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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化学 / green-chemistry

绿色化学

绿色化学通过设计化学产品和工艺来预防污染、降低危害,并提高材料和能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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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学是指通过设计化学产品和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物质的使用与产生。它贯穿化学的各个环节,从原料和合成反应的选择,到产品配方设计、制造、使用和废弃处置。其核心方法是预防:改变造成危害或产生废物流的化学过程,而非仅在危害或废物形成后依靠隔离、处理或清理来应对。

这一领域将分子设计与工业实践相结合。改进合成过程的方法包括:使更多反应物原子进入目标产物,替换有害的溶剂,使用选择性催化剂,或避免采用高能耗的纯化步骤。改进产品则可以在保持预期性能的同时,降低其毒性、环境持久性或引发事故的可能性。这些目标相互关联,但不能等同视之:低废物排放的工艺仍可能使用危险物质,而可再生材料仍可能需要消耗大量土地、水或能源。

绿色化学以催化、污染预防、毒理学和过程工程等领域的早期进展为基础,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可辨的学科。其核心框架是保罗·阿纳斯塔斯和约翰·沃纳提出的十二项原则。判断一项创新是否真正更加绿色,需要进行定量测量、掌握有关危害的证据,并关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影响。

历史发展与范畴

化学制造业长期以来一直追求更高的产率、更低的原料成本和更高的生产效率。这些目标有时也能减轻环境负担,但并不一定能解决毒性或污染问题。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环境保护主要依靠废水处理、大气污染控制设备和受监管的废物处置来控制污染物排放。这些措施至今仍然重要,但通常是在有害或不需要的物质已经产生之后才发挥作用。

1990年,美国颁布《污染预防法》,标志着环境保护显著转向以预防为主。该法确立了一项国家政策:只要可行,就应优先从源头预防或减少污染,而不是依赖回收、处理和处置。在美国环境保护署,保罗·阿纳斯塔斯参与制定了一项将这一政策与化学研究相结合的计划。绿色化学强调,分子结构、反应路径和制造方法本身就可以成为保护环境的手段。

若干进展为这一领域确立了一套共同术语。巴里·特罗斯特于1991年提出原子经济性的概念,强调反应物中的原子有多大比例进入了目标产物。罗杰·谢尔登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E因子方法,用于表示每单位产品所产生的废物量。1998年,阿纳斯塔斯与约翰·沃纳出版了《绿色化学:理论与实践》,提出十二项原则,将废物预防、更安全的物质、资源利用效率和事故预防联系起来。

随后,相关机构和专业网络相继建立。美国“总统绿色化学挑战计划”于1995年设立,并于1996年首次颁奖。绿色化学研究所成立于1997年,2001年并入美国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于1999年创办了《绿色化学》期刊。这些进展推动了学术研究与工业实践案例、教育项目以及环境改善评估方法之间的联系。

绿色化学与环境化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目的。环境化学研究物质在空气、水、土壤和生物体中的来源、转化、迁移及影响。绿色化学则利用这些知识,设计能够避免不良影响的产品和工艺。它也与可持续化学有所交叉;后者的含义更广,定义也不尽相同,可涵盖经济可行性、资源安全、社会影响,以及化学品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但预防污染和降低危害始终是绿色化学的核心。

作为设计框架的十二项原则

理解这十二项原则时,最好将其视为相互关联的设计目标,而非一套认证体系。它们指出了改进化学的不同途径,却没有为彼此冲突的目标赋予普遍适用的权重。因此,应用这些原则需要了解产品的功能、生产规模、操作条件及其可能的环境归趋。推进某一项原则的改变,可能会给另一项原则的落实带来困难。

前三项原则涉及废物与合成设计。预防强调优先避免废物的产生,而不是事后处理或清除废物。原子经济性提倡使起始原料中的原子成为目标产物组成部分的反应。危害较小的化学合成要求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用所使用和生成的物质对人体健康及环境毒性很小或无毒的方法。这些目标各不相同:一种反应即使能将反应物中几乎所有的原子都纳入产物,仍可能依赖危害很大的物质。

第四至第六项原则涉及功能与操作条件。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品意味着在保留实用性能的同时降低毒性。更安全的溶剂和辅助物质提倡尽可能避免使用辅助物质,必须使用时则选择危害较小的物质。辅助物质包括萃取剂、分离助剂,以及其他用于辅助生产、但不成为主要产品的物质。提高能源效率的设计要求尽量降低能源需求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并在切实可行时优先采用环境温度和环境压强条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室温反应都优于需要加热的工艺。

第七至第九项原则涉及材料来源与反应策略。使用可再生原料提倡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时,优先选用可再生的原料,而非会逐渐耗竭的原料。减少衍生化主张避免不必要的保护基和临时性化学修饰,因为它们的引入和去除会消耗试剂并产生废物。催化提倡优先使用催化试剂,而非化学计量试剂。催化剂可以反复参与反应循环,而化学计量试剂则按产物生成量成比例地被消耗。不过,催化剂的制备、回收及毒性仍需评估。

最后三项原则将预防理念延伸至产品归趋、过程监测和事故风险。可降解设计旨在使产品在完成其用途后分解为无害物质,而不是长期残留于环境中。用于污染预防的实时分析提倡通过监测,在有害物质的生成造成问题之前就加以发现和控制。用于事故预防的本质安全化学提倡选择能够降低泄漏、火灾和爆炸风险的物质及物理形态。这些原则共同将分子性质与制造和处置联系起来,同时为根据具体应用判断耐久性、可回收性、安全性和性能留出了空间。

材料效率与环境绩效的量化

传统的合成评价往往侧重于收率,即实际获得的目标产物量与理论产量之比。收率不可或缺,但它无法反映全部物料投入及其相关危害。收率达到95%的反应,仍可能使用大量溶剂、需要反复萃取,或消耗过量试剂。因此,绿色化学将收率与描述物料衡算不同方面的指标结合使用。

原子经济性根据配平的化学方程式计算:

Atom economy=molar mass of desired product∑stoichiometric molar masses of reactants×100%.\text{Atom economy}= \frac{\text{molar mass of desired product}} {\sum \text{stoichiometric molar masses of reactants}} \times 100\%.

分母按化学计量比例计入反应物,不包括不参与净反应的催化剂或溶剂。在加成反应中,如果所有反应物的原子都进入同一种产物,理论原子经济性可达100%。必然生成盐或其他联产品的反应,其原子经济性通常较低。原子经济性描述的是反应在化学计量层面固有的潜力,并不考虑转化不完全、试剂过量、溶剂消耗或纯化损失。

E因子衡量每单位质量的分离所得产物所产生的废物质量:

E=mwastemproduct.E=\frac{m_{\text{waste}}}{m_{\text{product}}}.

E因子为10,意味着每生产1千克产物,就会产生10千克计入统计的废物。工艺质量强度(PMI)则衡量每单位质量产物所需的物料总投入:

PMI=mtotal inputsmproduct.\mathrm{PMI}=\frac{m_{\text{total inputs}}}{m_{\text{product}}}.

当两个指标采用相同的系统边界、将所有非产物物料归类为废物,且物料衡算闭合时,PMI=E+1\mathrm{PMI}=E+1。不过,已发表的结果并不一定能直接比较。计算时可能计入水,也可能不计入;对回收溶剂的处理方式可能不同;上游制造过程也可能不在计算范围内。因此,报告需要明确说明核算规则。

质量指标无法区分1千克危害相对较低的物质与1千克具有高毒性或持久性的物质。危害评估则补充了有关易燃性、急性和慢性毒性、环境持久性以及生物蓄积潜力等性质的信息。能源使用、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消耗和土地占用还需要其他指标来衡量。任何单一的质量指标都无法涵盖所有这些影响。

公平的比较还取决于所提供的功能。对于溶剂,按每次萃取或清洗操作进行比较,可能比按千克比较更有意义。对于涂层,耐久性和保护面积都是重要因素。生命周期评价采用明确界定的功能单位和系统边界,比较生产、使用及寿命终结等相互衔接阶段的环境负荷。它可以揭示环境负荷的转移,例如,某种更清洁的工厂工艺却依赖生产能耗更高的原料。数值结果仍受清单数据质量、分配方法、地理背景以及回收或处置假设的制约。

催化与合成路线的重新设计

催化是实现更绿色合成的重要途径,因为它可以提高选择性并减少试剂消耗。催化剂提供一条具有不同动力学能垒的反应路径,并在催化循环中再生。它不会改变反应的整体化学平衡,但能使有用的反应路径以切实可行的速率进行。即使反应的理论原子经济性不变,更高的选择性也能减少副产物、简化纯化过程并节约物料。

均相催化剂与反应物处于同一相中,可通过金属中心及其周围的配体实现精确调控。多相催化剂则处于独立的相中,通常是与液态或气态反应物接触的固体,可能更容易保留在反应器内或从产物中分离出来。这两类催化剂都不一定天然更环保。可溶性催化剂可能在极低用量下就能发挥作用,而固体催化剂的再生可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金属浸出、催化剂寿命、载体制造和回收都会影响其表现。

催化加氢说明了比较完整反应体系的重要性。向不饱和化合物中加入氢,可以使所有反应物原子都进入产物,并可能替代会产生化学计量量无机废物的还原反应。然而,氢气供应、承压设备、易燃性以及催化剂制造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样,使用氧或过氧化氢作氧化剂,可以避免某些传统金属类氧化剂所带来的废物,但选择性和对氧化反应的安全控制至关重要。

生物催化利用分离出的酶或完整细胞进行化学转化。酶能够区分结构十分相近的底物,并生成特定的对映异构体,从而减少分离不需要的立体异构体的需求。酶通常在温和温度下的水相介质中发挥作用,但有些酶需要有机溶剂、辅因子或受到严格控制的条件。蛋白质工程可以改变酶可接受的底物范围、活性和稳定性。不过,评估完整工艺时,仍须考虑酶的生产、辅因子循环利用、底物浓度以及产物分离。

合成路线设计不仅仅是为现有步骤选择催化剂。更短的路线可以省去中间体分离、溶剂置换以及保护基相关操作。在同一容器中合并多步转化,可以减少操作和废物,但前提是杂质不会积累或影响安全。电化学可以用电流替代某些化学氧化剂或还原剂,而光化学方法则可以实现由光引发的转化。这些方法的环境优势取决于电极材料、支持电解质、电能利用效率、光的穿透能力以及电力供应等因素。关键问题是,重新设计的路线是否改善了整个工艺,而不是它是否采用了某种时髦技术。

溶剂、能源与过程工程

在精细化学品和药品生产中,溶剂往往占物料用量的很大一部分。溶剂用于溶解反应物、调节黏度、传递热量,以及实现萃取、结晶和清洗。由于这些功能会影响反应速率、选择性和纯化效果,替换溶剂并不只是选择一种危害标签更为温和的液体。如果替代溶剂的所需用量大得多,或需要反复纯化,反而可能增加总体负担。

溶剂选择指南通常会比较健康危害、易燃性、环境影响和实际使用性能。乙醇、乙酸乙酯或某些醚类等替代溶剂,在特定应用中可能更为合适,但没有哪一种在所有情况下都无害。水不可燃,可用于酶促反应及其他有用的化学转化,但水性混合物可能难以分离,并可能带来繁重的废水处理需求。决定废物流环境影响的往往是溶质,而不是水本身。

一些不太常规的介质可为特定应用提供选择。超临界二氧化碳可用作萃取或加工介质,并可通过降压去除。其临界温度相对较低,对热敏性物质可能有利,但评估时也必须计入压缩设备和能源消耗。离子液体的蒸气压低,可以减少蒸发排放,但挥发性低并不意味着毒性低或易于生物降解。不同离子液体的合成方式、环境归趋和回收要求差异很大。无溶剂加工可以完全避免使用液体介质,不过混合、散热和物料输送可能变得更加困难。

能源需求往往来自反应本身以外的环节。反应器的加热与冷却、水的蒸发、制冷系统的运行以及混合物的分离,都可能在工艺能量衡算中占据主导地位。蒸馏效果良好且应用广泛,但反复汽化可能需要大量热。在适宜的体系中,膜分离、吸附、结晶或集成分离方法可以降低能耗。工艺物流之间的热回收也能在不改变基本化学过程的情况下提高效率。

流动化学使反应物连续流经反应器,而不是在间歇式反应容器中处理整批投料。微小通道可以改善传热和混合,使停留时间可控,并限制任一时刻存在的不稳定物料量。这些特点有助于开展在较大规模间歇操作中难以控制的反应。然而,流动工艺并不天然更安全或更绿色:堵塞、积垢、泵送需求、低浓度运行,以及开停车时产生的废物,都必须纳入考虑。过程工程将实验室中前景良好的化学转化,落实为实际运行条件下可靠的物料与能量衡算。

可再生原料与碳资源

可再生原料可通过生物过程或其他自然过程,在与其使用相适应的时间尺度内得到补充。重要的化工资源包括糖类、植物油、纤维素和木质素。它们的结构与石油基原料不同:生物质通常含有大量氧元素,并包含复杂多样的官能团。当所需产品富含氧时,这种组成可能有利;但当目标产品类似于烃类燃料或石化中间体时,则可能需要额外的加工步骤。

糖类可通过发酵转化为乙醇、乳酸及其他基础化工原料,再通过后续化学反应制成溶剂、单体和材料。纤维素的资源储量巨大,但其有序结构以及与其他植物组分的结合,使其难以被有效利用。预处理和水解可以释放出可发酵糖,但也会消耗化学品和能源,或产生抑制发酵的化合物。木质素含有芳香结构,有望用于生产高价值化学品,但其化学键类型多样,且容易发生缩合,因此难以实现选择性转化。

可再生并不等于环境影响更低。农业生产可能涉及施肥、灌溉、农药使用、土地用途转变,以及与土壤和能源使用有关的排放。与粮食生产的竞争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取决于所用原料和生产体系。农业剩余物、林业剩余物和工业副产物可能减轻部分压力,但移除这些剩余物会影响土壤碳和养分。即便某种原料被归类为废物,也仍需将收集、运输、预处理及其他竞争性用途纳入考量。

二氧化碳是另一种潜在的碳源,但其化学稳定性带来了限制。将其转化为还原程度更高的化合物,通常需要能量和还原剂。如果使用氢气,制氢方式就会显著影响其环境表现。某些转化,例如将二氧化碳引入某些碳酸酯的反应,所需的还原程度低于将其转化为燃料。二氧化碳的消耗量并不等于避免的排放量:捕集、纯化、转化、产品寿命以及寿命终结时的释放都必须考虑在内。

现有材料的循环利用可以与可再生原料形成互补。机械回收保留了材料原有分子结构的大部分,而化学回收则通过化学反应将其转化为单体或其他物质。污染、混杂的配方、降解和分离成本都可能制约这两种途径。绿色化学可以通过产品设计、选择性解聚,以及提高添加剂与回收工艺的相容性,来改善材料的可回收性。然而,反复循环并不能消除对能源或新投入物的需求;声称实现闭环循环,也需要收集率、回收产率和回收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证据支持。

更安全的产品与环境归趋

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品,首先要明确它必须发挥的功能。溶剂必须能够溶解特定物质;染料必须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光;表面活性剂必须能够在界面上发挥作用。这些有用的性质源于分子的结构特征,而这些特征也可能影响毒性、持久性或生物摄取。绿色化学力求将有用的性能与不良效应分离,而不只是减少制造过程中有害物质的释放量。

毒理学研究不良效应及其与暴露之间的关系。相关评价终点包括急性毒性、刺激性、致敏性、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以及对特定器官或生物系统的损伤。危害性描述的是造成损害的能力;风险则既取决于危害性,也取决于暴露情况。减少暴露仍是化学品管理的重要环节,但绿色化学尤其注重降低化学品的内在危害性,使安全防护不必过度依赖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严密封闭与控制。

化学品在环境中的行为也取决于分子结构。挥发性影响物质向空气中的转移,溶解度影响其在水中的迁移,而分配行为则影响其与土壤、沉积物和生物组织的结合。抵抗化学或生物转化的能力可能使物质在释放后长期存在。某些物质或转化产物可能在生物体内积累,或沿食物网传递。预测这些过程,不能仅凭某一项物理性质:环境条件、代谢过程以及降解产物的具体种类都很重要。

可降解性设计通过引入某些化学键或结构特征,使物质能够在相应条件下分解。例如,酯键可以发生水解,但水解速率取决于其周围的分子结构、温度、酸碱度,以及水或酶能否接触到这些键。在工业堆肥设施中能够降解的材料,在海水或填埋场中却可能基本保持完整。碎裂成更小的碎片并不等于完全生物降解,原有化合物的消失也不能证明所有转化产物都无害。

耐久性与可降解性也可能相互冲突。建筑材料、电气绝缘材料和防护涂层可能需要较长的使用寿命,而用于分散性用途的化学品,在使用后迅速分解则可能更为有利。因此,产品设计需要关注预期的暴露环境,以及产品寿命终结后的处理体系。如果仅仅因为某种替代物研究较少,就用它来取代受限物质,可能导致“令人遗憾的替代”:看似有所改进,后来却发现替代物具有类似的危害。比较评估会综合考虑功能、危害性、潜在暴露、制造过程的影响以及数据缺口,而不是把缺乏证据当作安全的证据。

工业实例与规模放大

绿色化学在工业上的重要性,最鲜明地体现在对整条生产路线的改进上。一个广为引用的例子是于1992年实现商业化的布洛芬BHC工艺。该工艺以三步催化过程取代了原有的六步路线,并于1997年获得美国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这条路线采用催化酰化、加氢和羰基化反应。与原有路线相比,其更高的原子经济性以及工艺物料的回收利用减少了废物产生。同时,工艺中仍使用氟化氢,这也说明整体表现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所有危险物质。

制药领域的一个例子是默克与Codexis共同开发、于2010年报道的西格列汀酶法生产工艺。经过改造的转氨酶将酮类前体转化为所需的手性胺,取代了铑催化的不对称加氢步骤。研究人员通过定向进化,使酶能够接受起始酶难以转化的底物,并能在符合实际生产要求的条件下运行。这一实例表明,生物技术与工艺化学可以协同提高立体选择性,避免采用金属催化的高压操作,并简化生产。其意义在于重新设计了工艺,而不是基于所有酶促反应都天然更优的假设。

过氧化氢法制环氧丙烷,通常称为HPPO工艺,体现了氧化剂及联产品构成的改变。该工艺以含钛沸石为催化剂,使丙烯与过氧化氢反应,水是环氧化反应按化学计量生成的联产品。巴斯夫与陶氏位于安特卫普的商业化工厂于2008年投产。与某些成熟的环氧丙烷生产路线不同,HPPO无需大量联产某种有机产品,因而不必协调这种联产品的市场需求与环氧丙烷的需求。对该工艺的评价仍须涵盖过氧化氢的生产、溶剂循环利用、催化剂性能和能源消耗。

一项工艺要获得工业应用,不能仅仅在实验室烧瓶中证明反应可行。生产路线必须保证稳定的纯度、可靠的产能、可控的杂质组成与含量,以及可接受的设备相容性。药品生产还要求对产品质量实施经过验证的控制。某种催化剂即使在一次试验中表现良好,如果其活性在不同批次间波动,或其痕量残留难以去除,也可能不适用。结晶和分离操作往往决定了一项名义上高效的反应,能否成为真正高效的生产工艺。

规模也会改变工艺的安全性与环境表现。产热量随反应体积增大而增加,而散热能力则取决于设备的几何形状和传热面积。在小规模下容易控制的反应,放大后可能出现危险的温度骤升。混合、气液传质和固体物料处理都可能改变选择性与废物产生量。因此,工业绿色化学将分子层面的创新与反应工程、危险分析、溶剂回收和可靠的过程控制结合起来,而不是将实验室收率视为衡量成功的最终标准。

评估、治理与研究挑战

绿色化学并非单一的监管类别,也不存在一个普遍认可的数值阈值,可以据此判定某种产品或工艺是否绿色。相关宣称必须明确比较对象和范围:相较于哪种替代方案危害更小,在何种边界内排放更低,或以何种功能单位计产生的废物更少。一项工艺可以得到显著改进,却仍然并非无害;不同替代方案也可能各自在不同指标上表现领先。因此,透明报告是开展可信评估的关键。

监管可以创造对更安全替代方案的需求,但其作用不同于绿色化学本身。欧洲联盟的 REACH 法规于2007年生效,确立了有关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的要求。化学品法律和劳动者保护要求规定了必须履行的义务;绿色化学则提供重新设计的方法,可能有助于达到甚至超越这些要求。一种材料符合现行规定,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现有选择中危害最小或影响最低的方案。

教育和研究实践会影响哪些改进能够实现。教学若将反应机理与物料衡算、危害信息及纯化要求相结合,就能揭示仅看收率时容易忽略的局限。实验室实验可以通过重新设计来减少用量、避免使用危害特别大的试剂,或测量溶剂消耗量。与工业界合作有助于识别小规模研究中未涉及的制约因素,包括对杂质的容忍度、催化剂供应、回收性能,以及长期连续运行带来的影响。

数据可获得性仍是一大障碍。环境清单可能缺少涉及商业机密的制造信息,而不同物质和毒性终点的数据完备程度也参差不齐。计算模型可以估算性质并确定测试的优先顺序,但其适用性取决于构建模型时所采用的化学结构和数据。机器学习能够辅助反应优化、催化剂发现和性质预测,但主要以收率数据训练的模型,无法独立判定某个方案在环境表现上更优。优化需要明确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以体现安全性、资源消耗、产品质量和不确定性。

若干研究问题将这一领域的分子层面与系统层面联系起来,包括混合废物流的选择性转化、基于丰产元素的催化剂、低能耗分离、降解产物的可靠预测,以及兼具长使用寿命与可回收性的材料。新兴工艺还带来了关键矿产需求、电力或氢气来源等问题。解答这些问题需要开展跨尺度比较,范围从分子结构和反应动力学延伸到供应链、基础设施及产品寿命终结时的实际处置条件,同时避免让某一测量类别上的改善掩盖另一类别上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