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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波义耳

罗伯特·波义耳是英裔爱尔兰自然哲学家,其空气、化学分析及物质研究有助于确立十七世纪的实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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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波义耳(1627年1月25日—1691年12月31日)是英裔爱尔兰自然哲学家、实验研究者和宗教作家。他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会士,尤其以对空气物理性质的实验研究,以及对既有化学组成理论的批判,产生了深远影响。描述压力与体积关系的波义耳定律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工作推动了化学的转型,使其成为通过实验探究物质组成及其转化的学科;与此同时,他仍持续研究与医学、炼金术及基督教神学相关的问题。

波义耳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某些具体发现。他推动形成了一套实验报告方法,详细描述仪器、操作步骤、结论的适用条件以及失败的试验,使他人能够据此评估证据。他还发展了物质的微粒学说,以微小粒子的大小、形状、运动和排列方式解释可观察到的性质。他的学术生涯既体现了新科学实践的兴起,也展现了这些实践与十七世纪欧洲的宗教信念、物质资源、技术劳动及通信网络之间的紧密联系。

家庭、教育与研究者的成长

波义耳出生于爱尔兰沃特福德郡的利斯莫尔城堡,是第一代科克伯爵理查德·波义耳与凯瑟琳·芬顿的第十四个孩子、第七个儿子。他的父亲在爱尔兰积累了庞大的地产和政治影响力。凭借家族财富,罗伯特得以接受私人教育、出国游历、维持实验室运作、雇用助手,并资助著作出版。因此,他后来的生涯与大学教师或依靠收费维生的执业者截然不同:继承的财产使他在选择研究课题和持续开展耗资高昂的研究方面,拥有异乎寻常的自由。

1635年,波义耳进入伊顿公学,接受古典教育。后来,他与哥哥弗朗西斯及家庭教师艾萨克·马尔孔布一同游历欧洲大陆。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日内瓦度过的,他在那里学习语言、数学和宗教。1641至1642年访问意大利期间,他接触到了与伽利略·伽利莱相关的思想环境;伽利略去世时,波义耳仍在意大利。波义耳后来的自传性著述还记述了他在日内瓦一场雷暴中经历的强烈宗教体验。这些回忆表明,在他对自身成长历程的叙述中,求知探索与宗教上的自我省察紧密相连。

1644年返回英格兰后,波义耳主要定居于多塞特郡的斯托尔布里奇,那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一处庄园。他早期的著述包括道德论述和虔敬作品,尚未形成明确的自然研究计划。然而,到了1640年代后期,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实际研究,并与塞缪尔·哈特利布周围怀有改革志向的知识分子通信。这些人的兴趣包括实用发明、农业改良、医学、教育以及可靠信息的搜集。波义耳提及的“无形学院”便出自这一背景,不过,不应将这个名称视为某个单一组织的正式名称,更不能认为该组织后来直接演变成了皇家学会。

到1650年代中期,波义耳已迁居牛津,加入了一个研究者群体,成员包括约翰·威尔金斯、约翰·沃利斯和医生托马斯·威利斯。在牛津,他能够获得数学专业知识,参与医学讨论,并得到仪器制造者和助手的协助。波义耳建立了实验室,开始开展研究,由此产生了他早期最著名的几部著作。他没有担任大学教席,也没有围绕正式的教学职务安排研究。相反,他的家宅、工作间、通信往来以及与其他研究者的聚会,共同构成了他从事自然哲学研究的工作环境。

气泵与空气的实验研究

波义耳最著名的仪器是与罗伯特·胡克合作研制的改良型气泵。此前,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和布莱兹·帕斯卡的实验已经表明,可以利用水银柱研究大气效应。奥托·冯·格里克也曾制造出能够从容器中抽出空气的泵。波义耳通过有关欧洲大陆实验的记述了解到格里克的工作,并希望获得一种更适于在内部便于操作的容器中开展多种试验的装置。胡克的机械技艺对这一计划的实现至关重要。

最终制成的装置将玻璃容器与抽气机构、阀门和密封件结合起来。空气可以逐步抽出,同时仍能观察到容器内部的物体。这种设计使低气压成为一种可以调节和比较的实验条件。它产生的并不是理想的、完全的真空。漏气、材料释放气体以及密封件的局限都制约了装置的性能。这些缺陷对科学判断有着重要影响:有争议的实验结果可能源于研究对象自身的表现,也可能源于残余空气或装置的缺陷。

1660年,波义耳出版了《关于空气的弹性及其效应的物理力学新实验》。该书记述了四十三项实验,涉及空气的弹性、火焰的表现、声音的传播,以及动物在低气压下的存活情况。这些实验表明,普通空气并非仅仅是固体之间的空无之处。空气会施加压力,在外界约束减弱时会膨胀,并在若干常见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空气被抽出,火焰可能熄灭,动物可能出现不适,而声音的传播也会在低气压下发生变化。

这些发现并不等于发现了氧,也不等于提出了现代的燃烧与呼吸理论。波义耳能够证明,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是必需的,却尚不能确定空气中的哪一种成分维持着这些过程。他的成就在于,通过实验区分了此前仅以较为笼统的方式讨论的多种功能。空气对水银柱的力学支撑、对声音传播的作用,以及对呼吸的参与,由此成为相互关联但又可以区分的问题。

这些实验也卷入了关于真空是否可能存在的争论。波义耳在表述结论时往往十分谨慎,将实验中排除了大部分普通空气的空间,与其中绝对不含任何物质这一更强的主张区分开来。这种克制使他能够捍卫可观察到的效应,而不必让每项实验结果都取决于对“自然界是否允许存在完全空无的空间”这一形而上学问题的最终回答。

压强与体积的关系

如今称为波义耳定律的关系,最早见于他那部论述空气的著作于1662年出版的第二版中,出现在回应弗朗西斯库斯·利努斯批评的内容里。用现代符号表述,这一定律指出:一定量的气体在温度保持不变时,压强与体积成反比:

pV=constant,p1V1=p2V2.pV=\text{constant}, \qquad p_1V_1=p_2V_2.

在这些条件下,如果绝对压强增至原来的两倍,体积就会大致减半。现代的表述比波义耳最初的表述更明确地说明了适用条件,不应将其误解为所有气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循这一关系。

实验所用的一套主要装置是一根弯成J形的长玻璃管。较短的一臂顶端封闭,其中一定量的空气被封存在汞柱上方,较长的一臂则保持开口。向管内添加汞,就会压缩封闭的空气。两臂汞面的高度差可用于衡量额外施加的压强;而在确定被封闭空气所承受的总压强时,还必须计入大气压强。如果玻璃管的内径足够均匀,空气所占管段的长度就可用于衡量其体积。波义耳比较了连续测得的一系列压强和体积读数,而不是仅凭一次显著的压缩现象得出结论。

要理解这一结果,就必须将大气压强考虑在内。如果只计算添加汞所形成的液柱压强,得出的压强与体积关系就会有误。这项实验将当时已确立的气压计原理解释,与一项针对空气“弹力”(即空气抵抗压缩的弹性)的新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实验还取决于一些实际操作细节,例如让受压空气的温度回落至接近环境温度,因为压缩会使气体暂时升温。波义耳并不具备现代热力学理论,但所观察到的关系是否可靠,取决于能否控制这类影响。

波义耳承认,理查德·汤利曾对提出这一反比关系有所贡献。埃德姆·马略特独立研究了这一关系,并于1676年发表成果,因此某些传统中将其称为波义耳—马略特定律。这些相互交织的贡献说明,不能把这一定律今天的名称视为对其发现过程的完整概括。这一发现源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合适玻璃仪器的可获得性,以及压强测量技术的发展。

在现代热力学中,波义耳定律是理想气体的一种极限关系。当气体的物质的量 nn 和绝对温度 TT 固定时,可由下式推出:

pV=nRTpV=nRT

实际气体会偏离这种理想关系,在接近凝结或压强足够高时尤其如此,因为气体粒子本身占据空间,彼此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这些后来的解释并不是波义耳本人的理论。他的贡献在于通过实验确立了一种简单的定量关系,而这一关系后来成为更广泛的气态物质理论的一部分。

化学原理与《怀疑的化学家》

波义耳于1661年出版的《怀疑的化学家》,质疑了当时一些作者在认定物体的终极组成成分时所表现出的笃定态度。这部著作采用对话体,既考察了与亚里士多德相关的四元素传统,也审视了帕拉塞尔苏斯提出的盐、硫、汞三原质学说。这些名称并不总是指人们熟悉的同名物质,也可能代表广泛的性质类别或基本组成成分。波义耳反对的是,人们通常用来支持这类体系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普遍有效。

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解释用火进行分析所得的结果。加热某种有机材料,可能会得到挥发性液体、可燃组分和固体残渣。元素学说的支持者可能把这些产物视为原本就存在于材料中的成分。波义耳认为,这种推断并不可靠。火不仅能分离原有成分,还可能使物质发生转化,生成新的产物。不同的处理方法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仅凭某项操作所得产物的数量和种类,无法证明自然界基本原质的数量和种类。

波义耳将元素描述为原初而简单、不由其他物体构成、并充当化合物组成成分的物体。这一表述与后来的化学元素定义相似,但这种相似性需要加以限定。他并没有建立现代元素周期体系,没有依据原子序数来识别元素,也没有给出一份符合其定义的物质的确切清单。他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持怀疑态度:已有实验尚未证明,传统上被视为基本成分的那些物质确实是万物共有的组成成分。这本书提出了关于物质组成的问题,而不是用一套替代性的教科书体系为这些问题盖棺定论。

他的化学实践并不止于这种哲学批判。波义耳研究了颜色变化、试剂的作用、盐类的性质,以及加热或混合材料所引起的转化。在《论颜色的实验与思考》(1664年)中,他描述了利用植物色素来区分酸和碱作用的方法。这类研究属于分析化学的历史范畴,不过,他所使用的试剂和分类方式,并未纳入后来形成的pH理论或现代离子反应理论框架。

波义耳还力图使化学与整个自然哲学领域建立联系,而不是将其局限于药物制备或冶金配方。化学操作能够揭示,物体被分割、结合或重新排列时,物质的性质如何发生变化。然而,他的研究纲领并不意味着与炼金术彻底决裂。他认真看待金属嬗变的可能性,并调查了与之相关的报告。他所怀疑的是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解释,而不是后来被排除在化学之外的一切事物。批判性分析与炼金术探索并存,是他在科学史上所处位置的一大特征。

微粒哲学与物质性质的解释

波义耳所推崇的物质总体理论是微粒论。按照这一观点,物体的性质取决于构成它的微小粒子的大小、形状、运动、排列和结构。硬度、流动性、透明度或化学反应性等性质,应当通过物质的组织方式来解释,而不是为每一类物质设定一种特殊的实体形式。他的《依据微粒哲学论形式与性质的起源》于1666年出版,通过论证和实验实例阐发了这一思路。

微粒式解释与古代原子论有关,但波义耳并不要求每一个微粒都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原子,也没有全盘接受古代原子论者的哲学主张。对实验研究有用的论点是:可见物体可以用具有力学性质的更小物质组成部分来理解。物质究竟能否无限分割,则是另一个问题。这种灵活性使波义耳能够采用粒子式的物质图景,而不必对有关物质终极结构的每一种争议性命题都作出承诺。

化学行为的变化在他的推理中尤为重要。一种物质经过溶解、沉淀、加热或重新结合后,可以获得新的性质,而不必由此认定产生了一种新的基本物质。波义耳用结构和排列的改变来解释这些变化。这里的“结构”指的是粒子的分布及其相互连接方式,而不只是表面的触感。同一种底层物质,在其组成部分重新组织后,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质。不过,他无法直接观察自己提出的这些结构,许多解释仍只是定性的可能方案,而非得到确证的唯一机制。

他对寒冷的研究为这一研究纲领提供了另一个施展领域。《关于寒冷的新实验与观察》于1665年出版,汇集了有关冻结、膨胀、寒冷对材料的影响,以及温度比较困难的观察。波义耳考察了水在冻结时会膨胀这一事实;这种现象表明,不能简单地将冷却等同于一切物质的收缩。水冻结时产生的力使这一问题能够通过实验加以研究,但由于缺少标准化的测温方法,不同试验之间的比较又变得复杂。他的研究强调,应先收集能够区分不同解释的观察结果,再尝试用单一解释涵盖所有效应。

波义耳还研究了挥发性、溶解性和腐蚀性等具体性质的起源。他在1675年出版的《关于各种特定性质的机械起源或产生的实验、札记等》,进一步尝试将化学性质与物质的运动和构型联系起来。这并非现代分子理论:波义耳既没有公认的原子量数据和结构式,也没有对化学键的定量解释。其历史意义在于,它为后来分属化学、力学和材料科学的现象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解释框架,同时将各种拟议机制是否可信的问题留给实验研究来判定。

实验报告、协作与皇家学会

尽管出版物上波义耳的名字格外醒目,他的实验工作却离不开协作。胡克负责仪器设计和技术工作;其他助手则制备物质、操作仪器、记录观察结果,并协助维护实验室。玻璃工匠、金属工匠、供应商以及与他通信的人也都不可或缺。仅凭哲学论证造不出气泵。气泵的可靠性有赖于精湛的制作工艺、合适的材料和反复的调校。波义耳经济独立,有助于维持这些实验所需的基础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需依赖他人的专业技能。

波义耳发表实验报告,力求让不在实验现场的人也能对实验作出评判。这些报告往往会描述操作顺序、仪器的运行情况、意外状况,以及某项结论应当具有多大的可信度。他并非只是要求读者接受一个经过精心整理的命题。详尽的叙述可以解释某种结果为何难以获得,并指出在什么条件下重复实验可能得出不同结果。波义耳还区分了观察到的现象与为这些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尽管他对实验的选择本身也受到微粒论预期的引导。

这种报告方式十分重要,因为新兴的实验哲学在可靠性和权威性方面遭到了质疑。托马斯·霍布斯对气泵研究的某些方面提出挑战,包括实验程序的地位以及从实验中得出的结论。这场争论并不只是关乎容器内是否存在真空,还涉及什么才算令人满意的论证、仪器如何介入人们认识自然的过程,以及谁有资格评判一项哲学主张。波义耳捍卫通过实验确立的事实,却不认同自然知识必须采取包罗万象的演绎体系这一形式。

波义耳参加了1660年11月28日的会议,皇家学会正是由这次会议发展而来。学会于1662年获得皇家特许状。学会的会议、通信、实验演示和出版物,为讨论实验和传播报告提供了渠道。亨利·奥尔登堡是学会秘书,也是1665年创刊的《哲学汇刊》的首任编辑,在这些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波义耳的研究与这些机构密切相关,但学会的实验文化是集体成就,而非他个人的创造。

可重复性这一理想也需要放在历史条件下看待。十七世纪的仪器并非标准化产品,实验操作说明也可能省略熟练操作者视为理所当然的技能。重复一项实验,可能需要重新制作仪器,或学会如何识别漏气。因此,对实验的信任有赖于详细的书面记载、有见证人在场的实验演示、声誉以及通信等多种因素的结合。波义耳的贡献并不是发明了一种完全不受个人因素影响的科学方法,而是发展出一套影响深远的做法,用于呈现证据、讨论不确定性,并将报告的观察结果与对其成因的推测性解释区分开来。

基督教、神意与自然知识的目的

波义耳的宗教信仰是其学术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一名虔诚的新教徒,他认为研究自然与基督教并不矛盾,而且能够支持基督教信仰。世界的规律性和精妙结构可以被理解为上帝智慧的体现。因此,自然哲学并非只是一项与个人信仰各行其道的世俗活动,而是探究受造世界秩序、增进对人类在其中所负责任的认识的一条途径。

他的微粒哲学契合这一观念,却并未因此使上帝的作为变得多余。波义耳将自然的通常运行过程与世界的终极起源及其治理区分开来。机械论解释可以描述自然过程如何发生,而创世与自然秩序的确立仍属于神学问题。他反对将“自然”视为一种独立的、近乎具有人格的力量,让它承担本应归于上帝的作用。1686年出版的《对通行自然观念的自由探究》考察了这类表述中的歧义,以及它们在解释上可能造成的问题。

波义耳在《基督徒博学家》(1690年)等著作中探讨了探究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该书主张,实验研究能够使人更倾向于理解宗教,而不一定会削弱宗教信仰。同时,他并不认为所有基督教教义都是可以通过实验室操作加以证明的结论。启示、见证以及人类理解力的局限仍然十分重要。因此,不应将他的立场简单归结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宗教之争,也不应将其等同于实验科学能够证明每一条信仰教义的主张。

他的宗教活动在机构支持和资金投入方面也颇具规模。他资助传教事业,以及《圣经》译本的编译与传播。其中一个项目是于1685年出版与威廉·贝德尔有关的《旧约》爱尔兰语译本。这类资助将波义耳的财富、新教信仰以及让更多人能够阅读《圣经》的愿望联系在一起。这些活动植根于十七世纪的教派与政治环境,并非出于宗教中立的语言保护计划。

波义耳通过遗嘱设立了后来被称为波义耳讲座的系列讲座。其宗旨是捍卫基督教、回应不信仰者的质疑,而非开展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论争。理查德·本特利于1692年主持了首轮系列讲座,并就与其论证有关的问题同艾萨克·牛顿通信。波义耳相信,理性的探究与宗教护教可以相互支持,而这一讲座成为这种信念持久的制度性体现。讲座后来的历史也表明,除了他生前完成的实验与出版的著作之外,他的资助在其身后仍持续影响着学术活动。

晚年、著述与历史解读

1668年,波义耳从牛津迁居伦敦,此后定居于此,与姐姐拉内拉夫人凯瑟琳·琼斯同住在蓓尔美尔街。她是知识界和宗教界交往网络中的重要人物,为波义耳提供了能够继续开展研究和通信往来的家庭环境。波义耳的健康状况时常不佳,晚年愈发减少访客接待和公共事务。不过,他仍持续发表涉及物理、化学、医学和神学的著作。他的研究始终涉猎广泛,并未逐渐集中于某一门成熟的学科。

1680年,波义耳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但因对就任所需的宣誓心存顾虑而辞谢了这一职位。他的辞谢并未中断自己与学会的联系。他后期出版的著作包括《人类血液自然史论集》(1684年),该书将血液作为实验和化学研究的对象;此外,还有探讨机械原因与特定性质之间关系的著作。他所说的“自然史”,指的是有条理地汇集观察和试验结果,而不仅仅是对动植物的描述。

凯瑟琳于1691年12月23日去世;仅过了一周多,波义耳也于12月31日在伦敦逝世。他安葬于圣马田教堂。他留下的手稿、书信、实验笔记和已出版书籍,保存了极为广泛的研究记录,但这些材料并未构成一套对其哲学思想的系统阐述。后来的编纂工作,包括托马斯·伯奇在十八世纪编成的文集以及现代学术版本,使研究者得以将他公开发表的论述与草稿、实验室记录及私人通信相互参照。

长期以来,波义耳被誉为现代化学的奠基人,甚至是“现代化学之父”。这一评价肯定了他对传统原理的批判、通过实验辨析问题的坚持,以及他对化学操作能够探讨物质一般性问题的证明。但这样的描述也可能掩盖他的研究与后世化学之间的重要差异。他并未提出关于元素的现代理论,没有放弃炼金术中的嬗变观念,也没有用氧来解释燃烧。与拉瓦锡相关的定量化学体系,直到《怀疑的化学家》问世一个多世纪后才出现。

因此,历史研究从若干相互交叠的视角考察波义耳:他既是实验研究者、微粒哲学家和宗教著述者,也是炼金术实践者,还是以自身资源支持合作研究的赞助人。他的空气泵实验也成为相关研究中的核心案例,用于探讨仪器、证言和集体判断如何确立科学知识。这些解读将目光引向了仅靠罗列发现无法呈现的方面:助手的劳动、实验在物质条件上的脆弱性、印刷出版中报告实验的惯例,以及自然哲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论断可信度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