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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drag-force

阻力

阻力是流体作用力中与相对运动方向相反的分量,源于表面应力及流体中的动量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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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压强黏度动量热量密度雷诺数浮力阻力

阻力是流体对物体施加的力中,与指定的相对运动方向相反的分量。物体在气体或液体中运动、流体绕静止物体流动,以及流体内部不同部分之间发生相对运动时,都会产生阻力。车辆受到的空气阻力和游泳动物受到的水阻力都是常见的例子。阻力对颗粒沉降、飞机性能、船舶推进、结构所承受的风荷载,以及高层大气中卫星轨道的逐渐衰减都有重要影响。

阻力源于物体表面的压强分布和黏性应力分布。其大小取决于物体的尺寸、形状、朝向和表面状况,也取决于流体的性质及流动特征。虽然阻力常用包含速度和阻力系数的简单公式表示,但它涉及多种不同机制,包括表面摩擦、流动分离、升力诱导效应和波的产生。要预测阻力,就需要将物体表面尺度上的过程与周围流体的运动和动量联系起来。

物理定义与动量传递

在均匀来流中,阻力是流体总作用力中平行于来流方向的分量;升力则是垂直于来流方向的分量。对于在原本静止的流体中运动的物体,阻力通常与物体相对于流体的速度方向相反。这两种描述在变换参考系后是等价的。对于剪切流或快速加速的流动等更复杂的情况,必须明确指定参考方向:流体总作用力不一定与物体的瞬时速度方向相反。

在连续介质尺度上,对流体应力沿不透流体物体的湿表面进行积分,即可得到物体所受的力。如果 n\mathbf n 从物体表面向外指向流体,则流体施加的力为

F=∫S(−pn+τ⋅n) dS,\mathbf F=\int_S\left(-p\mathbf n+\boldsymbol{\tau}\cdot\mathbf n\right)\,dS,

其中,pp 为压强,τ\boldsymbol{\tau} 为黏性应力张量。将这一表达式投影到选定的阻力方向上,即可得到阻力。压强产生的作用力垂直于各个面元;黏性应力产生的作用力则既可以有切向分量,也可以有法向分量。对于不可压缩牛顿流体的流动,黏性应力与局部速度梯度成正比,比例系数为动力黏度 μ\mu。

同一个力也可以通过动量守恒来理解。物体改变了周围流体所携带的动量,相应的反作用力则作用在物体上。对于定常流动中的静止物体,其下游尾流沿流向的动量通常小于未受扰动的来流。对压强和侧向动量通量作适当修正后,就可以利用这种动量亏损来计算阻力。因此,尾流测量不仅是一种流动可视化手段,还能用于定量测定作用力。

阻力与能量传递密切相关,但力与耗散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如果物体以速率 UU 穿过静止流体,受到大小为 DD 的阻力,那么维持这一运动所需的机械功率为

P=DU.P=DU.

这些功率所对应的能量起初可能转化为有序的流体运动、湍流、表面波或声波,最终大部分转化为热。对于流动中固定不动的障碍物,由于其自身没有运动,因此并不做机械功;维持流动的能量来自压差、泵、重力或其他外部来源。

将作用力分为压强贡献和黏性贡献,有助于分别核算,但两者在动力学上相互耦合。黏度能够改变表面附近薄层区域内的流动,改变流动分离的位置,从而使整个物体的压差阻力发生显著变化。

阻力系数与相似参数

在许多工程流动问题中,阻力写为

D=12ρU2CDA,D=\frac12\rho U^2 C_D A,

其中,ρ\rho 为流体密度,UU 为指定的相对速度,AA 为参考面积,CDC_D 为阻力系数。12ρU2\tfrac12\rho U^2 称为动压。这个表达式定义了 CDC_D,并不意味着阻力总是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如果阻力系数随速度变化,阻力与速度之间就会呈现不同的关系。

参考面积的选取惯例很重要。汽车和球体通常采用迎风投影面积,飞机通常采用机翼平面面积,而船舶阻力系数往往采用湿表面积。因此,如果不知道所用的参考面积和运行条件,直接比较两个阻力系数的数值并无实际意义。在许多道路车辆的比较中,乘积 CDAC_DA(称为阻力面积)比单独的 CDC_D 更能直接说明问题。

对于刚体周围的不可压缩流动,最主要的相似参数是雷诺数:

Re=ρULμ=ULν,\mathrm{Re}=\frac{\rho UL}{\mu}=\frac{UL}{\nu},

其中,LL 为特征长度,ν=μ/ρ\nu=\mu/\rho 为运动黏度。雷诺数衡量惯性效应与黏性效应的相对重要程度。雷诺数很低时,球体所受的阻力与速度成正比。雷诺数较高时,尾流形成、边界层转捩和流动分离都可能改变阻力系数以及阻力随速度变化的规律。给出雷诺数时,必须同时说明所采用的特征长度:球体直径、机翼弦长和船长代表着不同的物理尺度。

当涉及其他机制时,另一些无量纲参数也会变得重要。马赫数 M=U/aM=U/a 将流速与当地声速进行比较,决定了可压缩性效应的强弱。弗劳德数 Fr=U/gL\mathrm{Fr}=U/\sqrt{gL} 表征与重力有关的自由表面效应,尤其是船行波。表面相对粗糙度 ks/Lk_s/L 可以改变壁面摩擦和转捩。对于稀薄气体中的微小颗粒,克努森数,即分子平均自由程与物体尺寸之比,决定了连续介质假设和无滑移假设是否仍然适用。

这些参数既说明了缩尺模型的用途,也揭示了它的局限。几何相似的模型只有在起支配作用的无量纲条件得到充分匹配时,才能再现原型的行为。在普通水池中,使船模与实船的弗劳德数相同,通常并不能同时使两者的雷诺数也相同。因此,预测阻力时,必须将缩放规律不同的效应分开处理。

一个计算示例可以说明空气阻力在实际中的量级。当 ρ=1.2 kg m−3\rho=1.2\ \mathrm{kg\,m^{-3}}、U=30 m s−1U=30\ \mathrm{m\,s^{-1}}、CDA=0.60 m2C_DA=0.60\ \mathrm{m^2} 时,阻力为 324 N324\ \mathrm N,克服空气阻力所需的功率约为 9.7 kW9.7\ \mathrm{kW}。如果阻力系数保持不变,速度加倍会使阻力增至四倍,所需功率增至八倍。

蠕动流、颗粒沉降与终端速率

当雷诺数远小于 1 时,黏性应力占主导,流体惯性作用相对较弱。这种流动状态称为蠕动流或斯托克斯流。对于半径为 aa 的刚性球体,若其表面满足无滑移条件,并在无界、不可压缩的牛顿流体中做匀速平移,则所受阻力为

D=6πμaU.D=6\pi\mu aU.

乔治·加布里埃尔·斯托克斯于 1851 年推导出了这一结果。以球体直径 d=2ad=2a 表示时,相应的阻力系数为

CD=24Re,Re=ρUdμ.C_D=\frac{24}{\mathrm{Re}}, \qquad \mathrm{Re}=\frac{\rho Ud}{\mu}.

CDC_D 与雷诺数成反比,因此这一结果与阻力系数的一般定义完全一致:将其代入后,得到的阻力与 UU 成正比,而不是与 U2U^2 成正比。

斯托克斯流说明,不能简单地将压差阻力等同于惯性阻力。对于理想斯托克斯流中的球体,总阻力的三分之一来自压力,三分之二来自黏性剪切力。这两部分都与黏度和速率成正比。即使忽略流体惯性,仍需通过压力来满足不可压缩性约束并改变流动方向。在这些假设下,控制方程是线性的,因此可以运用叠加原理,这也是许多颗粒相互作用计算的基础。

当向下的重力与向上的浮力及阻力平衡时,沉降球体便达到终端速度。在斯托克斯流动状态下,其终端速率为

Ut=(ρp−ρf)gd218μ,U_t=\frac{(\rho_p-\rho_f)gd^2}{18\mu},

其中,ρp\rho_p 和 ρf\rho_f 分别为颗粒密度和流体密度。该公式解释了缓慢沉降为何强烈依赖于颗粒尺寸: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直径增至两倍,终端速率便增至四倍,前提是两种颗粒都仍处于低雷诺数流动状态。该公式用于沉降分析、颗粒表征,以及对微小液滴或悬浮固体的描述。

这些假设也带来了重要的适用限制。邻近壁面会增大阻力,因此,球体在狭窄管道中的沉降行为与在无界流体中不同。高浓度悬浮液中会出现集体相互作用和受阻沉降。非球形颗粒则需要采用随取向变化的阻力系数。洁净液滴和气泡的界面可能具有流动性,内部也可能发生环流,因此其阻力不同于刚性球体;表面活性污染物则可能抑制这种界面流动性。

对于空气中足够小的颗粒,气体分子已无法维持通常的无滑移边界条件。此时,滑移修正会使阻力低于未经修正的斯托克斯公式预测值。在更小的尺度或更低的气体密度下,则需要从分子层面进行描述。

颗粒运动还会因布朗运动而发生涨落。对于稀悬浮体系中、与无界流体处于热平衡的球形颗粒,斯托克斯–爱因斯坦关系将平移扩散系数 D\mathcal D 与同一黏性阻力联系起来:

D=kBT6πμa.\mathcal D=\frac{k_{\mathrm B}T}{6\pi\mu a}.

因此,在连续介质假设适用的条件下,描述颗粒对外加运动所受阻力的系数,也决定了热运动驱动的扩散尺度。

边界层、流动分离与钝体阻力

在高雷诺数条件下,除物体表面附近的区域外,大部分流体的运动可近似视为不受黏性影响。然而,无滑移条件要求普通固体表面处的流体速度与该表面的速度一致。从这一速度到外部流动速度的过渡发生在边界层内。在这里,强烈的速度梯度使黏性效应仍然十分重要,尽管整体雷诺数很大。

表面摩擦阻力是壁面剪切应力沿流向的贡献。对于与均匀来流平行的光滑平板,在不可压缩、零压力梯度的层流边界层条件下,布拉休斯解给出的平均表面摩擦系数为

C‾f=1.328ReL,\overline C_f=\frac{1.328}{\sqrt{\mathrm{Re}_L}},

其中,参考面积取平板单侧的湿表面积,ReL\mathrm{Re}_L 则以平板长度为特征长度。这一结果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光滑物体的通用公式:压力梯度、前缘几何形状、粗糙度以及转捩都会改变边界层。

湍流边界层比层流边界层更有效地将动量输送至壁面,因此在相近条件下通常会产生更大的壁面剪切应力。与此同时,这种更强的动量输运也有助于近壁流体抵抗逆压梯度,即压力沿流动方向升高的情况。当近壁流体损失了足够多的下游方向动量时,边界层便可能从表面分离。分离会形成回流区,并且往往产生宽阔的尾流,使物体背部的基底压力降低。

由此便产生了流线型物体与钝体之间的根本区别。流线型物体的形状旨在使流动在其大部分表面上保持附着,从而降低压差阻力,即使其湿表面积可能相当大。钝体则通常会出现大范围的流动分离和显著的压差阻力,例如横向来流中的圆柱体。如果缩短物体或减小其表面积后的形状产生了更大的分离尾流,那么总阻力并不一定会降低。

球体的阻力危机是一个尤为显著的例子。在亚临界区间的一部分范围内,光滑球体的阻力系数通常约为 0.40.4–0.50.5。当雷诺数达到几十万时,边界层转捩可能推迟分离,使阻力急剧下降。转捩发生的具体条件取决于表面粗糙度和来流湍流度。高尔夫球表面的凹坑正是利用了这一机制:凹坑虽然会增加局部表面摩擦,却能通过改变分离情况和尾流压力来降低总阻力。

因此,表面光滑、层流和低阻力并不是同一回事。在表面摩擦占主导时,光滑表面十分有益;但在特定流动状态下,经过精心设计的粗糙表面反而能降低以压差阻力为主的总阻力。要作出恰当判断,必须考察完整的流场,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表面摩擦。

升致阻力、可压缩性与波的产生

有些阻力机制源于远远超出物体近表面区域的流动结构。有限翼展的机翼通过改变周围空气的动量来产生升力。由于翼展有限,机翼的尾涡系统会产生下洗。这会改变局部相对气流的方向,使气动力具有一个向后的分量,通常称为诱导阻力。

对于近似平面的机翼,在一种常用的有限翼模型中,

CDi=CL2πe AR,C_{D_i}=\frac{C_L^2}{\pi e\,\mathrm{AR}},

其中,CLC_L 为升力系数,AR=b2/S\mathrm{AR}=b^2/S 为展弦比,bb 为翼展,SS 为机翼面积,ee 表征展向载荷分布偏离理想分布的程度。这个表达式在其所依据的升力线近似的假设范围内最为适用。在升力和动压给定时,增大翼展通常能减小诱导阻力,但结构质量、柔性和运行条件等因素限制了实际可采用的翼展。

在重量固定的稳定平飞中,诱导阻力通常随速度增大而减小,而与升力无关的阻力中,有很大一部分随速度增大而增大。简化的阻力极曲线

CD=CD0+kCL2,C_D=C_{D0}+kC_L^2,

描述了有限运行范围内这两种趋势的相互制约。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飞机的最小阻力速度与最小需用功率速度并不相同,而不是速度越低效率就越高。在速度很低时,较大的升力系数以及最终出现的气流分离会使这一简单模型失效。

可压缩性会引入额外的阻力机制。在接近跨声速状态时,即使自由来流仍为亚声速,物体周围的部分气流也可能达到超声速。此时可能形成激波,改变压力分布,有时还会引起边界层分离。在这一状态范围内,波阻可能急剧增大。后掠翼、较薄的翼型,以及通过设计截面积分布来缓和沿流向的截面积变化,都是控制这些效应的成熟方法。

液体中也会出现波阻,但其恢复机制不同。船舶在自由液面附近航行时,会产生将能量带走的重力波。其兴波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弗劳德数和船体几何形状。船体不同部位产生的波相互干涉,可使阻力随速度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仅凭几何相似和雷诺数匹配,并不能完整表征船舶阻力。

这些阻力类别并不总能在物理意义上以唯一的方式严格相加。激波可以改变分离状态,升力可以影响边界层的发展,自由液面也可以改变产生其他阻力分量的压力分布。工程上的阻力分解是有用的模型,但测得的总作用力来自同一个相互耦合的流场。

非定常运动、涡脱落与复杂流体

当物体或周围流体迅速加速时,通常的定常阻力公式就不再完备。一部分力与附近流体的加速有关,这种效应用附加质量来描述。对于无界、不可压缩、无黏流体中的球体,附加质量等于所排开流体质量的一半。即使在不存在定常黏性阻力的理想化流动中,这种惯性力也可能存在,这说明不能将流体作用力的每个分量都一概称为阻力。

在黏性非定常流动中,作用力还可能取决于相对运动的历史。在低雷诺数假设下,小球表面产生的涡量会随时间向周围流体扩散,由此产生一个历史项。因此,当前的作用力不仅取决于此刻的速度和加速度,还取决于此前运动状态的变化。用于振荡流、状态快速变化的悬浮体系以及泥沙输运的颗粒模型,除了定常阻力外,可能还需要计入这些作用。

即使来流和物体位置保持不变,流动分离形成的尾流本身也可能随时间变化。在理想化的低扰动条件下,圆柱后方的交替涡脱落大约从雷诺数为 47 时开始出现。在更高的雷诺数下,涡街可产生周期性的横向力和脉动阻力。其特征频率通常用斯特劳哈尔数表示:

St=fLU.\mathrm{St}=\frac{fL}{U}.

对于圆柱,在相当广泛的实际工况下,该数值接近 0.20.2,但这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值。

当涡脱落与结构运动耦合时,可能发生涡激振动。在一定的流速范围内,涡脱落频率可能与运动结构的振动频率同步,这种现象称为锁定。海洋立管、缆索、桥梁构件和换热器管束都是重要的工程实例。仅凭平均阻力不足以对它们进行分析,因为脉动力和疲劳载荷可能对其性能起决定性作用。

流体的本构行为是复杂性的另一个来源。对于牛顿流体,剪切应力与剪切速率成正比;在给定的热力学条件下,其黏度与剪切速率无关。相比之下,聚合物溶液、浆液、膏体以及许多生物流体可能表现出剪切变稀、剪切增稠、黏弹性或屈服应力特性。物体在这些介质中运动时所受的阻力,可能无法通过在牛顿流体的关联式中代入一个恒定黏度值来描述。

柔性物体和生物体还会随载荷改变自身形状。叶片可以顺着水流或气流排列,水生植被可以弯曲,游泳动物则可以主动控制体表运动和尾流结构。因此,它们的阻力随速度变化,部分原因在于几何形状发生了改变。在这些情况下,阻力是流体与结构耦合的问题,而不再只是固定形状所具有的特性。

实验测量与数值预测

直接测量阻力通常使用与试验对象相连的测力天平。风洞、拖曳水池和水槽提供受控的来流,内置或外置天平则测出相应的力分量。要获得可靠的测量结果,仅有灵敏的传感器还不够:支撑干扰、洞壁效应、阻塞效应、流动不均匀性、振动以及天平各测量通道之间的串扰,都可能改变测量结果或影响对结果的解读。

校准用于建立仪器响应与所施加力之间的关系,但不能消除所有实验偏差。即使扣除了模型支撑装置本身所受的力,支撑装置仍可能扰动流场。受限的试验段可能使模型周围的流动加速,或改变其尾流。表面粗糙度和转捩位置也必须与预期工况相符。因此,报告结果时应同时给出运行工况、系数定义、修正方法和测量不确定度。

间接方法根据流场或物体的运动推算阻力。尾流测量利用动量平衡,有时还辅以压力测量。对表面测压孔测得的压力进行积分,可以估算压力产生的力;壁面剪切应力测量技术则用于确定表面摩擦力。自由飞行或滑行减速试验在计入其他力的影响后,根据测得的减速度推算阻力。对于船舶,拖曳试验可测得指定速度下的总阻力,但将结果外推至实船尺度时,需要考虑雷诺数效应和自由液面效应。

计算流体力学通过求解流动控制方程的近似形式,并对计算得到的物体表面上的压力和黏性应力进行积分,来预测阻力。雷诺平均方法对湍流作用于平均流动的影响进行建模,广泛应用于工程设计。大涡模拟直接解析较大尺度的湍流运动,同时对较小尺度的运动进行建模。直接数值模拟则解析所有在动力学上起作用的湍流尺度,但对于许多实际尺度、高雷诺数的应用,其计算成本高得难以承受。

阻力是一项对数值计算要求很高的量,因为壁面剪切应力、分离位置或底部压力中相对较小的误差,就可能显著改变积分得到的力。仅有精确的几何形状还不够。网格分辨率、近壁处理、湍流与转捩模型、计算域大小、边界条件以及时间平均,都会影响预测结果。尾流在视觉上看似合理,并不能证明力的计算准确。

数值验证与有效性确认针对的是不同的问题。数值验证考察数学模型是否得到正确求解,包括检查离散化误差和收敛误差。有效性确认则将预测结果与目标流动范围内的物理观测进行比较。两个采用相似假设的模拟即使结果一致,也不等同于经过独立实验的确认。对于涉及微小阻力差异的设计决策,差值的不确定度可能与两个绝对结果各自的不确定度同样重要。

在工程、环境和生物中的作用

在交通运输中,维持速度所需的功率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阻力。道路车辆的外形设计需要兼顾尾部气流分离、车底流动、车轮尾流、冷却气流以及侧风下的表现。减小迎风面积或阻力系数可以降低克服空气阻力所需的功率,但这些改动必须同时满足乘坐空间、稳定性、视野和热管理等方面的要求。空气阻力不同于轮胎滚动阻力和传动系统损耗,后两者有各自不同的产生机制。

飞机设计需要在阻力与升力、结构要求、有效载荷及运行条件之间取得平衡。细长的机翼可能降低诱导阻力,却会提高对结构的要求;较厚的机翼可以容纳结构部件和燃油,但也会改变可压缩性效应和翼型阻力。船舶则需要在表面摩擦阻力、黏性压差阻力、兴波阻力和附体效应之间作出不同的权衡。船体表面的污损会改变粗糙度,并可能增大维持给定航速所需的功率。

阻力也可以被有意增大。降落伞使下降载荷推动空气,形成宽阔且存在动量亏损的尾流,从而降低下降速度。空气制动器和减速伞通过周围的流动耗散运载工具的动能。阻力型风力机从流体运动中提取可用的机械功率,不过许多高性能涡轮机主要依靠升力工作。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阻力都是预期工作过程的一部分,而不只是需要尽量减小的损失。

在环境流动中,阻力调节运动的空气或水与粗糙表面、植物、建筑物和泥沙颗粒之间的动量交换。植被可以减缓洪水流速,同时也会改变局部湍流和泥沙沉积。颗粒沉降影响水体的清澈程度,以及河流或海洋中悬浮物的输运。颗粒能否保持悬浮,不仅取决于其沉降时受到的阻力,也取决于湍流混合和流体的向上运动。

生物运动涉及截然不同的阻力状态。细菌处于低雷诺数环境中,此时黏性力占主导地位;在斯托克斯流动的假设下,往复的形状变化通常无法产生净推进。这一限制称为扇贝定理;旋转的鞭毛和非往复的摆动模式可以避开这一限制。大型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则处于高得多的雷诺数条件下,此时惯性、边界层、身体形状及尾流结构成为关键因素。

卫星展示了阻力在一种截然不同环境中的应用。即使是稀薄的高层地球大气层,也会对近地轨道上的航天器施加阻力。由此造成的轨道能量损失通常会使轨道降低。大气密度随高度和太阳活动而变化,而气体与表面的相互作用以及稀薄气体效应,则使阻力系数变得更加复杂。可展开式阻力帆利用这种阻力来加速轨道衰减,而不是以阻力小到可以忽略为前提。

历史发展与持续研究

早期阻力理论试图将流体作用力与粒子对运动物体的撞击联系起来。艾萨克·牛顿在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研究了阻滞介质,并建立了一些模型,在特定假设下反映了阻力对速度和形状的某些依赖关系。这些方法是重要的先驱,但无法描述真实连续介质流动中完整的压力场、黏性应力和分离尾流。

让·勒朗·达朗贝尔在1752年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核心概念难题:物体周围的定常、不可压缩、无黏、无旋流动,可能给出阻力为零的预测,尽管实验中确实观测到了阻力。这一结果称为达朗贝尔佯谬,不能仅靠假定所有阻力都来自表面摩擦来化解。真实存在的黏性会改变流动结构,并可能形成具有显著压差阻力的分离尾流,即使在薄薄的表面层以外,黏性作用很小,情况也依然如此。

19世纪的研究奠定了相互补充的理论与实验基础。斯托克斯于1851年得出了低雷诺数下球体阻力的结果。威廉·弗劳德在19世纪开展的船模实验,推动了实用阻力试验方法和自由表面流动相似准则的确立。奥斯本·雷诺于1883年进行的管内流动实验,阐明了惯性与黏性之间相对作用的重要性,以及层流与湍流行为的区别。这些进展使人们能够依据主导流动状态,对看似互不相关的阻力测量结果加以归类整理。

路德维希·普朗特于1904年提出的边界层理论,在高雷诺数下近乎无黏的外部流动与表面附近的黏性区域之间建立了关键联系。海因里希·布拉修斯于1908年给出的平板流动解,提供了一个可定量分析的层流实例。弗雷德里克·兰彻斯特和普朗特随后发展了基于涡的有限翼流动描述,阐明了诱导阻力。这些理论并未取代实验,而是提供了用于解释试验结果并将其推广的框架。

当前的阻力研究往往关注多种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寻找某一条尚未发现的力学定律。当表面粗糙度、自由来流湍流、压力梯度和声扰动相互作用时,转捩预测仍然十分困难。分离湍流对建模假设仍然很敏感。柔性表面、多相混合物、稀薄气体和强非牛顿流体又引入了更多尺度以及本构关系方面的不确定性。

正在研究或已在专门场景中应用的减阻方法包括微沟槽、聚合物添加剂、空气润滑、抽吸、柔顺涂层和主动流动控制。每种方法都针对特定机制。微沟槽可以改变近壁湍流运动;合适的稀聚合物溶液可以降低某些内流中的湍流摩擦阻力;空气层可以减少水与表面的接触;抽吸可以推迟转捩或分离。这些方法的净收益取决于耐久性、污染情况、运行范围,以及维持减阻效果所需的能量或设备。因此,在某一组条件下测得的减阻效果,并不是材料或几何形状所固有的普适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