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八(1755年11月17日—1824年9月16日)是1814年至1824年的法国国王,其统治曾因拿破仑于1815年归来而短暂中断。他是路易十六的弟弟,出身于波旁王朝,在流亡二十余年后,因拿破仑战败而得以复位。他在位期间确立了一种君主政体,受到成文宪章、代议机构以及法国大革命深远影响的制约,但王室仍保有广泛的行政权和立法权。
路易面临的首要政治难题,是调和彼此冲突的诉求。归国的保王派力图恢复王朝权威、贵族影响力以及天主教会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购买了被没收财产的人、帝国时期的官员和立宪自由派,则要求保障大革命及拿破仑时代确立的制度与利益格局。路易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承认财产转让的有效性,并保留了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大部分架构,同时坚持王权源自世袭权利,而非人民主权。
他的统治既不是旧制度的简单复归,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议会君主制。这一时期经历了外国占领、保王派暴力、宪政探索和财政重建,并在1820年后日益转向保守。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制度与政治冲突,为19世纪法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先例。
出生、教育及在王室中的地位
路易·斯坦尼斯拉斯·泽维尔于1755年11月17日出生在凡尔赛。他的父亲是法国王太子路易,即路易十五之子,母亲是萨克森的玛丽亚·约瑟法。他获封普罗旺斯伯爵,在宣称继承王位之前,通常以这一头衔为人所知。他在世的兄长路易·奥古斯特于1774年即位,成为路易十六;弟弟阿图瓦伯爵夏尔·菲利普后来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为查理十世。父亲于1765年去世,母亲也于1767年去世,此后几位王子在规矩森严的宫廷环境中长大。
普罗旺斯伯爵接受了波旁王室重要成员应受的教育,尤其注重宗教、历史、古典文学和语言。他对拉丁语作家的作品始终怀有浓厚兴趣,并以文学修养和谈吐优雅著称。这些兴趣使他与启蒙运动时期贵族文化的某些方面产生了联系,却并未使他成为政治平等或民治的拥护者。终其一生,他的学识与机智始终伴随着强烈的王族等级意识。
1771年5月14日,他与萨伏依的玛丽亚·朱塞平娜结婚,她的父亲是后来成为撒丁国王的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三世。她在法国被称为玛丽-约瑟芬。两人婚后没有子女。这一点后来对王朝传承产生了重大影响:路易即位后,王位继承便由其弟弟一系延续。玛丽-约瑟芬曾与他一同经历流亡生活中的部分动荡,但于1810年11月在英国去世,未能等到君主制复辟。
路易十六即位后,普罗旺斯伯爵被尊称为“先生”(Monsieur),这是对在位国王在世弟弟中最年长者的惯用称谓。路易十六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781年和1785年出生,使他在王位继承顺序中进一步后移。不过,他的身份仍使他拥有独立的府邸与属员、施予恩惠和庇护的资源,以及参与政治关系网络的渠道。与其他王族亲王一样,他拥有影响力,却不承担固定的政府大臣职责。
普罗旺斯伯爵与兄长宫廷的关系,既有礼仪上的效忠,也有竞争与批评。他谋求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并非只是被动旁观王室的财政困境。1787年显贵会议期间,他主持其中一个分组,并参与审议政府的改革方案。他在1789年以前的表现,体现了王室特权与改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反对某一届政府,并不一定意味着支持随后发生的全面变革。
革命、君主制的覆灭与出逃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普罗旺斯伯爵的处境。财政危机促使三级会议于5月召开,随后,围绕代表权和权力归属的争议催生了自称代表全国的国民议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世袭特权被废除,教会财产被收归国有,君主制也失去了大部分独立的政治权力。王室成员不得不决定,是留在法国、顺应新秩序,还是到国外组织反抗。
1789年7月巴士底狱陷落后不久,阿图瓦伯爵便流亡国外。普罗旺斯伯爵则留得更久,一面在法国境内维持公开身份,一面保持着可能支持另一种政治结局的人脉联系。1789年十月事件迫使路易十六及其家人从凡尔赛迁往巴黎后,普罗旺斯伯爵也住进了首都的卢森堡宫。他受到的限制虽不如国王那样严格,却日益受到猜疑和公众审视。
1791年6月,路易十六试图进行瓦伦逃亡的同时,普罗旺斯伯爵也逃离了法国。他与国王分头行动,在阿瓦雷伯爵的协助下抵达奥属尼德兰。国王及其直系家属遭到拦截,被押回巴黎;普罗旺斯伯爵则成功出逃,得以在流亡保王派中担任领袖角色。兄弟二人逃亡经历的这一差异,对波旁王朝长支此后在法国境外的存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国外,普罗旺斯伯爵投身于最初以莱茵兰为中心的流亡者政治圈。参与者包括王公、流亡贵族、教士、军人和外交官,他们寻求外国支持,以恢复王权。然而,他们在策略上意见不一,对欧洲各国政府的依赖也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事干预并未使君主制复辟。相反,入侵加深了人们对宫廷与法国敌人勾结的怀疑。
1792年8月10日,君主制被推翻,9月共和国宣告成立。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后,普罗旺斯伯爵承认被囚禁的王太子为路易十七,并宣布以他的名义摄政。这名孩子从未执政,于1795年6月8日死于圣殿塔监狱。随后,普罗旺斯伯爵采用了路易十八的称号。这一序号宣示了世袭继承从未中断:按照波旁王朝的继承观念,路易十七虽未实际在位统治,却并不因此失去其国王身份。
流亡中的王权,1795—1814年
路易十八最初宣称拥有王位,依据的是世袭继承的正统性,而非任何实际统治法国的能力。1795年6月,在侄子去世后不久,他发表《维罗纳宣言》,重申传统君主制,并勾勒出一套几乎不容承认大革命政治合法性的复辟方案。宣言的措辞及其背后的立场,使那些购得国有化财产或在新秩序下成就事业的人深感不安。尽管路易对不同类别的革命参与者有所区分,这份宣言仍加深了人们的印象:波旁王朝复辟将带来大范围的倒退。
流亡生活迫使路易一再迁居。他先后住过维罗纳、不伦瑞克的布兰肯堡、俄罗斯帝国的米陶、华沙,最终来到英国。他能否居留,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外交盘算;这些政府可能资助他,也可能限制他的活动,或要求他离境。保罗一世统治下的俄国对他的支持尤其反复无常。他及其随从辗转迁徙,反映出这位王位声索者的弱势处境:他的名号在欧洲外交中颇具分量,但眼下究竟有多少政治用处,却难以确定。
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使波旁王朝复辟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拿破仑巩固了国家政权,与天主教会和解,并吸引许多昔日的保王党人为帝国效力。不过,拿破仑战争使法国政体问题始终与欧洲冲突纠缠在一起。路易拒绝放弃自己的权利,即使与拿破仑建立的秩序妥协可能换来个人安稳,他也不肯退让。他的宫廷保持通信往来,授予职衔,并试图维持这样一种表象:君主政权依然存在,只是暂时失去了领土。
随着时间推移,路易公开表达的立场变得更加温和。1807年的《哈特韦尔宣言》承诺尊重重要的既得利益,并避开了《维罗纳宣言》中某些毫不妥协的意涵。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了国民主权,或否定了世袭权利,而是表明他认识到,复辟后的波旁政权必须争取那些财产和地位有赖于1789年以来各项变革的人士的合作。现实问题已不再只是如何击败大革命,而是如何统治大革命所塑造的社会。
路易于1807年定居英国,随后将宫廷安置在白金汉郡的哈特韦尔庄园。他在那里维持着一个小型宫廷,并继续关注欧洲大陆的局势。他的妻子于1810年去世,重要的伙伴兼顾问达瓦雷也于1811年辞世。到1814年拿破仑的统治陷入崩溃时,路易已是一位年迈的王位声索者,饱尝外交上仰赖他人的滋味,却毫无领导现代法国行政体系的经验。他长期离开法国,也意味着复辟必须借助熟悉革命后法国制度和政治利益格局的中间人。
首次复辟与1814年的安排
1814年,反法同盟入侵法国,为路易重返法国提供了直接契机。3月底,同盟军进入巴黎后,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协助组建临时政府,并推动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于4月退位。同盟各国并未简单地认定实际权力会自动转移:它们既考虑欧洲安全的需要,也希望法国政府能够获得国内民众的认可。波旁王朝的正统地位因此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它既可取代帝国统治,也可避免法国重新陷入革命带来的动荡与不确定性。
路易不承认元老院起草的宪法是对其权力具有约束力的依据。在1814年5月2日发布的《圣旺宣言》中,他接受了代议制政府的原则,并概述了宪政保障,但对最终安排的具体形式保留了决定权。5月3日,他进入巴黎。接受宪法约束,与从民选或任命产生的机构手中接受主权,在他看来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一区别始终是其政治立场的核心。
1814年5月30日签订的第一次《巴黎和约》给予法国相对优厚的条件。和约大体恢复了法国1792年的疆界,并作出若干调整,既未要求普遍性的战争赔款,也未规定长期占领。这一安排反映出,同盟各国希望稳定复辟后的君主政权,而非让它一开始就承担难以忍受的民族屈辱。法国也得以继续参与最终促成维也纳会议的外交谈判,塔列朗在谈判中利用了战胜国之间的分歧。
国内和解则困难得多。路易保留了帝国时期的大部分行政体制,但流亡者的归来和宫廷礼仪的变化,却让人感到新政权与不久前的时代形成了鲜明断裂。三色旗被波旁王朝的白旗取代。曾在帝国军队服役的军人面临裁减、前途未卜,以及与王室关系密切的军官受到重用等局面。一些贵族和教士公开表示,希望恢复自身的影响力或收回财产,即使政府已承诺依法保护现有产权,他们仍抱有此种期待。
因此,首次复辟建立在一种并不稳固的组合之上:相对宽厚的国际条件、宪政承诺,以及一个由获胜的外国军队扶持的王朝。路易政府试图使王权与大革命划清界限,同时又不至于疏远所有曾在革命或帝国体制下任职的人。然而,行政上的失误、连年战争后经济的紊乱,以及部分归国保王派招摇张扬的举动,都削弱了这一平衡努力。1815年3月拿破仑登陆法国,暴露出军队和民众中的一些重要群体对复辟政权的忠诚仍然十分薄弱。
1814年宪章与王室政府的架构
6月4日颁布的1814年宪章为路易十八的统治确立了制度框架。宪章的形式体现了一种根本性的模糊。国王将其表述为凭借王权赐予臣民的恩典,而非主权属于国民的国家强加给他的契约。宪章署年为他在位的第十九年,即从1795年起算,从而将共和国和帝国视为他合法拥有王位期间的中断。然而,宪章的各项条款也承认了已经发生的变化,使君主制不可能简单地回到革命前的状态。
宪章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担任文武公职的资格、人身自由以及财产受到保护。尤其重要的是,它保护所谓的国有财产,其中包括革命期间出售的原教会地产和流亡者地产。这项条款回应了一个可能引发强烈反对波旁王朝复辟的问题。这一制度安排还保留了现行法律秩序,除非日后的立法作出修改,因此拿破仑时期的民事法律与行政体系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续。
在宗教方面,宪章有意确立了一个地位不平等但允许多种信仰并存的框架。罗马天主教被宣布为国教,同时个人的宗教礼拜自由得到保障,各宗教也受到平等保护。宪章还规定,由公共财政支付获承认的基督教各教派神职人员的薪酬。因此,它恢复了天主教在官方层面的显要地位,却没有重建教会在1789年以前作为独立团体所享有的地位,也没有把信奉同一宗教作为取得公民资格的条件。
立法权由国王与两院共同掌握。贵族院由国王任命的成员组成,贵族院爵位可以世袭,也可以是终身制;众议院则依据严格受财产税额限制的选举权制度选出。宪章规定,选民须年满三十岁,每年缴纳300法郎的直接税;议员则须年满四十岁,每年缴纳1,000法郎的直接税。这些要求将全国层面的选举参与者限制为少数富裕人士。国王任命大臣、提出法案、批准法律、统率军队,并有权解散民选议院。
这是一种君主立宪制,但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议会制政府。宪章宣布大臣须承担责任,却没有充分界定他们对立法机关多数派所负的政治责任。第14条授权国王为执行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而颁布敕令,为行政权的范围留下了相互冲突的解释空间。因此,国王、大臣与两院之间的实际关系是在政治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这份文件的重要性,既在于其文本,也同样在于这些充满争议的实践:它确立了代议机构和能够获得法律保障的利益,却没有解决主权最终归属何处的问题。
百日王朝、第二次复辟与白色恐怖
1815年3月1日,拿破仑在胡安湾附近登陆,向巴黎进军,派去阻截他的军队纷纷倒向他一边。路易政府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国王于3月19日至20日夜间离开巴黎,最终在根特落脚。在百日王朝期间,他的流亡宫廷再次仰赖反法同盟的军事力量,而保王派内部在政策、人事以及必要让步的幅度等问题上仍争论不休。
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和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再次为王朝复辟铺平了道路。路易于7月8日返回巴黎。他在6月28日发布的《康布雷宣言》中承认,第一次复辟期间曾出现失误,并承诺维护既定的宪政安排。然而,他第二次归来时,政治气氛中的敌意更为浓烈。法国已重启战端,反法同盟军队占领了大片领土,而保王派则将三月间政权的迅速瓦解视为广泛背叛的明证。
1815年11月20日签订的第二次《巴黎条约》,条件远比1814年的和约苛刻。法国又失去了一部分领土,须支付七亿法郎赔款,并承担反法同盟占领军的费用;占领军最初定额为十五万人。占领期最长可达五年,不过实际提前结束。这些义务使财政信用和外交合作成为君主政权存续的关键,也使复辟的波旁王朝与外国驻军和国家战败联系在一起。
1815年白色恐怖包括针对波拿巴派、昔日革命者的法外暴力,在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新教徒也成为攻击对象。这些暴力并非仅仅是由巴黎统一指挥的政策所致;地方上的争斗、宗教分歧以及权威的瓦解,都影响了其发展。与此同时,官方也采取措施,惩处百日王朝期间为拿破仑效力的人。米歇尔·内伊元帅经贵族院审判,于1815年12月被处决。1816年1月的一项法律规定,放逐曾支持拿破仑复出的弑君者,并对被列为打击对象的反对者采取其他措施。
1815年8月的选举产生了一个保王派占压倒性多数的众议院,被称为“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字面意思是“找不到第二个的议院”。议院多数派要求加重惩罚,并更彻底地按照保王派主张重组政权,其激进程度超出了国王及其大臣认为审慎的范围。特别立法限制了自由,也为镇压提供了便利。因此,路易面临的问题不再只是波拿巴派或共和派的抵抗:一个经选举产生的保王派多数,同样可能因坚持推行加深社会分裂、动摇宪政妥协的政策,威胁王权的回旋余地。
温和政府、财政复苏与占领的结束
自1815年9月起,政府由阿尔芒-埃马纽埃尔·迪普莱西,黎塞留公爵主持。这位贵族的大部分仕途是在俄国度过的。他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关系,在同占领国谈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黎塞留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国际社会对法国的信心、履行法国的财政义务,并防止国内冲突动摇君主制。这些优先事项使他经常与立场最强硬的保王派发生冲突。
1816年9月5日,路易果断出手,解散了“无双议院”。此举表明,议会多数派即使支持君主制,也不意味着它就能不受限制地决定王室政策。选举产生了一个更易于合作的议院,政府由此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路线。不过,这种温和仍有其限度:它既没有确立普遍的政治权利,也没有停止起诉那些被视为威胁的人。其含义在于维护《宪章》确立的制度安排,抵制要求进一步倒退复旧的主张。
埃利·德卡兹最初担任警务大臣,后来成为政府的主要大臣之一,在路易面前拥有非同寻常的个人影响力。他试图依靠接受君主立宪制的官员和财产所有者来巩固王朝,而不论这些人的仕途始于1789年之前还是之后。他的政治方针依赖行政监督、对选举的操控,以及对立宪派意见的一定程度的包容。国王对德卡兹的信任,也加深了阿图瓦伯爵身边人士及保王派右翼对他的敌意。
1817年的选举法规定,在《宪章》所设财产资格限制下,由各省选举团进行直接选举。这一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有利于富有的地方显要,而非广泛的普通选民。1818年,由古维翁·圣西尔元帅推动的军事立法恢复了按年度定额征兵的制度,并试图为军人的职业发展确立更规范的规则。这些措施有助于政府摆脱战后初期临时应付的施政方式,尽管军队的忠诚以及如何对待帝国时期的老兵,仍是敏感问题。
财政趋于稳定带来了尤为明显的外交成果。法国筹措贷款、偿付债务,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满足战胜国的要求。在1818年的亚琛会议上,列强同意在1815年规定的最长期限届满之前结束占领。同年,盟军撤离,法国重新参与大国协调。这一成就消除了国内不满情绪的一个重要根源,也增强了君主政权的国际地位。然而在国内,自由派在选举中的进展以及保王派的忧惧表明,财政复苏和外交地位的恢复,并未平息围绕政权政治走向的冲突。
1820年后的保守转向
1820年2月13日,贝里公爵夏尔-斐迪南遇刺,改变了复辟时期的政治局势。贝里是阿图瓦伯爵的次子,在巴黎歌剧院外遭路易-皮埃尔·卢韦尔袭击,翌日清晨不治身亡。卢韦尔意在打击波旁王朝的王位继承。这起谋杀案并不能证明支持宪政的自由派策划了阴谋,但保王派借此抨击德卡兹及政府相对温和的和解政策。
路易不愿放弃德卡兹,但最终承受不住各方压力。德卡兹去职,黎塞留重新出任内阁首脑。随后通过的法律加强了对报刊和人身自由的限制。1820年6月的选举法通常被称为“双重投票法”,它保留了原有的合资格选民群体,同时赋予其中最富有的四分之一选民额外一票,用于选举另一批议员。该法在原有258个议席的基础上增加了172席,增强了大财产所有者的政治影响力。
1820年9月29日,贝里的遗腹子、波尔多公爵亨利诞生,缓解了王朝眼前的继承危机。保王派欢呼他为“奇迹之子”,因为他使波旁王朝长支的男性血脉得以在阿图瓦及其无子的长子昂古莱姆公爵之后延续。他的出生并未消除政治分歧,却让保王派右翼对王朝长久延续的期望有了寄托。
到1821年末,让-巴蒂斯特·德·维莱尔已成为内阁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大臣。他的政府得到极端保王派的支持,后者主张加强君主权力,并扩大教会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1822年的报刊立法扩大了起诉反对派报刊的法律手段。同年,拉罗谢尔四军士因牵涉一场秘密的共和派阴谋而遭到起诉并被处决,这既表明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确实存在,也显示了政府对军中不满情绪的严厉镇压。
外交政策进一步巩固了保守派的优势。1823年,昂古莱姆公爵率领法军入侵西班牙,协助斐迪南七世推翻1820年建立的宪政体制,恢复不受限制的王权。这场以攻占加的斯附近特罗卡德罗阵地而闻名的战役,提升了波旁王朝的军事声望,也在政治上为政府加分。不过,不应以后来的发展倒推,将这一保守转向视为对路易早先确立的政治安排的彻底拆除。宪章、两院、受到保护的财产秩序,以及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国家体制的很大一部分,都保留了下来。争端的核心在于这些制度应如何运作,以及哪些利益集团将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宫廷、健康衰退与历史意义
路易的治国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接见、交谈、施予恩惠,以及对身份等级的谨慎掌控。他的文学修养在私人书信和宫廷交往中始终清晰可见。他着力塑造慈父般的权威形象,将王权呈现为能够超然于各派之上的制度。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他对顾问的任用有助于决定哪些派别能够获得影响力。因此,君主对个人的信任可能产生重大的宪政后果,德卡兹的起落便是例证。
复辟后的宫廷本身也是政治角逐的舞台。阿图瓦伯爵维系着一个独立的圈子,与立场更为强硬的保王主义者关系密切,在王室内部形成了一股长期存在的、与国王有别的影响力量。路易晚年,迪凯拉伯爵夫人成为他信赖的伴侣和中间人。这类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信息、举荐和人事任命传达至君主的渠道,并不局限于正式的部长职位。
路易的健康状况日益限制了他的活动。他患有严重的肥胖症和痛风,行动不便,也未曾举行加冕仪式。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期,身体上的局限并未妨碍他处理政务,但到晚年,这些问题对他的影响愈发严重。随着病情恶化,大臣和王位推定继承人在实际政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因此,19世纪20年代初的保守政策,既反映了议会形势的变化,也反映出国王已不如从前那样有能力积极维持各方力量的平衡。
1824年9月16日,路易在巴黎杜伊勒里宫去世,葬于圣但尼。阿图瓦伯爵继承王位,称查理十世。路易没有子女,因此王位按照既定的王朝继承顺序传递,未发生继承争端。然而,他在位期间遗留的宪政与政治问题仍未解决。查理后来与民选议院及报界的对抗,最终引发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长支在法国的统治。
历史论述常将路易愿意妥协的态度与查理十世更具对抗性的做法相比较。这种比较确实揭示了两人在政治行为上的差异,却可能掩盖路易本人对世袭权威的坚持,以及其宪政体制的局限。他既不接受国民主权,也未始终抵制镇压。他的独特成就更为具体: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他的政府维持了波旁王室的统治,同时保留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可撤销的财产转让、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和代议制议院。复辟时期围绕部长责任、选举特权、宗教以及国王颁布敕令的权力所产生的未决争议,成为法国宪政政治持续发展进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