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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梅尔维尔

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小说家、短篇小说家和诗人,其作品探讨海上生活、权威、信仰及知识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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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年8月1日—1891年9月28日)是美国小说家、短篇小说家和诗人,以《白鲸》(1851年)最为知名。他将商船航行、捕鲸和海军服役的经历融入创作,借此探究权力、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宗教信仰,以及理解世界的困难。其他主要作品包括《泰皮》(1846年)、《抄写员巴特尔比》(1853年)、《贝尼托·塞雷诺》(1855年)、《骗子》(1857年),以及未完成的叙事作品《水手比利·巴德》,后者于1924年首次出版。

梅尔维尔的创作生涯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起初,他以描写太平洋冒险经历的作品获得成功;但随着小说在形式上愈发富于实验性、在哲学思辨上对读者提出更高要求,他的作品也日益遭到抵触。此后,他将大部分文学创作精力投入诗歌,同时在纽约海关任职以维持生计。他的国际声誉主要是在去世后逐步确立的,尤其得益于二十世纪的“梅尔维尔复兴”。他早年作为游记作家的名声,与后来在文学经典中占据的地位形成鲜明对照,这也是其接受史的核心议题。

家庭、教育与早期工作经历

梅尔维尔出生于纽约市,是艾伦·梅尔维尔与玛丽亚·甘斯沃尔特·梅尔维尔的第三个孩子。父亲出身于波士顿的商人家庭,母亲则来自纽约州奥尔巴尼一个具有荷兰血统的显赫家族。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参与美国革命:祖父托马斯·梅尔维尔投身波士顿的爱国者运动,外祖父彼得·甘斯沃尔特则是大陆军军官,曾参与斯坦威克斯堡的防御。这些家族渊源赋予了他以爱国声望为底色的家世,却未能带来持久的经济保障。

艾伦·梅尔维尔经营的进口生意遭遇严重困难,全家于1830年迁往奥尔巴尼。他于1832年去世,留下债务和八个孩子。此后,一家人将姓氏的拼写从“Melvill”改为“Melville”。由于需要工作,加之家庭境况不断变化,赫尔曼接受的正规教育时断时续。他曾在纽约和奥尔巴尼的学校就读,但没有上过大学。此后的学识主要来自广泛的自主阅读,并以工作场所和船上的经历作为补充。

19世纪30年代,梅尔维尔曾在银行任职,协助哥哥甘斯沃尔特经营生意,也当过教师。他还学习过一段时间的测量。这些工作使他接触到美国建国初期动荡不定的经济环境:家庭地位、信用、就业和商业投机的状况都可能迅速改变。1837年经济恐慌进一步压缩了就业机会。尽管不能将他的小说简单归结为自传,但经济上的依附、朝不保夕的工作,以及体面表象与内在不安稳之间的落差,都成为他反复书写的主题。

他已知最早发表的小说作品是一组题为《书桌断片》的小品,于1839年刊登在奥尔巴尼的一份报纸上。同年,他以普通水手的身份登上商船“圣劳伦斯号”,往返于美国与利物浦之间。这次航行为他十年后创作《雷德本》提供了素材。利物浦的码头、移民往来和城市贫困,使他得以从不同于家族经商传统的视角审视大西洋经济。

梅尔维尔的早年经历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它使“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水手突然成为作家”这一形象显得过于简单。他拥有相当丰富的文化资源,包括家族记忆、学校教育和接触书籍的机会,却缺乏稳定的职业道路。他的作品一再将这些世界交织在一起:文学与神学知识,同水手、劳工、职员及其他人的实践知识并存,而后者的权威并不依赖正规教育。

太平洋航行与海上经历

1841年1月3日,梅尔维尔乘捕鲸船“阿库什内特号”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启航。当时,美国捕鲸业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国际性产业,供应照明和润滑用油,以及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一次捕鲸航行可能持续数年,船员往往需要长时间搜寻鲸群,一旦发现目标,便要投入危险且需要高度协作的劳作。捕鲸船的组织方式兼具专业技能、严格纪律,以及一种按收益份额分配报酬的制度,这种份额称为“分成”。

1842年7月,梅尔维尔与另一名船员理查德·托拜厄斯·格林在马克萨斯群岛的努库希瓦岛擅自离开“阿库什内特号”。梅尔维尔在泰皮山谷停留了数周,随后搭乘澳大利亚捕鲸船“露西·安号”离去。这段相对短暂的停留成为《泰皮》的创作基础,书中的叙述则对这段经历作了延展和重塑。区分有史料可考的航行经历与其文学重构十分重要:梅尔维尔写的既不是如实记事的日记,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志。

此后,他辗转来到塔希提岛及附近岛屿。他在“露西·安号”上参与拒绝执行职务的行动后,曾在塔希提岛被短暂拘禁。后来,他加入了另一艘捕鲸船“查尔斯与亨利号”,并于1843年随船抵达夏威夷。同年8月,他应征成为美国海军巡航舰“合众国号”上的普通水手。1844年10月,他返回波士顿,结束了这一连串航行;这些经历为他早期的散文叙事作品提供了大量素材。

这些经历使梅尔维尔了解了海上不同的权威体系。商船、捕鲸船和海军舰艇各有不同的劳动组织与惩罚方式,但它们都将个人置于一种等级秩序之中,而远离日常法律与社会保障的处境,又使这种秩序得以维持。他后来的作品《白外套》审视了海军中的鞭刑,以及纪律与专断权力之间的关系。《白鲸》则以捕鲸船船长的指挥权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个人感召力、同意与集体服从等问题。

太平洋的经历也让梅尔维尔直面传教活动、殖民扩张,以及欧洲人对原住民的描绘。他早期的著作常常颠倒人们惯常认定的“文明”来客与所谓“野蛮”岛民之间的对照,揭露殖民者一方的暴力与剥削。然而,这些著作也使用了将异域奇观化的描写,并沿袭了关于种族和性的既有观念。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提供了未经中介的原住民视角,而在于揭示了十九世纪旅行书写中的内在张力。

船舶本身就是多语言、多国籍的工作场所。各色船员为梅尔维尔描写跨越社会界限的情谊提供了亲身经验的基础。与此同时,海上世界也表明,即便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彼此依存,种族区分、薪酬不平等与强制性制度仍可能持续存在。

初获成功与小说创作的拓展

《泰比:波利尼西亚生活一瞥》于1846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书中融合了冒险故事、岛屿生活描写、对传教士的批评,以及对性自由的暗示,引起了广泛关注。围绕叙述是否真实的疑问,也成为读者与评论界反响的一部分。格林独立证实了梅尔维尔在马克萨斯群岛的部分经历,为这部作品的自传基础提供了佐证,不过书中也融入了阅读所得和文学虚构。英国版与美国版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宗教和性相关内容的处理上。

《奥穆》于1847年问世,以与塔希提岛有关的一系列经历延续了太平洋冒险故事。两部作品中的叙述者都是观察敏锐的水手,在亲身参与和置身事外之间不安地游移。看似随意的叙述背后,始终贯穿着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外来者如何描述陌生社会,这些描述又如何为权威提供正当性。这两本书使梅尔维尔在图书市场上有了知名度,却也让读者形成了某些期待,而他后来的作品并不会满足这些期待。

1847年8月4日,梅尔维尔与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莱缪尔·肖的女儿伊丽莎白·纳普·肖结婚。他们后来育有四个孩子:马尔科姆、斯坦威克斯、伊丽莎白和弗朗西丝。一家人起初住在纽约市。结婚生子使写作收入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更为重要,而与此同时,梅尔维尔的文学抱负正超越相对容易畅销的旅行冒险题材。

《玛迪:及前往那里的航程》(1849年)标志着一次决定性的转变。小说从一个读者熟悉的航海情境展开,随后发展为发生在虚构群岛上的政治、宗教与哲学论辩。书中繁复的寓言式表现和不断变化的基调,让许多期待再读到一部《泰比》的读者感到失望。尽管如此,这部作品确立了若干在其后创作中始终重要的手法:航行转化为探究,地理发现引发相互竞争的解读,而对终极解释的追寻始终没有定论。

随后,梅尔维尔接连写出了两部更易为读者接受的航海小说。《雷德本》(1849年)讲述了一名缺乏经验的年轻水手的经历:他继承来的旅行指南,已不足以帮助他认识眼前的现代利物浦。《白外套》(1850年)以海军服役经历为基础,将船上生活描写与对体罚及体制等级秩序的批评结合起来。1850年,美国国会废除了海军中的鞭刑;这是当时更广泛的改革运动的一部分,而这部小说也帮助引起了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不过,若将这项立法完全归功于梅尔维尔,就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1850年,一家人迁往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附近的一座农场,梅尔维尔将其命名为“箭头”。在那里,他结识了纳撒尼尔·霍桑,并在《霍桑及其〈古屋青苔〉》一文中赞扬了霍桑的小说。他们的友谊始于《白鲸》的创作时期,梅尔维尔将这部小说题献给了霍桑。他在这一时期的书信,记录了兼顾文学抱负、经济需要以及日益壮大的家庭所带来的压力。

《白鲸》:捕鲸、形式与阐释

《白鲸;或,鲸》出版于1851年,先在伦敦以《鲸》为名问世,随后在纽约以完整书名出版。故事主线围绕“裴廓德号”的航程展开:船长亚哈曾被白色抹香鲸莫比·迪克咬去一条腿,如今率船出海,决意复仇。水手以实玛利与标枪手魁魁格一同登船,在船毁之后幸存下来,讲述了这段经历。

复仇情节只占全书的一部分。关于鲸的解剖构造、捕猎方法、设备、劳动、图像、法律分类及鲸类产品用途的章节,既打断了情节的推进,也拓展了叙事的范围。布道、歌曲、舞台指示、戏剧独白、诙谐对话以及煞有介事的学术讨论,在这部小说中并存。这些形式上的变化,使阅读仿佛成了故事内部的阐释活动:每一次分类的尝试,都会揭示出更多的不确定性。

以实玛利的叙述视角尤其多变。起初,他是一个身份明确、所知有限的亲历者,但有时却会叙述私下的交谈或人物的内心体验,而这些在通常的自传式叙述中本不可能为他所知。小说并不固守纪实叙述的一致性,而是让他的声音延伸至戏剧和思辨的领域。以实玛利兼容并蓄的好奇心,与亚哈执意追寻唯一隐秘意义的态度形成对照,构成了小说大部分思想冲突的基础。

亚哈将可见世界视为一层表象,其后隐藏着一股与他为敌的力量。他决心击穿这层表象,于是把一次商业航行变成了形而上的追索。其他人物则展现出不同的选择:斯达巴克诉诸职责、经济目的与宗教上的克制;斯塔布以一贯的幽默应对;魁魁格虽不认同以实玛利的文化预设,却给予他陪伴,并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慷慨。这些差异使人难以把白鲸解读为具有某种固定不变的象征意义。

梅尔维尔从捕鲸知识、博物学著述、《圣经》语言以及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汲取素材。1820年,捕鲸船“埃塞克斯号”遭抹香鲸撞毁,幸存者欧文·蔡斯对这一事件的记述是重要素材来源。杰里迈亚·N.雷诺兹于1839年发表的白鲸“摩卡·迪克”的故事,则提供了另一个相关先例。不过,这两项来源都不足以解释小说独特的结构,也无法说明它为何能将产业活动、悲剧与哲学探究融为一体。

小说问世之初,评论褒贬不一,并非一片敌意。有些评论者赞赏其充沛的活力与独创性,另一些则批评其离题铺陈、不敬的态度或看似杂乱无章的结构。英国版删去了交代以实玛利如何生还的尾声,这又给评论者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在梅尔维尔有生之年,这部小说并未使他获得持久的经济保障。它最终获得崇高地位,有赖于后世读者:在他们看来,小说形式上的不稳定与意义上的悬而未决并非缺陷,反而引人入胜。

实验性小说与杂志写作

《白鲸》之后,梅尔维尔将目光从海洋转向家庭生活中的心理与社会压力。《皮埃尔,或暧昧》(1852)讲述了一位年轻人的故事:他发现一些证据,暗示父亲过去曾有一段隐秘关系,由此,他对家庭美德的认识轰然崩塌。皮埃尔试图遵循绝对的道德理想行事,结果却带来了欺骗、疏离和灾难。这部小说将哥特式情境、哲学思考,以及对作家身份和文学市场的辛辣刻画融为一体。

《皮埃尔》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进一步削弱了梅尔维尔在出版市场上的地位。小说也以异乎寻常的冷峻笔触,凸显了意图与后果之间的落差。主人公对自身道德判断力的信心,并不能使他免于犯错。作品对家族声誉和隐秘性关系的处理,挑战了家庭小说通常借以重建社会秩序的惯例。

此后,梅尔维尔在杂志上发表较短的散文作品,主要刊载于《普特南月刊》和《哈珀新月刊》。《抄写员巴特尔比:一个华尔街故事》发表于1853年。故事中,身为叙述者的律师雇用了一名抄写员,而这名抄写员越来越频繁地以“我宁愿不做”来回应各种要求。小说没有充分解释巴特尔比的行为,而是将注意力转向雇主在同情、恼怒、自我辩解和退避之间的反复变化。这位认知有限的叙述者,是作品在伦理层面难以定论的关键。

1855年发表的《贝尼托·塞雷诺》,改编自美国船长阿马萨·德拉诺回忆录中的一段经历。一艘看似秩序混乱的西班牙运奴船,逐渐显露出真相:船上被奴役的非洲人发动了起义,并已控制了船只。德拉诺的种族成见使他无法正确解读眼前的种种迹象。故事的反讽,建立在他所见之事与他所能想象之事之间的鸿沟上;而附在后面的司法证词,又重新组织了读者对前文的理解,却没有消除作品围绕强制与判断提出的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

梅尔维尔将这两篇作品收入《广场故事集》(1856),同集还收录了《魔岛》等作品;《魔岛》是一组描写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随笔。他的短篇小说在形式上差异很大:有些叙事安排严密,有些则接近描写性随笔、哲理寓言或历史沉思。《以色列·波特》(1855)改编自一部较早的人生纪实,通过追踪一位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人物长期流离失所、陷于贫困的经历,同样动摇了读者对爱国主义叙事的预期。

《骗子:他的假面舞会》(1857)是他生前最后出版的长篇散文小说,写的是愚人节当天密西西比河上一艘汽船中接连发生的相遇。人物向他人索求金钱、同情、信任或投资,使信任既成为一种道德要求,又成为可供利用的机会。不断变换的身份和悬而未决的对话,将商业劝诱、宗教慈善与文学再现一并置于怀疑的目光之下。

诗歌、公职与晚年生活

1856至1857年,梅尔维尔前往欧洲和地中海东部旅行,走访了英国、君士坦丁堡、埃及和圣地。在利物浦的一次会面后,霍桑记下了自己的印象:梅尔维尔仍在潜心思索宗教与形而上学问题。这次旅行后来为《克拉雷尔》提供了素材。归国后,梅尔维尔开始巡回演讲,话题包括古罗马雕塑和旅行,但演讲未能成为一份稳定的职业。

1863年,梅尔维尔一家离开箭头山庄,迁居纽约市。1866年,梅尔维尔谋得海关稽查员一职,并一直任职至1885年。这份工作为他提供了靠著书未能获得的稳定收入。他仍继续阅读和写作,但出版规模逐渐缩小,也越来越集中于诗歌。

《战事集及战争面面观》于1866年出版。这部诗集没有连贯叙述美国内战的进程,而是通过一首首独立的诗,呈现战役、政治事件、领袖人物及其留下的影响。以约翰·布朗为题材的《预兆》和描写战场的短诗《夏伊洛》,展现了从历史象征到凝练挽歌的多样表达。梅尔维尔在书写联邦胜利时,不断将死亡、苦难与国家和解的艰难交织其中,使这一主题显得复杂。散文《补记》则探讨了奴隶解放和军事失败之后国家重新统一所面临的政治问题。

1876年,在舅父彼得·甘斯沃尔特的资助下,《克拉雷尔:圣地诗篇与朝圣之旅》得以出版。全诗约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文学中最长的诗作之一。诗作主要采用押韵的四音步抑扬格,围绕一群旅人的行程展开;他们的论辩涉及基督教、犹太教、科学思想、历史批评以及宗教怀疑。诗中的朝圣之旅为思想交锋提供了框架,而非一条通向信仰重建的简单道路。作品的形式颇具阅读难度,又广泛援引各种思想资料,因此读者有限。

梅尔维尔后来的诗集《约翰·马尔及其他水手》(1888年)和《蒂莫莱昂》(1891年)均以私人印行的方式少量出版。其中既有对海上生活的追忆、对艺术和历史记忆的思考,也有对感知与死亡的凝练探究。这些诗集表明,梅尔维尔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并未彻底放弃写作,而是始终从事文学创作。

他晚年的家庭生活也遭逢了沉重的丧亲之痛。马尔科姆于1867年死于枪伤,斯坦威克斯于1886年在旧金山去世。梅尔维尔本人于1891年9月28日在纽约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葬于布朗克斯的伍德劳恩公墓。他留下的文稿中,有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后来以《水手比利·巴德》之名问世。

《比利·巴德》与未完成文本的问题

梅尔维尔晚年时断时续地创作《水手比利·巴德》。留存的文稿表明,这部作品是在反复增补和修改中逐渐成形的,而非已经完成、准备付梓的定稿。故事从与诗作《戴着镣铐的比利》相关的素材发展而来,最终成为一篇围绕无辜、指控、海军军法与处决展开的散文叙事。

故事设定于1797年,正值英国与革命后的法国交战,海军中几场大规模哗变也刚刚平息。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商船水手,被强征到一艘英国军舰上服役。比利容貌俊美,性情善良,因而格外引人注目;但他有口吃的毛病,在压力之下,这一缺陷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舰上军纪官约翰·克拉加特诬告他意图哗变。比利无法用言语作答,便挥拳击打克拉加特,致其死亡。

维尔舰长明知克拉加特的指控不实,却仍以维护海军纪律为由,推动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比利死刑。这一冲突并不只是无辜者与公然作恶的权威之间的对抗。维尔声称自己受制于体制赋予的职责,而叙事并未对其推理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作出定论,而是将其留待审视。因此,比利之死引发了关于法律范畴、行为意图、紧急状态与指挥权之间关系的疑问。

作品的叙述声音使判断变得更加复杂。穿插其间的历史叙述、种种保留说法、转述的回忆以及一篇误导性的报纸报道,使这个故事无法被视为全然透明的记录。关于比利的官方记载与水手们传唱的歌谣形成对照,展现了体制与群体如何塑造彼此不相容的记忆形式。读者必须区分作品所呈现的事件,以及围绕这些事件流传的各种解释。

雷蒙德·韦弗依据留存的手稿,于1924年首次出版了这部作品。他的版本使广大读者得以接触这部作品,但其中存在誊录错误,一些编辑处理也在后来受到学者质疑。1962年,哈里森·海福德与小默顿·M.西尔茨编成了一部重要版本,兼具创作发生学研究与阅读文本的功能,重建了作品的各个写作阶段,并确立了一个成为后续研究基础的文本。因此,书名、人名、篇章编排和标点,不仅关乎作品的呈现方式,也构成了其批评史的一部分。

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存在显著分歧。有些解读强调和解、牺牲,或对悲剧性必然的接受;另一些则揭示维尔的责任,并质疑以军事紧急状态为由的修辞。现存文本既为分析其中的法律论证提供了依据,也容许读者考察其情感倾向;但作品尚未完成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不应将文本的每一处特征都视为作者的最终决定。

文学手法与反复探讨的问题

梅尔维尔的写作广泛汲取《圣经》、莎士比亚作品、古典文学、游记、博物学以及各行各业的实务用语。这些材料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语体。对绳索、鲸油或船上劳作的技术性描述,可能转而成为神学思辨;一句《圣经》中的话语,置于商业环境中,便可能生出滑稽或令人不安的意味。他的散文常常试探:当宏大的解释体系遭遇不肯就范的具体物质细节时,会发生什么。

这种方法使他的作品与浪漫主义形成了独特的关系。非凡的人物、崇高的景观、富有象征意味的物件,以及对终极知识的追寻,都是他许多叙事作品的核心。然而,追寻者个人的权威却很少稳固无疑。亚哈的雄伟气魄与毁灭密不可分,皮埃尔的理想主义与误判相伴,而骗子动人的劝说也可能暗藏欺骗。对统一性的渴望,一再遭遇一个不断产生相互竞争的解释的世界。

认识论是他反复关注的问题:知识如何获得,信念有何依据,阐释又会在何处失效。梅尔维尔常常让读者与这样的观察者并肩而立:他们掌握了相当丰富的信息,却误解了这些信息的意义。《贝尼托·塞雷诺》中的德拉诺是最鲜明的例子,但《巴特尔比》中的律师和《骗子》中的众多发言者,也同样暴露了自身预设的局限。问题不只是表象会骗人;阶级、种族、职业身份和欲望所塑造的思维习惯,也决定了人们能够认清什么。

因此,叙事的中介作用具有伦理分量。讲述者怀有同情,并不意味着他真正理解了他人;一番雄辩的陈述,也可能掩盖自身的利益。梅尔维尔对不可靠叙述者的运用,往往比蓄意说谎更为微妙:叙述者恰恰可能在那些旨在证明自己通情达理的解释中,暴露自身的局限。嵌入叙事的文献、不同的声音,以及体裁的突然转换,都要求读者重新审视先前的判断。

他对男性情谊与欲望的描写,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以实玛利对魁魁格的依恋,以及比利、克拉加特和维尔之间张力十足的互动等关系,使友谊、仰慕、吸引与权威之间的简单区分变得复杂。不同批评路径所使用的术语和侧重点各不相同;文本中涉及情感与身体的语言,为持续深入的分析提供了依据,却无法据此对梅尔维尔本人的性取向作出定论。

种族、奴隶制与帝国同样贯穿他的写作,却并未汇成一套始终一致的纲领性主张。他的作品既可能动摇种族等级秩序,又保留了沿袭而来的刻板印象;他也常常借助无法充分认清强制压迫的叙述者,揭露这种压迫。因此,后殖民批评、历史学研究与劳动研究既考察了他挑战支配关系的力度,也考察了他的想象在突破十九世纪既有观念时所面临的局限。

声誉、学术研究与改编

梅尔维尔生前并非全然默默无闻,但也并未始终获得与其后世声誉相称的认可。对许多十九世纪的读者而言,《泰皮》仍是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而那些更具实验性的作品则读者较少。他去世时的讣告或许还会提及这位太平洋旅行者昔日的名声,却未能认识到《白鲸》日后将享有的地位。与其简单地说他已从文学记忆中彻底消失,不如说他的名字以这种不均衡的方式留存下来,这样更为准确。

“梅尔维尔复兴”在1919年他诞辰百年前后声势渐盛。雷蒙德·韦弗的传记《赫尔曼·梅尔维尔:水手与神秘主义者》(1921)推动了对其创作生涯的新认识。D. H. 劳伦斯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1923)对《白鲸》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解读,而《比利·巴德》于1924年出版,又为读者可见的重要小说增添了一部。作品的重新出版与大学课堂的讲授,使那些此前难以觅得的作品接触到了更广泛的读者。

二十世纪的批评家因研究方法和历史处境各异,发现了不同的梅尔维尔。与现代主义相关的读者看重他对形式的打破、意义的含混以及权威的破碎。象征与神话层面的阐释将《白鲸》视为一部重要的形而上学作品。关注美国民主的批评家强调“裴廓德号”船员的多元构成,另一些人则考察魅力型领袖所带来的危险。此后,围绕种族、性别、性、商业和帝国展开的研究,将注意力转向制度及其排斥机制;此前某些追求普遍意义的解读,有时遮蔽了这些问题。

文本与档案研究大幅改变了可供阐释使用的证据基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北大学—纽伯里图书馆版梅尔维尔著作,对手稿、出版史以及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系统考察。哈里森·海福德、赫歇尔·帕克和G. 托马斯·坦塞尔是这项编辑工程的核心人物。对梅尔维尔阅读活动的研究,包括对其存世藏书和书页边批注的考察,也使研究者能够追溯他与具体思想的接触,而不再仅仅依赖对思想影响的笼统判断。

改编作品使他的受众超出了纸本文学的范围。1926年的无声电影《海兽》大幅改写了《白鲸》,而约翰·休斯顿执导、由休斯顿与雷·布拉德伯里共同编剧的1956年电影版,则更为贴近小说的核心航程。本杰明·布里顿的歌剧《比利·巴德》于1951年首演,脚本由E. M. 福斯特与埃里克·克罗齐尔共同创作。该剧对维尔的刻画及其全男性的演员阵容,使原作中的权威结构与情感依恋通过一种新的媒介获得了听觉表达。

后来的改编作品包括克莱尔·德尼的电影《军中禁恋》(1999),该片将《比利·巴德》的部分元素移植到驻扎吉布提的法国外籍军团中;另有杰克·赫吉与吉恩·希尔合作的歌剧《白鲸》(2010)。这类作品各自从梅尔维尔的叙事中选取不同的可能性:海上奇观、指挥者的心理、种族化的制度、亲密的依恋,或记忆中事件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