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式艺术主要指十一至十二世纪西欧和中欧的艺术,在某些地区,其起源更早,延续时间也更长。它涵盖建筑、大型雕塑、壁画与板上绘画、彩饰书籍、金属工艺、象牙雕刻和纺织品。其现存遗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教堂,但罗曼式艺术也服务于王室宫廷、贵族家庭、城镇和军事机构。这一术语指的是一个宽泛的历史范畴,而非单一、统一的风格:加泰罗尼亚一座饰有壁画的教堂、默兹河谷一座青铜洗礼池和一座诺曼式主教座堂,虽都属于罗曼式艺术,却各自出自不同的艺术环境。
罗曼式艺术的创作伴随着修道院的扩张、教会改革、城镇的发展,以及人员与货物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流动。建筑与器物用于安排礼拜活动、呈现神圣历史、留存赞助者的记忆,并彰显机构的权威。圆拱、厚重的砌体和鲜明的图案化人物形象,是人们熟悉的罗曼式艺术特征,但没有任何一项特征适用于所有罗曼式作品。艺术家将承袭自古罗马和中世纪早期的形式,与拜占庭范式、地方传统,以及经由商业和政治网络流通的材料相结合。
术语、年代与艺术传承
“罗马式”并非中世纪已有的称谓。法国古物学家夏尔·德·热维尔于1818年将 roman 一词用于建筑领域;此后,阿尔西斯·德·科蒙推动这一概念确立为艺术史上的一个类别。这一类比既关乎语言,也关乎视觉形式:正如罗曼诸语言由拉丁语演变而来,采用圆拱的中世纪建筑也被认为承袭了古罗马的建造传统。后来,这个术语的适用范围从建筑扩展到了其他艺术门类。这样的起源既说明了它的用处,也揭示了它的局限:它能够标示出可辨识的历史联系,却也可能暗示一种中世纪的制作者和赞助者自己并未明确提出的统一性。
罗马式艺术的年代界限因地域和艺术门类而异。通常将其大致划定在1000至1200年之间,但某些被归为罗马式的建筑传统早在十世纪后期便已出现,另一些则一直延续至十三世纪中叶前后。在法兰西岛,哥特式建筑于十二世纪兴起,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叙热院长主持的圣但尼修道院教堂重建工程,其新建的东端部分于1144年祝圣。而在其他地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建筑仍沿用罗马式的空间布局与装饰。雕塑、手抄本装饰和金属工艺的变化步调,也未必与建筑一致。
罗马式艺术是在多种传统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八至九世纪的加洛林艺术复兴了帝国艺术形式,并推动了大型教堂建筑、华美书籍和古典人物造型的发展。十世纪至十一世纪初,与德语地区统治者及教会中心密切相关的奥托艺术,则带来了表现力强烈的宗教图像、大型青铜铸造作品,以及精工制作的礼仪陈设。这两种传统都没有在公元1000年前后简单地消失。它们的创作实践在相关机构中延续下来,而这些机构后来的作品往往被称为罗马式艺术。
罗马帝国留下的遗产远不止圆拱。古代建筑依然矗立可见;柱子、柱头、石棺和宝石被重新利用;古典图像也在书籍和珍贵器物中留存下来。拜占庭艺术为基督、圣母及圣经历史题材的表现提供了权威范本,这些范本通过舶来器物、手抄本、人员往来及意大利的艺术中心传播。英伦诸岛与北欧的艺术传统则带来了交织纹、动物纹饰和繁密的表面图案。因此,罗马式艺术并非对古代艺术的简单复兴。罗马式艺术家对传承下来的形式加以选择和改造,使其适应新的环境、材料与宗教用途。
机构、赞助与宗教用途
教会机构是罗曼式艺术中有据可考的最大赞助群体。修道院委托建造建筑、制作书籍、圣物匣和祭坛陈设,主教与主教座堂参事会则资助各类工程,以彰显其教会在日益发展的城市中的地位。国王、贵族及其他施主出资兴建建筑,或捐赠珍贵器物,以换取纪念与代祷。捐赠可以使一个家族与宗教机构之间的联系延续数代。器物上的铭文、纹章的早期形式或捐赠者肖像,都可能记录这类关系;不过,许多传世作品并无文献可据,无法确定其赞助者或制作者。
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是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展现了修道院赞助所能达到的规模。该院始建于910年,后来成为庞大附属修道院网络的中心。其第三座大型教堂于1088年动工,通常称为“克吕尼三期教堂”。这座教堂规模异常宏大,足以容纳一个在宗教生活中格外重视隆重集体礼拜的修道团体。法国大革命后,建筑的大部分遭到拆毁,但现存建筑构件、发掘出的遗迹及早期记录,仍足以确立其重要地位。克吕尼体系的赞助推动了艺术创作,却没有要求所有附属修道院采用统一的标准风格。
熙笃会起源于1098年创立的熙笃修道院,对华美铺陈形成了不同的态度。其早期规章以及克莱尔沃的伯尔纳的著作,批评了被视为不符合修道戒律的炫饰形式。在约1125年写成的《辩护书》中,伯尔纳对回廊中雕刻的怪兽与混合生物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令人分心。这类批评针对的是特定宗教环境中图像与资源的使用,并非一概否定艺术技艺。熙笃会建筑在技术上也可能有很高的追求,其手抄本也并非全无装饰。这些机构所奉行的理想,在实践中的体现也随时间而变化。
朝圣与对圣物的敬奉,也带来了更多艺术需求。圣人的遗骸或与其有关的物品,可能被安放在昂贵的容器内,在重要瞻礼日展出,并通过精心安排的建筑空间供人趋近瞻仰。在孔克,圣女斐德斯的金像经过历代组装与改造,成为信众敬奉与捐献的中心。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吸引旅人前来朝拜一座圣龛,人们相信其中安放着使徒雅各的遗骸。这些目的地既是地方宗教机构,也是更广泛网络中的节点。其艺术营造所面向的受众包括修士与教士、邻近社群、尊贵访客,以及语言和教育背景各不相同的旅人。
建筑与空间组织
罗曼式建筑的特点,与其说在于某一项结构创新,不如说在于对砌体、空间单元和建筑构件划分的系统协调。许多教堂采用纵向中殿,两侧设侧廊,并配有耳堂和东端圣所;但也有集中式建筑、小巧的乡村教堂,以及布局复杂的修道院。墩柱和圆柱将室内划分为一系列重复的开间。附柱、拱券、壁内通道以及高度的变化,使这些空间单元清晰可辨,赋予体量厚重的建筑鲜明的视觉节奏。塔楼和宏伟的西立面入口,则可在城镇或周围景观中彰显教会的权威。
拱顶是建筑试验的重要领域。筒形拱顶构成连续的曲面覆盖结构,并沿支承部分产生向外的推力。交叉拱顶由筒形拱顶相交而成,荷载更集中于四角,因此能够容许不同的开口布局。肋架拱顶采用凸出的砌体拱肋,既划分拱顶表面,也参与其建造与承重。建造者通过墙体厚度、墩柱设计、扶壁、侧廊拱顶和楼廊的不同组合,来处理这些结构体系。不过,木屋顶仍然十分普遍。因此,不应将罗曼式建筑简单等同于人们熟悉的那种通体采用石砌拱顶、内部光线昏暗的教堂形象。
具体建筑展现了解决方案的多样性。施派尔主教座堂于萨利安王朝皇帝康拉德二世统治下的约1030年动工,并在同一世纪后期经历大规模改建,将宏伟的教堂建筑与皇室安葬及王朝形象的彰显联系起来。达勒姆主教座堂于1093年动工,将粗大的支承构件与早期肋架拱顶相结合,其中殿拱顶于十二世纪初完工。图卢兹的圣塞尔南教堂自十一世纪后期起分阶段大规模兴建,以侧廊、楼廊、耳堂以及带有放射状小礼拜堂的东端回廊,组织起一座大型教堂的空间。这类布局便于人们前往祭坛和圣髑所在之处,但不能仅将其解释为疏导朝圣者的手段。
建筑也塑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隔与交往。隔屏、门、台阶和地面高差将神职人员与平信徒区分开来,并标示出进入神圣空间的不同权限。地下室位于抬高的圣所下方,用于存放圣髑、安葬死者,或举行次要礼拜。修道院的回廊将用于阅读、集会和用餐的空间连接起来,也构成日常通行的路线。世俗建筑同属这一建造文化:城堡、厅堂、桥梁和城市住宅与教堂采用相通的砌筑技术和装饰语汇。这些建筑留存较少,也使罗曼式时期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像一个几乎完全以教会建筑为主的时代。
大型雕塑与神圣图像
这一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发展之一,是建筑石雕的广泛兴起。雕刻柱头、门廊、回廊和教堂立面,使人物形象与装饰纹样同人们穿行建筑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门洞上方的半圆形区域,即门楣壁,为复杂的宗教图像提供了醒目的展示空间。过梁、门框侧柱、承托人像以及入口周围的拱券,都可以进一步延展整套图像的内容。这些构件并非只是在已经完整的建筑上附加装饰:其尺度和题材往往在构思时就与建筑环境相互配合。
门廊常常展现神的权威以及人类行为带来的后果。在孔克的圣福瓦教堂,一幅大型的最后审判浮雕,将获救者井然有序的行列与受诅咒者遭受的惩罚形成对照。在穆瓦萨克的圣皮埃尔教堂,通常被断代为十二世纪初的南门廊,表现了端坐宝座的基督,周围环绕着《启示录》中的活物与长老。修长的躯体、急剧扭转的头部和图案化的衣褶,使这幅构图在限制颇多的建筑框架内依然清晰可辨。欧坦圣拉扎尔主教座堂的《最后审判》则与铭文 Gislebertus hoc fecit(“吉斯勒贝尔图斯作此”)联系在一起。这句话历来被理解为雕刻家的署名,但吉斯勒贝尔图斯的身份及其具体职责,至今仍有不同解释。
与大型门廊相比,柱头容纳的题材更为广泛。圣经故事与枝叶、动物、搏斗场面、杂技艺人和混合形体的生物并置。在韦兹莱,情节沿着柱头的转角展开,观看者必须移动位置才能看完整个故事。在回廊中,反复接触这些图像,可以促使活动于其中的特定群体持续观察。图像的意义取决于所处位置、相邻图像、铭文以及当地的宗教文化。并非每一种动物或怪物形象都能确切地对应某种固定的道德寓意;装饰纹样也可以发挥构图和表现作用,而不一定暗含某个能够被还原出来的单一信息。
罗曼式雕塑的造型极为多样。有些人物高度扁平,以线条为主;另一些则强烈地向周围空间凸出。夸大的手或头部,可能是在强调动作和身份地位,而非表明雕刻者不懂人体结构。古典范本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某些作坊中尤其具有影响力。摩德纳主教座堂于1099年开工,与这项营建工程相关的维利杰尔莫所作《创世记》浮雕,赋予圣经人物的躯体以显著的重量感和实体感。现存的石雕表面也无法如实反映其原貌:雕塑往往施有彩绘,有时还会镀金。现代人对裸露石材的欣赏,可能会遮蔽雕刻形体、色彩、铭文与建筑最初相互配合的效果。
壁画、板画与色彩丰富的室内空间
罗曼式教堂的内部往往色彩绚丽。后殿的绘画、成组的叙事壁画、装饰天花板、织物、金属陈设与雕塑彼此配合,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室内环境,而这些空间如今却常被视为裸露的砖石结构。绘画的保存状况参差不齐:有些受潮损毁,有些在改建时遭到改动,还有些被灰泥覆盖,或在后世的整修中被移除。因此,现存遗迹既反映了中世纪的艺术创作,也折射出此后破坏与保护的历史。一座保留彩绘装饰的小教堂,或许能让人窥见某些视觉体验,而这些体验在规模更大、地位更显赫的建筑中却早已消失。
艺术家采用多种壁画技法,常常先在新抹的湿灰泥上作画,再待表面干燥后补绘。严格意义上的湿壁画,依靠灰泥碳酸化时将颜料固结其中;在干燥表面作画的技法则需要另一种黏结介质,其劣化方式也可能不同。预备底稿、刻划的辅助线、重复纹样以及灰泥各层的先后次序,都为了解作画流程提供了线索。颜料既包括易于获取的土质色料,也包括价格昂贵的进口材料。鲜明的轮廓和大面积的色块,使人物形象即便在相当远的距离之外、光照条件变化不定的情况下,仍能清晰可辨。
加泰罗尼亚塔乌尔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后殿绘画,与该教堂于1123年举行的祝圣仪式有关,是彰显神圣权威的图像典范。基督置身于象征天国荣光的杏仁形背光之中,周围环绕着福音书作者的象征及其他神圣人物。铭文、手势、尺度与位置所确立的是神学关系,而非以幻觉手法呈现的日常空间景象。在法国西部的加尔唐普河畔圣萨万教堂,一组成于十一世纪末或十二世纪初的大型壁画,在中殿拱顶上铺陈《旧约》历史。诺亚方舟、巴别塔等场景,将复杂的叙事转化为规模宏大、清晰易读且与建筑融为一体的连续画面。
在某些地区,板画保存得尤为完好,加泰罗尼亚便是其中之一。当地的祭坛正面饰板以精心划分的画面区域,呈现基督、圣徒和圣史中的情节。木制苦像与圣母登座像,也将彩绘的立体造像带入礼拜活动之中。因此,绘画与雕塑之间并无截然分明的界限。彩色光线同样是室内环境的一部分:奥格斯堡主教座堂十二世纪初的先知题材窗,是大型彩色玻璃艺术的重要遗存。这些遗存挑战了彩色玻璃窗仅属于哥特时期的看法。尽管后世的改建使许多早期窗户被替换,彩色玻璃在罗曼式时期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手抄本、学问与视觉阐释
彩饰手抄本是罗曼式艺术创新的重要媒介。修道院与主教座堂团体需要《圣经》文本、礼仪书、圣徒传、神学著作及日常事务记录。书籍的制作有赖于羊皮纸制作者、抄写员、朱字书写员、画师和装订工的协作,不过一人也可能兼任数职。制作活动并不限于封闭的修道院作坊,世俗专业人员和流动工匠也参与其中;一些存世手抄本还显示出多位画师合作的痕迹。由于材料和人力耗费巨大,大型装饰书籍是所属机构的一项重大投入。
大型《圣经》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变得尤为重要。约于1160年代开始制作的《温彻斯特圣经》包含气势恢宏的首字母装饰,留有多位画师参与绘制的大量痕迹,部分装饰则尚未完成。十二世纪前期为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制作的《伯里圣经》,被认为与雨果大师有关。这位艺术家也从事其他门类的艺术创作,关于他的史料记载之丰富,在当时颇为罕见。《兰贝斯圣经》一般被断代于十二世纪中叶前后,其编排紧密的人物构图与复杂的象征联系,展现了英格兰作坊的创作能力。这类书籍能够彰显其所属机构在学术与物质层面的雄心。
装饰的作用不只是美化文本。叙事首字母将人物和故事场景置于放大的字母之中;装饰性的分隔方便读者查阅全书;作者肖像和卷首图像则用来确立权威。画师通过图像学手法与视觉类比,将基督教释经传统中被视为能够相互阐明的经文段落联系起来。《旧约》中的事件可以预示基督生平中的某件事,而成对呈现的场景则可引导读者默想某种教义上的联系。这些手法需要读者主动阐释。读者对经文、礼仪和注疏的了解,会影响他们能从书页中领会多少意义,正如题铭与布道会影响人们对大型图像的理解与反应一样。
手抄本也表明,宗教学问与世俗学问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罗曼式时期的藏书机构保存了历史、医学、天文学、音乐及自然界等方面的著作,并为之配绘插图。十二世纪后期,在霍恩堡的赫拉德主持下编纂的《逸乐园》,为一个女性修道团体汇集了图像丰富的宗教与教育知识。原本于1870年毁于斯特拉斯堡,但此前的摹本和记录保留了大量有关其内容的资料。音乐书籍将图像与不断发展的记谱法体系相结合,而图解则以视觉形式梳理抽象关系。因此,手抄本艺术不仅用于仪式展示,也参与了教学、记忆与知识分类。
珍贵器物、纺织品与作坊实践
在罗曼式教堂中,可移动的器物往往最集中地体现了教堂的财富。祭坛上陈设着十字架、烛台、礼仪器皿、书籍封套和盛放圣物的容器。圣物匣的外形可能仿照小型建筑式圣龛、匣盒、十字架,或其所容纳的人体部位。黄金、白银、宝石、象牙和水晶以其稀有性、光泽及所承载的联想,彰显器物的尊贵。中世纪器物常由不同时期的构件组合而成:古代宝石可能被重新镶入后世制作的托座,年代较早的圣像也可能陆续加上金属覆饰和珠宝。这些层层累积的材料,体现了延续不断的捐献行为。
金属工匠将铸造、锤揲、雕刻、镀金和宝石镶嵌等工艺与珐琅装饰相结合。内填珐琅是在金属表面凿出凹槽,填入彩色玻璃质料,再经烧制使其熔合。十二世纪后期至十三世纪,采用这一技法制作的铜胎器物成为利摩日的一大特色产品,并广泛流传。默兹河谷的作坊制作出极为精美的金属器,常将繁复的基督教图像与受古典传统影响的人物形象相结合。凡尔登的尼古拉于1181年为克洛斯特新堡制作的珐琅饰板,通过精密的对应体系,将不同的圣经事件并置呈现。这些饰板原是读经台的一部分,后来被重新组合为祭坛装饰屏。
青铜铸造既用于大型纪念性作品,也用于礼仪器物。列日圣巴托洛缪教堂的洗礼池通常被断代为十二世纪初,传统上归于于伊的勒尼耶之手,其池身四周饰有表现洗礼场景的浮雕。人物呈现出格外鲜明的身体体积感,彼此间的互动从容而有节制。这类作品的制作,有赖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金属原料的供应以及雄厚的财力支持。作坊实践跨越了现代所谓“纯艺术”与“装饰艺术”的界限:同一位赞助人可能委托制作雕塑、书籍装饰、门扉和礼仪器物,而有些工匠也能运用多种材料进行创作。
纺织品被用于布置宗教与世俗空间,但其存世数量远少于石制品。绣花祭衣、祭坛罩布、帷幔和进口丝绸改变了室内空间的面貌,也标示出不同的仪式身份。贝叶挂毯很可能制作于十一世纪后期,实际上是在亚麻布上用羊毛线刺绣而成,现存部分长约68米。其连续展开的画面讲述了1066年诺曼征服英格兰及黑斯廷斯战役之前的一系列事件。拉丁文题注、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反复出现的主要人物以及边饰中的辅助场景,使其成为中世纪视觉叙事的杰出见证。它最初究竟为哪一处场所而作,以及委托制作的具体背景,至今仍有争议。
区域中心与远距离交流
罗曼式艺术产生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其地理分布并不与现代国界完全吻合。勃艮第、诺曼底、伦巴第、加泰罗尼亚、莱茵地区和默兹河谷,各自在机构、材料和作坊传统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组合。某种石雕风格可能随着工匠的迁徙而传播,而手抄本的范本则可能脱离最初创造它的艺术家而独立流传。因此,相距遥远的作品之间若有相似之处,仍须探究其成因,不能直接据此认定它们出自同一作坊、沿单一路径传播,或存在直接的模仿关系。
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促进了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密切联系。英格兰主教座堂与修道院的大规模重建,将机构重组与建筑改造结合起来。发源于诺曼底的建筑形式在采用时,也依照当地的条件、资源和建设抱负作了调整。在德语地区,皇帝与主教的赞助支持了大型教堂、金属工艺品和手抄本的制作,这些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奥托王朝的传统。意大利的艺术环境尤为多样:伦巴第的石雕、罗马的古典建筑遗存、威尼斯与意大利南部同拜占庭的联系,以及比萨等城市独具特色的大理石建筑,并未构成单一而同质的传统。
在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社群之间的关系,涵盖了战争、政治谈判、贸易和艺术交流。基督教赞助者购入伊斯兰纺织品与象牙器物,有时将其改作教会用途。因此,伊比利亚北部的罗曼式教堂既置身于延伸至比利牛斯山以外的联系网络之中,也扎根于本土艺术传统深厚的半岛。器物可以跨越宗教界限,其形式所承载的意义却不一定始终不变。一件原为宫廷环境制作的奢华容器,可能转而成为基督教圣物匣;尽管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材质所赋予的尊贵地位仍得以保留。
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是不同传统交汇的一个尤为鲜明的例子。巴勒莫的帕拉蒂纳礼拜堂建于罗杰二世统治时期的1130年代至1140年代,将拉丁教会的礼拜空间、拜占庭式马赛克,以及与伊斯兰艺术实践相关的彩绘木天花融为一体。这类建筑很难用西方罗曼式世界与外来“影响”之间的简单对立来归类。地中海地区的宫廷与城市,是艺术互动持续发生的场所。与此同时,交流也受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征服、奴役,以及对珍贵材料的攫取等因素的塑造。器物与工匠的流动确实存在,但在不同地区、不同委托项目之间,其具体情境有着显著差异。
阐释、变迁与保护
人们常常通过罗马式艺术与哥特式艺术的关系来理解前者,仿佛它主要只是一个先导阶段。这种模式可能既掩盖罗马式艺术本身的成就,也遮蔽艺术变迁并不同步的特点。一些总体上被归为罗马式的建筑中已经出现尖拱,而圆拱在较晚的建筑中仍然沿用。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马特奥大师创作、标有1188年纪年的“荣耀门廊”,将根基深厚的纪念性门廊传统与日益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和复杂的空间效果结合起来。将这类作品置于其具体环境中考察,比仅仅把它们视为某种预定风格演进过程中的环节,更有助于理解它们。
另一种由来已久的解释将教堂图像称为“文盲的《圣经》”。图像确实向读者群体之外的人们传达了圣经题材,但这一概括并不全面。有些构图以精深的神学知识为理解前提,铭文也可能要求观者具备读写能力,或借助口头讲解才能理解。图像还充当祈祷的焦点、神圣临在的标志、机构身份的表达,以及唤起记忆的媒介。同一座门廊,在宗教游行、司法集会、日常到访或宗教节庆期间,可能给人截然不同的体验。塑造其意义的,不仅是所表现的题材,还有围绕它展开的活动及其所处环境。
现代学术从形式分析、考古学、文献研究、礼仪史和材料研究等角度探讨罗马式艺术。阿瑟·金斯利·波特等学者考察了雕塑与朝圣路线之间的关系,迈耶·夏皮罗则研究了中世纪图像的表现力与社会维度。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质疑了界限分明的地域流派划分,以及仅凭风格相似性建构出来的匿名“大师”身份。建筑考古、颜料分析以及对工具痕迹的细致考察,能够区分以往叙述中被视为同一工程的不同施工阶段。这些方法也揭示了后世修补和改动的程度。
现存作品的面貌深受拆毁、宗教改革、革命、收藏与修复活动的影响。十九世纪的修复工程有时依据风格统一的理想重建建筑,拆除后期增建部分,或替换受损的中世纪建筑构件。脱离原址的雕塑和壁画进入博物馆后,得到了保护,也更便于公众接触,却同时失去了部分建筑与仪式语境。当今的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注重区分原有材料与后期增补,记录残存色彩,并考察清洗和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对于内部空间仅存片段的遗址,数字重建和依据详实记录制作的可视化展示,有助于研究屏障、陈设、绘画和雕塑昔日的布局,同时避免将每一种重建方案都当作既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