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萨利希诸族由多个各具特色的原住民族组成,其传统家园涵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南部和华盛顿州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相关社群还延伸至俄勒冈州西北部。他们的领地包括弗雷泽河下游、温哥华岛东部和南部、海湾群岛与圣胡安群岛、普吉特湾,以及毗邻的河谷和沿海地区。“海岸萨利希”主要是语言和文化上的统称,并非某个单一民族、中央集权政府或同质社会的名称。各社群以各自的名称、语言、领地和政治制度来界定自身身份。
海岸萨利希诸族的历史与如今统称为萨利希海的水域紧密相连。鲑鱼捕捞、雪松加工技艺、大型木板屋、广泛的亲属网络和仪式性交换,共同支撑着人口众多的聚落及跨越广阔地域的往来。这些社会在财产制度、权威结构、艺术创作和环境知识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他们的历史也包含战争、社会不平等、殖民者对土地与权利的剥夺、疫病流行以及强制同化。
如今,海岸萨利希各族行使治理权,经营企业和教育机构,管理资源,并跨越加拿大与美国的边界维系仪式和家庭关系。他们的经历展现了原住民族主权、殖民法律体系以及语言和文化遗产的持续传承之间的关系。
族群、领地与语言
海岸萨利希人生活的地理核心,是一片由避风海域、河口、岛屿和森林覆盖的流域相互连通而成的区域。乔治亚海峡、胡安·德富卡海峡和普吉特海湾并非只是将各个社群分隔开来,更是连接它们的纽带。历史上,独木舟交通使各聚落得以保持联系;若以现代公路网衡量,这些聚落似乎相距甚远。他们的领地还沿河流向内陆延伸,并涵盖用于狩猎、采集和通行的高地。
众多海岸萨利希族群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马斯奎姆人(Musqueam)、茨莱尔—沃图斯人(Tsleil-Waututh)、斯阔米什人(Squamish)、察瓦森人(Tsawwassen)、斯托洛人(Stó:lō)、考伊琴人(Cowichan)、萨尼奇人(W̱SÁNEĆ)、松希斯人(Songhees)、埃斯奎莫尔特人(Esquimalt)和特拉阿明人(Tla’amin),以及华盛顿州的拉米人(Lummi)、努克萨克人(Nooksack)、萨米什人(Samish)、斯威诺米什人(Swinomish)、上斯卡吉特人(Upper Skagit)、斯蒂拉瓜米什人(Stillaguamish)、图拉利普人(Tulalip)、斯诺夸尔米人(Snoqualmie)、苏夸米什人(Suquamish)、杜瓦米什人(Duwamish)、皮尤阿勒普人(Puyallup)、尼斯夸利人(Nisqually)和斯夸克辛岛人(Squaxin Island)。这份名单并未涵盖所有族群。一些当代原住民族政府代表着多个历史上彼此有别的社群,而一些范围更广的文化认同则涵盖多个现今的原住民族政府。例如,斯托洛人就包括与弗雷泽河下游流域相联系的众多社群。
萨利希语系包含沿海和内陆两大分支。海岸萨利希语言包括哈尔科梅勒姆语、卢舒茨德语、北海峡地区的各语言变体、克拉勒姆语、努克萨克语、斯阔米什语、塞切尔特语及其他几种语言。这些语言的分布界线与现代政治边界或行政社群边界并不完全重合。哈尔科梅勒姆语的主要地区变体分别与温哥华岛、弗雷泽河下游三角洲和河流上游的社群相联系。卢舒茨德语同样分为分布于普吉特海湾一带的南、北两类变体。
萨利希语系诸语言以丰富的辅音系统和复杂的构词方式著称,其辅音包括挤喉音。一个词就能表达英语需要用多个词才能传达的信息。语言、地方与社会认同之间的联系尤为重要:地名可能记载某种资源、某次历史事件、与祖先的联系,或某项地貌特征。现代拼写往往采用专门制定的正字法,以表示普通英语拼写难以准确传达的语音。
不过,在语言学和人类学著述中,“海岸萨利希”的范围并不固定。俄勒冈沿海的蒂拉穆克人往往被纳入范围较广的分类。努哈尔克语属于萨利希语系,但努哈尔克人的文化历史和地理位置,使其有别于海岸萨利希核心地区的族群。反过来,与海岸萨利希社群相邻,并不意味着附近使用瓦卡什语系或奇马库姆语系语言的族群也是萨利希人。语言分类、文化归属、政治共同体成员身份和自我认同彼此相关,却又各不相同。
悠远历史与地方遗存的证据
海岸萨利希人关于起源和祖先事迹的叙述,是活态口头传统体系的一部分。许多叙述讲述了种种转变,说明当今世界的地貌、生灵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形成。这些叙述可能确立人们对特定地方和物种的责任,解释世代相传的特权,或将家族与特定领地联系起来。它们并非只是一些关于模糊往昔、可以随意替换的故事:其权威性以及恰当的使用方式,可能取决于讲述时所属的社群、家族、季节和具体情境。
考古学证据表明,人类在这一更广阔的区域已居住了数千年之久,其中一些时期的海岸线位置与今天大不相同。冰期结束后,相对海平面、沉积物堆积和河道的变化,使早期聚落面貌的重建变得复杂。一些昔日的滨海遗址如今已没入水中,另一些则位于内陆,或被后来的沉积层覆盖。因此,考古学上的分期描述的是现存证据所呈现的模式,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某个当代民族的起点。
弗雷泽河下游地区保存着尤为重要的证据,展示了大型聚落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被称为“马波尔期”的考古学分期,通常定年为距今约2,400至1,000年,其遗存包括大型聚落、制作精美的器物,以及社会分化显著的证据。这是一个考古学分类,并非某个单一古代族群的名称,也不能直接用来替代社群自身的历史叙述。更早和更晚的堆积层表明,这一地区的社会始终随时间而变化,并非凝固在一种超越时间的“传统”状态中。
有些遗址保存了其他地方罕见的材料。在奥林匹克半岛上,距今约3,000年的霍科河湿地遗址因长期水浸,保存下了捕鱼用具和其他有机质器物。这些发现揭示了以易腐材料制作器物时所运用的精湛技术,而仅凭石器无法展现这一点。其他地方的贝冢则包含食物残骸、工具、火塘以及人们反复居住的证据。它们的意义不限于生计活动:其中一些还包含墓葬,至今仍是相关社群持续承担文化责任的地方。
研究日益将考古学阐释与社群知识、历史记录以及原住民族对文化材料的管控结合起来。位于马斯奎姆领地内的 c̓əsnaʔəm 等遗址,既是考古地点和祖居聚落,也是当代政治与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仅凭发掘年代或博物馆藏品,无法充分讲述它们的历史。有关遗址扰动、研究许可、阐释以及如何对待先人遗骸的问题,涉及法律、社群权威,以及与土地之间延续至今的关系。
渔业、食物体系与环境管理
鲑鱼在许多海岸萨利希族群的经济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但具体鱼种和捕捞活动的重要性因流域而异。不同种类和洄游批次的鲑鱼在不同时间返回,因此捕捞、加工和储藏都需要紧凑的季节性安排。河流捕捞使用鱼堰、鱼笼、抄网、鱼叉以及其他适应当地条件的技术;海上捕捞则使用多种渔网、鱼钩和曳钓器具。要成功捕鱼,必须深入了解水流、水位、洄游路线和鱼类习性。
食物生产不仅依赖捕获,也同样依赖保存技术和组织安排。鲑鱼可以切开、晾干并熏制,以便储藏和交换。大量渔获需要协同劳作和适宜的加工设施。特定捕鱼地点的使用权可能受家族权利、社群规范或与其他群体达成的安排约束。这类制度将生态知识与土地权属及社会义务结合起来,而不是将所有出产资源的地点都视为可供无限制使用的场所。
海洋食物远不止鲑鱼。鲱鱼及其鱼卵、胡瓜鱼、比目鱼、蛤蜊、贻贝、牡蛎、螃蟹等资源,在不同地区的饮食中各有贡献。有关蛤蜊园的考古证据表明,一些潮间带环境曾被有意改造。在海滩低潮线附近修筑石墙,有助于形成或维持高产的台地。这些构筑物证明,人们曾长期投入劳力,营造食物生产景观,而非仅仅在未经改造的海岸上随遇采集。
植物性食物也十分多样。在温哥华岛南部的一些社群及周边岛屿社群中,卡马斯百合的鳞茎是重要食物;在弗雷泽河下游部分地区及其他湿地环境中,慈姑则具有重要地位。人们根据当地条件采收浆果、根类、绿叶植物、坚果和树皮内层,并通过翻挖、修剪、移栽和控制性用火来管护选定的地块。在适宜的景观中,用火有助于维持开阔的生境,也使人们更容易获取重视的植物。鹿、加拿大马鹿、水禽和其他动物则补充了这些食物资源。
这种经济常被描述为狩猎、捕鱼和采集,但这些用语可能掩盖其中主动管理环境的一面。资源生产涉及长期积累的传统知识、工具、劳力、世代传承的资源使用权,以及对作业时机的决策。它也支撑了生态资源条件不同的社群之间的交换。如今,海岸萨利希各族的渔业与生态修复项目仍将实践经验与科学监测相结合。这些项目致力于应对栖息地破碎化、河流流量变化、污染和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人们获取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食物的条件。
亲属关系、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威
历史上,海岸萨利希人的政治生活通常以村落、住户和亲属网络为基础,而非依循一个覆盖整个地区的统一等级体系。大型住宅内可以住着数个有亲属关系的家庭单位,各有自己的家务安排和利益诉求。领导地位取决于协调劳作、调配资源、接待访客以及获得认可的能力。英语中的“chief”(酋长)一词,可能掩盖世袭地位、仪式权威、实际领导权,以及后来在殖民统治下设立的职位之间的重要差别。
亲属关系将不同聚落、不同语言群体的人们联系起来。母系和父系的亲缘联系,都可能使人获得使用名字、获取资源、享有仪式特权以及选择居住地点的机会。婚姻在社群之间建立关系,并促进迁居、交换和互助。这些网络有助于人们应对各地资源丰裕程度不一的情况:一个住户可以凭借公认的关系,在多个资源丰饶的地点获取资源,而不必完全依赖某一个村落的领地。
财产并不只包括可以携带的物品。家族可以拥有涉及捕鱼点、资源区、名字、歌曲、舞蹈和专门知识的权利。这些权利既不同于现代私有权,在各地的持有方式也未必一致。行使这些权利,可能取决于得到公众认可的世系,以及是否履行了对他人的义务。一个人即使因血缘关系与某项特权有关联,也未必拥有不受限制地展示或传授这项特权的权力。
海岸萨利希社会也存在显著的不平等。民族志和历史记载描述了地位较高者、地位较低者和被奴役者之间的区别。奴隶制在欧洲人定居之前就已存在,其形成与战争和区域交换有一定联系。人们可以从其他社群获取奴隶,并强迫他们劳动。要准确描述其社会组织,就必须承认这一制度的存在;而要理解其具体形式及历史变化,则需要关注特定的地点和时期。
公共聚会使人们对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主张得以公开呈现。主人通过慷慨馈赠、井然有序的仪式以及对见证人的致意来确认自身地位;宾客则对相关事件予以认可,并记住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权威不仅取决于血统,也取决于人际关系和实际展现的能力。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志记述为研究这些制度提供了重要证据,但在这些记述形成之前,流行病、被迫迁离和行政干预就已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因此,描述“传统组织”时,必须区分人们记忆中的早期习俗与研究者记录这些习俗时的现实状况。
房屋、独木舟、纺织品与视觉艺术
西部红柏是海岸萨利希诸族许多技术所依赖的基础材料。其木材可劈成木板,加工为建房用材、独木舟、箱子和器具;树皮则可加工成绳索、席垫、衣物和篮筐。采集和加工红柏,需要了解树木特性、采集季节、预定用途及适宜的加工技法。红柏地位突出,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重要的材料:紫杉、枫木、桤木、石材、骨、鹿角、贝壳和动物纤维也各有专门用途。
大型木板房是规模可观的建筑与工程作品。柱梁框架支撑着屋顶和墙壁,具体布局因地区而异。单坡屋顶建筑尤其常见于海岸萨利希地区的某些地方,但并不存在一种通行各地的统一房屋格局。室内可供数户人家居住,并设有储藏食物、劳作和聚会的空间。建筑形态既反映实际需求,也体现社会组织方式,包括家庭空间的分配,以及对财富和家族世系的公开展示。
独木舟将村落与渔场、贸易伙伴及仪式集会场所连接起来。造舟者挑选合适的原木,并针对特定水域和用途塑造船体。用于无遮蔽海域航行的独木舟,与用于避风水域或河流的独木舟有所不同。造舟既需要精确掌控木工技艺,也需要理解船体稳定性、承载能力和推进方式。因此,独木舟并非通用的运输工具,而是高度适应特定环境与用途的技术成果,支撑着区域内人员、货物与知识的流动。
纺织生产是另一个重要的专门技艺领域。织工使用雪羊毛、植物纤维,历史上还使用专门饲养的毛犬的毛。毯子既可用作衣物和仪式展示品,也是贵重财物。立式织机和带有装饰的纺轮都与这项工作有关。考古、历史及遗传学证据均支持这一现已灭绝的毛犬种群曾经存在;它们于十九世纪消失,与当时动物饲养方式和纺织经济的重大变化相伴发生。
不应将海岸萨利希视觉艺术简单视为西北海岸北部艺术的南方版本。历史作品除了具象雕刻,还包括由圆形、新月形、三角形及其他形态构成的独特组合。房柱、纺轮、篮筐和仪式器物各有不同的表现惯例与用途。当代艺术家从事雕刻、编织、绘画、版画、玻璃艺术及数字媒体创作。他们既可能汲取世代传承的图案和社群传授的知识,也会开拓新的题材与材料。当公开展示的图案承载着家族掌握的知识或特权时,归属与知识产权问题便尤为重要。
仪式、口传知识与见证的社会作用
海岸萨利希各族的仪式生活各不相同,公开的记述也只涵盖其中一部分。冬季仪式传统、命名活动、丧葬礼仪、婚礼以及对世袭特权的承认,都可能通过正式义务将各家户和社群联系起来。有些仪式允许受邀的见证者参与,另一些则涉及受家族、入会资格或其他形式权威限制的知识。将每一种仪式都视为可公开的文化信息,便忽视了这些区别。
夸富宴是西北海岸地区举行仪式性聚会和分配财物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海岸萨利希社会中,以这一名称指称的活动有多种用途,包括认可名号、纪念家族的重要变迁、确认权利以及缅怀逝者。主办者提供食物、礼物和酬金,见证者则承担记住并认可所发生之事的责任。因此,若仅将这种交换理解为铺张浪费,或剩余财富的简单转移,就无法恰当地认识它。
见证赋予仪式一种公开而持久的社会功能。对某一名号或特权的主张,须得到能够记住此事并在日后加以述说的人认可,才能生效。财物的分配体现了对参与者所付出时间、所具地位及所负责任的认可,从而支持这一过程。因此,仪式活动所涵盖的领域,可能包括其他社会分别归入法律、历史、宗教和社会管理的事务。其效力依靠的是人际关系与公认的程序,而非仅仅依靠书面文献的存在。
叙事也传递着不同地方、人物和知识类别之间的区别。与祖先神灵或形态转化有关的故事,可以解释地貌特征,并传达伦理方面的期望。另一些叙述则涉及记忆中的出行、婚姻、冲突或特定家族的历史。讲述方式、语言、听众和场合共同塑造了这些叙事的意义。将一则叙事译成英语,或将其收入文集出版,或许能保存部分信息,却也可能丢失其中的文字游戏、修辞结构,以及赋予讲述者讲述资格的关系。
殖民限制措施和基督教传教活动改变了仪式生活,却未能将其消除。加拿大于1884年立法禁止夸富宴,并于1951年从《印第安人法》中删除这一禁令;该禁令是重塑原住民社会的更广泛尝试的一部分。执法力度因地点和时期而异,其影响不能用某一种地区经验来概括。通过调整、谨慎行事和社群的坚持,仪式得以延续。当代的长屋及其他聚会场所仍是活跃的社会机构,而不只是重演某种已然中断的往昔生活的舞台。
疫病、殖民定居与殖民统治下的变迁
18世纪末,欧洲海上探险队进入这一更广阔的地区,随后商业与殖民活动不断扩张。在这些接触发生之前或同时,传染病已沿着原住民的交往网络传播。天花疫情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其中包括普遍认为于1780年代初在普吉特海湾地区暴发的疫情。后续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剧变。与欧洲人接触前的确切人口总数难以确定,因为早期书面统计是在大量人口死亡之后进行的,采用的地理范围和社会群体分类也不一致。
毛皮贸易带来了新的商品和贸易关系,但并未立即剥夺原住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自主权。哈德逊湾公司于1827年在弗雷泽河畔建立兰利堡,又于1843年在温哥华岛南部建立维多利亚堡。原住民生产者和商人提供食物、劳动力、运输服务及贸易商品。公司的贸易站依赖这些关系而运作,但殖民定居活动的扩张也日益威胁着原住民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
1846年的《俄勒冈条约》以北纬49度线划定大陆上的国际边界,将原本相互联结的地区一分为二。这条国界并不代表海岸萨利希各族原有的社会边界。家族网络、渔场和通行路线横跨新划定的国界;1872年圣胡安边界争端最终解决后,新的行政界线又进一步分割了当地的社会联系。此后的边境管制,使原住民长期以来在自身生活地域内习以为常的往来变得复杂。
国界南北两侧的殖民土地政策有所不同。在华盛顿领地,1854至1855年间谈判达成的条约规定了土地割让、保留地的设立以及明确保留的权利,但这些条款的含义及其执行方式后来引发了长期争议。在温哥华岛,总督詹姆斯·道格拉斯于1850至1854年间缔结了十四项协议,通常称为《道格拉斯条约》。这些协议覆盖的地区有限,签约方既包括海岸萨利希各族,也包括其他原住民族。卑诗省大陆部分的大多数地区则在未签订类似历史性土地割让条约的情况下,便向殖民定居者开放。
同化政策对儿童和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和美国的印第安人寄宿学校,试图以殖民者的教育和宗教规范取代原住民的语言与习俗。强制入学、骨肉分离以及对原住民语言的压制,破坏了代际传承。与此同时,城市、农场、伐木作业、工业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扩张,改变了原有村落所在地和资源利用区域。尽管环境发生了这些变化,海岸萨利希人仍继续捕鱼、从事受雇工作、参与仪式、开展政治组织活动并维系家庭生活,在其故土上建起的城市中也不例外。
条约、原住民族政府与资源权利
当代海岸萨利什各族政府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下运作,获得的承认形式也各不相同。在美国,获联邦承认的部落与联邦政府保持政府间关系,并在联邦法律约束下行使自治权。在加拿大,第一民族可能依据《印第安人法》、现代条约、自治安排,或由法律制度与习惯制度相结合的体制运作。这些法律地位并不能涵盖相关民族的全部历史认同或政治诉求。
华盛顿领地总督艾萨克·史蒂文斯于1854至1855年间谈判缔结的条约,在许多南部海岸萨利什民族的法律史上占据核心地位。《梅迪辛溪条约》和《埃利奥特点条约》等协议,除其他条款外,还保留了各族在“惯常使用”的渔场和捕鱼地点捕鱼的权利。因此,保留地的边界并不代表这些保留的捕鱼权所覆盖的全部地理范围。此后,州政府施加的限制和不平等执法,促成了持续数十年的诉讼与抗议。
1974年,联邦法官乔治·博尔特在美国诉华盛顿州案中作出一项重大判决。该判决对条约中捕鱼条款的解释是:在管理渔业的法律框架下,保障条约部落有机会捕获途经其惯常渔场、可供捕捞的鱼类中至多一半的份额。1979年,美国最高法院基本维持了这一分配原则。该判决还推动建立了由条约部落与州政府共同承担渔业管理职责的现代体制。
后续诉讼进一步涉及捕鱼权与鱼类栖息地之间的关系。在一起涉及华盛顿州道路涵洞阻碍鱼类通行的案件中,联邦下级法院要求该州整改指定的障碍设施。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因双方意见票数相同,使下级法院的判决得以维持。该案涉及特定的条约义务和基础设施,并未确立一项无限适用的法律规则,以涵盖所有环境影响对所有原住民族渔业造成的后果。
在加拿大,《1982年宪法法》第35条承认并确认现有的原住民族权利和条约权利。最高法院于1990年就女王诉斯帕罗案作出的判决,确立了一个用于评估政府侵犯原住民族权利行为的重要框架;该案源于一起针对穆斯奎姆族捕鱼活动的刑事起诉。现代谈判促成了多项安排,例如2009年生效的《察瓦森最终协议》和2016年生效的《特拉阿明最终协议》。其他民族则以不同方式结合运用诉讼、谈判、土地购置和政府间协议。因此,不能用单一的条约地位或共同的宪制安排来概括海岸萨利什诸族的政治生活。
语言复兴与当代社区生活
海岸萨利希各社区都是当代社会,其成员居住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原住民保留地、城市,以及传统家园内外的其他地方。他们从事的工作涵盖渔业、公共行政、教育、建筑、专业服务、艺术,以及部族或第一民族拥有的企业。一些原住民族政府经营大型商业开发项目、法律许可的博彩设施,或依托土地资源开展的业务。这些活动的规模和性质差异很大,各社区可利用的土地、收入和基础设施条件也不尽相同。
语言复兴是社区工作的一项重点。20世纪的语言压制和代际传承中断,导致许多海岸萨利希语言只剩下少数能流利使用母语的人。目前的项目包括成人课程、沉浸式语言环境、录制的教学材料、词典、语言巢以及学校语言教学。这些方法各有侧重:文献记录保存语言资料,持续的对话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沉浸式教学则力求培养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语言的新一代使用者。社区对录音和教材的控制权,往往与这些材料的技术制作同样重要。
原住民教育机构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W̱SÁNEĆ教育委员会下属的ȽÁU, WELṈEW̱部族学校,以及与W̱SÁNEĆ社区相关的SENĆOŦEN语沉浸式教学工作,都是由本地社区主导教学的实例。在华盛顿州,由卢米族特许设立的西北印第安学院,为来自许多原住民族的学生提供教育。这类机构将学术教学与语言、社区历史以及对所在土地的责任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把原住民知识作为一门附加科目,纳入其余部分原封不动的课程体系。
独木舟远航是文化传承的另一项重要活动。1989年的“划向西雅图”活动推动了现代跨部族独木舟远航运动的兴起。此后的远航活动汇集了许多海岸萨利希民族及其他西北海岸民族的参与者。准备独木舟远航和划舟出行,需要体能训练、水道知识、共同承担责任,以及遵守抵达接待社区并接受欢迎时的礼仪。这些远航是借鉴古老技术与既有关系而形成的当代活动制度,并非对某一次历史事件的精确重现。
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日益加强与社区的合作,共同开展展览、语言记录,以及文化物品和祖先遗骸的归还工作。这些合作关系提出了有关来源与流传记录、许可、查阅使用和诠释权的具体问题。数字化访问可以让家庭重新接触散藏各处的馆藏,但不加限制地公开材料,也可能与特定材料所附带的责任相冲突。同样,修复河口、鲑鱼溪流以及具有文化意义的植物生境,也将环境工作与文化延续所需的现实条件联系起来。一处能够使用的捕鱼地点、一片可以进入的采集区域,或一种孩子们彼此交谈时使用的语言,其意义都不是仅靠保存物件或记录描述就能充分涵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