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艺术 / 视觉艺术与建筑 / pantheon-paris · 地点

先贤祠(巴黎)

巴黎先贤祠原为教堂,后改为国家陵寝,纪念在法国历史、文化、科学及共和理念方面作出贡献的人物。

25 个关键词3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4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法国法国大革命建筑维克多·雨果地球哥特式建筑仪式绘画先贤祠(巴…

先贤祠是位于法国巴黎拉丁区的一座宏伟建筑,也是国家陵寝。它最初被设计为一座供奉巴黎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的教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杰出国民的安葬之所。此后,它的用途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几度转换,使这座建筑成为法国政权、政治合法性与公共纪念方式变迁的罕见而直观的见证。自1885年以来,它一直作为世俗纪念建筑使用。

这座建筑主要由雅克-热尔曼·苏夫洛设计,于大革命前夕竣工,是十八世纪建筑的重要代表作。古典式柱廊门廊与雄伟的穹顶之内,是呈希腊十字形的主体空间,下方则设有规模庞大的地下墓室。在此受到纪念或安葬的人物包括伏尔泰、让-雅克·卢梭、维克多·雨果、玛丽·居里、让·穆兰和约瑟芬·贝克。建筑上的铭文 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意为“祖国感念伟人”,表达了最初的纪念理念;而获此殊荣者的构成不断变化,也反映出人们如何重新诠释这一理念。

先贤祠还与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演示密切相关:1851年,莱昂·傅科在此通过悬摆的运动,展示了地球的自转。作为安葬之所、公共纪念建筑、建筑实验作品和国家典礼场所,先贤祠将宗教遗产、科学探索、艺术表现与国家记忆的建构汇聚于一体。

王室倡建与圣热纳维耶芙教堂的营建

先贤祠的起源,是对圣热纳维耶芙修道院教堂的重建。这座修道院坐落在如今称为圣热纳维耶芙山的高地上,是一所重要的宗教机构。修道院保存并延续着对热纳维耶芙的纪念与敬奉;这位生活于五世纪的人物,在传统中被视为巴黎的守护者。因此,早在现存建筑开始构思之前,这一地点就已具有宗教和历史意义。其居高临下的位置,也为建造一座从城内许多地方都能望见的纪念性建筑提供了条件。

1744年,路易十五在梅斯身患重病期间许愿,若能康复,便重建圣热纳维耶芙教堂。此后,这项工程成为王室的一项重大委建项目。雅克-热尔曼·苏夫洛曾在意大利研究古代建筑,并凭借在里昂的作品建立声誉,1755年受命负责设计。他的设计思路属于当时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潮流:这一潮流力求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形式中重新确立典范,同时也考察中世纪建筑在结构上的成就。

前期准备工作始于1750年代末,路易十五于1764年在奠基仪式上安放了基石。工程资金部分来自王室彩票的收入。然而,由于开支庞大、技术难题,以及围绕支撑结构是否足够稳固的争议,施工进展时断时续。建筑所在地的地层曾受早期采石活动影响,因此地基问题需要格外重视。建筑的规模及其穹顶的重量,使稳定性成为整个项目的核心问题,而非施工中次要的技术细节。

苏夫洛于1780年去世,未能看到教堂竣工。让-巴蒂斯特·龙德莱和马克西米利安·布雷比翁接续主持工程,建筑于1790年基本完工。龙德莱精通砌体、施工和结构受力,他的参与尤为重要。他后来撰写的建筑著作,推动了对建筑技术更为系统的研究,将施工实践与当时不断发展的工程学追求联系起来。

王室最初委建的并非一座国家陵园,而是希望建造一座规模非凡的教堂,以彰显王室的虔敬之心,用一座与首都地位相称的宏伟建筑取代旧有的宗教建筑。这一区别解释了其后来历史中的诸多矛盾。地下墓室、十字形平面、穹顶和气势恢宏的入口布局,都承袭自基督教建筑的设计构想,而革命当局则将它们转用于公民纪念。因此,先贤祠的世俗身份,是通过重新诠释一座接近完工的王室教堂而形成的,并非源于一项全新的革命建筑设计。

建筑形制与结构试验

先贤祠长约110米,宽约84米,穹顶顶端距地面约83米。主入口是一座进深较大的科林斯式柱廊,上承三角楣。大革命期间采用的“先贤祠”之名,也让人联想到罗马万神殿,不过,巴黎这座建筑在平面布局、建造方式和内部空间组织上,都与罗马万神殿有着根本区别。

教堂采用希腊十字形平面,四条长度大致相当的臂翼在中央穹顶下方交汇。这种集中式布局将视线引向十字交叉部,同时保留了适合宗教仪式行进与礼拜的空间。柱子和檐部构成了古典建筑的形式语言,但支承体系的布局则体现出苏夫洛对哥特式建筑相对轻盈、结构用材精省等特点的兴趣。他的抱负并不只是模仿古代建筑,而是将古典秩序与中世纪教堂所具有的开敞内部空间结合起来。

这一抱负带来了棘手的工程难题。穹顶将巨大的荷载施加于十字交叉部,而苏夫洛却希望支承构件纤细,并让充足的日光进入室内。建筑采用石砌结构,局部以铁质构件加固,包括拉杆和铁扒钉。穹顶由三层叠置的砌体壳层构成,分别承担室内视觉造型、中间的结构与绘画空间,以及外部轮廓的塑造,使建筑从内外观看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施工期间,支承穹顶的墩柱成为批评的焦点。对其承载能力的质疑促成了调查与加固,原设计的部分内容也作了修改。这些争论发生在一个建筑判断日益与计算、材料试验以及逐渐发展的结构力学相互交融的时代。因此,先贤祠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建筑风格史上的里程碑,也在于它是大型砌体结构安全评估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如今的内部空间,与苏夫洛设想中光线充盈的教堂已有很大不同。大革命期间建筑改作他用后,许多窗户被封堵,营造出更为封闭、肃穆的氛围。这一变化兼具功能与象征意义:光线的减弱,有助于将礼拜场所转变为安放墓葬、镌刻铭文和寄托公民敬意的空间。下方规模宏大的地下墓室,又与上层大厅形成另一重对比。拱顶走廊与墓室将上方恢宏的纪念性建筑转化为一连串更为亲近的空间,在这里,个人的姓名与墓葬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革命、帝国与用途的反复变更

1791年4月4日,国民制宪议会决定将这座原教堂改为安葬国家伟人的场所。这一决定的直接缘由,是著名革命演说家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凯蒂·德·米拉波伯爵去世。他的葬礼确立了这座建筑的新用途,建筑师卡特勒梅尔·德·坎西则主持改建,力图消除其教会色彩。正立面上的铭文不再表达对圣人的奉献,而是宣示祖国对伟人的感激。

这场转变是革命时期一项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将公共权威从君主和教会转移到国民手中。宗教建筑、典礼和象征并未被简单弃置,其中许多被赋予了新的用途。在先贤祠,原本用于表达神圣性的语汇转而用来颂扬公民典范。因此,这座纪念建筑成为政治仪式、公共教育以及构建共同国史的努力相互交汇之处。

革命时期,先贤祠的入祀名单并不稳定。米拉波与宫廷秘密往来的证据使其声誉受损,他的遗骸遂于1794年被移出。1793年遇刺的让-保罗·马拉于1794年入葬先贤祠,但在激进革命政府倒台后,又于1795年被移出。这些反复表明,能否入祀取决于当时掌权者的判断,并非对个人功绩不可撤销的认可。伏尔泰和卢梭的遗骸分别于1791年和1794年迁入;革命者视他们为思想先驱,而他们也成为先贤祠中更为持久的代表人物。

拿破仑统治时期,1806年的一道法令恢复了这里的宗教礼拜活动,同时保留地下墓室的安葬功能。这一安排使帝国显贵得以安葬在一座仍正常使用的教堂之下。随后,波旁王朝复辟,这座建筑更全面地恢复了宗教用途。1830年七月革命后,它再次成为先贤祠,代表国家致敬的铭文也得以恢复。这些变化改变了它的法定用途和象征身份,却无须将建筑彻底重建。

1851年,即第二帝国建立前不久,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将这座建筑重新交予天主教会,用于礼拜。此后它一直是教堂,直到1885年维克多·雨果去世,才促使其国家陵寝职能得到决定性的重申。雨果的葬礼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举行,当时共和国领导人正致力于巩固世俗的共和政治文化。与此前几次世俗化不同,这一次转变延续了下来。

因此,这座建筑的历史不能简单归结为从教堂到陵寝的一次转变。在革命者、皇帝、国王和共和派的统治下,它的性质与用途屡次被重新界定。这些变迁解释了为何其顶部的基督教十字架、内部的宗教图像,以及入口上方向国家先贤致敬的世俗铭文会同时存在。

雕塑、绘画与历史的视觉建构

先贤祠的装饰在历届政府治下逐步积累,使建筑的内外空间成为一部层层叠加的历史记录,而非一次统一艺术委托的产物。其题材涵盖圣热纳维耶芙的生平、革命时期的制度机构以及为共和事业作出的牺牲。这些装饰主题并存,是这座建筑的一大特色:政治变迁带来的往往是增添新作和重新阐释,而非彻底清除既有作品。

现存的三角楣由大卫·当热于1830至1837年间创作,将献礼国家伟业的宗旨化为视觉形象。中央象征祖国的人物向杰出人士授予荣誉,象征历史的人物记下他们的姓名,象征自由的人物则立于中央群像旁。思想、艺术、政治与军事领域的成就被汇聚于同一构图之中,呈现出国家既是个人卓越成就的源泉,也是其受益者的理念。这组雕塑取代了先前的宗教图像,使入口成为明确宣示公民价值的所在。

穹顶内,安托万-让·格罗于1824年完成的《圣热纳维耶芙荣升天国》则属于另一种意识形态背景。画中圣女置身天国众圣之间,她对法国的护佑与法国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这项委托历经政权更迭,最终在王政复辟时期完成,表明大型装饰工程可能延续到催生它们的政治环境消失之后。它在世俗化的先贤祠中得以保留,鲜明地保存了这座建筑宗教身份的一部分。

大规模的壁画创作计划始于19世纪70年代。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描绘圣热纳维耶芙生平的组画,在19世纪纪念性绘画史上尤为重要。这些画作以克制的色彩、简化的人物形象和开阔的构图,契合室内空间的尺度与浅色石材表面。其他艺术家则描绘了与克洛维、查理曼、圣路易及圣女贞德等人物有关的事迹,通过宗教和历史题材构建出绵延久远的国家叙事。

从技法上说,这些画作并非全都是湿壁画。许多装饰画其实是将大型画布绘制完成后再贴附到墙面上的作品,这种工艺称为“画布贴壁法”(marouflage)。这一区别对于作品的解读与保护都很重要:其视觉效果虽类似建筑壁画,但材料对湿度、墙面位移及老化的反应却有所不同。

后来的纪念作品更加明确地突出了共和主题。弗朗索瓦-莱昂·西卡尔纪念国民公会的群像,以及保罗·朗多夫斯基的纪念雕塑《献给无名英雄》,为这座昔日的教堂增添了富有表现力的雕塑作品。众多铭文也将纪念范围扩展到安葬于地下墓室者之外。因此,这座建筑成为墓葬、绘画、雕塑与文字融为一体的整体,各以不同方式参与界定历史意义。

地下墓室及其主要纪念传统

地下墓室安葬着作家、科学家、政治领袖、军事人物及抵抗运动成员,但入葬者的构成反映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并非持续、均衡遴选的结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拿破仑帝国的显贵,包括参议员和高级官员。他们的入葬体现了帝国时代对公共服务的理解,有别于后来共和时期对思想成就、民主信念和反抗压迫的重视。

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为这座纪念建筑确立了两个持久的思想坐标。1791年7月伏尔泰迁葬于此,使这一新设立的国家纪念机构与对不宽容及宗教迫害的批判联系起来。1794年10月卢梭迁葬于此,则是为了表彰这位思想家;他的政治著作当时已成为革命论辩的核心。他们的墓葬使哲学著述成为一种可与军政服务相提并论的公共荣誉,也使先贤祠逐渐成为通过个人生平展现思想史的场所。

1885年6月1日维克多·雨果的葬礼,赋予了这座建筑新的群众政治意义。他的灵柩先停放在凯旋门下,随后送葬队伍穿过巴黎,抵达先贤祠。这位《悲惨世界》的作者,既代表着文学成就和共和派对第二帝国的反抗,也享有极其广泛的公众声望。1908年埃米尔·左拉迁葬于此,同样将文学与公民行动联系起来,尤其彰显了他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介入。大仲马于2002年迁葬于此,使这份荣誉也授予了一位通俗历史小说家;他的作品长期以来一直在法国阅读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

科学成就是另一条重要主线。化学家马塞兰·贝特洛及其妻子索菲于1907年安葬于此;索菲得以一同入葬,是为了尊重两人不愿分离的心愿。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和让·佩兰于1948年入葬。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于1995年迁葬于此,玛丽·居里由此成为首位凭借自身成就、而非以受表彰者配偶身份入葬先贤祠的女性。他们的入葬,将这座纪念建筑与放射性研究以及法国科学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抵抗运动和战时牺牲的纪念变得尤为重要。1964年让·穆兰迁葬于此,安德烈·马尔罗在仪式上发表了广为传颂的演说,使先贤祠成为承载抵抗运动记忆的重要场所。勒内·卡森于1987年入葬,皮埃尔·布罗索莱特、热纳维耶芙·戴高乐-安托尼奥兹、热尔梅娜·蒂利翁和让·泽则于2015年一同获此殊荣。

这些类别彼此交叠。让·泽既是主管教育与文化事务的部长,也是战时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卡森则兼有战时服务经历和推动国际人权事业的功绩。因此,地下墓室并非按职业分门别类的名录,而是汇聚了一批人物;他们之所以获选,是因为其生平契合了不同时代对服务国家的界定。

入祠、国家仪式与纪念对象的变化

入祀先贤祠通常称为 panthéonisation。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入祀由共和国总统决定,并通过正式法令确认。这一荣誉没有定期评选、固定的年度名额,也不以某一职业标准作为唯一依据。提议可来自家属、协会、民选官员、公众倡议或周年纪念活动,但最终决定属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家属意愿以及安葬的实际条件,都可能影响这一荣誉的具体实施方式。

举行先贤祠入祀仪式,并不一定意味着逝者遗体已迁入祠内。对于遗骸仍安葬在别处的人,可以设立衣冠冢加以纪念。2015年,为热纳维耶芙·戴高乐-安托尼奥兹和热尔梅娜·蒂永举行入祀仪式时,棺内放置的是取自她们墓地的泥土,而非遗体。约瑟芬·贝克2021年的入祀仪式同样具有象征性质,她的遗骸仍留在摩纳哥。因此,在说明哪些人“入祀”先贤祠时,必须区分纪念意义上的入祀与遗体的实际安葬。

仪式通过行列游行、演说、音乐、朗诵、军方参与以及精心选定的日期,将个人的一生纳入公共叙事。马尔罗1964年为让·穆兰所作的致辞,将这位抵抗运动领袖与遭驱逐者、地下抵抗战士以及更广泛的反抗纳粹占领的斗争联系起来。这类仪式具有双重作用:既肯定某个人的生平,也将其一生塑造为集体价值观的典范。因此,仪式的措辞与安排,是研究官方纪念史的重要史料。

直到1995年玛丽·居里入祀,女性才首次因自身成就获得这一荣誉。此后的仪式进一步扩大了女性在先贤祠中的代表性。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前部长、欧洲议会前议长西蒙娜·韦伊于2018年与丈夫安托万·韦伊一同入祀。贝克的入祀,则表彰了一位既曾为法国抵抗运动效力、又参与过美国民权运动的表演艺术家。这些选择拓宽了先贤祠所纪念的人生经历的范围,但并未改变其正立面上历史铭文的措辞。

2024年2月,米萨克·马努尚与妻子梅利内入祀先贤祠。米萨克出生于亚美尼亚,是共产主义抵抗运动战士,于1944年被处决。他所属的外籍抵抗组织,曾成为纳粹宣传海报《红色海报》(Affiche rouge)攻击的对象。此次仪式也向他的战友致敬。在这座历来以国家感恩为核心的纪念建筑中,仪式让移民抵抗战士的贡献尤为鲜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因此,纪念对象的代表性问题与先贤祠的宗旨密不可分。有限的个人荣誉不可能呈现法国完整的社会史。每一次入祀,都是在既有的纪念群体中增添一段经过选择的人生:有时巩固既定的纪念传统,有时则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此前在这里较少受到关注的人物或经历。

傅科摆与地球自转的演示

1851年,物理学家莱昂·傅科在穹顶下安装了一座大型摆,用以演示地球自转。在此之前,他已于同年早些时候进行过规模较小的演示,其中一次是在巴黎天文台。在先贤祠,一颗重约28千克的金属球悬挂在一根长约67米的金属丝上。装置规模宏大,又设在引人注目的公共场所,使经典力学中的一个论断成为广大公众可以亲眼观察的现象。

摆的摆动平面相对于惯性参考系近似保持不变,而地球则在其下方自转。因此,对站在建筑内的观察者而言,摆动方向看起来会逐渐转动。在北极,摆动平面的这种视转动大约每一个恒星日完成一周。在赤道,理想傅科摆的摆动平面相对于地面不会发生这种转动。在两者之间的纬度,转动效应随纬度而变化。

其转动角速度可表示为

ωp=Ωsin⁡φ,\omega_{\mathrm{p}}=\Omega\sin\varphi,

其中,Ω\Omega 为地球自转角速度,φ\varphi 为地理纬度。相应的周期为

Tp=Tsidereal∣sin⁡φ∣.T_{\mathrm{p}}=\frac{T_{\mathrm{sidereal}}}{|\sin\varphi|}.

在巴黎所处的纬度,即约北纬 48.85∘48.85^\circ,完成一周视转动约需31.8小时。在北半球,从上方俯视时,这种转动呈顺时针方向。其结果取决于地球自转和所在地的纬度,与建筑物的朝向无关。

悬线格外长,也使摆的摆动缓慢而易于观察。在小振幅条件下,每次往复摆动的周期近似为

T=2πLg,T=2\pi\sqrt{\frac{L}{g}},

其中,LL 为摆长,gg 为当地的引力加速度。摆长接近67米时,周期约为16秒。在最初的演示中,摆的运动可以在预先准备好的表面上留下痕迹,使方向的逐渐变化清晰可见。

实际演示时必须谨慎操作,因为空气阻力、悬挂装置的缺陷以及释放时受力不均,都可能引入不必要的运动。现代装置若要长时间持续摆动,还必须补偿运行过程中的能量损失。如今先贤祠内可见的摆是后来安装的,并非1851年装置未经改动的原物。

这项实验赋予了这座纪念性建筑一种有别于安葬和政治仪式的新意义。穹顶成为一场公开演示的支撑结构,将日常感知与行星运动联系起来。傅科摆至今仍是最鲜明的例子之一,说明建筑空间可以因一项科学活动而获得持久的意义。

城市环境、保护与公共使用

先贤祠坐落于巴黎第五区圣热纳维耶芙山的山顶,地处历史悠久的拉丁区。周边街区分布着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机构,包括索邦大学的历史建筑群、法兰西公学院及多所知名院校。附近的圣热纳维耶芙图书馆由亨利·拉布鲁斯特设计,于1851年开放,为这一环境增添了一座重要的十九世纪图书馆。因此,先贤祠所在的街区长期以来既是学术重地,也是宗教机构的聚集地。

从巴黎许多地方都能望见先贤祠的穹顶,而其柱廊门廊则主导着先贤祠广场的景观。苏夫洛街从卢森堡公园方向通向先贤祠,将这座建筑置于一条城市轴线之中。高踞的地势、宽阔的立面与通往建筑的街道相互呼应,强化了这座纪念建筑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感。这也使抵达建筑时的体验与参观地下墓室的体验有所区别:从城市尺度眺望,感受到的是国家的庄严恢宏;进入地下参观,则更侧重于对个人的追思。

毗邻的圣艾蒂安迪蒙教堂保留着与此地早期历史尤为重要的联系。它与圣热纳维耶芙的渊源及其宗教职能,使它有别于身旁的世俗纪念建筑。旧修道院遗存的塔楼现已融入亨利四世中学建筑群,同样提醒人们,先贤祠所处的机构建筑格局有着远为久长的历史。现存建筑并未抹去山丘周围所有早期建筑,也未完全中断当地宗教传统的延续。

保护工作需要兼顾石灰岩砌体、金属加固构件、屋面、雕塑、绘画表面和安葬空间等多种要素。渗水尤其有害,因为它既会影响石材,也会影响嵌入其中的金属。腐蚀可能使铁构件膨胀,对相邻砌体产生应力;水分和盐分的迁移则可能造成表面劣化。装饰画布和建筑彩绘还需要额外的环境条件控制,以及专门的艺术品保护方法。

2013年至2015年开展的一项大规模修复工程,重点针对建筑上部,包括穹顶、采光亭和屋面。工程需要在建筑周围搭设大面积脚手架;由于建筑本身高大且醒目,修复施工也成为巴黎天际线中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象。保护工作不仅必须保存十八世纪的建筑本体,还须保留后来的改建部分和装饰方案,因为它们记录了这座建筑先后承担的不同功能。

先贤祠由法国国家古迹中心管理,接待日常参观,并举办展览、教育活动和官方仪式。这些用途对人流组织、无障碍通行、安全保障及敏感空间的管理提出了不同要求。尽管建筑接待大量游客,地下墓室仍保有陵寝的性质;与此同时,上层大厅继续为公众提供接触大型艺术作品、建筑史以及傅科科学演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