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喜剧是喜剧的一种,通常通过精巧的对白,以及围绕求偶、名誉、财富和地位展开的冲突,揭露特定社会群体的惯例、矫饰与虚伪。它与十七世纪晚期的英国戏剧关系最为密切,也可用来描述更早或更晚出现的、以社会行为为喜剧行动主要素材的作品。这里的“风俗”不只是礼仪,还包括人们共同认可的观念、行为准则,以及确立自身社会位置的种种策略。
主要特征
风俗喜剧通常呈现一个观众能够辨识的社会圈子,其中的成员极其关注彼此的行为。客厅、时髦人家的宅邸、俱乐部及其他社交场所,都成为人物谋求有利婚姻、隐瞒私情、传播流言或炫示高雅品味的舞台。
这类喜剧的核心张力,往往来自表象与动机之间的落差。一个自诩品德高尚的人,可能正在谋取金钱或性方面的好处;一个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人,可能比那些自居权威者更明白实际情势。讽刺揭露这些落差,而反讽则使对白能够传达与其表面礼貌相悖的含义。
以下几个特征反复出现:
- 言语交锋。 机智妙语、针锋相对的应答、含沙射影的话语,以及措辞考究的挖苦,使交谈成为一种较量。
- 社会身份鲜明的人物。 浮华公子、时髦浪荡子、妒夫、野心勃勃的监护人、富有的继承人,以及力图跻身上流社会的圈外人,都体现着易于辨认的社会位置。
- 作为协商的求偶。 爱情与财产、继承、家庭认可和个人独立相互纠缠。
- 作为资源的名誉。 别人相信什么,可能与实际发生了什么同样重要。
- 揭露与重组。 骗局被揭穿,不合适的联姻受到破坏,人物重新商定彼此的关系,但社会秩序本身往往并未改变。
这些是反复出现的倾向,而不是必须遵守的规则。风俗喜剧不一定要有贵族登场,其故事背景也不必与作者处于同一时代。关键在于,一套社会规范的运作必须构成喜剧的核心。
历史渊源
古代家庭喜剧提供了重要的先例。米南德的剧作和罗马喜剧传统发展出涉及爱情、家长权威、错误判断及代际冲突的情节。这些传统逐渐形成了一套人物类型和婚姻情节模式,为后来的欧洲剧作家所继承。不过,它们只是后世英国风俗喜剧的先驱,并非与之完全对应的形式。
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身份与喜剧表演之间的关系。威廉·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等剧作,将求偶、言语较量和对名誉的焦虑结合起来,不过,其题材范围和戏剧手法并不限于风俗喜剧。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莫里哀将时髦的举止、社会野心,以及口头原则与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确立为喜剧的重要主题。《愤世嫉俗者》(1666年)尤其值得一提:剧中毫不妥协的真诚,与时髦社交圈中的迁就逢迎发生冲突。法国喜剧为英国这一传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背景。
英国王政复辟喜剧
1660年王政复辟后,此前在议会统治时期遭到查禁的公共剧院重新开放,风俗喜剧随之在英国迎来了影响最深远的繁荣。王政复辟喜剧与风俗喜剧有很大重合,但两者并非同义词:前者主要是历史时期的名称,后者则指一种见于多个时期的喜剧模式。
王政复辟时期的剧作家经常描写一个时髦的都市社会,其中的人们热衷于情欲纠葛、婚姻、金钱,以及对世故老练的刻意展示。这些剧作既可能区分真正的才智与对时髦举止的肤浅模仿,也会质疑机智是否必然意味着道德上的可取。
三个著名的例子是:
- 威廉·威彻利的《乡村妻子》(1675年)。 剧中的情欲骗局揭示了体面表象与私下行为之间的距离。人们所设想的乡村纯真与都市世故之间的对立,最终显得并不牢靠。
- 乔治·埃瑟里奇的《时髦人物》(1676年)。 该剧将老练的浪荡子多里曼特与浮华公子弗拉特爵士加以对照;后者惹眼的时髦装束与做派,并不能保证他在社交场上游刃有余。
- 威廉·康格里夫的《世道》(1700年)。 求偶与继承同信任、自主权和契约义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米拉贝尔与米拉曼特之间的协商,将婚姻的条件明确化为机智辩论的主题。
女性剧作家也参与塑造了这一戏剧文化。阿芙拉·贝恩以及稍晚的苏珊娜·森特利弗都创作过喜剧,其中求偶、经济限制和女性可采取的策略,是推动剧情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一传统的范围,比介绍该体裁时最常提及的那一小批男性剧作家要广泛得多。
十八世纪的变化与十九世纪的复兴
十八世纪,戏剧趣味发生变化,人们更加重视道德情感,以及对身处困境的善良人物所产生的同情。感伤喜剧日益成为以嘲弄和揭露为中心的喜剧形式的竞争者。不过,这并不是彻底的替代:道德教诲、社会讽刺和机智的计谋仍然并存。
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屈身求爱》(1773年)和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的《造谣学校》(1777年),重新拓展了“引人发笑的喜剧”的可能性。谢里丹的这部剧与风俗喜剧的联系尤为紧密,因为流言、虚伪和名誉支配着剧中的社会世界。表面上的德行与真正的慷慨之间的对比,也赋予它鲜明的道德结构。
十九世纪晚期,奥斯卡·王尔德通过悖论、警句和对体面社会成见的颠倒,重新塑造了这一形式。《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年)、《理想丈夫》(1895年)和《认真的重要性》(1895年),都将社会评判本身变成喜剧的对象。在《认真的重要性》中,姓名、身世、婚配资格和礼法等问题,既是推动情节的机制,也是嘲弄的目标。
王尔德的对白不只是为剧情增色。其中的颠倒揭示出,那些被人言之凿凿地宣扬的社会规则,可能是任意武断、服务私利或自相矛盾的。
戏剧技巧
尽管风俗喜剧以对白著称,其效果仍有赖于情节(文学)的组织。书信、隐瞒的身份、偷听到的谈话、误导性的表象,以及亲属关系的发现,都使私人动机承受公众审视的压力。
戏剧反讽尤其有用:观众可能已经知道某段私情、某种伪装或某个财务骗局,而剧中人物仍依据错误的判断行事。观赏的乐趣,一部分就来自预期一场精心维持的社交表演将如何露出破绽。
人物塑造往往将社会类型与个体才智相结合。浮华公子之所以可笑,可能是因为他炫示品味时过分做作或不合时宜;机智的女主人公则可能展示出,如何在不公开反抗的情况下应对限制性的惯例。然而,言辞出众并不能可靠地说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魅力十足的人物可能善于利用他人,而不善交际的人物可能比时髦人士更有判断力。
因此,舞台呈现至关重要。节奏、手势、语气重音,以及礼貌程度的有意变化,决定了一句台词会被理解为调情、侮辱、搪塞还是威胁。能够传达口头客套与潜在敌意之间落差的表演,无须改动文本,就能使社会冲突显现出来。
相关形式与后来的运用
风俗喜剧与几种相邻类别有所交叠:
- **闹剧**着重表现离奇的情境、迅速的逆转,以及肢体动作或行动安排上的复杂纠葛。风俗喜剧可能采用闹剧手法,但尤其关注社会规范和言语行为。
- **浪漫喜剧**以恋爱关系的建立或重建为中心。风俗喜剧可能采用同样的结构,同时将求偶视为更广泛社会安排的一种体现。
- 讽刺是一种揭露愚行或恶习的更广泛的表现模式,可以出现在许多体裁中。风俗喜剧是赋予社会讽刺以戏剧形式的一种方式。
这一术语的适用范围也不限于戏剧。简·奥斯汀的小说,尤其是《傲慢与偏见》,运用对白、社会观察和判断失误,考察礼俗、品格与婚姻之间的关系。这类作品也被视为风俗小说;后者是一个更宽泛的类别,并不一定具有喜剧性。
在电影和电视中,围绕阶级差异、职场礼仪、时尚品味或精英社交仪式展开的喜剧,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模式。一些神经喜剧和情景喜剧同样关注言语较量与相互冲突的社会期待,但这两个类别都不能与风俗喜剧混为一谈。
阐释与批评的限度
阐释这一体裁时,一个核心问题是:它的嘲弄究竟挑战了社会等级制度,还是仅仅规范了这一制度内部的行为。一部剧可能嘲笑势利,却仍把财富和有利的婚姻作为圆满结局的先决条件。它可能赋予女主人公非同寻常的言语自由,却基本不对婚姻制度提出质疑。
同样,揭露虚伪并不必然意味着确立了另一套道德标准。有些作品区分真挚情感与时髦的社交表演;另一些作品则让几乎所有人物都难脱自利之嫌。
这些张力使风俗喜剧成为一个有用却不够精确的类别。并非所有对白机智的戏剧都是风俗喜剧,也并非所有描写特权阶层的喜剧,都对社会惯例作出了足够细致的考察,因而可以归入其中。最典型的作品会让风俗礼法在结构上发挥重要作用:观众必须理解某个特定社会圈子的规则,才能既看懂冲突,也领会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