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塔木德

《塔木德》是拉比讨论犹太律法、经文诠释、叙事与宗教生活的基础文献,传世有巴勒斯坦和巴比伦两种汇编。

31 个关键词7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20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犹太教哲学宗教圣经辩证法逻辑学证据伦理学塔木德

《塔木德》是拉比犹太教的主要经典基础之一,内容是围绕《密西拿》展开的深入讨论;《密西拿》是一部约于公元200年编成的犹太律法传统汇集。《塔木德》以两部不同的汇编流传至今:一部是编纂于罗马及拜占庭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的《耶路撒冷塔木德》,另一部是编纂于萨珊王朝统治下美索不达米亚犹太社群中的**《巴比伦塔木德》**。两者都将律法分析与圣经诠释、故事、伦理思考、实用知识及辩论融为一体。在通常用法中,“《塔木德》”多指巴比伦汇编本;在后世的犹太学问与律法传统中,这一版本成为影响更为深远的权威文献。

希伯来语词 talmud 意为“研习”或“学问”。这部著作特有的论述方式,不是系统地陈列法典条文,而是通过提问、质疑、比较以及提出各种区分,审视传承下来的教诲。一场讨论可能同时保留几种互不相容的观点,而不对每一处分歧作出定论。因此,这部著作既是传统的宝库,也体现了一套精密的诠释实践,同时还是历代拉比论辩的记录——不过,这些记录经过了文学加工,并非逐字实录。

《塔木德》形成于晚期古典时代,但其文本的历史此后仍在抄本传写、中世纪注疏、印刷、审查、翻译及现代学术研究中不断延续。它的权威地位与研习方法塑造了犹太人的礼拜活动、社群制度、教育和律法裁决;其中启示与诠释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引起了哲学、法学理论及宗教研究领域的关注。

名称、范围与宗教权威

按照通常最宽泛的理解,《塔木德》由《密西拿》的一段文本及其相应的革马拉组成,后者是围绕该段文本展开的后续讨论。这些名称的用法并不完全统一:“塔木德”可以指整部汇编,也可以专指《革马拉》,还可以指研习这些文献的活动。“革马拉”源于一个与学习或传承下来的教导有关的阿拉米语词根。这两个名称都不应被理解为指称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或单一作者撰写的论著。《塔木德》是一部层次繁复的文献集,其中的教导、论辩及编者用来衔接材料的文字,分别形成于不同时期。

《塔木德》的宗教背景,是拉比传统对成文托拉与口传托拉的区分。成文托拉在最狭义上指摩西五经,即希伯来圣经的前五卷,不过,“托拉”也可以泛指上帝的教导。口传托拉涵盖权威性的诠释、历代传承的裁决,以及拉比传统认为与成文经典不可分割的实践。《密西拿》和两部《塔木德》成为这一传统在文献上的主要载体。因此,“口传”这一称谓涉及的是对传承方式和权威来源的理解,并不意味着这些材料从未以书面形式存在。

传统叙述将口传托拉与西奈山的启示及历代相承的教师联系起来。相比之下,历史研究考察的是特定表述、制度和文献汇编在何时出现。这两种取向所探讨的问题不同:前者解释这一传统何以具有宗教上的正当性,后者则通过语言、文献和历史证据重建其发展过程。严谨的描述应区分这两种视角,而不将神学上的传承谱系视为现代意义上有文献依据的编年史。

《塔木德》的权威也不同于成文法典。它不仅收录了后来被视为具有约束力的教导,也包含被否定的观点、假设案例、历史上的惯例和叙事段落。作出实际裁决时,通常需要借助后世的律法文献加以诠释,而不能仅从中摘取一句孤立的话作为依据。《巴比伦塔木德》通过中世纪早期巴比伦各经学院的裁决与教学网络,以及后世法典编纂者的工作,获得了尤为崇高的权威。它的显要地位是在历史进程中确立的,而非在汇编完成时仅凭宣告便已确立。

Shas 是希伯来语 shishah sedarim(“六部”)的缩写,指《密西拿》的编排结构,并由此引申为整部《塔木德》的名称。在当代通常的用法中,“全套 Shas”一般指完整的印本《巴比伦塔木德》,往往附有中世纪注释和补充著作。这些附加内容是通常阅读《塔木德》时所依据的配套文献,但它们本身并不属于古代《革马拉》的正文。

《密西拿》与文献的编排结构

《密西拿》构成了两部《塔木德》的主要编排框架。传统上,这部文献的编纂与犹大·哈纳西联系在一起;他生活于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密西拿》将律法教导编为六部,按通行的计数方式,共有六十三篇。其表述简练,常将不同人物的具名意见并列,却不提供这些意见的完整经文依据,也不解释分歧产生的背景。这些特点使它成为后世展开讨论的丰厚基础。

六部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种子部(Zeraim)讨论农业方面的义务,以论述祝福与祈祷的《祝福篇》(Berakhot)开篇。节期部(Moed,意为“指定的时间”)讨论安息日与节庆。妇女部(Nashim)涉及婚姻、离婚、誓愿及相关事项。损害部(Nezikin)包括民事责任、财产、法庭与刑事诉讼程序。圣物部(Kodashim)论述献祭及其他与耶路撒冷圣殿有关的事项。洁净部(Tohorot)讨论礼仪上的洁净与不洁。这些分类与现代对宗教法、民法和刑法的划分并不完全对应。

两部《塔木德》并非为每一篇都配有《革马拉》。《耶路撒冷塔木德》现存的内容涉及三十九篇,主要属于前四部,另有对第六部《尼达篇》(Niddah)部分内容的讨论。按惯常统计,《巴比伦塔木德》包含三十七篇的《革马拉》。在种子部中,它讨论了《祝福篇》,却未讨论各篇农业律法;在洁净部中,只有《尼达篇》有连贯而详尽的《革马拉》。尽管如此,它仍用了大量篇幅讨论献祭律法,虽然当时耶路撒冷圣殿早已被毁数百年。

两者在涵盖范围上的差异,不能简单归结为实用律法与过时律法之间的对照。与以色列土地相联系的农业义务,自然是巴勒斯坦学者关注的重点;而巴比伦学者对献祭的讨论则表明,他们在学术与宗教上的关切,远远超出了当下能够付诸实践的范围。内容的缺失也可能与编纂和流传的历史有关。不应想当然地将现存汇编等同于各自学术群体曾经研习的全部内容。

每篇分为若干章,每章又包含若干《密西拿》条文。《革马拉》通常以某一条文为起点,但可能先广泛探讨相关问题,再转向下一段。它还引用其他早期教导,尤其是巴莱塔,即《密西拿》之外流传的传统,以及与另一部早期拉比律法汇编《托塞夫塔》相平行的材料。由此形成的结构既有顺序性,也有联想性:《密西拿》提供了贯穿整部文献的路径,而论辩则不断交叉援引其他篇章、圣经段落与传承下来的传统。

历史起源与历代学者

《塔木德》形成于第二圣殿时期结束后的一系列变迁之中。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圣殿之前,犹太宗教生活中并存着相互竞争的诠释传统、祭司制度、不同教派的社群,以及各地多样的习俗。拉比犹太教是在这一广泛的传承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并非在圣殿被毁后立即以完备的形态出现。拉比与早期群体,尤其是法利赛人之间的联系,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这些延续关系的程度及其制度形式,仍有待研究。

与《密西拿》及相关早期文献有关的贤哲被称为坦纳伊姆,通常意为“复述者”或“传承者”,其中包括阿基瓦、梅厄和犹大·哈纳西等人。他们的教导既涉及圣殿被毁后的生活,也涉及记忆中圣殿时期的制度。《密西拿》约于公元200年编成,确立了一部影响深远、为各方共同采用的文本,但这并未终结律法上的分歧,也没有消除其他传统。其行文往往十分简练,而后世拉比探讨的许多问题,恰恰由此产生。

《革马拉》中出现的后续几代学者被称为阿摩拉伊姆,意为“讲述者”或“诠释者”。他们的活动年代大致从三世纪延续至五世纪,但巴勒斯坦与巴比伦的具体分期有所不同。巴勒斯坦的代表人物包括约哈南和雷什·拉基什;巴比伦的早期代表人物包括本名阿巴·阿里卡的拉夫,以及撒母耳。巴比伦后期的讨论则经常出现阿巴耶和拉瓦。这些姓名有助于确定相对的先后次序,但某一言论被归于某位学者名下,本身并不足以证明现存文本中的具体措辞确实出自该学者。

拉比传统记述了多处学术中心,包括巴勒斯坦的雅夫内、塞福里斯和提比里亚,以及巴比伦的苏拉、蓬贝迪塔和尼哈德亚。这些机构的性质随时代而变化。文献中提到某位教师、其学生及所在地点,并不总能据此认定那里存在一所类似中世纪大学的常设学院。以学者家庭为中心的教学活动、门徒圈子、司法活动,以及组织程度更高的机构,可能彼此交织。

两地的政治环境也不相同。巴勒斯坦的拉比先后生活在罗马和拜占庭统治之下,而巴比伦的拉比则生活在萨珊帝国境内。巴比伦犹太社群的根基深厚,其历史早于拉比时期,并维持着自身的制度,包括流亡领袖制度。这些环境影响了语言、经济安排、与统治者的关系,以及律法辩论中隐含的社会观念。不过,两部《塔木德》都不是对各自社会的直录式编年史;其中的历史信息必须结合文本的写作目的及流传情境加以评估。

耶路撒冷塔木德

**《耶路撒冷塔木德》**又称《巴勒斯坦塔木德》,希伯来语称 Talmud Yerushalmi,主要编纂于加利利,而非耶路撒冷。其通行名称体现的是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地在宗教上的核心地位,而不是主要学术活动的实际地点。在巴勒斯坦的诸多学术中心中,提比里亚尤为重要。这部著作约在公元4世纪末或5世纪初形成了可辨识的汇编形态,但其中各个层次的确切年代,以及编纂工作在何种情势下停止,如今已难以准确考定。

其历史背景包括罗马帝国日益基督教化,以及巴勒斯坦被纳入拜占庭的政治与宗教体制。这些变化改变了犹太社群的处境,但很难据此确立《耶路撒冷塔木德》编纂终止的直接原因。早期论述有时将其定稿描述为一次迫害或某个机构崩溃所迫使的骤然收尾。现存证据支持更为审慎的解释:环境的变化、各部分文本发展进度不一,以及文本保存过程中的偶然因素,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耶路撒冷塔木德》的论证通常比《巴比伦塔木德》更为简略。其行文转折有时颇为突然,术语也有所不同,问答之间的关联可能需要读者自行梳理。它常常保存巴勒斯坦教师传下的教导,并讨论与以色列地相关的农业律法。书中关于祈祷、节期、社群义务与地方习俗的讨论,是理解巴勒斯坦拉比生活不可或缺的材料。它还收录了叙事与经文诠释材料,其中一些虽与巴比伦版本相互对应,措辞或侧重点却有显著差异。

这部著作传世的文本资料极为有限。抄于1289年的莱顿抄本,是现存唯一近乎完整的《耶路撒冷塔木德》抄本。其他抄本与残片提供了额外的文本见证,但其文本依据远不如《巴比伦塔木德》的许多部分丰富。首部完整印本于1523至1524年在威尼斯由丹尼尔·邦贝格的印刷所刊行。由于抄本流传有限,早期印本的编校取舍对后世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尽管《耶路撒冷塔木德》在律法上的普遍优先地位不及《巴比伦塔木德》,它始终是注释家与律法权威的重要依据。在《巴比伦塔木德》未提供《革马拉》的领域,尤其是农业律法方面,这部巴勒斯坦汇编具有特殊意义。现代版本、译本与文本研究,使其独特的语言和论证方式更易于理解。它的价值并不只是补充性的:它保存了共同的拉比传统沿另一条路径发展的成果,也使人不至于将巴比伦汇编误认为古代拉比思想的全部。

巴比伦塔木德及其形成

《巴比伦塔木德》,亦称 Talmud Bavli,是两种汇编本中篇幅较大、历史影响也更为深远的一种。其中的讨论形成于萨珊王朝统治下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社群,主要集中在公元三至六世纪。它将早期巴勒斯坦传统与巴比伦的教导汇集在一起,并常常把传承下来的材料重新编排进更长的论辩序列之中。因此,它独特的论述方式,并非只是巴比伦学者独立于巴勒斯坦传统而发出的声音,而是一种不断接收、比较并重构各种传统的学术文化的体现。

传统记载将其编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卒于427年的拉夫·阿希及拉维纳联系起来。历史上不止一位拉比名为拉维纳,而传统的年代记述也无法严丝合缝地对应于某一种现代学者对成书过程的重构。《塔木德》并不是由一个成员明确的编纂委员会在某个可确证的日期统一刊行的。大量研究认为,主要的编纂活动发生于五至六世纪,同时也承认,此后仍有一些阐释、编排和传承工作持续进行。

一个重要问题是,具名教导与匿名论辩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许多段落先引用一则归于某位阿摩拉的简短论述,再围绕它展开复杂的质疑、假设性的其他解释以及解答,而这些内容都没有注明出自何人。现代学者常将这类匿名论辩材料称为 stam,并用 stammaim 指称参与其形成的学者。戴维·韦斯·哈利夫尼和沙玛·弗里德曼在发展区分这些文本层次的方法方面,影响尤为显著。匿名编纂涉及多大范围、发生于何时,以及是否具有统一性,至今仍有争论。

阿摩拉时代之后早期的学者,传统上称为萨沃拉学者(savoraim),也被认为在向中世纪早期过渡的时期作出了解释和增补。他们的贡献并不总能与更早的匿名讨论明确区分。某个段落可能以较晚的编排形式保存了古老的教导,也可能是后来的解释已成为理解早期论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确定一则言论产生于何时,与确定它如今所在的整段讨论形成于何时,是两回事。

《巴比伦塔木德》最终取得主导地位,不仅取决于其编纂,也取决于后世对它的接受。巴比伦的学府与伊斯兰统治初期各地的犹太社群保持着广泛的书信往来。学府领袖,即盖奥尼姆,解答律法问题,解释疑难段落,推动《巴比伦塔木德》成为地理上分散的各个社群共同援引的依据。其复杂的辩证结构也促使后人不断撰写注释。因此,这部著作的权威,是传承积累的声望、机构网络、律法阐释和教学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某一部具有独一无二权威性的古代抄本得以留存。

语言、传承与文学形式

《塔木德》是一部多语言文献。《密西拿》主要以密西拿希伯来语写成,而《革马拉》大部分使用阿拉米语,其间穿插希伯来语引文和表述。两部《塔木德》使用的阿拉米语变体各不相同:《耶路撒冷塔木德》主要反映犹太巴勒斯坦阿拉米语,《巴比伦塔木德》则使用犹太巴比伦阿拉米语。这些差异涉及词汇、语法、读音传统和专门用语。因此,仅熟悉圣经希伯来语,并不足以流畅阅读其中任何一部。

语言也记录了文化接触。希腊语和拉丁语借词尤其多见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材料,反映出罗马帝国东部的社会环境。伊朗语词汇及相关指涉在巴比伦文献中则占有重要地位。借用的词语可能涉及行政、器物、商业或日常习俗,但它们的出现并不能自动证明某一整套法律制度也是直接借用而来的。语言证据必须结合年代、当地用法和平行文本一并考察。《塔木德》所使用的各种语言,记录的是彼此联系的社会,而非与世隔绝的宗教群体。

口头讲述与书面编纂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反复温习、记诵、在教师面前背诵,以及传授注明传授者姓名的教说,都是拉比传统中的基本实践。反复出现的程式化表达和精心安排、彼此对举的论证有助于学习。然而,口传文化也可以与私人笔记和书面汇编并存。现代学术研究通常不把整部文献视为课堂现场讨论的逐字记录。一段看似即兴的问答,可能经过编排,用以阐明律法上的某项区别、整合不同传统,或以生动的方式彰显某种诠释的优越性。

一种核心的文学单元是 sugya,复数为 sugyot,即围绕某个问题、文本或疑难组织起来的连贯讨论。一个 sugya 可能从《密西拿》中的一句话入手,引入另一来源中与之矛盾的说法,提出某种区分,再用更多案例检验这一区分。有些篇幅简短,有些则横跨印本中的数叶。其起讫并不总与现代版本的段落划分一致,而且同一个 sugya 可能包含年代相隔甚远的材料。

手稿和传统印本通常很少使用现代读者所习惯的标点,也不会始终标明每一次发言者的转换。判断一句话究竟是提问、异议、引文还是回答,本身就是诠释工作的一部分。寥寥数词,因其归属于前后哪一部分,便可能改变整个论证的逻辑结构。现代加注元音符号和标点的版本将这些判断明确呈现出来,但这种清晰性本身也体现了编者的诠释。译文同样必须补出原文隐含而未明说的衔接关系,因此,对语言的研究与对推理的研究密不可分。

论辩、诠释与分歧

《塔木德》的推理方式,是检验某一论断如何与其他权威材料相容。面对表面上的矛盾,可以通过区分适用情境、将不同教导归于不同权威、缩小概括性表述的范围,或指出其中省略的条件来加以化解。典型的问题包括:两个案例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可比性,一条规则是否适用于其明示例子之外的情形,以及某种拟议的解释是否会在其他地方导致不可接受的后果。由此形成了一种辩证法,但它并不只是希腊式对话或现代形式逻辑学的某种变体。

对《圣经》的诠释提供了另一套方法。拉比的论证可以从要求较宽的情形推及要求较严的情形,这种方法称为“由轻及重”(qal va-homer);也可以依据相同的措辞,将不同经文联系起来,如“同词类推”(gezerah shavah)。他们还可能考察看似多余的词语、一般性表述与具体性表述之间的关系,或经文的先后次序。这些方法遵循传承下来的规范,由这些规范界定何种解读才具备权威依据;它们并不是不受约束地从文本中搜寻任何可能的意义。

《中门篇》(Bava Metzia)开篇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展现了层层深入的法律分析。两个人共同抓着一件衣服,各自声称拥有它。《密西拿》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双方须宣誓并分割衣物。《革马拉》则探讨双方占有衣物的具体情形、誓言的作用,以及此案与其他权属争议之间的关系。起初看似简单的折中方案,由此变成了对证据、程序性保障、相互竞争的推定,以及助长欺诈性诉讼之风险的研究。

保留分歧同样是《塔木德》的鲜明特点。《混合篇》(Eruvin)13b中的一则叙事宣告,希列学派和沙迈学派的教导都是“永生上帝的话语”,同时又确立以希列学派的意见作为实际施行的律法。这段文字并未取消作出裁决的必要,而是区分了对不同诠释立场的认可与支配实践的规则。在其他地方,有些分歧仍悬而未决,或某次举证尝试遭到驳斥,却未能得出最终答案。

这些特点使人们将《塔木德》与解释学、法律多元主义及诠释理论相比较。然而,不应将《塔木德》简单理解为对无限歧义的颂扬。它的论证承认文献来源的权威层级、可接受推导的界限、程序规则,以及具有权威性的结论。它保留了多种声音,也不意味着所有社会群体都平等参与了它的形成。它的独特成就在于,将分歧变成权威性研习的核心媒介,同时持续追问:哪些立场能够指导共同体的行动。

律法、制度与实际裁决

《塔木德》的律法层面通常称为哈拉卡,这一术语涵盖宗教义务以及规范生活诸多领域的规则。其主题包括祈祷、饮食规范、安息日的遵守、农业、契约、损害赔偿、家庭关系、法庭及圣产。在这一语境下,区分“宗教”法与“世俗”法往往容易造成误解:商业义务与仪式义务,都可能依据传承的教导、经文诠释和拉比制定的法规加以分析。

这些讨论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律法权威依据。有些义务被视为源自《托拉》,有些来自拉比制定的法规或防范性规定,还有一些则源于既定习俗。这些区别可能影响如何处理疑义、允许哪些例外,以及适用哪些处罚。人们熟知的一项原则是:对《托拉》禁令是否适用存有疑义时,处理应比对拉比禁令存疑时更为严格;但这项原则本身也有适用上的限制。因此,律法类别不仅是标签,也是组织论证的机制。

《塔木德》的许多规则涉及司法裁判的运作。证人资格、相互冲突的证词、文书证据、所有权推定、举证责任和法官的审判资格等问题,反复出现在《损害篇》中。巴比伦《塔木德》中的原则 dina de-malkhuta dina,意为“王国之法即为法”,承认某些形式的政府权威,尤其是在税收与财产事务方面。这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后来成为诠释中的重要议题,说明《塔木德》中一句简短的表述,如何能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中产生广泛影响。

《塔木德》中的讨论并不一定是在描述实际运作中的法庭实践。有些段落分析死刑或圣殿仪式程序时,拉比并不具备施行这些规定的制度性权力。另一些段落则保存了有关日常交易和家庭义务的辩论,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要从历史角度理解这些文献,就必须区分理论法学、记忆中的制度、规范层面的理想与可强制执行的规则。这四者都见于《塔木德》,而且往往没有被明确区分开来。

后世的律法权威将这些讨论性材料转化为可供使用的律法指引。以撒·阿尔法西摘编了其中大量具有实践意义的律法内容;迈蒙尼德对犹太律法进行了系统重编;此后的法典和教法答问则将传承下来的原则应用于新的情境。教法答问通常针对向公认权威提出的具体问题,结合《塔木德》的段落与后世先例作出回应。这一延续至今的传统说明,为何当代犹太教的律法裁决通常不能仅用《塔木德》的直接引文来呈现。这部古代文献提供了基础性的范畴与论证,而诠释则在这些基础与后世的情境之间发挥衔接作用。

叙事、伦理、神学与自然知识

《塔木德》中的非律法性内容通常称为阿加达,包括圣经诠释、贤哲故事、道德教诲、古代事件记述、梦境、民间传说,以及对神圣正义的思考。阿加达与哈拉卡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故事可以阐明律法原则,律法讨论也可能引出叙事,讲述某项裁决在道德层面造成的后果。若将阿加达视为可以从“真正的”《塔木德》中剥离的点缀,就会忽略它在这部著作的思想与宗教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巴瓦·梅齐亚》59b页中“阿赫奈之炉”的故事便是一个突出例子。拉比以利以谢援引异象来支持自己的律法立场,但反对者拒绝将神迹干预视为决定性依据。拉比约书亚引用《申命记》中“这不在天上”的话,整段讨论将律法权威呈现为通过托付给学者群体的诠释程序而运作。然而,前后相连的叙事也描绘了排斥与羞辱带来的痛苦。因此,这个故事的意义,远非一句人类不受启示支配的简单口号所能概括。

其中的神学主题包括神的眷顾、悔改、苦难、复活、赏罚,以及神的全知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塔木德》并未将这些主题编排成一套系统的信条。不同段落采用不同的文体,也基于不同的预设,有时因而产生张力,后世思想家对此作出了各不相同的回应。例如,迈蒙尼德区分了阅读艰深拉比叙事的不同方式,反对把每一种超常描述都当作对物理事实的直接记录。其他诠释传统则更重视这些叙事的神秘或象征层面。

伦理教诲同样见于具体情境,而不只是一般性的格言。关于慈善的讨论涉及救助的优先次序、匿名施予、依赖关系,以及如何维护受助者的尊严。论及伤人言语与羞辱的段落,则探讨了法律赔偿可能无法充分弥补的伤害。这些内容构成了犹太伦理学的一部分,但其意义有赖于语境:说话者的角色、叙事的结局,以及理想行为与可由司法强制履行的义务之间的区别。

这部文献也保存了医疗方剂、天文计算、动物传闻、解梦知识,以及对物质世界的种种认识。这些段落是了解古代思想与文化环境的史料,而非现代科学成果或医疗建议的汇编。其中有些源于观察,有些则承袭了传统宇宙观或民间传说。后世犹太教权威人士对于这些说法的地位及适用性意见不一。这些内容的存在,体现了拉比兴趣的广泛,也说明在古代,律法研习、实用知识与对自然秩序的思考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

社会、家庭与周边文化

《塔木德》提供了有关家庭、市场、农业、劳动、旅行及社群机构的大量史料。其讨论所预设的社会中,有农民、商人、工匠、佃户、放贷者、仆役和学者。有关灌溉、作物损害、运输牲畜、工资及合伙关系的记述,揭示了抽象法律范畴背后的物质条件。不过,法律案例并非统计调查。某个经常被讨论的案例,可能恰恰因为不同寻常而具有思辨价值;一项明文规定,也不能说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始终遵守它。

家庭法在这部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关婚姻、离婚、扶养、继承以及婚约所载义务的讨论,都置于一个以性别和身份地位为组织基础的社会之中。例如,《婚约篇》(Ketubbot)考察了配偶之间的经济义务,以及与婚姻相伴的经济保障。这些讨论也揭示了法律上的行为能力、社会期待与实际自主行动能力之间的差异。女性在其中以诉讼当事人、家庭事务参与者、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出现,偶尔也作为有姓名记载的学术对话者登场,但居于权威地位的主要发言者仍是男性拉比。

在拉比传统中与梅厄拉比相关联的贝鲁里娅,是《巴比伦塔木德》中最著名的博学女性。有关她的故事表明,这部文献能够认可女性的学识,但这并不能证明拉比教育或机构中存在性别平等。更广泛地说,有关女性的论述因文体和语境而异。法律分类、叙事中的人物刻画,以及修辞性的概括,不应被混为一谈,用来统一描述古代晚期所有女性的生活。

《塔木德》还讨论了奴隶制、社会等级、贫困,以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区别。这些段落反映了古代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因群体归属而异的义务。要从历史角度加以描述,就必须留意所讨论的具体人群或法律类别,因为“外邦人”“偶像崇拜者”或“外国人”等译法,可能掩盖原文中不同术语之间的差异。中世纪的审查和文字替换,还可能使措辞问题更加复杂。无论是选择性引述,还是笼统宣称所有区别都具有同一种含义,都无法恰当地呈现这部文献的面貌。

《塔木德》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巴勒斯坦的传统形成于罗马帝国境内,而巴比伦的讨论则反映了萨珊王朝的世界,以及与琐罗亚斯德教和其他宗教社群的接触。将其与罗马、伊朗及基督教文献相比较,有助于厘清相关制度和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仅凭相似之处,并不能证明两者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塔木德》的作者在这些环境中,对传承下来的犹太材料加以调整:有时明确回应周边群体的习俗,有时则借助某些范畴作出回应,而这些范畴所指向的外部事物,如今已难以辨认。

中世纪的注释与律法接受史

中世纪早期的诠释工作为后世的《塔木德》研究奠定了基础。巴比伦各学院的盖奥尼姆解释难词,解答律法问题,并与伊斯兰世界各地乃至更远地区的社群保持联系。他们的律法答问既体现了《巴比伦塔木德》的权威,也表明有必要为那些远离其语言和原初语境的读者加以阐释。谢里拉·盖昂于987年撰写的书信,是中世纪关于拉比文献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记述,但也必须将其视为反映其自身时代的文献来阅读。

在北非,哈纳内尔·本·胡希尔和以撒·阿尔法西在十一世纪作出了重要贡献。哈纳内尔的注释常常阐明讨论的推进过程及其结论,阿尔法西的律法汇编则选取与实际裁决有关的材料。这些著作展示了让《塔木德》便于运用的不同方式:前者解释论证,后者提取并整理律法结论。两者都不认为,冗长辩论中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同等的规范效力。

影响最大的逐段注释者是拉希,即法国北部的所罗门·本·以撒,生于1040年,卒于1105年。他的解释辨明发言者,翻译难解词汇,补明未言明的前提,并引导读者理解高度凝练的推理。他的注释与印本《塔木德》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它往往成为学生最先接触的释读辅助工具。有些印本注释虽然排在通常属于拉希注释的位置上,却由其他学者撰写或补成,因此必须具体到各篇来核实作者归属。

《托萨福特》由十二至十三世纪法国北部、德国及相关学术中心的学者编撰,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它并非仅仅依次解释某一段文字,而是将其与其他地方的讨论相比较,揭示表面上的矛盾,并提出能够调和这些矛盾的区分。这种方法将整部《塔木德》视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分析领域。《托萨福特》并非某位作者独立撰写、体系统一的注释,而是汇集多位学者和多个学派的论说、经编辑而成的文献。

在伊斯兰统治下的地中海地区,迈蒙尼德撰写了《密西拿》注释和《密西拿托拉》;后者是一部于十二世纪完成的系统性法典。他的编排与《塔木德》以讨论展开内容的次序截然不同,而是将律法结论纳入一个全面的体系之中。其他中世纪注释家,包括纳赫曼尼德、所罗门·伊本·阿德雷特和塞维利亚的约姆·托夫·本·亚伯拉罕,也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们之间的分歧表明,承认《塔木德》的权威并不意味着诠释的多样性就此消失。中世纪对《塔木德》的接受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多种阅读传统,而非对这部古代文献的一种毫无争议的统一解释。

手稿、印刷、审查与论战

在印刷术问世之前,《塔木德》以手稿形式流传了数百年。现存文本见证包括完整或不完整的篇章、残片、其他著作中的引文,以及出自开罗藏经库的材料。1342年的慕尼黑手稿是现存唯一包含完整《巴比伦塔木德》的手稿。然而,即便这份非同寻常的文献,也不足以确立一个单一、纯正的原始文本:各手稿在措辞、编排顺序、言论归属以及是否收入解释性材料等方面均有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源于抄写、校订、口头传承,或不同的文本传统。

印刷改变了人们获取《塔木德》的方式,也使其版面形式趋于统一。松奇诺印刷商自1483年起陆续刊印《巴比伦塔木德》的单篇本。丹尼尔·邦贝格印制的首部完整《巴比伦塔木德》于1520至1523年间在威尼斯出版。其版式将正文置于中央,周围排列拉希注释和托萨福特评注,使书页成为古代讨论与中世纪诠释有序交汇的空间。邦贝格版的叶码编排成为通行引注方式的基础,即使后来的版本改变了字体排式或增添了辅助资料,也仍沿用这一体系。

常见的引注“《祝福篇》2a”指《祝福篇》第2叶正面;“2b”则指该叶背面。《巴比伦塔木德》的标准篇幅为2,711叶,现代每日研习一叶的学习周期便以此为依据。罗姆出版社于1880至1886年间刊行的维尔纳版影响深远,成为此后许多印本的范本。不过,它作为引注格式的权威地位,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一处文本读法都比手稿所见更为可靠。

《塔木德》屡次成为基督教论战和审查的对象。在巴黎,尼古拉·多宁的指控促成了1240年针对《塔木德》的审判,随后于1242年发生了焚毁手稿的事件。1553年,教廷当局采取行动后,罗马也焚毁了多部《塔木德》。后来的印刷商和审查者有时会删去或改动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段落,尤其是那些被解读为涉及基督教的文字。犹太藏书者和出版者也会预先修改文本,以降低书籍遭没收或查禁的风险。

这些干预在文本中留下了痕迹。指称某些特定非犹太群体的词语,可能被替换为范围更广、或历史上指向不同对象的称谓;有些段落从通行版本中消失,却仍保存在手稿或未经审查的印本中。现代版本有时会恢复这些内容,但恢复本身也需要文献依据。因此,严谨的诠释必须考察各种文本见证及其历史语境,尤其是在处理论战性段落时。依据断章取义的引文作出的断言,可能忽略文本中已被否定的意见、叙事中的反讽、尚不确定的措辞,或古代法律类别与现代宗教或族群之间的区别。

研习方式、现代学术研究与数字化获取

传统的《塔木德》研习注重主动梳理论证过程,而不只是默读。在犹太宗教学校,学生通常结对学习,这种方式称为 havruta(结伴研习);他们会在教师授课之前或授课过程中,相互质疑对方的解释。Shiur,即讲课,可能着重分析一段讨论的展开次序、比较不同注释,或阐发概念上的区分。记忆和广泛熟悉文本依然重要,但深入研习也十分看重发现隐含前提的能力,以及解释某个看似合理的答案为何不能成立的能力。

不同的教育传统侧重不同的目标。有些追求广泛涉猎,有些则用很长时间钻研少数段落。布里斯克的哈伊姆·索洛维奇克(1853—1918)所倡导的分析方法,在立陶宛式犹太宗教学校中尤具影响力。这一方法探究能够解释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裁决的深层法律结构,往往通过细致比较《塔木德》与迈蒙尼德的著作来展开。这是一种法律概念分析,而不只是探寻某段文本形成时的历史背景。

与之不同,每日一页是另一种追求广博的研习方式,由梅厄·夏皮罗于1923年提出。参与者每天研习一叶,即正反两面,约七年半即可读完标准版《巴比伦塔木德》。统一的进度将不同社群和国家的学习者联系起来。其他研习计划则以每日一章、特定律法主题或《耶路撒冷塔木德》为重点。借助译本、录音、在线课程,以及向过去被高等院校式研习排除在外的群体开放的学习场所,参与人群日益扩大。

现代学术研究运用语文学、手稿比较、文学批评和社会史等方法。19世纪的学者,如撒迦利亚·弗兰克尔,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将历史问题与传统律法诠释区分开来。索尔·利伯曼在巴勒斯坦拉比文献及其希腊、罗马背景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的研究探讨了匿名编纂、叙事建构、伊朗背景、性别,以及口头讲述与书面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路径可能对某一段落的年代,或某种言论归属的历史可靠性存在分歧,但都十分重视文本证据。

现代翻译和数字平台极大地便利了人们接触《塔木德》。阿丁·施泰因萨尔茨的注解版和英语肖滕施泰因版,是提供语言与诠释辅助的代表性项目。Sefaria和手稿数据库等数字资源,让使用者能够比较段落、查阅交叉引文,并参考多种注释。不过,这些便利并未消除诠释上的困难:标点、翻译、检索分类和编辑取舍,都会影响哪些内容呈现在读者面前。目前的研究仍在探讨各段讨论如何发展形成,其叙事保存了多少历史信息,以及现存文本见证与更早、部分以口头形式流传的文本之间有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