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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paul-i-of-russia · 人物

俄国保罗一世

保罗一世于1796至1801年统治俄国,重定皇位继承制度,强化服役义务,逆转外交联盟,最终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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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一世(1754年10月1日—1801年3月23日)自1796年起担任俄罗斯帝国皇帝,直至遇刺身亡。他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子及继承人,在储君之位上度过了三十余年,其间与母亲日益疏远,最终才登上皇位。在短暂的统治期间,他力图使政府运作更有秩序,让官员直接向君主负责;与此同时,他也推行了干预繁密的管制措施,频繁而突然地更换官员,并严格限制贵族的自主权。他在制度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成就,是制定了新的皇位继承法,旨在避免继承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宫廷势力的干预——这些因素曾反复左右十八世纪俄国的政治走向。

在对外关系上,保罗起初参与了欧洲各国反对革命法国的斗争,随后却与盟国决裂,转而寻求同拿破仑·波拿巴合作。在国内,他对军职和文职人员提出了更严格的服役要求,同时颁布了一些措施,为农民和普通士兵提供有限的保护。这些政策并未废除专制制度或农奴制,却冲击了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形成、且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既有观念与利益诉求。一群军官和宫廷人士将他杀害,其子亚历山大一世随即掌权;这场谋杀也促成了对其统治极为负面的历史印象。后来的历史研究则将其施政的制度目标,与其强制手段及围绕他个人性情的种种轶事区分开来。

下文日期均采用公历;俄国当时使用儒略历。在保罗生前,直至1800年3月,儒略历日期比公历晚十一天,此后则晚十二天。

童年与1762年的皇位继承争议

保罗于1754年10月1日出生于圣彼得堡,父母是后来的俄罗斯皇帝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当时两人分别为大公和大公夫人。1741年至1762年在位的伊丽莎白女皇主导了他的抚养安排。此前,皇朝的继承问题多年来悬而未决,他的出生为皇朝带来了一位男性继承人。因此,他的童年不仅属于父母,也同样属于宫廷。他身边人员的任用、谁能接近他,以及他的教育,都是国家事务。

后来,围绕叶卡捷琳娜的政治文献也开始讨论保罗的生父究竟是谁。叶卡捷琳娜与谢尔盖·萨尔特科夫的关系,以及她在回忆录中对相关事件颇具暗示性的叙述,引发了种种猜测。但这些并不足以证明萨尔特科夫就是保罗的父亲。保罗终其一生都被官方承认为彼得之子,他在皇朝中的地位也以这一认可为基础。区分这两者十分重要,因为后世的叙述有时会把宫廷流言当作已经确证的血统事实。

在保罗的教育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资深政治家尼基塔·帕宁。他负责督导保罗的学业,并在保罗成年后继续与他保持联系。保罗接受了语言、历史、宗教等方面的教育,也学习了被认为适合未来君主掌握的各门知识。他的教育使他接触到启蒙运动时期流行的依法施政与君主责任观念,也让他熟悉了俄国及德意志各宫廷的军事文化。帕宁主张约束专断统治,这并未使保罗成为一位立宪君主,却促成了他的一种君主制观念:君主统治也应遵循既定规则,并承担相应义务。

决定性的变故发生在1762年。彼得三世于1月继承伊丽莎白的皇位,却在7月的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叶卡捷琳娜由此掌权。不久后,彼得在被拘禁期间死亡。此时尚不满八岁的保罗仍是公认的皇位继承人,但他的母亲如今已以自身名义登上皇位。她的即位造成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微妙局面:被废黜皇帝的儿子,成了推翻其父的君主的下一顺位继承人。

这段经历塑造了保罗的政治观念,却不足以解释他后来的一切行动。他对统治合法性的重视、对宫廷派系的猜疑,以及为彼得三世恢复尊荣的决心,都根植于1762年的事件。然而,若将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都归结为对叶卡捷琳娜的报复,就会掩盖他所面对的行政与战略问题。他继承的不只是一段家族恩怨,还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这个帝国的治理体制高度依赖贵族服役、私人庇护关系和君主的自由裁量权。

婚姻、欧洲之旅与加特契纳宫廷

保罗于1773年首次结婚,妻子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威廉明娜。她皈依俄国东正教后,改名为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芙娜。1776年4月,她因长时间难产而去世。同年稍晚,保罗迎娶了符腾堡的索菲·多萝特娅,后者改名为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两人共育有十名子女,其中包括后来的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这个家族子女众多,又与多国王室联姻,使保罗日后成为十九世纪欧洲王室谱系中的一位重要祖先。

叶卡捷琳娜亲自负责抚育保罗的两个长子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正如当年伊丽莎白干预保罗的童年生活一样。亚历山大生于1777年,康斯坦丁生于1779年。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与叶卡捷琳娜的亲近关系,使宫廷中又形成了一个凝聚皇室效忠的中心。有关叶卡捷琳娜打算越过保罗、让亚历山大继位的传闻广为流传,但始终没有实施任何在法律上有效的举措来剥夺保罗的继承权。即便尚无确凿证据证明这一设想最终形成了可付诸实施的计划,这种可能性本身也已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

1781至1782年,保罗与玛丽亚以“北方伯爵”和“北方伯爵夫人”的化名游历欧洲。他们到访了哈布斯堡王朝领地、意大利和法国的主要宫廷与文化中心,拜会统治者,考察各类机构,并购藏艺术品和装饰品。这次旅行让保罗直接接触了欧洲宫廷社会,也对夫妇二人各处居所的收藏和室内陈设产生了影响。这段经历还表明,他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后来在有关他的叙述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操场操练与军纪。

1783年,叶卡捷琳娜将加特契纳庄园赐予保罗。他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宫廷,并维持一支小型部队,其训练方式深受普鲁士影响。在帝国政务中几乎无权施展的保罗,得以在加特契纳行使自己的权威。包括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在内、曾在那里为他效力的军官,积累了经验,也获得了他的信任,这些在他即位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处与保罗和玛丽亚密切相关的居所巴甫洛夫斯克,则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更注重园林设计、收藏以及带有家庭气息的宫廷生活。

保罗并未被完全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他拥有军衔,并于1788年参加了对瑞典的战争。然而,叶卡捷琳娜很少让他长期承担治理帝国的职责。他成年后长期身为储君却没有实质行政权力,这使他的宫廷与在位君主的宫廷之间的隔阂更加明显。1796年即位后,他在加特契纳养成的习惯——严密监督、细致规管,以及倚重少数亲信——成为其帝国统治的鲜明特征。

即位与皇位继承制度的确立

叶卡捷琳娜于1796年11月17日去世,保罗顺利继位,并未发生他长期担忧的公开皇位争夺。他当时四十二岁。即位后,他最早举行的重大仪式之一,就是为彼得三世恢复名誉。他将父亲的遗骸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迁出,重新安葬在作为皇室墓地的圣彼得与圣保罗大教堂内,与叶卡捷琳娜并列。这一仪式公开宣示了保罗父系血统的延续性与合法性,同时也重新诠释了1762年政变的象征意义。

1797年4月16日,保罗与玛丽亚在莫斯科加冕。保罗同时颁布了1797年皇位继承法,这是他影响最为深远的宪制举措。该法取代了彼得大帝于1722年确立的原则,即在位君主有权指定继承人。此前这种由君主自行决定继承人的制度,并未能有效防止皇位继承争议。十八世纪,宫廷派系与近卫军团曾多次左右皇位的归属。

新制度确立了男性及男系后裔优先的世袭顺序。皇帝的长子及其后裔享有优先继承权,其后才依规定顺序轮到其他男系支脉;只有在相关男系均无继承人时,女性才可能继承皇位。因此,这一制度并未完全排除女性登基的可能。其目的是使继承次序明确可循,并限制君主凭个人偏好改变继承顺序的能力。

这套制度还规定了未来君主的宗教身份,保留了俄国统治者必须信奉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要求。相关规章则界定了皇室成员的资格、等级及经济供养。保罗并不单纯将皇朝视为一个家族,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必须依靠成文规则来维系延续的制度。后来的争端,尤其是1825年的皇位继承危机表明,如果放弃继承权的决定或皇室内部安排未能为公众所知,那么即使法律条文明确,也无法消除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保罗重视固定的继承顺序,并不意味着他普遍接受对专制权力的限制。这部法律约束了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却基本保留了皇帝的统治权。这种结合是他思想的核心:秩序应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来保障,但君主仍是这一秩序的积极守护者与诠释者。

这套继承制度在保罗去世后又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后来有所修订和补充,它始终是皇室法的根本,直至1917年君主制覆灭。其持久性使它有别于保罗颁行的众多行政命令和礼仪革新,后两者在他死后很快就被修改或废弃。

政府、贵族服役与政治监控

保罗力图使国家机器更有纪律、办事更加迅捷,并明确服从皇帝。他仔细审阅政务,要求按时执行命令,并大规模更换官员。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被撤销或改组的若干行政机构得以恢复,其中包括主管特定经济事务的各委员会。他还调整了地方行政体制。这些措施并非一套全面统一的制度重构,而是既试图纠正具体弊端,又偏重于采用他认为更易掌控的机构。

保罗对待贵族的方式,挑战了贵族身份理应带来特权、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的观念。叶卡捷琳娜于1785年颁布的《贵族特权诏书》巩固了贵族作为一个等级所享有的权利、豁免和保障。保罗限制了其中的部分规定,收紧了有关服役与休假的要求,并削弱了贵族免受体罚的保障。他并未全面恢复18世纪初的强制服役制度,但明确表明,贵族出身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君主的惩戒权约束。

宫廷和军队生活受到细致命令的规制,涉及服饰、出勤、礼仪和行为举止。与革命时期法国有关的服饰尤其受到猜疑。这些规定在政治上旨在压制意识形态蔓延的外在迹象,但在执行过程中,也使皇权深入干预了精英阶层的日常行为。突如其来的免职、被勒令离开首都,以及恩宠的骤然得失,使那些依赖觐见机会和权贵庇护的官员与军官感到惶惶不安。

为应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被认为带来的影响,政府加强了审查与监控,对外国出版物、出国旅行和留学施加限制。1800年,政府禁止进口外国书籍和乐谱,这是一次范围尤为广泛的思想交流管控尝试。当局还严密审视可能表明同情革命政治的言辞和社会行为。这些措施的实际执行力度不一,但它们标志着叶卡捷琳娜时代部分精英所享有的开放而国际化的自由受到了削减。

与此同时,保罗释放了前朝关押的几位著名囚犯,其中包括波兰领袖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出版家尼古拉·诺维科夫,以及因发表批评俄国社会状况的著作而获罪的亚历山大·拉季舍夫。这些举动体现了保罗希望独立作出判断、与叶卡捷琳娜的决策划清界限的意愿,但并不意味着他由此推行普遍的政治宽容政策。

由此形成的体制始终存在一种矛盾。保罗希望官员不徇私情地履行职责,但他本人事必躬亲的干预和难以预料的惩处,却加深了官员对个人恩宠的依赖。皇帝命令数量繁多、规定细密,反而可能妨碍其本意所要改善的正常行政运作。对他怀有敌意的回忆录作者夸大了某些事件,但统治精英所感受到的不安全感确实存在,并成为促成反对他的阴谋的重要因素。

农民、帝国资源与宗教机构

保罗改善农民处境的举措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1797年4月加冕当天颁布的宣言。宣言禁止在星期日强迫农民劳动,并指出其余六天可平均分配,一半用于农民自身的劳动,一半用于为地主劳动。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三日徭役宣言”。它明确宣示君主有权干预地主与依附于他们的耕作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对其法律效力和实际作用仍须有所限定。禁止星期日强制劳动的规定十分明确,但有关每周劳动时间分配的措辞,却不像现代法律规定的上限那样严谨。在地主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制度下,宣言的执行有赖于地方当局。因此,这项措施并未切实确立普遍适用的每周三日徭役上限。尽管如此,它仍为后来的官员和改革者提供了国家干预农奴制的重要先例。

其他措施旨在遏制某些具体弊端,包括公开拍卖家内农奴或无地农民,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将农民与土地分离。这类限制的范围,比全面禁止买卖农奴要窄。保罗既没有挑战地主所有权的法律基础,也没有提出解放农奴。事实上,他将大批国有农民赐予私人地主,反而扩大了受私人领主支配的人口规模。他的农民政策一方面对农民提供有限保护,使其免遭某些侵害,另一方面又巩固了地主主导的社会秩序。

财政政策同样兼有整顿的意图与难以克服的制约。俄国面临着战争开支持续累积的后果,以及大量流通纸卢布相对白银贬值的问题。保罗下令公开销毁部分纸币,并力求加强支出管控。这些举措表明了整顿财政的决心,但军事支出需求与国家收入结构限制了其成效。帝国仍依赖税收、关税收入、专卖收益,以及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民众所从事的生产劳动。

保罗还创设了一些在他去世后仍延续下来的机构。1797年,他设立皇室领地管理局,管理用于供养皇室成员的地产及收入。1799年,他特许成立俄美公司,授予其在俄属美洲的垄断特权。该公司将帝国在北太平洋的扩张与商业开发联系起来,尤其是海上毛皮贸易。其活动建立在俄国人此前经营活动的基础上,并非保罗在位期间才开创的殖民事业。

与政治管控相比,保罗的宗教政策有时更为宽容。1800年,国家批准了“同信派”(edinoverie)的相关安排,允许部分旧礼仪派社群在接受官方教会权威的同时保留旧有礼仪。保罗还扶持天主教机构和马耳他骑士团。这些政策体现了一种君主制观念:君主能够在不放弃自身东正教根基的前提下,保护不同的宗教团体。

军事改革与服役纪律

保罗的军事政策源于他的一个信念:叶卡捷琳娜时期的军队在管理上已经松弛。俄军虽然取得过重大胜利,但战功背后也存在出勤无常、任人唯亲、虚报服役,以及补给和训练标准参差不齐等问题。保罗要求军官亲自在部队任职,并对麾下士兵的状况负责。他坚持军衔必须伴随实际职责,这威胁到了贵族家庭通过挂名服役谋求晋升的既有做法。

1796年颁行的步兵条令大量借鉴了普鲁士模式,对军服、操练、队形和礼仪举止都作了细致规定。官兵必须遵守规定的仪容和动作要求,稍有偏离就可能受到严惩。这些变化十分醒目,也使保罗留下了一种经久不衰的形象:他是一个过分关注发辫、绑腿和阅兵场上整齐划一,却忽视实战的统治者。

这一形象反映了改革的部分面貌,却并非全貌。保罗还力求改善营房,使军需供应更加稳定,并加强对士兵所受待遇的监督。他反对军官役使士兵为自己办私事,并试图让指挥官对所属部队的福祉和战备状况负责。对于这位以服役观念理解国家的统治者而言,士兵既是服从命令的臣民,也是需要上级承担供养责任的人。

矛盾在于实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惩罚和羞辱可能削弱军人的主动性,而频繁的检阅则促使人们只求遵守表面上的规矩。习惯了叶卡捷琳娜时期战役中灵活作战方式的军官,对这种似乎将阅兵表现置于首位的制度心怀不满。普通士兵可能从行政保障中受益,却仍要忍受严酷的纪律。无论是赞许还是敌视保罗的解读,都不足以概括其统治期间每支部队或每个阶段的实际情况。

保罗与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的关系体现了这些矛盾。苏沃洛夫因在此前战争中屡获胜利而享有盛名,但他反对新操练制度的某些方面,并于1797年被解除现役指挥职务。然而,军事上的需要又促使保罗于1799年将他召回,统率俄军与奥地利协同对法作战。这次召回表明,保罗能够任用一位战功卓著的将领,即使此人的方法与他偏好的军事风格并不完全契合。

实际战绩也使“保罗令军队丧失战斗力”的说法难以成立。1799年,俄军在意大利取得了重要胜利,海军也在地中海成功展开作战。其他地区的失利,则是后勤问题、盟国分歧、险峻地形和敌军行动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保罗的条令后来虽经修订,但他对切实履行军职和行政问责的强调,仍是俄国围绕如何组织一支庞大常备军而持续展开的讨论的一部分。

第二次反法同盟与1799年的战役

保罗起初表示,不愿继续在海外承担无休止的军事义务。他终止了叶卡捷琳娜于1796年发起的波斯远征,并将和平视为俄国政策的正当目标。然而,法国势力的扩张、既有政权受到的冲击,以及地中海局势的发展,最终将他卷入了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俄国与英国、奥地利及其他列强联手对抗法国,但各盟国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战略。

波拿巴于1798年6月夺取马耳他,对保罗而言尤为重要。此前,他已成为总部设在该岛的医院骑士团的保护人。骑士团被逐出马耳他后,一批骑士选举他为大团长。他是一位已婚的东正教君主,而非符合骑士团通常规定的天主教成员,因此这一身份不合教会法。不过,他仍接受了这一头衔,并将马耳他象征融入帝国礼仪。马耳他岛由此不仅关乎战略,也牵涉他个人及王朝的威望。

1799年,苏沃洛夫在意大利指挥盟军,先后于4月的阿达河战役、6月的特雷比亚河战役和8月的诺维战役中击败法军。这些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法国此前不久在意大利北部取得的优势,同时也暴露了俄奥两国在指挥权、领土安排和兵力部署上的分歧。奥地利自身在意大利的利益,并不一定符合保罗恢复正统君主统治的构想。

将苏沃洛夫的军队从意大利调往瑞士的决定,造成了远为危险的局面。盟军之间的协调失灵,1799年9月,在苏沃洛夫赶来会合之前,安德烈·马塞纳率领的法军便在苏黎世附近击败了亚历山大·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俄军军团。随后,苏沃洛夫的部队在敌军紧逼下穿越险峻的阿尔卑斯山区,摆脱了可能酿成灾难的包围,却也损失惨重、疲惫不堪。这支部队的成功脱险后来成为俄国军事历史中备受颂扬的事迹,但这场战役本身并未实现战略目标。

1799年,另一支英俄联军对荷兰的远征也以失败告终。复杂的地形、恶劣的天气、疾病,以及法国和巴达维亚军队的抵抗,共同促使联军达成撤军协议。围绕俄军所受待遇及后勤支援的争执,加深了保罗对英国的不满。这些经历使他愈发认为,俄国承担了代价,而盟友却只顾追求各自的利益。

地中海战场则取得了一项显著胜利。1799年,费奥多尔·乌沙科夫率领俄国与奥斯曼联合舰队攻占科孚岛。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经常与俄国交战,两国此时却展开合作,体现了同盟政治的灵活性。1800年,伊奥尼亚群岛组成七岛共和国,由奥斯曼帝国享有宗主权,并受俄国保护。因此,尽管促成这一局面的同盟正在瓦解,保罗的干预仍推动了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形成。

与英国决裂及同法国和解

到1799年底,保罗正逐步退出与奥地利的积极合作,并重新评估这场战争。波拿巴于11月建立执政府,为外交带来了新的局面。尽管法国仍是革命的产物,但其政府如今显得更加集权,也更有能力进行谈判。保罗越来越清楚地将反对革命动乱与必须永远对抗法国这一国家区分开来。

马耳他成为他与英国冲突的主要焦点。1800年9月,英军从法国驻军手中夺取该岛,却没有将其交给保罗,也没有按照他所期望的条件恢复该岛原有的地位。他认为英国继续占领马耳他,既损害了他的利益,也侵犯了骑士团的权利。这一分歧又与更广泛的争端交织在一起,包括英国海军搜查和扣押船只,以及战时对中立国贸易的处置方式。

1800年12月,俄国与丹麦、瑞典和普鲁士共同组成了重新建立的武装中立同盟。各参与国力图捍卫中立国的海上权利,使其免受英国干涉。各国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一同盟对英国凭借海军优势限制他国与其敌国通商的做法提出了挑战。保罗对英国船只和货物实施禁运,使外交敌意直接影响到帝国的商业活动。

这场对抗威胁到了俄国国内的利益。英国是俄国大麻、亚麻、木材等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而这些产品与俄国庄园经济及航海物资供应密切相关。贸易限制不仅影响外国商行,也波及商人和地主。这些经济上的忧虑并非反保罗阴谋的唯一成因,却进一步加深了精英阶层的不满;他的内政早已使这些人离心离德。

与此同时,法俄之间的交往日趋友好。波拿巴善待并遣返俄国战俘,推动了双方关系的缓和,两国政府也开始探讨合作对抗英国。这是一次迅速的战略转向,而非已经确立且稳固的联盟。保罗去世时,双方尚未达成一项能够经受实践检验的持久协议。

保罗转向反英立场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在1801年初派遣顿河哥萨克向印度进军。这次行动旨在打击与东印度公司相关的英国势力,但出发时既缺乏充分的情报和后勤准备,也未能为穿越中亚的漫长行程作出可靠安排。这次行动应与那些更为详尽的法俄联合远征方案区别开来,后者从未付诸实施。保罗死后,亚历山大召回了这些哥萨克。

保罗还批准将格鲁吉亚东部的卡尔特利—卡赫季王国并入帝国。这项决定是在国王格奥尔基十二世去世,以及围绕王位继承和保护关系的长期争端之后作出的,其实施工作在亚历山大统治下继续推进。这一高加索地区的事态表明,保罗晚期的外交政策并不局限于同英国的对抗或与法国关系的转变。

遇刺、皇位继承与历史记载

反对保罗的阴谋在一批能够接近宫廷、掌握军队指挥权及首都治安机构的人物中逐渐形成。核心人物包括圣彼得堡军事总督彼得·帕伦伯爵,以及叶卡捷琳娜去世后势力衰落的祖博夫家族成员。列文·奥古斯特·冯·本尼格森将军也参与其中。他们的动机有所重叠,却不尽相同:害怕遭到免职或逮捕、反感保罗的行事方式、担忧外交政策,以及个人恩怨,都是促成阴谋的因素。

1801年初,保罗迁入圣彼得堡新近竣工的米哈伊洛夫城堡。这座建筑体现了他对安全的重视,但建筑上的防御设施无法保护他免受那些本应负责保卫君主的军官和官员的侵害。1801年3月23日夜,密谋者闯入他的寝宫,与他当面对峙。关于事件的确切经过、逼迫退位的要求,以及各人如何施暴,记载各不相同,但保罗遭到殴打并被勒死这一点是明确的。

现存叙述存在不少问题。其中若干出自参与者或与他们有关联的人,其叙事受到为行凶者开脱或维护新政权的需要所影响。究竟是谁造成了致命伤,各种说法并不总能相互吻合。相比后世史著中那些戏剧性的对话,宫廷阴谋与暴力杀害这两个基本事实要确凿得多。

亚历山大知道有人正在谋划将父亲赶下台。但他对具体行动计划了解多少,以及他认为对峙时会发生什么,至今仍有争议。现有证据不足以将他批准谋杀视为既定事实。保罗死后,亚历山大立即继位,而官方则将死因归结为中风。此后并未举行公开审判,阴谋的全貌也未因此公之于世。

新君即位后,迅速放宽了保罗施加的许多限制,使贵族和宫廷重获安全感。这一政治环境影响了后人对保罗统治的记忆。回忆录着重描绘突如其来的惩罚、古怪的命令,以及令人受辱的遭遇,往往将这场刺杀描述为令人无法忍受的个人专制所导致的结果。这类证词仍不可或缺,但阅读时必须参照法律、行政档案和外交信函,并考虑见证者自身的利害关系。

后来的史学史研究不再仅仅把保罗视为叶卡捷琳娜与亚历山大之间一段古怪的插曲。他的统治暴露了贵族特权与效忠君主的服役义务之间、军事专业化与强制性纪律之间,以及王朝继承规则与个人君主统治之间的冲突。承认他施政的这些意图,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统治方式造成的动荡,或他在位末期某些计划的欠妥之处。

保罗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此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委托修建了多座纪念建筑,其中包括巴甫洛夫斯克一座纪念丈夫的陵墓,不过他的遗体仍留在皇室安葬教堂内。王朝内部的私人纪念与官方对其死亡情形的掩盖形成鲜明对照,始终是后世对他记忆中的一个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