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个术语,用于描述一个人对囚禁或虐待自己的人产生的正面情感、依恋或表面上的忠诚。常见描述包括同情劫持者、感激其微小的善举、不愿协助当局,或不信任营救者。这些反应不一定同时出现,对于其中哪些反应是必不可少的,也没有公认的定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非《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或《国际疾病分类》认可的诊断。
这一说法源于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劫持围困事件,随后逐渐用于人质谈判、新闻报道,以及公众对虐待关系的讨论。它之所以重要,部分在于它引出了有关依赖、胁迫以及人在威胁下如何行动的问题。尽管这个术语广为人知,其科学依据却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牢靠:相关证据主要来自个别叙述和事后解读,而不是能够证实其构成一种独立综合征的研究。因此,要理解这个术语,就需要将观察到的行为与外加于这些行为的解释区分开来,并将情感依恋与顺从、求生策略及同意区分开来。
1973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持事件
1973年8月23日,扬-埃里克·奥尔松闯入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北马尔姆广场的瑞典信贷银行一家分行,将银行职员扣为人质。对峙期间,应奥尔松的要求,另一名囚犯克拉克·奥洛夫松被带到银行。四名职员在整个对峙过程中一直遭到扣押。8月28日,警方使用气体后,对峙结束,人质全部生还。这起事件吸引了大量现场报道,成为瑞典广播电视史和警务史上的重大事件。
据报道,部分人质害怕警方介入,并对劫持者表达了同情。这些报道后来成为相关心理学解释的核心依据。在与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的一次电话交谈中,人质克丽斯廷·恩马克表示,她担心警方行动会危及人质安全。她的这番话常被用来证明,人质与劫持者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同盟关系。然而,人质对武装营救行动感到担忧,本身并不能证明其存在精神障碍:警方介入可能带来迫在眉睫的风险,而身处劫持现场的人对这些风险的感知,可能与外界观察者不同。
瑞典精神科医生兼犯罪学家尼尔斯·贝耶罗特曾在事件期间担任警方顾问,一般认为,北马尔姆广场综合征这一说法由他提出。此后,才出现了国际上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贝耶罗特的解释源于他在警方应对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通过标准化临床评估来确立诊断标准。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这个标签尚未经过通常用于界定和验证某种障碍的程序,就在后来披上了医学解释的外衣。
事件本身也比常见叙事中人质单纯“爱上”劫持者的说法更加复杂。两名囚犯控制着人质眼前的处境,警方则掌控着外围行动。因此,人质可能对哪些行动会增加危险有不同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抢劫,或自愿接受被囚禁的处境。对某一名劫持者的正面情感,也可能与恐惧、愤怒或逃脱的愿望同时存在。
这场劫持事件留下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名称,以及一套被广泛复述的叙事,但它并未确立此类反应出现的频率,也未证明这些反应是否构成一种单一的心理状况。后来的叙述常常既把这起事件当作该标签的起源,又将其视为该标签成立的证据。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为一种现象命名,并不能证明后来附加于其上的每一种解释都准确无误。
这个术语描述了什么,又不能据此认定什么
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定义差异很大。有些定义强调对劫持者的情感依恋;另一些还包括对当局的负面感受、认同劫持者的目标,或抗拒获释。还有一些则将这个术语宽泛地用于描述继续维持受虐关系的情况。这些差异使人难以判断,不同作者所讨论的是否是同一种现象。安抚持械劫持者的人质、对施虐伴侣怀有感情的人,以及公开复述某项政治声明的被囚禁者,其经历可能截然不同。
关键在于区分可观察的行为与推断出的动机。对劫持者作出正面评价,是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真心怀有好感、为降低危险而采取策略性行动、害怕遭到报复,以及没有安全的其他选择,都可能是这种行为的原因。仅凭这些言论,无法可靠地区分上述解释。同样,拒绝与警方合作,可能源于担心亲属安危、过去与当局打交道的经历、不确定能否得到保护,或情感依恋。贴上这个标签,并不能判定究竟是哪一种情况。
情绪反应本身也未必简单或始终一致。被囚禁者可以意识到某个人很危险,同时又在此人提供食物、阻止侵犯或允许其与家人联系时心怀感激。眼前危险减轻所带来的宽慰,并不意味着认可囚禁本身。感情可以与怨恨并存,正如顺从可以与内心的反抗并存。若将这些情形视为本质上相互矛盾,就可能忽略造成它们的具体处境。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不能作为认定当事人同意的依据。同意的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自愿答应,以及是否确实存在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囚禁、威胁、依赖关系和行动限制都可能损害自愿性,无论当事人对控制自己的人表达了多么亲切的感情。反过来,也不应仅因存在胁迫,就认定被囚禁者表达的每一种感受或判断都是虚假的。所受的限制与当事人自己的陈述,都需要得到重视。
综合征一词通常指一组共同出现、可被识别的特征。但在这里,这个听起来具有医学意味的名称,所暗示的明确性超出了人们对这一特征模式实际达成的共识。对于这些特征应持续多久、达到多大强度或具备多少项,目前都没有公认的判定标准;这种假定的综合征与人在极端情境下产生的普通社会依恋之间,也没有确立明确的界限。因此,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视为一个有争议的描述性概念,比将其视为一种定义明确的精神障碍更为准确。
提出的心理机制
人们提出了几种机制,试图解释为什么受到威胁的人可能会在情感上倾向于劫持者。其中一种解释以极度依赖为起点。当一个人的食物、行动、信息获取以及是否遭受暴力都受另一个人控制时,被囚禁者就必须密切留意对方。摸清劫持者的情绪,并以能够降低危险的方式作出反应,可能会成为其日常行为的重要部分。这种关注可以带来熟悉感,以及对劫持者的细致了解,却未必会产生好感。
另一种解释着眼于伤害威胁与暂时解脱之间的反差。在囚禁情境之外原本稀松平常的举动——提供一条毯子、允许睡觉,或没有施暴——在其他可能遭遇令人恐惧时,可能会显得意义非凡。制造危险的人,也可能看起来正是眼前带来解脱的人。这种解释部分借鉴了学习理论,尤其是行为后果对行为的影响。然而,运用一般性的学习原理,并不能证明某个被囚禁者已经出现了一种独立的综合征。
隔离也被认为是重要因素。与家人的联系、独立信息的获取,以及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受到限制,可能使劫持者对事件的说法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被囚禁者可能反复听到当局漠不关心,或逃跑会导致死亡之类的说辞。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的认同可能反映了被说服、心存疑虑、策略性顺从,或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必须将这一机制与另一种主张区分开来,即所有遭到隔离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接受劫持者的信念。
心理动力学解释有时会援引对攻击者的认同这一概念,认为人可能通过部分采取威胁者的立场来应对恐惧。另一些解释则涉及认知失调:相互冲突的信念、情感和行动所造成的不适,可能促使人重新解读难以忍受的处境。两者都是解释框架,而不是已经证实的、对劫持者产生依恋的普遍成因。不能仅仅因为某人为伤害过自己的人辩护,就推断上述任一机制在起作用。
这些解释并不相互排斥,其中一些描述的是适应性反应,而非疾病。安抚持械者可以降低眼前的风险;认识到劫持者也有人性的一面,可以有助于沟通;避免对抗则可以维持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机会。目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没有得到确立的生物标志物、特征性脑部扫描表现或特定的激素水平模式。仅凭有关应激生理的一般知识,无法证明这一标签有效,也无法表明某个特定的人有何感受。这些机制虽有合理之处,但其适用范围仍比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单一、独立病症更为宽泛。
研究证据及其局限
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公众中的知名度相比,相关研究文献并不多。M. Namnyak 及其同事于 2008 年在《斯堪的纳维亚精神病学学报》发表的一篇常被引用的综述,找到了 12 篇符合纳入标准的论文。这些文献以个案讨论为主,对这一综合征的描述也存在显著差异。该综述强调,目前缺乏经过验证的诊断标准,将这一概念视为已确立的精神疾病类别,其科学依据也十分有限。
个案记述可以记录值得解释的经历,但仅凭这些记述,无法确定此类经历的发生频率或成因。许多报告的起点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个案,而这个个案之所以被选中,正是因为当事人似乎对劫持者抱有同情。因此,这些报告很少提供以下人群的信息:未产生此类情感的被囚禁者、情感发生变化的被囚禁者,以及其行为被观察者作出不同解读的被囚禁者。这是一种选择偏差:个案进入人们视野的过程,可能扭曲表面上呈现出的规律。
事后解读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获释后,幸存者对事件的记忆、描述或理解,可能与被囚禁期间有所不同。警方记录、访谈、回忆录和新闻报道各有不同的制作目的,所强调的细节也可能不同。劫持者在场时作出的陈述,与确保安全后私下讲述的经历,作为证据具有不同的意义。如果报告将这些来源混在一起,却不区分其产生的情境,就可能使不同的反应看起来构成了同一种稳定的综合征。
目前无法可靠估计其患病率,因为既没有公认的病例定义,也没有具有代表性的人群研究来确定所提出的这种模式究竟多常见。如果有关受影响人质比例的数字来自实务工作记录或不同的定义,而非标准化评估,就尤其难以解读。统计对劫持者作出正面表述的人数,并不等同于统计经验证的临床病症的病例数。
要检验这一概念,就需要明确的定义、能够区分相互竞争的解释的评估方法,以及对不同囚禁形式的比较。相关因素包括囚禁持续时间、威胁的严重程度、双方先前的关系、逃脱机会,以及针对劫持者的情感是否在获释后持续存在。伦理限制也制约着实验研究:研究者不能在实验室中刻意重现严酷的囚禁处境和足以令人信以为真的威胁。这些障碍并不表明胁迫下的依恋并不真实存在。它们解释了为何支持某些具体经历确实存在的证据,比支持这些经历构成一种统一且内在一致的综合征的证据更为充分。
与创伤及公认诊断的关系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应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混为一谈。PTSD 是一种公认的诊断,指在经历符合诊断要求的创伤事件后,出现特定的症状模式,包括再体验、回避,以及持续的威胁感,或与之相关的唤醒水平和认知变化,具体取决于所采用的分类体系。对加害者产生积极情感并非 PTSD 的必要条件,出现这类情感也不足以确立这一诊断。幸存者可能患有 PTSD,却对劫持者毫无依恋;也可能自述存在依恋,却不符合 PTSD 的诊断标准。
遭受囚禁后,还可能出现其他公认的健康问题,包括抑郁症、焦虑障碍、睡眠障碍,以及难以信任他人或集中注意力。这些问题是否存在、严重程度如何、持续多久,都需要分别评估,不能仅凭当事人的处境作出推断。同样,没有正式诊断也不意味着某段经历没有造成伤害,或当事人在威胁之下的行为无需解释。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认可的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则是另一个不同的概念。它既包含 PTSD 的核心特征,也包括情绪调节、自我概念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持续性问题。它可能发生于长期或反复遭受、且难以逃离的创伤之后,但并不以对加害者的忠诚为定义依据。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替代这一概念,可能掩盖这些差异,并将一种未明确界定的关系模式当作既定的临床病症。
在讨论囚禁经历时,有时也会提到解离。解离是指意识、记忆、身份认同、知觉或相关体验中原本相互整合的方面出现中断。人在受到威胁的情境下可能出现解离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已对施暴者产生情感依恋。同样,压力下的记忆变化本身,也不足以证明当事人在欺骗、表示同意,或患有某种特定综合征。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公认治疗方案,因为这一概念缺乏得到共识的诊断定义,也没有相应的治疗证据基础。临床文献关注的是可识别的症状、创伤后果,以及当事人的社会处境。针对公认的创伤相关障碍开展研究的心理治疗,不应被描述为已经证实能够治疗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一独立病症的方法。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实际应用中,这一区分都很重要:支持某种干预方法用于 PTSD 的证据,不能自动推广到所有与囚禁有关的行为。
在虐待、剥削与强制控制情境中的应用
这一术语的应用早已远远超出劫持人质的情境,常被用于描述亲密伴侣暴力、虐待儿童、剥削性团体以及人口贩运。这些情境可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威胁、依赖、孤立以及选择受限,但在关系性质、持续时间、物质条件和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个源于短暂银行劫持对峙事件的概念,在缺乏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被视为足以解释所有这些情境。
在虐待性关系中,强制控制更具体地描述了以系统性模式限制个人自主权的行为。这些限制可能包括监视、剥夺经济资源、以子女相威胁、干扰就业,或使其与朋友隔绝。这些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离开或反抗施虐者可能带来危险,或在现实中难以做到。仅仅保持联系,并不能证明当事人已经形成了某种异常的心理依恋。
创伤性联结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有关,但两者并不相同。在研究和临床讨论中,创伤性联结通常指在权力不对等且虐待间歇发生的关系中可能形成的强烈依恋。唐纳德·达顿和苏珊·佩因特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一套颇具影响力的创伤性联结解释框架。这个术语更直接地关注关系随时间发展的过程,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历史上则与劫持者和人质之间的关系相联系。这两个说法都不应取代对具体虐待行为的记录,也不应取代对当事人陈述的评估。
儿童的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区分。依赖照护者是儿童发展中的一种基本状态,即使照护有害或时好时坏,依恋也可能持续存在。儿童对施虐照护者的喜爱,不能证明虐待没有发生,也不一定需要用一个独立的综合征来解释。依恋理论运用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与通俗叙述中解释人质忠诚所采用的概念和方法不同。
在剥削案件中,表面上的忠诚还可能与亲属受到威胁、债务、居住不稳定、语言障碍,或对移民身份相关后果的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受剥削者可能依靠同一个人获得收入、交通和住所。这些条件可能限制其行动,却不意味着其在情感上认同对方。如果用假定的内在心理缺陷取代这些可观察到的限制条件,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泛化使用就会产生误导。要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仍与伤害自己的人保持联系,就必须区分依恋、依赖与危险。
人质谈判、刑事诉讼与责任
在人质谈判中,劫持者与被劫持者之间的沟通即使没有诊断意义,也具有实务上的重要性。谈判人员可能会设法减少劫持者对人质的非人化看待,促使其认识到每名人质都是独立的个体。私人交谈、姓名以及家庭信息,都可能改变双方互动的社会动态。这种融洽关系并不等同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旨在减少暴力的策略,也不能证明被劫持者已经产生了病态依恋。
围困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迅速变化。一个人可能一时配合劫持者,另一时刻隐瞒信息,之后又协助逃脱。公开声明可能是在监视或指示下作出的。当事人的眼前目标可能是避免受伤,而非表达一种稳定的信念。因此,实务中的解读取决于具体情境,而不能仅凭被劫持者的话听起来是否带有同情意味。
法律问题又有所不同。刑事责任、胁迫、陈述的自愿性以及证言的可靠性,均受各司法管辖区具体规则的约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非普遍适用的法律抗辩理由,其本身也不能决定某种行为是否出于自愿,或某人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法律评估可以考察当事人受到的威胁、逃脱机会、行为发生的时间及其他证据,而不必接受一个存在争议的精神科标签。
在回顾这一术语的历史时,帕特里夏·赫斯特遭起诉的案件经常被提及。1974年,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州被共生解放军绑架,后来参与了一起银行抢劫案。她于1976年受审,庭审中各方围绕胁迫、恐惧及其参与行为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说法,最终她被判有罪。吉米·卡特总统于1979年为她减刑,比尔·克林顿总统则于2001年赦免了她。此案推动了公众对被劫持者认同劫持者这一现象的讨论,但不能事后贴上一个标签,就认为其复杂性已得到解释。
在专家证据方面,还需区分对威胁下一般反应的解释与对特定个人的诊断。有关胁迫的研究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何顺从不一定意味着同意。但这并不能证明被囚禁期间的所有行为都有相同的成因,也不能证明一个存在争议的综合征能够提供可靠的解释。无论在法律还是实务情境中,最有说服力的分析都应明确具体行为、当时存在的限制条件,以及支持任何动机推断的证据。
媒体呈现与解释上的争议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之所以成为人们熟悉的文化概念,是因为它将一种令人不安的处境简化成了一个立场反转:受害者似乎站到了加害者一边。电影、小说和新闻报道常把这种反转演绎成爱情故事、政治立场的转变,或用来戏剧性地解释出人意料的行为。这些用法可能与该说法诞生时的特定历史情境相去甚远。虚构作品和新闻报道中的反复使用,可能使这一概念看起来比实际更有科学定论。
将其解读为爱情尤其容易产生误导。所提出的这种心理模式并不以性吸引或恋爱关系为必要条件。感激、依赖、策略性的友善与情感依恋不能混为一谈。把囚禁描述成爱情故事,可能会掩盖其中的威胁与剥夺;而把每一句表示同情的话都视为病态,则可能否认被囚禁者有能力对眼前的危险作出理性判断。
一项主要批评涉及谁的解释被赋予权威。当被囚禁者的判断与警方、亲属或评论者不一致时,他们可能会被描述为不理性。在斯德哥尔摩事件中,对于营救行动危险性的分歧,成了这一综合征起源叙事的一部分。这段历史促使人们审视:这一标签是否有时以局外人的预期取代了对当事人处境的考察。这项批评并不能证明,对绑架者的依恋全都是出于策略;它所质疑的是这样一种假设:意见分歧本身就能证明存在心理病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责备受害者。追问一个人为什么留下、为什么为施虐者辩护,或为什么没有逃走,可能会将注意力从威胁和限制转移到受害者被假定存在的心理异常上。相反的错误也可能发生:将所有依恋的表达都视为毫无意义,可能会抹去幸存者自己认为重要的经历。准确的叙述应当区分当事人的自述与临床工作者、警方、记者或研究者给出的解释。
持续存在的科学争议,关乎这一概念的解释价值。一个有用的综合征概念需要识别出可重复观察到的模式,将其与相关现象区分开来,并能支持超出其定义所依据的观察结果的可靠推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目前尚未获得这一程度的验证。因此,在叙述具体案例时,最清晰的做法是说明具体行为及其情境,例如对营救的恐惧、对受到保护的感激、被迫形成的依赖,或获释后仍然持续的感情,而不是把这一标签当作完整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