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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生物 / directional-selection

定向选择

定向选择有利于性状取值范围一端的可遗传变异,往往使种群的遗传组成或平均表型发生定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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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表型等位基因适合度(生物学)突变基因流适应稳定选择定向选择

定向选择是自然选择的一种模式:具有某些可遗传变异的个体获得更高的繁殖成功率,从而推动种群朝特定方向发生变化。对于体型或开花时间等连续变异性状,定向选择通常有利于种群现有取值范围中靠近某一端的性状值。如果相关差异能够遗传,种群的平均表型就可能随世代更替而改变。在单个基因座上,定向选择可以提高有利等位基因的频率。选择所偏向的方向取决于环境条件,并不一定会永久持续。

机制

当种群中的变异与适合度差异相关联时,就会发生定向选择。适合度指个体对后续世代的贡献。这些差异可以来自存活、交配成功率、繁殖力,或后代的存活与繁殖。

要区分选择本身与进化响应,需要考虑三个要素:

  1. **变异:**个体之间在某种性状或遗传变异上存在差异。
  2. **繁殖成功率的差异:**某些变异与更大的繁殖贡献相关。
  3. **遗传:**产生这种优势的部分变异能够传递给后代。

选择可以作用于不能遗传的表型差异,但仅有这种选择并不能产生持续的遗传响应。例如,环境改善可能使某些个体既长得更大,又具有更高的繁殖力,却不会使其后代遗传到体型增大的遗传倾向。

定向选择并不是因为生物能够预见未来的需要而发生的。突变和基因重组产生变异时,并不取决于这些变异是否有用;选择则通过不同变异对繁殖结果的影响,改变它们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环境条件改变时,有利变异可能已经存在,也可能通过基因流传入,或由新的突变产生。

由此引起的变化是适应的一种机制,但“有利”始终是相对于特定情境而言的。在某种气候、食物供应状况或捕食压力下受到选择青睐的性状,在另一种条件下可能反而不利。

与其他选择模式的比较

对于数量性状,通常区分以下三种模式,用以描述适合度如何随观测到的性状取值而变化:

模式 性状与适合度的关系 典型结果
定向选择 靠近取值范围某一端的性状值具有更高适合度 均值趋于发生移动
[[stabilizing-selection 稳定化选择]] 中间性状值具有更高适合度
[[disruptive-selection 分裂选择]] 彼此分离的极端性状值比中间值具有更高适合度

这些只是简化的描述,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种群、彼此互斥的规则。适合度与性状之间的关系可以同时包含定向分量和曲线分量。例如,当种群平均体型远离最适体型时,朝向最适体型的选择表现为定向选择;随着种群接近该最适值,选择则可能转为以稳定化选择为主。

定向选择也不同于遗传漂变。选择涉及预期繁殖成功率的系统性差异;漂变则是世代之间有限抽样所引起的等位基因频率随机变化。两者同时发挥作用,因此有益等位基因也可能偶然丢失,尤其是在其频率很低时。

当某种特征的表现程度越高,交配成功率也越高时,性选择就可能具有定向性。它可能与通过存活差异起作用的选择相对抗:华丽的装饰性结构既能吸引配偶,也可能增加被捕食的风险。

定量描述

选择差

对于数量性状 zz,选择差为

S=zˉselected−zˉ,S=\bar z_{\mathrm{selected}}-\bar z,

其中,zˉ\bar z 是选择发生前的种群均值,zˉselected\bar z_{\mathrm{selected}} 是入选个体的均值。更一般地说,后者应根据个体的繁殖贡献进行加权计算,而不只是统计存活个体。

一个等价的表达式是

S=Cov⁡(z,w),S=\operatorname{Cov}(z,w),

其中,ww 为相对适合度,经尺度调整后,其种群均值为一。SS 为正表示选择偏向更大的性状值,SS 为负则表示选择偏向更小的性状值。

非零选择差描述的是测量时段内发生的选择;它本身并不能证明世代之间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

选择响应

数量遗传学中的一个标准模型是育种者方程:

R=h2S,R=h^2S,

其中:

  • RR 是世代之间由选择响应引起的性状均值变化;
  • SS 是选择差;
  • h2h^2 是狭义遗传率,即在指定种群和环境中,加性遗传方差占表型方差的比例。

在满足其遗传和环境假设的条件下,这一方程最适合用于短期预测。遗传率不是某种性状不可改变的固有属性,也不表示某个个体的特征有多大比例是“遗传的”。环境变化、基因间相互作用以及种群遗传组成的变化,都可能改变选择响应。

对于多个相互关联的性状,相应的近似式为

Δzˉ=Gβ,\Delta\bar{\mathbf z}=\mathbf G\boldsymbol\beta,

其中,G\mathbf G 是加性遗传方差—协方差矩阵,β\boldsymbol\beta 是定向选择梯度向量。遗传相关可能使某一性状因选择作用于另一性状而发生变化,也可能限制性状朝选择所偏向的方向改变。

等位基因频率的变化

在群体遗传学的一个简单单倍体模型中,假设等位基因 AA 的适合度为 1+s1+s,另一等位基因的适合度为 11,且 AA 的初始频率为 pp。选择发生后,

p′=p(1+s)1+ps,p'=\frac{p(1+s)}{1+ps},

因此

Δp=sp(1−p)1+ps.\Delta p=\frac{sp(1-p)}{1+ps}.

当 s>0s>0 且两种等位基因都存在时,选择会提高 AA 的预期频率。该模型不考虑突变、迁移和漂变。在二倍体生物中,显隐性关系以及全部三种基因型的适合度都会影响频率变化的轨迹,因此有利等位基因的频率并不一定以恒定速率增加。

实例

达尔文雀的喙部尺寸

对加拉帕戈斯群岛大达夫尼岛上中地雀的研究,记录了与干旱和食物供应变化相关的选择。在1977年的严重干旱期间,随着可获得的种子资源发生变化,喙更大、上下厚度更大的鸟类存活比例更高。由于喙部特征具有可遗传成分,存活率的差异促成了进化变化。

这一实例并不能证明喙部普遍存在不断增大的趋势。后续观测表明,随着降雨、食物供应和竞争状况的变化,选择方向也可能改变。它展示的是在某一特定生态事件中测得的选择,而不是不可避免的长期进步。

工业黑化

桦尺蛾提供了一个涉及离散体色类型而非连续性状的实例。在英国受到污染的环境中,当背景外观和鸟类捕食使深色蛾占优势时,深色蛾的频率便会上升。随着污染减轻,选择的利弊格局发生变化,许多地区的深色类型随之减少。

这说明,定向选择可以作用于某个等位基因或某类表型,而不一定表现为沿某个连续测量尺度逐渐移动。

对杀虫剂和抗生素的抗性

接触杀虫剂可能使昆虫种群中可遗传的抗性获得优势。在接触杀虫剂的条件下,敏感个体留下的后代较少,从而提高了抗性变异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

同样,抗生素也可能使具有抗药性的细菌获得优势。抗药性可以由突变产生,也可以通过水平基因转移传播。接触抗生素会改变抗药生物与敏感生物的相对繁殖成功率;这并不意味着细菌会按需产生某种特定突变。在没有抗生素的环境中,抗药性可能带来适合度代价,不过这种代价的大小并不固定,也可能被后续进化改变。

人工选择

选择育种在人类控制繁殖的条件下运用了类似过程。如果入选的变异能够遗传,那么挑选高产、早开花或具有其他特征的个体作为亲本,就可能产生定向的进化变化。育种实验也揭示了遗传相关、变异减少以及其他性状的不利变化所带来的限制。

遗传后果与限制

定向选择不一定会消除所有变异,也不一定会无限持续。

**可供选择的变异丧失。**选择可以使有利等位基因的频率不断升高,直至固定,此时这些基因座上便不再存在可供进一步选择作用的其他等位基因。持续的选择响应可能依赖新突变、外来等位基因或其他基因座上的变异。

**选择性清除。**受到强烈选择青睐的等位基因可能与附近连锁的变异一起迅速增加,产生选择性清除。这可能降低局部的遗传多样性,不过具体的基因组模式取决于重组情况,以及选择作用于新突变还是原有变异。

**多基因响应。**许多性状受到大量基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定向变化可能涉及许多基因座上频率的微小改变,而不是一次显著的选择性清除。因此,缺少典型的选择性清除信号,并不能证明没有发生选择。

**权衡与约束。**繁殖产出增加可能降低存活率;体型增大可能需要更多食物。遗传相关、发育和生理因素限制了能够实现的性状组合。

**环境变化。**选择可能减弱、反向,也可能因地点而异。迁移可能不断引入在当地不利的等位基因,而空间上存在差异的选择则有助于维持整个物种分布范围内的变异。

**种群大小。**当选择的效应相对于随机遗传漂变较弱时,其结果就更不确定。有利变异并不因其选择系数为正,就一定能够扩散。

历史与检测

查尔斯·达尔文利用自然界和驯养生物中的变异等证据,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20世纪的群体遗传学将选择与孟德尔遗传及等位基因频率变化联系起来,数量遗传学则提供了预测连续变异性状选择响应的方法。

现代研究将证明发生过选择的证据,与证明随后发生了进化的证据区分开来。研究者可以测量性状与繁殖成功率、比较等位基因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开展受控育种实验,或分析基因组模式。

性状与适合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不能证明该性状本身导致了适合度差异。这种相关性可能反映的是选择作用于与之相关的另一特征,也可能源于同时影响两者的环境效应。多变量分析有助于区分直接与间接的统计关联,但对结果的解释仍取决于研究测量了哪些性状和环境变量。

同样,种群均值的改变也可能来自环境对发育的影响、外来个体迁入或抽样,而不一定是可遗传的进化变化。被归因于定向选择的基因组信号,也必须与种群历史、漂变和重组差异所产生的模式区分开来。更有力的推断需要综合生态观测、遗传数据、种群动态信息以及遗传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