人物划分为不同等第,表明历史材料的编排也可以成为对人物德行与才智进行品评的方式。

十志涉及历法与音律、礼仪与祭祀、天文、灾异、地理、水利、刑罚制度、经济以及目录学等领域。这些部分将国家治理视为一套持久运作的制度安排,而不只是一连串个人决策。列传则涵盖官员、将领、学者、作家、商人和皇室亲属,也记述帝国核心区域以外的族群与地区。有些篇章按人物的活动领域或道德声誉合传,而非为每个人单独立传。

与司马迁的体例相比,一项重要变化是不再单设“世家”。在以一个帝国王朝为中心的史书中,地方统治者与豪门大族可以纳入列传序列,而不必另立与之并行的门类。后世官修史书反复采用本纪、列传、表、志的不同组合,尽管并非每部都四者齐备。因此,班固的影响在于确立了一套能够灵活运用的体例,而不是一份僵化的必备项目清单。历史材料可以分布在数种相互补充的形式之中,各自回答关于同一政治世界的不同问题。

政治正统与历史评价

班固从东汉的立场出发撰史,而东汉统治者将本朝视为刘邦所创汉室的中兴。因此,西汉既是一段已经完结的历史,也是当朝政治正统性的来源。这一关系影响了班固对皇位传承、王莽崛起,以及刘氏皇室如何历经政治巨变而得以延续的叙述。

《汉书》对王莽的记述尤为重要。王莽凭借仕宦经历及与皇室的姻亲关系逐步崛起,最终于公元9年代汉自立。《汉书》将其生平列入列传,而没有在全书体例上赋予其政权与汉朝帝系同等的地位。书中详尽的叙述保存了诏令、制度变革及反抗活动的记载,但总体上仍将其统治定性为篡位。由此,篇章归类本身便成为一种历史论断。

班固的道德论述深受儒家影响,尤其重视合宜的行为、有序的社会关系,以及君臣各自的责任。然而,这部史书并非只是道德范例的汇编。它记录官员之间的分歧,保留相互竞争的政策主张,也提供了有关强制手段、财政重压、军事失利及派系冲突的史料。一个王朝可以拥有正统地位,而其中的具体行为仍然可以受到批评。

他对汉武帝的评价便体现了这两者的结合。武帝一朝以疆域大幅扩张、举行重大礼仪、推行新的财政制度,以及提升经学地位著称。史书同时也记载了战争带来的重负、严酷的施政及宫廷危机。这种呈现方式不必在颂扬功业与记录其代价之间择一。史料的编排使两者都得以展现,即使作者的评断更强调这一朝代留下的长远功绩。

灾异与征兆也是其解释框架的一部分。异常天象、自然灾变及种种异象,都可能被解读为政治失序的警示。《五行志》保存了将此类现象与施政失误相联系的解释。这些材料不应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点缀:它们表明,宇宙观、道德批评与治国之术可以相互配合。班固的史学植根于这样一个思想世界:自然秩序与政治行为被认为彼此关联、互有意义;不过,他所保存的文献往往也能为后人探究与原编纂者所关注问题迥然不同的课题提供依据。

制度、经济与更广阔世界的史料

《汉书》经久不衰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保存了仅凭政治叙事无法获取的信息。其中的各志及文献性段落,保留了赋税、官制、刑事司法、农业管理和国家财政等方面的细节。借助这些记载,研究者可以把帝国视为一个由户口、疆域、官署、资源和交通通信构成的运作体系来考察,而不只是将其历史看作历代君主的更替。

《地理志》尤为重要。它列出各级行政区划,并提供了与公元2年全国户口登记相关的户数和人口数据。所记总数为12,233,062户、59,594,978人。这些是户籍登记数字,并非现代意义上对边界经过精确测量的国家疆域内全体居民的估算;如何解读这些数字,取决于当时的户籍登记方式和行政管理所能覆盖的范围。尽管如此,对于研究古代帝国的人口规模及其地域分布而言,这些记载仍是覆盖范围罕见广泛的史料。这些名录也有助于理解中央政权据以实施地域管理的郡县制。

《食货志》保存了关于土地占有、粮食供应、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记载。其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汉武帝时期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扩大,包括盐铁专卖,以及旨在调节物资供应和价格的措施。这些段落揭示了军费开支、财政征收与有关政府应发挥何种作用的争论之间的联系。它们不仅记载政策结果,也保留了各方论辩,使后世读者能够还原当时人们为经济决策辩护或提出批评时所使用的话语。

《艺文志》则提供了另一类制度史料。它以刘向、刘歆主持的宫廷藏书整理与编目工作为基础,将著述分为经学、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主要门类。所列书籍有许多已不传于世。因此,其中的书名、分类和解题,记录了一个远比现存中国早期经典文献所呈现的更为广阔的知识世界。

关于匈奴、西域及其他周边社会的记述,保存了外交、战争、交通路线、物产和政治组织等方面的信息。张骞的传记和《西域传》,是研究后来被统称为丝绸之路的交流网络早期历史的核心史料。这些记述产生于帝国的信息体系之内,往往带有战略目的。考古学证据、出土行政文书和简牍,可以补充这些记载,或帮助厘清其适用范围,尤其是在边疆行政以及人员、货物实际流动等问题上。

文学创作与《两都赋》

班固在史学上的声望,有时掩盖了他在文学上的重要地位。他是赋的重要作家;赋这种文体兼具富有节奏的散文、韵文、铺陈描写与议论辩说。汉赋既可以铺叙帝国的疆域空间与物质财富,也可以寄寓讽谏。因此,其形式上的繁富并非纯粹的装饰:对事物、场所和行为的铺排,可以表达作者对治国之道的看法。

班固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两都赋》,将西汉都城长安与东汉都城洛阳加以对照。作品采用对话形式,让代表西都的说者与代表东都的答者展开辩论。两座都城各自成为论述帝国统治应有面貌的中心。

西都的代言者盛赞长安的宏伟壮丽,铺陈其地理优势、宫殿、苑囿、猎场、物产之丰饶,以及财富与人口的汇聚。这种描写将都城与帝国的空间化作国势强盛的明证。东都一方的回应,则将论辩引向中兴王朝在德政与礼制上的正当性。洛阳之所以更胜一筹,并不只是因为建筑更宏大或物质排场更盛,而在于它体现了一个秩序更为合宜的政治世界。

因此,这篇作品也参与了东汉朝廷对帝国中心何以东移的阐释。从长安迁往洛阳,不仅可以被理解为内战与重建所带来的现实结果。班固通过文学上的比较,将迁都纳入王朝中兴的历史叙事。作品的说服力既来自细致的铺陈,也来自两种宏伟气象之间的对照:一种以壮观的景象取胜,另一种则以节制、学问与礼制秩序赋予宏伟以正当性。

其他作品则展现了班固作为文人的不同面向。《答宾戏》借虚构的问答,回应以世俗成就为衡量标准的批评,为自己对学问的持守辩护。《幽通赋》探讨命运、操行,以及人在更大的秩序中认识自身位置的困难。这些作品表明,不能仅仅将班固视为朝廷的代言人。他的创作也能表达功业与时势、出仕与退隐、道德追求与政治处境之脆弱之间的张力。他的《两都赋》还成为后世都邑赋的重要先声,尤其对张衡描写两京的作品具有先导意义。

白虎观会议

公元79年,汉章帝在洛阳白虎观召集学者讨论经义,旨在审议儒家经典解释中的争议,以及这些解释对制度、礼仪和政治秩序的影响。班固参与了与会议有关的学术工作,并奉命记录或编纂会议成果。这次会议使他置身于经学研究与帝国政务的交汇之处。

这些讨论涉及汉代思想界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经典的权威地位并不必然带来解释上的一致。不同的师承传授各自的经文和解说,对于丧服、婚姻、等级、祭祀、继承及君臣关系等问题,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由于这些事项关系到官府施政,学者之间的分歧便可能成为需要皇帝裁定的问题。

现存的《白虎通》,又称《白虎通义》,传统上被认为是班固编纂此次会议成果而成的著作。它与会议的确切关系,以及文本形成所经历的各个阶段,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课题。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一场辩论的逐字记录,也不能不加辨别地把其中每一项主张都当作班固的个人意见。不过,其结构与论述仍保存了东汉经学义理推论的重要内容。

该书通常采用提出问题、给出回答,再援引文献并加以阐释论证的方式展开论述。它将社会政治制度与宇宙运行的模式、数理对应关系及伦理关系联系起来。例如,爵位等级的差别或家庭成员的义务,可能被解释为天、地与人类社会之间有序关系的一部分。在现代读者看来似乎彼此独立的领域——法律、礼仪、宇宙观、亲属关系和政治理论——在书中则被视为可以相互阐明的整体。

班固参与这项工作,有助于理解其宫廷学术活动的广度。编纂历史是整理权威知识的一种方式,阐明经义则是另一种。两者都需要对传承下来的材料加以取舍,也都可能强化朝廷作为裁定正统秩序之权威机构的地位。他在白虎观会议中所承担的职责,也有助于解释《汉书》为何如此重视礼制、学术传承,以及制度与其经典依据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他所处政治环境中的实际关切。

最后的征战、去世与著作的后世流传

89年,班固进入窦宪幕府。窦宪是权势显赫的外戚和将领,率军大举出征北匈奴。班固的职责主要是发挥其文学与文书才能,而非统率军队。此次远征最终以汉军大胜告终,军队深入蒙古草原,并在燕然山刻石纪功。

班固撰写了这篇铭文,以颂扬帝国武功的庄重文辞记述此次征战。铭文将军事胜利与汉廷的权威和声望联系起来,使一次远征化为长久留存、昭示于世的记录。这篇铭文长期以来见于传世文献;2017年,蒙古国境内的一处摩崖石刻被确认为燕然山铭文。石刻的留存,为班固的传世作品提供了罕见的实物印证,也展现了文学创作、纪功刻石与边疆战争之间的关系。

与窦宪的关系最终给班固带来了危险。92年,汉和帝着手铲除窦宪及其党羽。班固失去了窦宪权势带来的庇护,在随后的清算中被捕入狱。后世传记还将他的遭遇与一名地方官员的积怨联系起来,而这份怨恨源于早年涉及班固家中人员的一次事件。班固于同年死于狱中。现存记载表明,他的死亡与所依附势力的覆灭、个人失去庇护以及官吏的严酷处置有关,不能简单归结为他因所著史书的内容而被处死。

班固去世时,《汉书》尚未完成,但修撰工作在朝廷支持下继续进行。班昭在完成剩余篇章、帮助他人理解书中艰深内容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此后,《汉书》广泛流传,成为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权威著作。书中典故繁多,专门术语、人名及制度细节密集,促使历代注释不断积累,至唐朝颜师古(581—645年)作注时,形成了影响尤为深远的注本。这部注本成为阅读《汉书》的通行辅助。

后世学术研究既将班固视为奠定史学传统的重要史家,也将他视为一位其分类框架需要审视的作者。由于他大量承用司马迁的著作,研究者得以细致比较两者的措辞、取舍与评断;出土文献使书中有关行政制度的记述得以检验;而《汉书》对域外族群的叙述,则揭示了帝国档案背后的观念预设。现代译著也使不通中文的读者能够接触到这部著作的不同部分,其中尤以荷马·H. 德效骞对帝纪的翻译,以及A. F. P. 何四维对法律和地域相关材料的研究为代表。这些研究路径不仅考察《汉书》记载了什么,也探究班固如何通过编纂取舍,将承袭而来的文献塑造成一朝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