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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 离散数学与逻辑 / hilberts-problems

希尔伯特问题

希尔伯特问题是1900年提出的23个数学难题,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数学研究,至今仍有部分尚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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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希尔伯特数学集合论连续统假设基数库尔特·哥德尔选择公理策梅洛–弗兰克尔…希尔伯特问…

希尔伯特问题是大卫·希尔伯特于1900年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旨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确立挑战。这些问题涉及数学基础、空间结构,以及素数、代数方程和微分方程等领域。其中一些要求证明明确的猜想,另一些则提出了广泛的研究纲领。它们的影响不仅源于最终得到的答案,也源于求解过程中发展出的理论与方法。

1900年8月8日,希尔伯特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这一研究纲领。正式发表的文本包含全部23个问题,但现场演讲只讨论了其中一部分。有些问题已得到肯定的解答,有些命题已被否定,还有些问题则被证明取决于所采用的公理或解释。至今仍有重要部分悬而未决,尤其是涉及黎曼猜想、素数分布,以及代数曲线和微分方程的拓扑性质的问题。

因此,究竟有多少个希尔伯特问题已经“解决”,并没有一个普遍令人满意的统计结果。一个编号下可能包含多个问题,而给出否定答案、证明独立性定理,以及完成一项广泛的研究纲领,代表着不同类型的数学成就。

巴黎演讲及其思想背景

希尔伯特发表这篇通常以《数学问题》为题的演讲时,数学正变得日益专门化,各分支之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集合论引入了关于无穷的新观念;代数方法正在改变几何学的面貌;严谨性问题则已成为分析学的核心关切。希尔伯特本人的工作横跨这些领域。他对多项式不变量、代数数域以及几何学公理基础的研究,直接引出了这份问题清单中的若干议题。

这篇演讲并不只是一份高难度习题目录。希尔伯特主张,重要的问题应当易于理解、富有挑战性,并且能够激发新方法的产生。他还强调,看似相距甚远的数学分支可以相互启发。一个几何构造可能依赖代数,而一个关于整数的问题则可能需要用到复分析。这份清单的编排体现了这一观点:首先是基础问题,随后依次是几何与物理、算术与代数,最后是分析。

其中若干问题源于当时的新近研究,而非流传了数百年的猜想。第三问题源于围绕体积与几何分割的争论。第七问题涉及由代数数与超越数的区别所引出的超越性问题。第十四问题则源自希尔伯特本人的有限性定理。其他条目纳入了一些既有问题,包括黎曼猜想,以及对克罗内克关于代数数域的思想的推广。

德文原文于1900年发表,玛丽·温斯顿·纽森的英译本则于1902年问世。这些出版物使巴黎演讲听众之外的人也能读到完整的问题清单。此后,这份清单的影响力主要通过教学、研究综述以及专家们反复进行的重新评估而延续,并非由某个机构正式负责管理这些问题。

希尔伯特还在私人笔记中记下了一个拟议中的第二十四问题,涉及证明简洁性的判定标准,以及证明方法的一般理论。它并未列入公开发表的清单,直到吕迪格·蒂勒于2003年发表相关历史研究后,才广为人知。这个问题的存在有助于区分希尔伯特酝酿中的想法与公认的问题集:按照惯例,“希尔伯特问题”指的是公开发表的23个问题,而非希尔伯特曾考虑提出的所有问题。

问题1—2:无穷、相容性与公理的局限

第一个问题涉及格奥尔格·康托尔提出的连续统假设。用现代记号表述,它断言:不存在一个集合,其基数严格介于自然数集与实数集的基数之间。等价地,

2ℵ0=ℵ1.2^{\aleph_0}=\aleph_1.

希尔伯特还讨论了实数集的良序化问题。这些问题属于集合论基础的范畴;在这一领域,看似简单的关于集合大小的命题,也取决于所采用的基本公理。

最终的决定性结果是独立性,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证明或证伪。库尔特·哥德尔于1938年证明:如果策梅洛—弗兰克尔集合论本身是相容的,那么连续统假设与选择公理就与该理论相容。保罗·科恩于1963年证明:同样在适当的相容性假设下,连续统假设的否定也与通常采用的公理相容。因此,加入选择公理的策梅洛—弗兰克尔集合论,通常简称ZFC,只要自身相容,就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连续统假设。

这一限定条件至关重要。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命题毫无意义,也不意味着所有可能的数学基础框架都必然无法判定它。附加公理可以推出该命题,也可以推出其否定。因此,研究仍在继续:集合论的哪些扩展能在数学上产生丰硕成果,又能得到何种论证支持。良序化部分则有着不同的历史:恩斯特·策梅洛于1904年证明,选择公理蕴含每个集合都可以良序化。

第二个问题要求证明算术公理的相容性。希尔伯特希望以直接的数学论证表明,支配数的形式规则绝不可能导出矛盾。这一关切后来成为希尔伯特纲领的核心;该纲领试图通过形式化,以及对证明进行足够初等的推理,为数学的相当大一部分奠定可靠基础。

1931年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问题。在标准假设下,一个相容、可有效公理化且包含足够算术内容的理论,无法仅凭自身的手段证明自身的相容性。这并不排除一切相容性证明,而是限制了有待论证的系统与论证所用方法之间的关系。

格哈德·根岑于1936年给出的皮亚诺算术相容性证明,体现了这一区别。该证明使用了直至序数 ε0\varepsilon_0 的超限归纳法,而这一原理在皮亚诺算术自身内部无法证明。这一成果成为证明论的奠基性成果,但并未提供希尔伯特最初寻求的、无可争议的有穷主义论证。因此,理解第二个问题,最好着眼于这些确切的限制与相对成果,而不是不加限定地将其标为“已解决”或“不可能”。

第三至第五问题:剖分、直线与连续群

第三问题问的是:体积相等的多面体,是否总能通过切割成有限个多面体块,再重新拼合而相互转化?这一问题的背景是与平面几何的对照:面积相等的多边形可以通过有限次剖分实现等分解。希尔伯特想知道,能否不依赖极限论证,以类似方式处理三维空间中的体积。

马克斯·德恩于1900年给出了否定答案。他构造了如今称为德恩不变量的量。这是一个涉及棱长与二面角的可加量,在有限剖分与重新拼合的过程中保持不变。体积相等并不意味着德恩不变量相等。特别是,体积相同的正方体与正四面体并不剪切全等。因此,这一问题区分了作为数值的体积与更精细的剪切全等等价关系。后来,让-皮埃尔·西德勒的研究表明,对于通常的三维多面体,体积与德恩不变量共同构成了剪切全等的完整分类依据。

第四问题要求寻找以直线为最短路径的几何。根据对距离施加何种正则性条件,以及是否要求距离具有对称性,这一问题的表述可以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表述是:在射影空间的适当区域上,寻找以直线段为无参数测地线的度量。通常的欧几里得距离就是一个例子,但远非唯一的例子。

另一个有用的例子是有界凸域上的希尔伯特度量。它利用两个点及其所在直线与区域边界的两个交点之间的交比来定义距离。直线段是最短路径,但这种度量不一定由内积导出。赫伯特·布泽曼及后来的研究者发展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般方法;A. V. 波戈列洛夫则在特定假设下得到了重要的分类结果。这一问题的解决状况取决于所讨论的度量究竟属于哪一类,而不能用一个普遍适用的定理来概括。

第五问题涉及连续变换群理论中可微性的作用。其最广为人知的现代表述是:一个局部欧几里得的拓扑群,是否必然具有与其拓扑相容的李群结构?换言之,能否从群运算和拓扑中恢复光滑结构,而不必一开始就假定这种结构存在?

安德鲁·格里森、迪恩·蒙哥马利与利奥·齐平于1952年的研究证明,对于局部欧几里得拓扑群,答案是肯定的。山边英彦随后为局部紧群发展了更广泛的结构理论。这些成果构成了通常所说“第五问题已得到肯定解决”的依据。不过,仍应将这些成果与更广泛的变换群问题区分开来;后者包括希尔伯特–史密斯猜想,涉及流形上的连续作用,并非局部欧几里得群定理所能涵盖。

第六问题:物理学的公理化与宏观定律的推导

第六问题要求对物理学的公理作数学处理,尤其关注概率与力学。它不像第三问题或第七问题那样,是一个有望通过单一证明加以解决的命题,而是提出了一项研究纲领:明确基本假设,确立这些假设的相容性,并解释不同层次的物理描述之间有何联系。

在概率方面,一项影响尤为深远的进展是安德烈·柯尔莫哥洛夫于1933年提出的公理化体系。概率模型用概率空间 (Ω,F,P)(\Omega,\mathcal F,P) 表示,其中 F\mathcal F 是由事件组成的σ代数,PP 是满足 P(Ω)=1P(\Omega)=1 的非负、可数可加测度。这一框架将随机变量、期望和随机过程纳入了测度论,为它们提供了稳固的数学基础;但概率的物理解释以及具体模型是否适用,仍是需要另行探讨的问题。

希尔伯特还特别指出了从原子层面的描述过渡到连续介质力学的问题。气体可以在微观层面用大量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来描述,在动理学层面用分布函数来描述,也可以在宏观层面用密度场、速度场和温度场来描述。要将这些描述联系起来,仅仅写出形式上相似的方程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极限过程、相互作用假设、初始条件以及近似保持有效的尺度加以控制。

从粒子动力学推导玻尔兹曼方程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范例。1975年,奥斯卡·兰福德在特定假设下,针对玻尔兹曼–格拉德极限中的硬球系统,证明了一个在较短时间区间内成立的严格结果。这一定理解释了动理学描述如何从确定性力学中涌现,同时也展示了精确数学结果所受的限制。某些形式推导看似在很长时间内都成立,但要为其提供严格论证,可能要困难得多。

相关研究还考察了从动理学方程通向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等方程的流体动力学极限。所得结果取决于所采用的尺度关系、边界条件、正则性以及解的类别。奇点的形成、湍流行为,以及不可逆演化如何从可逆的微观定律中涌现,各自带来了不同的数学困难。

因此,第六问题至今仍是一组活跃的研究课题。概率及物理理论的公理化是其范围内的重大成就,但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整个物理学已经有了最终的公理化体系。它持续的数学内涵在于建立理论之间的明确联系:确定哪些假设足以支持推导、由此得到哪些极限方程,以及这些方程能够多么精确地描述其所依据的模型。

第7至第10问题:超越性、素数、互反律与算法

第七问题涉及代数数的幂。希尔伯特特别问道:当 α\alpha 是代数数、α≠0,1\alpha\ne0,1,而 β\beta 是代数无理数时,αβ\alpha^\beta 是否必为超越数?亚历山大·盖尔丰德和特奥多尔·施奈德于1934年各自独立证明了这一结论。对于复数乘幂,该定理适用于幂的每一个值。一个常见的例子是

22,2^{\sqrt{2}},

因此,尽管它由代数数构造而成,却是一个超越数。相较于此前针对 ee 和 π\pi 等特定常数的证明,这一定理是一项重大进展。

第八问题汇集了几个关于素数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黎曼猜想,它断言黎曼ζ函数的每个非平凡零点的实部都等于 1/21/2。这一命题控制着素数分布近似公式中误差项的大小。希尔伯特还讨论了哥德巴赫猜想,以及相差为二的素数对的出现情况,这样的素数对如今通常称为孪生素数。

这些核心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必须将它们与相关定理区分开来。1896年得到证明的素数定理给出了素数分布的渐近主项,但并不能推出黎曼猜想。哈拉尔德·赫尔弗戈特于2013年完成了三元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该猜想涉及三个素数之和;二元哥德巴赫猜想则仍未解决。以张益唐2013年的工作为起点,一系列成果证明了相邻素数的间隔无穷多次地小于某个固定上界,但尚未证明大小为二的间隔出现无穷多次。

第九问题要求建立代数数域中的一般互反律。经典的二次互反律将以不同素数为模的同余式的可解性联系起来。这一问题的目标,是理解一个域中的算术与其扩张的性质之间更为广泛的联系。类域论的发展,尤其是埃米尔·阿廷于1927年提出的互反律,为数域的阿贝尔扩张提供了一个一般框架。更广泛的非阿贝尔互反律属于后来的研究纲领,特别是朗兰兹纲领的范畴,不应与经典的阿贝尔情形的解决方案混为一谈。

第十问题要求给出一种判定整系数多项式方程是否有整数解的程序。这样的方程称为丢番图方程。输入可以是一个多项式 PP,而所要求的程序必须总能在有限步骤后终止,并正确回答下列方程是否有解:

P(x1,…,xn)=0,xi∈Z.P(x_1,\ldots,x_n)=0,\qquad x_i\in\mathbb Z.

这个问题关注的是适用于所有此类输入的统一方法,而不是某个特定方程的可解性。

尤里·马季亚谢维奇在马丁·戴维斯、希拉里·普特南和朱莉娅·罗宾逊的工作基础上,于1970年完成了否定性解答。他们共同取得的成果表明,可计算枚举集都具有丢番图表示。这使得人们能够将不可判定的计算问题编码为多项式方程,并由此证明所要求的通用算法并不存在。

这一否定性答案并不妨碍人们针对受限的方程族建立有效方法。对于线性方程、二次型以及许多其他特殊类别,已有强有力的求解技巧。它也没有解决有理数范围内相应的判定问题,后者至今仍是开放问题。选择在哪个范围内求解——整数、有理数,还是其他环——是数学问题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记号上的细微变化。

第11—12问题:二次型与显式类域

第十一问题研究的是系数为代数数的二次型。二次型是二次齐次多项式,例如

q(x1,…,xn)=∑i,jaijxixj.q(x_1,\ldots,x_n)=\sum_{i,j}a_{ij}x_ix_j.

相关问题包括:它能否表示某个给定的数,是否存在非零的零点,以及两个二次型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通过可逆线性代换相互转化。在实数域上,符号差给出了一种基本分类。在数域及其整数环上,算术因素使二次型呈现出丰富得多的性质。

一项核心成就是与赫尔穆特·哈塞密切相关的局部—整体理论。对于数域上的二次型,可以通过考察该数域的各个完备化,判断它是否存在非平凡零点;这些完备化包括实完备化、复完备化,以及与各素位相对应的非阿基米德完备化。哈塞—闵可夫斯基定理指出,一个二次型在数域上是迷向的,当且仅当它在每个完备化上都是迷向的。

这将一个整体问题转化为一系列相互配合的局部问题。例如,判断一个有理系数二次方程是否存在非平凡有理解,可能需要在 R\mathbb R 以及各个 pp 进数域上进行检验。这一定理是局部—整体原理的典范,但不能不加区别地推广它的成功经验:对于许多次数更高的方程,类似的原理并不成立。

有理变量与整数变量之间的区别也很重要。在数域上存在解,并不意味着在其整数环上就能得到所有期望的表示。整系数二次型还涉及等价类、种以及数的表示等其他问题。因此,第十一问题催生了一套庞大的理论,其成果无法浓缩为一个简单的分类结论。

第十二问题旨在利用解析函数的特殊值,显式构造数域的阿贝尔扩张。它以克罗内克—韦伯定理为范例:有理数域的每个有限阿贝尔扩张都包含在某个由单位根生成的分圆域中。这些生成元来自指数函数的取值。

对于虚二次数域,复乘理论提供了一套丰富的类似结果。模函数的特殊值与适当的椭圆函数值相结合,可以生成阿贝尔扩张。这种相互联系格外具体:解析函数值蕴含着代数扩张的信息,而这些扩张的伽罗瓦群可以用算术方式描述。

希尔伯特希望为任意数域找到类似的构造。一般类域论确立了阿贝尔扩张的存在性与结构,但其本身并不能通过解析函数给出所需的显式生成元。尽管围绕复乘理论以及 LL-函数特殊值的猜想已取得重大进展,第十二问题的一般情形仍未解决。它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别:从抽象层面知道哪些对象存在,与通过显式公式将它们构造出来,并不是一回事。

第13—15问题:方程、不变量环与枚举几何

第十三问题源于如何用较少变量的函数求解代数方程。一般的低次方程有熟知的求根公式,而通过变换,一般七次方程可以化简为含有若干独立参数的形式。希尔伯特怀疑,它的解无法通过适当的二元函数的叠加来表示。

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允许使用哪一类函数。1957年,安德雷·柯尔莫哥洛夫和弗拉基米尔·阿诺尔德证明了一些结果,由此可知,每个多元实连续函数都可以通过较少变量的连续函数的叠加来表示。柯尔莫哥洛夫表示定理给出了一种尤为引人注目的形式:

f(x1,…,xn)=∑q=02nΦq ⁣(∑p=1nψpq(xp))f(x_1,\ldots,x_n) = \sum_{q=0}^{2n} \Phi_q\!\left(\sum_{p=1}^{n}\psi_{pq}(x_p)\right)

这一表示适用于适当紧致定义域上的连续函数,其中 Φq\Phi_q 和 ψpq\psi_{pq} 为适当的一元函数。

这些结果表明,在连续函数的框架下,希尔伯特所预想的障碍并不存在。但它们并不能自动给出代数函数类或解析函数类中的表示。因此,只有明确所采用的解释,才能准确地说“第十三问题得到了否定解答”。有关代数函数及其求解所需变量数的问题,仍须另行讨论。

第十四问题问的是,某些不变量环是否有限生成。它源于不变量理论,这一理论研究在群作用下保持不变的多项式表达式。有限生成是指,每个不变量都能表示为某个固定的有限基本不变量集中的元素的多项式。希尔伯特早期关于有限基的结果,使人有理由相信这一问题在广泛情形下都有肯定答案。

永田雅宜于1958年构造了一个反例,表明在希尔伯特提出的一般情形下,有限生成性并不成立。这一否定结果并未动摇重要特殊情形下的有限生成性。约化代数群作用下的不变量环满足强有力的有限性定理,这些定理构成了几何不变量理论的部分基础。约化作用与非约化作用之间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看似统一的问题会分化为截然不同的理论。

第十五问题要求为赫尔曼·舒伯特的枚举演算建立严格基础。枚举几何研究满足关联条件的几何对象的数量。例如,在射影三维空间中,有多少条直线与四条给定直线都相交?在复数域上,若这四条直线处于一般位置,并在射影几何框架下理解这一问题,答案是两条。

舒伯特的方法采用可控的退化,将一种构型替换为便于计数的特殊构型。困难在于,如何证明由此得到的计数仍然有效,以及应当如何处理重数或例外构型。现代相交理论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严格的工具。舒伯特演算研究格拉斯曼流形及相关空间上的特定几何类,而相交积则用来表达关联条件。

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贯穿于代数几何的发展过程,而非归结于某一个证明。严格的计数需要明确参数空间、作出适当的一般性假设,并正确处理重数。一旦这些要素确定下来,曾经依赖几何直觉的计算,就可以表述为相交理论中的精确恒等式。

第十六问题:实代数曲线与极限环

第十六问题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代数曲线和代数曲面的实分支可能具有的形状及其相对位置。实平面代数曲线由多项式方程 F(x,y)=0F(x,y)=0 定义,也可以由实射影平面中相应的齐次方程定义。尽管复几何对其代数结构施加了很强的约束,实点集的拓扑形态却可能千差万别。

对于次数为 dd 的非奇异射影平面曲线,其复亏格为

g=(d−1)(d−2)2.g=\frac{(d-1)(d-2)}{2}.

哈纳克不等式指出,实点集的连通分支数不超过 g+1g+1。但这一上界并不能确定哪些排列方式可以实现。各分支可以相互嵌套,也可以互不嵌套,而它们在射影平面中的嵌入方式又带来了进一步的限制。希尔伯特对这类构型尤为关注,其中包括六次曲线的构型。

20世纪的研究揭示,拓扑、复几何与算术限制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作用。古德科夫关于六次曲线的研究,以及罗赫林的复定向公式,都是突出的例子。维罗的拼接法为构造具有指定特征的实代数簇提供了一种系统方法。然而,对于任意次数下所有可能的排列方式,至今仍没有完整的分类;而有关代数曲面的更高维问题,范围还要广得多。

第二部分研究平面多项式微分方程的极限环:

x˙=P(x,y),y˙=Q(x,y).\dot x=P(x,y),\qquad \dot y=Q(x,y).

极限环是孤立的周期轨道,即一条闭合轨道,且在其任意近处都不存在其他周期轨道。在模型中,这类极限环代表持续的振荡行为,但希尔伯特提出的是一个数学问题:当 PP 和 QQ 的次数有界时,能出现多少个极限环,它们又可能如何分布?

这里必须区分两种有限性命题。一种问的是,某个给定的多项式向量场是否只有有限多个极限环;另一种则问,是否存在一个仅依赖于次数的统一上界。让·埃卡勒和尤里·伊利亚申科的研究确立了每个给定的平面多项式向量场的极限环数都是有限的。然而,统一有界性问题在一般情形下仍未解决。

即使是二次系统,也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情形,目前尚不知道一般情形下极限环数的确切最大值。对于某些特殊系统族,可以得到更强的结论,但这些结果并不能解决不加限制的一般问题。因此,第十六问题的两个部分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源泉:一部分研究实零点集的拓扑,另一部分研究实微分方程的回归动力学。

第17—18问:正多项式、对称性与堆积

第十七问询问:每个处处非负的实系数多项式,是否都能表示为若干有理函数的平方和?这里的关键在于,允许参与求和的是有理函数,而不只是多项式。多项式的平方和必然非负,但并非每个非负多项式都能这样表示。

埃米尔·阿廷于1927年证明了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对于任意实数输入,都有

f(x1,…,xn)≥0f(x_1,\ldots,x_n)\geq0

那么就存在实系数有理函数 r1,…,rmr_1,\ldots,r_m,使得

f=r12+⋯+rm2.f=r_1^2+\cdots+r_m^2.

这个等式是有理函数域中的恒等式。各个求和项的分母可能在某些实点处为零,因此,这一定理并不是说式中每个有理表达式都处处有定义。

阿廷的证明将非负性与有序域的代数理论联系起来,并推动了实代数几何的建立。多项式平方和与有理函数平方和之间的区别,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例如,莫茨金多项式

x4y2+x2y4+1−3x2y2x^4y^2+x^2y^4+1-3x^2y^2

虽然非负,却不能表示为实系数多项式的平方和。如今,这类非负性证书的问题已与数学优化相联系,不过,要得到计算上高效的证书,还需要额外的次数界限和结构性假设。

第十八问包含几个关于空间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在每个固定维数中,本质不同的晶体群是否只有有限多个?路德维希·比伯巴赫于1911—1912年证明了相应的有限性定理。晶体群在欧几里得空间上离散地作用,且商空间紧致,这为周期性晶体的对称结构提供了严格的数学表述。

另一部分询问:能否用全等多面体铺满空间,而这些铺块在该铺砌的对称群作用下不构成单一轨道?卡尔·莱因哈特于1928年构造了一个三维例子。这必须与后来提出的非周期铺砌问题区分开来:铺块不具传递性与完全不存在平移周期,是两种不同的性质。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涉及等大球体的最密堆积。在三维空间中,开普勒猜想预言其密度为

π18≈0.74048,\frac{\pi}{\sqrt{18}}\approx0.74048,

面心立方堆积以及其他密堆积排列都能达到这一密度。托马斯·黑尔斯于1998年宣布给出了证明,完整论述于2005年发表。Flyspeck项目于2014年完成了形式化验证,为这一涉及大量几何推理与计算的论证提供了经过机器核验的基础。

对于任意维数的球堆积,人们的认识仍然有限得多。只有少数维数的精确最优密度已知;2016年公布的八维和二十四维解答尤其引人注目。因此,经典的三维堆积问题已有精确答案,而更广泛的高维研究仍在继续。

第十九至第二十三问题:正则性、边值与解析表示

第十九问题问的是:正则变分问题的解是否必定是解析的。在变分法中,典型的问题是寻找使如下积分取最小值的函数:

E[u]=∫ΩF(x,u,∇u) dx.\mathcal E[u]=\int_\Omega F(x,u,\nabla u)\,dx.

最初在弱函数空间中定义的极小化函数,未必明显具有通常意义下的导数,更不用说具有收敛的幂级数展开。问题的关键在于,极小化问题本身的结构是否会迫使其解具有这些额外的正则性。

恩尼奥·德乔治与约翰·纳什于1957—1958年间各自独立取得了决定性的正则性成果。他们证明,一大类系数粗糙的一致椭圆型方程的解具有赫尔德连续性。在与希尔伯特问题相关的标量变分框架中,这为从弱解推导更高正则性开辟了道路;在适当的解析性与椭圆性假设下,进而可以得到解的解析性。

这些限定条件在数学上至关重要。正则性取决于椭圆性、增长条件、未知量是标量还是向量,以及所涉及的维数。某些方程组的反例表明,不能将标量理论直接推广到所有变分问题。通常所说的第十九问题得到肯定解决,指的是正则椭圆型框架,而不是所有泛函的所有极小化函数。

第二十问题涉及边值问题解的存在性。边值问题既规定区域内部的方程,也规定边界上的条件,例如未知函数在边界上的给定值。希尔伯特所问的是:当给定数据满足适当的连续性和正则性假设时,这类问题能在多大的一般性下得到求解。

现代方法包括直接极小化、紧致性论证、弱形式以及索伯列夫空间理论。例如,对于拉普拉斯方程的狄利克雷问题,能量极小化可以给出弱解,而其边界行为与光滑性则由附加假设决定。但解并非总是存在:不相容的边界数据、不合适的区域、非线性或强制性的丧失,都可能构成障碍。因此,第二十问题最终发展为一系列精确的存在性理论,而不是一条涵盖所有微分方程的定理。

第二十一问题要求构造具有给定单值化表示的线性微分方程。将一组基解绕奇点作解析延拓后,得到的基解与原基解之间通过矩阵变换相联系。这些变换构成去掉奇点后的区域的基本群的一个表示。黎曼–希尔伯特问题将这一过程反过来:从这样的表示出发,构造实现该表示的微分方程。

在这里,问题的具体表述决定了答案。通过正则奇异联络,可以在较宽泛的意义下实现给定表示;但若提出更强的要求,即在黎曼球面上构造一个富克斯型方程组,且奇点恰好为指定的那些点,则并不总能做到。安德烈·博利布鲁赫于1989年给出了一个反例,否定了这一较强形式在不加限制时总有肯定答案的说法。这一结果揭示了底层全纯向量丛所起的作用,并纠正了此前认为这一经典问题已被彻底解决的看法。

第二十二问题涉及用单复变函数将解析关系单值化。其核心成果是单值化定理,由保罗·克贝与亨利·庞加莱通过1907年的工作证明。每一个单连通黎曼曲面都与球面、复平面或单位圆盘共形等价。因此,可以借助这些万有覆盖曲面及适当的共形变换群来研究一般的黎曼曲面。这一定理将复分析与拓扑学及非欧几何联系起来。

第二十三问题呼吁进一步发展变分法本身。它涵盖解的存在性、由变分原理导出的微分方程,以及经典方法的推广等问题。二十世纪的发展引入了广义解、下半连续性、紧致性,以及在经典极小化函数不存在时采用的松弛形式。在这类形式中,可以扩大容许函数类,或将泛函替换为适当的下半连续延拓。这样既可以使最小值能够取到,又能与原问题中的极小化序列保持精确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