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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举制度

中国科举制度通过竞争性文科考试选拔官员,深刻影响政治、教育与社会地位,直至1905年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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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举制度是帝制时代的中国由国家主持的一系列竞争性考试,用于甄选、评定和录用文官人选,其具体制度随时代不断变化。科举由早期的荐举与考核方式发展而来,在隋唐时期形成较为明确的制度形态,自宋代起成为选拔精英的核心途径。制度成熟后,考试主要考查应试者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文章写作能力,以及对治国问题的见解。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此时距帝制终结已为时不远。

科举的意义远不止于官员任用。它将教育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确立了广受认可的功名资格,维系了共同的文章学术传统,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读书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考取功名可以改变一个家族的前途,但应试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条件、地域、性别和法律身份。取得功名既不意味着必然能够入仕,科举也并非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

科举制度在约十三个世纪的历史中经历了重大变化。早期科举与贵族特权并存;后来的王朝在扩大考试选拔范围的同时,也逐步建立起防范徇私舞弊的严密程序。因此,科举史不仅关乎官员选拔,也涉及更广泛的知识、机会与权力如何在社会中得到组织和分配。

起源:荐举与帝制早期的官员选拔

在竞争性的文科考试成为定制之前,中国统治者通过几种相互交织的途径选拔官员:世袭身份、个人荐举、担任属吏以及特定才能的考核。汉朝统治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其间曾一度中断),地方官府以“孝廉”等科目荐举人才。这种荐举方式体现了一种观念:在家庭中品行端正的人,也适合承担公共职责。被荐举者此后可能还要接受问询或笔试,但获得提名和个人声望仍是关键。

汉武帝于公元前124年设立太学,加强了经学与仕途之间的联系。太学生研习后来成为儒家核心典籍的文献,其中一些人在考核后入仕。然而,汉代的官员选拔并不是一套统一、逐级竞争的考试制度。能否获得荐举,取决于个人在地方上的声望,以及与在任官员的关系。太学是后世科举制度的重要制度渊源之一,却不能视为科举制度早期的完整形态。

汉朝之后的分裂时期,九品中正制由专门评定人才品行与才能的中正官,将拟入仕者划分为不同等级。这项制度于三世纪在曹魏推行,后来越来越多地反映出豪门世族的地位。高门大族在官职任用、婚姻和文化教育方面不断积累优势。学识固然重要,但它发挥作用的环境仍是门阀政治秩序,而非取代了这一秩序。

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中国,通常被认为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605年常被视为进士科的创设之年,但现存史料不足以支持将某一道诏令视为后世整套科举制度的起点。这一转变是渐进的:分科取士、自由报名、笔试以及由中央主持考核,都是经过一系列变革逐步形成的。

唐朝建立于618年。在唐代,科举成为一种常设且备受推崇的入仕途径。考生可以由官学选送,也可以经地方荐送;不同科目考查不同的学识与才能。明经科侧重对经典的掌握,进士科则日益重视文学才华。及第仍不意味着自动获授官职;后续考核以及能否得到有权势者的援引,都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早期科举引入了竞争原则,却并未消除世袭特权或人际关系的影响。

从唐至清的发展与制度变迁

唐代科举及第者享有很高的声望,但科举并非入仕的唯一途径。世家大族子弟仍可凭借门第和荫庇特权获得优势,官员的品秩也能为亲属获授官职提供便利。应试者还会在考试前向名公显贵呈送自己的文章。这种展示文才的做法,使考官和权贵得以知晓考生的声名,却与后来隐去考生身份、仅凭答卷评判的理想截然不同。

始建于960年的宋朝带来了重大转变。朝廷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科举出身者在文官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殿试成为由皇帝主持的常设最终考试环节。糊名、誊录等做法减少了考官辨认笔迹或偏袒相识考生的机会。这些措施是逐步形成的,并非在宋朝建立之初就已整套推行。

宋代还围绕科举究竟应当考查什么,屡次发生争论。文学创作、经义阐释和实际治国方略,何者应为考试重点,各方意见不一。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期间,经义与策论的分量有所增加,官方编定的经书解释则试图为士人的学习确立方向。因此,考试内容的变化也是更广泛的治国理念之争的一部分:选拔官员,同时也意味着决定国家应当认可哪些知识。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1279年灭南宋后,并未立即恢复全国性的定期科举制度。朝廷于1313年下令恢复科举,并于1315年举行考试。考生依照法定身份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等类别,各有名额,考试要求也不相同。这一安排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选官方式,与元朝政治及族群身份的等级秩序结合起来。科举仅为元朝官僚体系提供了部分官员。

始建于1368年的明朝与建立于1644年的清朝,使后世最为熟悉的科举体制定型。明初科举一度中断,至1384年恢复定期举行。乡试、会试与殿试相互衔接,形成定期循环的考试序列,而地方上的资格考试则决定士人能否进入这一序列。清朝沿用了这一框架,同时兼顾八旗制度、地区名额分配以及其他入仕途径。纵观这两个朝代,名称与礼仪的延续,掩盖了应试资格、考试内容、考务管理,以及科举及第与实际授官之间关系的诸多变化。

功名、考试层级与入仕途径

在明清时期发展成熟的科举制度中,应试者通常先要通过一系列地方资格考试,包括县试、府试,以及随后由学政主持的院试。通过者取得通常称为“生员”或“秀才”的身份。这是一种受到认可的士人资格,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学位。被称为“童生”的应试者,既可能是成年人,也可能是老年人;这一称谓表明的是他们在应试资格体系中的位置,而非年龄。

生员内部也有不同类别。有些享有廪膳,有些则没有同等资助。他们的身份受到定期考核和纪律监督。取得生员资格意味着获得社会认可及特定优待,但通常并不意味着获得有俸禄的文官职位。许多生员一边继续应试、争取更高功名,一边从事教学、私塾授课、著述,或充当地方中间人。

下一个主要的竞争环节是乡试,通常每三年于秋季举行一次。中试者成为举人。乡试中式者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也可能凭此获授某些官职。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由于中式人数有固定名额,乡试是对有限名额的竞争,而不只是达到统一及格标准即可通过的考试。

会试通常在次年春季举行。中试者称为“贡士”,随后参加殿试,由殿试确定其进士名次。在制度成熟时期,殿试一般只对已经通过会试者排列名次,而不再加以淘汰。前三名分别获得“状元”“榜眼”和“探花”的著名称号。不过,不能因为这三人备受瞩目,就忽视了名次在其后的更多进士。

通过这些考试,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得官职。授官还取决于名次、职位空缺、进一步的选拔、行政规定,有时还须经历相当漫长的候选期。一些成绩出众的进士进入翰林院,从事文书起草与学术工作,并为日后担任高级官职作准备。其他人则进入中央各部或地方行政机构任职。

科举之外的入仕途径依然十分重要,包括荫叙、荐举、通过官学取得资格,以及依照规定的捐纳办法购买功名或任官资格。武科另成体系,综合考查体能、射箭、骑术和军事知识。因此,人们熟悉的文科功名阶梯,只是更广泛的官员选任体系中声望最高的部分,而非其全部。

考试内容与考查能力

科举考试考查的是一种学术传统,而非一套始终不变的考试大纲。唐代进士科考生通过诗歌、辞赋等文体以及其他笔试内容,展现文学修养。其他科目则更侧重经文背诵和经典阐释。后来的改革屡次调整文辞之美、经学知识与政务论述在考试中所占的比重。

自元代起,四书取得了尤为权威的地位。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十二世纪思想家朱熹与宋明理学关系密切,其注释成为官方阐释经典的依据。五经,即《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和《春秋》,也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不过具体的研习要求有所变化。

备考要求考生精通文言,熟悉广博的典籍传统,并能在严格限制下作文。背诵固然必不可少,但要写出合格的文章,远不止于逐字记忆。考生必须辨明一段经文的意蕴,组织论证,使用得体的措辞,并避免作出违背公认道德观念或经义的解释。试题可能仅引用极短的一句经文,考生只有认出其原有语境,才能理解题意。

八股文成为明清科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义文体。其成熟形态要求文章遵循规定的段落次序,并采用工整对仗的文字。考生应以符合权威教诲的口吻阐发经义,而非不受约束地表达个人见解。这种文体重视严谨的篇章组织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同时也助长了专门的应试指导与模仿。其具体要求和字数限制随时代而有所变化。

其他考试内容还包括策问、政务论述,以及某些时期的律诗。策问可涉及财政管理、历史先例、军事或官员选拔。这些内容的存在,说明不能简单断言科举只考查辞藻修饰。反过来说,借助经典与历史范例讨论政务,也不等于证明考生具备履行官职各项职责的实际能力。

科举的考试内容使广阔地域内的士人形成了一套共同的伦理与文学话语,但并未提供工程、医学、会计或司法程序方面的全面专业训练。官员往往在任职后,借助手册、有经验的属员和吏胥,学习这些事务。科举主要认证的是一种经学问涵养而成、被国家认为适宜治政的判断力。

考场、阅卷与防弊

大规模考试需要完备的场地设施和行政组织。乡试考场称为“贡院”,院内有成排的狭小独立号舍,以及院门、瞭望楼、官署、厨房和供考官使用的处所。南京的江南贡院是规模最大的贡院之一。制度成熟后,大型考试通常分为三场,每场持续数日,期间考生不得离场。他们携带获准使用的物品入场,在极为狭窄的空间内答卷、进食和休息。

入场程序旨在核实身份,并防止夹带违禁物品。考生须登记并接受搜检,另有文书证明其应试资格和报考籍贯。官府力求防止冒名顶替、夹带、串通作弊和传递答案。留存至今的微型书本和写满蝇头小字的衣物,显示出人们为规避检查而费尽心思,但这些实物并不能证明作弊得逞的情况究竟有多普遍。

各环节之间的行政隔离同样重要。考官可能在试题公布前就须入闱,直至阅卷结束都与外界隔绝。试卷依次送交不同机构,分别办理登记、弥封姓名、誊录、对读和评阅等事务。在大型考试中,考生的答卷由专人以统一规范的字迹誊抄,使考官更难凭笔迹认出考生。誊本还可与原卷核对,以减少抄录错误。这些程序体现出一种较早的制度性考量:将应试者的社会身份与对其答卷的评判分离。

然而,这套制度仍有可乘之隙。考生可能以独特措辞暗示身份,中间人则可能设法影响办事人员或考官。舞弊还可能涉及冒籍,到竞争相对有利的省份报考。官府对此施以严刑,科场舞弊案有时也会演变为重大的政治事件。1858年的顺天科场案发生于北京周边的京畿地区,导致多名高级官员被追究,主考官柏葰被处死。

名次的排定始终依赖评判,而非机械计分。考官在文章品味、理解方式以及对非传统论点的容忍程度上各有不同。由于录取名额有限,即使文章合格,考生也可能因所有名额都被水平更高或更受考官青睐的竞争者占据而落榜。因此,屡次应试的考生不得不面对不断变化的试题、考官和情势。

这套繁复的防弊机制,应当理解为对考试利害重大与评判具有裁量空间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回应。它可以减少直接的徇私偏袒,却无法消除不确定性、贪腐,也无法消除考生入场之前在备考条件上已有的不平等。

应试资格、家庭资源与社会流动

科举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晋升途径,但并非人人都能在平等条件下参与。女性被排除在国家常规文科科举的晋升体系之外。应试资格规定还限制了某些在法律上被视为低贱的职业或身份群体参加考试,不过,这些群体的具体范围及其后代所受的待遇随时代而有所变化。吏员、仆役等群体可能面临特定的限制。因此,士人在参与学业竞争之前,首先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应试资格。

对于具备资格的男性而言,备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资源。学习文言文、掌握科举考试的内容,需要投入多年时间,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谋生。书籍、学费、旅费、食宿以及反复应试,也都带来额外开支。贫寒考生有时能获得亲属、资助者、慈善机构或宗族公产的帮助,但这类支持的分配并不均衡。寒门学子凭才华出人头地,确实是一种可能,却不意味着所有应试者通常都从贫寒处境起步。

地区差异同样重要。商业繁荣的地区能够维系由学校、塾师、出版机构和读书人家构成的密集网络。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成为尤为重要的科举教育中心。按地域分配的名额,使教育优势最突出的地区无法包揽所有录取名额,但也使考生能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籍贯。科举竞争不仅以学识为基础,也受到地域格局的制约。

历史学家区分了两种流动:取得科举功名与进入官场。一个近几代未出过高官的家庭,仍可能拥有土地、经商积累的财富、较低级别的功名,或受过教育的亲属。反过来,显宦的后代也不会自动承袭高位。科举竞争可能打断代际传递的政治优势,同时保留教育与财富方面更广泛的优势。因此,关于社会流动的判断,取决于如何界定“精英”与“非精英”、将哪几代人纳入考察,以及所用证据是否涵盖母系和旁系亲属。

科举成功能够通过声望、婚姻机会、庇护关系及进入官府的渠道,改变一个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亲属关系网络可能汇集资源,寄望于一名考生的成功能惠及更广泛的群体。因此,科举带来的回报既属于个人,也属于群体。

大多数考生从未达到科举的最高层级。这一制度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学识超过了其所能获得的仕进机会,包括教师、科举塾师、幕僚、文辞专才,以及活跃于地方事务的低级功名持有者。不能仅仅把这些人视为未能入仕的落第者。他们帮助维系教育,并在地方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使科举的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入仕者的仕宦生涯。

官员、地方精英与皇权

科举取士帮助帝王建立起文官官僚制:官员拥有公认的任职资格,却不享有无条件世袭官职的权利。尤其自宋代起,这一制度巩固了士大夫在政治上的显要地位。但它并未造就独立于君主的行政体系:朝廷制定考试规章,核准录取名单,掌握任命权,并可罢免或惩处官员。竞争性选拔始终在君主制框架内运行。

殿试以仪式化的方式体现了这种关系。已经证明自身学识的考生,在皇帝的权威之下获得最终名次。这有助于将及第者塑造为蒙受君恩之人,而不只是某位考官或地方庇护者的门生故旧。与此同时,同年及第的关系以及师生关系,也在官员之间形成了人际网络。因此,非人格化的程序与私人交往相伴发展,而非彼此排斥。

科举出身者一旦出任知县,面对的职责便远不止撰写文章。这些职责可能包括征收税收、审理案件、维持治安、督办赈济、兴办教育以及监管公共工程。相对于所治理的人口,中央政府任命的有品级官员数量很少。因此,知县依赖书吏、衙役、刑名幕友、地方名流以及其他掌握实际事务知识的中间人。经学功名赋予任官者以正当性,却无法取代这套行政支撑体系。

功名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未出仕的功名持有者可以创办或支持学校、义仓、赈济事业、乡约以及地方志编纂。他们的权威一部分来自公认的学识,另一部分则来自财产、家族关系及其与官员交涉的能力。“士绅”一词常用来指称这种学术身份与地方影响力相互交叠的群体,但不应将其视为法律地位完全一致的阶层。

这一制度也使国家能够调控地方声望。学官可以惩戒生员,并因其行为不端而革除功名。地域配额将不同地区纳入共同的荣誉等级体系。清代针对旗人及其他特定群体另设的安排表明,选官制度也服务于一个内部政治身份有别的帝国的治理需要。

因此,科举取士从若干具体方面增强了国家能力:它提供官员,统一精英的学业标准,并将地方人士的进取愿望与中央制度联系起来。但它既未消除私人庇护关系,也无法保证官员称职,更未使所有社会群体对政策拥有同等影响力。其政治作用,在于将仕宦与身份地位纳入帝国秩序之中。

学校、出版与科举生活文化

科举考试使社会对教育机构产生了持续的需求。各级行政区划设有官学,而备考教学实际上大多由私塾教师、村塾、族学和书院承担。书院既可以是探讨哲理的中心,也可以是研习科举学业的场所,与官方课程的关系不尽相同。有些教师批评功利而狭隘的备考方式,同时仍然培养着希望考取功名的学生。

印刷术的普及,尤其是宋代以来的发展,使经典、注疏、选集和范文更易获得。商业出版者针对科举进阶的不同阶段编印备考指南。中式文章的选集使学生得以研习备受推崇的篇章结构与措辞,带注释的版本则帮助他们理解疑难文句。印本书籍降低了部分求学门槛,却未能消除教学质量和可用于学习的时间上的差异。

科举文化还影响了家庭生活的安排。家庭可能将资源集中在一个有前途的儿子身上,围绕他的学业安排劳作,或在他长期备考期间依靠其他成员的收入维持生计。无法亲自应试的女性,有时会在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中教导子女、管理家产、支持读书的丈夫,或从事文学创作。尽管官方功名仍为男性专有,女性对支撑教育的经济活动仍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举成功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张榜、庆贺、牌坊,以及族谱(谱系学资料)和地方志中的记载,都使登科者的成就得以留存。中式者的名字可以成为家族长久的声望资产。祭祀活动也将科举学习置于兼具道德意义与神圣色彩的世界之中:考生祭拜孔子,也向文昌、魁星等与文运相关的神灵祈求佑助。这些习俗将刻苦学习与对命运、功名的期盼联系起来。

科举生活中的挫折同样催生了丰富的文学书写。蒲松龄屡试未中举人,将士人、科举与超自然的命运逆转融入《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十八世纪小说《儒林外史》则讽刺了对地位的追逐、矫饰作态,以及求取功名造成的种种扭曲。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科举的批评,但不能把其中的虚构情节当作对考生经历的统计性描述。

因此,科举文化并不局限于官方学说,还包含商业盘算、家庭牺牲、宗教实践、文学创造,以及对世俗成就的怀疑。同一套制度在推行统一课程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抱负、失败,以及学问与道德价值之间关系的多样回应。

十九世纪的改革与1905年科举的废除

对科举之学的批评,早在十九世纪以前就已出现。十七世纪的顾炎武等学者,反对将文章表现与历史认识、经世责任相割裂的治学习气。其他批评者则抨击程式化的文章写作、对功名的追逐,或科举资格与治政能力之间的脱节。这些主张总体上旨在改革学问与官员选拔方式,而非全盘废除经学教育。

十九世纪,军事失利、国内叛乱、财政压力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使社会对各类新知识与专门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新式机构开始教授外语、军事技术、数学等传统科举考试范围以外的科目。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体现了专门人才培养在传统士人体系之外的发展。然而,科举功名仍享有崇高声望,新式学堂因而难以在生源和社会认可方面与之竞争。

清朝在1894至1895年的战争中败于日本,进一步推动了教育与行政改革的倡议。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推行的改革措施试图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其中包括废除八股文。同年稍后的政治危机发生后,这一改革方案的大部分措施遭到撤销。不过,1900年义和团事变之后,清廷开始推行范围更广的改革。

1901年,清廷再次废除以八股文取士的规定,并调整考试重点,转向策论及其他文体。改革者还试图使科举的晋升阶梯与不断扩展的现代学制相衔接。新式学堂毕业生可以获得官方认可的身份资格,由此形成了旧有功名与新式学历并存的过渡安排。

最后一届进士科考试于1904年举行。1905年9月2日,清廷下令废除科举,使这一常规制度在下一轮考试开始之前终结。支持废除科举的官员认为,逐步缩减科举并不能消除旧有功名之路的强大吸引力,士子仍会为此耗费多年。废除科举,正是为了引导学生转入新式学堂,接受现代教育与训练。

科举的废除并未立即消除功名持有者的影响,也没有使经学就此消失。已取得功名者继续活跃于行政、教育、商业和公共事务等领域。尽管如此,这一决定仍切断了以经典为内容的竞争性考试与官员选拔、社会认可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联系。此后的教育改革日益以学校教育、出国留学以及现代高等教育学历为基础,构建人才晋升的路径。

东亚各国的借鉴与现代解读

中国科举制度是东亚经典教育与官员选拔这一更广阔历史的一部分。邻国根据各自的政治制度,采纳、调整或摒弃了其中的某些做法。这些制度并不是同一个行政体系下完全相同的分支。即使采用相同的典籍与考试形式,君主、贵族、学校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截然不同。

朝鲜半岛的科举始于958年的高丽王朝,延续至朝鲜王朝,其间经历了重大变化。文科考试与武科、杂科考试并行。虽然通晓经典至关重要,但应试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地位和两班精英主导地位的影响。朝鲜科举制度在1894年的改革中终结。在越南,朝廷科举始于1075年的李朝,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制度与精英传统。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于1919年在阮朝举行。日本在早期天皇制国家体制内引入了考试,但未能使其持续发展为同样占据主导地位、通过竞争逐级选拔官员的途径;贵族政治以及后来的武家体制限制了考试的作用。

欧洲观察者通过传教士著述、游记和外交报告了解中国科举。一些人赞赏这一制度,认为它看重学识而非出身;另一些人则批评其以文辞为主的考试内容,或质疑其实际成效。这些记述推动了欧洲有关由受过训练的官员治理国家的讨论,但往往将中国制度简单化,以服务于本国的政治论争。

19世纪英国竞争性文官选拔制度的兴起,有时被描述为直接借鉴中国的结果。中国的先例确实曾出现在公共讨论中,但将两者视为简单的制度传承关系会造成误导。英国改革也源于国内围绕任人唯亲的争议、行政管理的需要,以及英属印度的治理经验。1854年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主张通过公开竞争录用人员、依据才绩晋升,但并未照搬中国的考试内容、科名等级,或君主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

现代学术研究同样区分了早期论述常常混为一谈的几个问题:其一,科举是否削弱了世家对官职的控制;其二,富有且具有教育传统的家族是否在备考方面占据优势;其三,考试所考查的能力能否预示行政表现。某一层面上支持竞争性选拔的证据,并不能解决其他问题。例如,马克斯·韦伯将中国受过教育的官员视为重要的比较研究案例,同时也区分了古典文化修养与现代专业训练。

如今,历史研究广泛利用科举档案、家族史料、地方志、存世试卷、刊印的应试用书,以及中式与落第考生的生涯资料。这些材料使研究者得以考察各地区的应试机会、代际优势、考官评判,以及屡试不中的经历。不过,史料的保存并不均衡:著名中式者的记录,通常远比那些未获科名、未曾任官、也未留下出版著作的考生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