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部法律,规范受其约束的企业收集、使用、披露和出售个人信息的行为。该法于2018年制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为加州居民确立了广泛的数据隐私权利,包括了解企业持有哪些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请求删除这些信息,以及选择不让企业出售这些信息的权利。2020年《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法》对CCPA作出了重大修订,新增了更正不准确信息、限制敏感信息的某些用途,以及选择不让企业为跨情境行为广告而共享信息等权利。这些修订大部分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该法是美国消费者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隐私监管历来由针对特定行业的联邦法律与州法律共同发展而成。该法的影响超出了加州范围,因为在全美开展业务的企业往往采用统一的网站、广告系统和信息管理方式。不过,CCPA并未全面禁止信息处理,也不要求每次收集或使用信息都须征得同意。它将信息披露义务、个人权利、对特定活动的限制、对信息转移的合同约束以及公共执法机制结合起来。
CCPA主要编入《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1798.100至1798.199.100条。其实际实施取决于法律条文、实施条例,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和加利福尼亚州隐私保护局的执法。“CCPA”通常指经修订后的法律,而不只是2018年制定时的文本。
立法起源与发展
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法的发展有着不同于美国许多其他州的宪法背景。1972年,加州选民批准了一项修正案,明确将隐私列入州宪法所保障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此后的法律针对具体做法作出了规定,包括网站隐私声明和安全事件导致的信息泄露通知。这些措施提供了重要保护,但尚未确立后来以《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为代表、消费者可向企业主张的一整套权利。
直接的政治推动力来自一项拟于2018年交付公投的倡议提案,其支持者包括房地产开发商阿拉斯泰尔·麦克塔格特及其他隐私权倡导者。该提案旨在让消费者更清楚地了解商业活动中的信息处理做法,并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在围绕撤回提案展开谈判期间,加州立法机关迅速审议了第375号众议院法案,该法案主要由州众议员周本立和州参议员罗伯特·赫茨伯格推动。州长杰里·布朗于2018年6月28日签署了该法案。随后,倡议提案的发起人将其从11月的公投选票中撤回。
这一立法起源影响了该法的早期发展。法律制定后,又陆续通过了纠错性和实质性修正,涉及定义、合规程序,以及隐私权与现有商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其主要条款于2020年1月1日开始施行。州总检察长自2020年7月1日起开始行使执法权,首批实施规章于2020年8月生效。在解读早期合规历程时,必须区分法律的制定、开始施行与启动执法这几个时间节点。
第二项公投提案带来了更大范围的修订。2020年11月3日,加州选民批准了第24号提案,即《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法》(CPRA)。该法修订了CCPA,而非取而代之。其主要变更包括:单独设立敏感个人信息类别,明确赋予更正权,赋予消费者拒绝为跨情境行为广告而共享个人信息的权利,扩大合同要求的范围,以及设立独立的隐私监管机构。
CPRA的大多数实质性修正于2023年1月1日开始施行。针对大量就业相关信息和某些企业间通信的临时豁免也于同日到期,使这些情境更全面地纳入该法的适用范围。第24号提案还对后续立法修正作出了限制:任何修改都必须符合并促进该提案的目的与宗旨。因此,最终形成的法律框架既体现了常规立法,也体现了选民对未来修法所设定的限制。通常所说的“CCPA合规”涵盖这一经修订的框架,不过,要理解其立法史,仍须区分2018年制定的法律与2020年的公投倡议。
企业、消费者与地域适用范围
CCPA 的主要监管对象是企业。这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法律术语,其范围并不涵盖所有持有信息的组织。通常,它是指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展业务、决定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目的和方式,并且至少达到一项法定门槛的营利性实体。该法还规定,某些受共同控制的实体、合资企业,以及自愿声明遵守该法的企业,也在适用范围内。
在经《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法》(CPRA)修订后的框架下,主要门槛涉及年度总收入、购买、出售或共享的信息数量,以及通过出售或共享个人信息获得的收入。收入门槛原定为超过 2,500 万美元,并须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调整;2025—2026 年的调整后数额为 2,662.5 万美元。另一项门槛是每年购买、出售或共享涉及至少 10 万名消费者或 10 万个家庭的个人信息。第三项门槛适用于通过出售或共享消费者个人信息获得的收入占年度收入至少 50% 的企业。最初的 CCPA 采用了不同的数量门槛,即 5 万名消费者、5 万个家庭或 5 万台设备,因此,依据原始法律作出的介绍可能产生误导。
消费者是指根据加州居民身份规则被认定为加利福尼亚州居民的自然人。该术语不要求当事人有购买行为,也不要求其与企业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客户关系。因此,网站访客、求职者、员工或其他公司的代表,都可能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同样,若干条款使用“家庭”一词,是考虑到商业记录所描述的可能是一处共同住所或一个相互关联的群体,而非某个身份已确定的个人。
公司不必在加利福尼亚州注册成立或设立总部,也可能受到该法约束。州外企业如果在加州开展业务并满足相关条件,也可能在该法适用范围内。反过来说,数据集中包含加州居民的信息,本身并不足以确定该法是否适用,也不足以解决地域管辖权的所有问题。对于某些完全发生在加州以外的行为,该法规定了例外,其适用条件涉及信息收集地点、消费者所在地及后续出售行为。
根据通常定义,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一般不属于企业。不过,不符合这一定义的组织,仍可能因合同或其他法律而承担相关义务。CCPA 还区分了企业、服务提供商、承包商和第三方。这些分类取决于法律规定的条件和实际的信息处理安排,而不只是合同当事方自行选用的称谓。同一家公司在处理不同数据集时可能扮演不同角色,例如,以服务提供商的身份处理某位客户的记录,同时独立决定如何使用通过自有网站收集的信息。
个人信息与敏感信息
《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对个人数据的定义十分宽泛,涵盖能够识别、涉及、描述特定消费者或家庭,能够合理地与其关联,或可合理地与其直接或间接联系起来的信息。这一定义的范围不限于姓名、身份识别号码和联系方式,还可包括通过持久性标识符、设备、账户或行为模式关联起来的信息,即使企业并不知道个人的真实身份。
该法列举了一些示例性类别,包括标识符;购买记录等商业信息;互联网或其他电子网络活动;地理位置;职业或就业相关信息;某些教育信息;生物识别信息;以及音频、电子、视觉、热感、嗅觉或类似信息。此外,还包括根据其他信息作出的推断,用于建立反映偏好、行为、态度、能力或资质等特征的个人画像。因此,对某个人的预测也可能属于个人信息,即使该预测是由企业生成,而非直接从本人处获得。
《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法》(CPRA)新增了敏感个人信息这一子类别,对其适用专门的披露和使用限制规则。此类信息包括政府签发的身份识别号码、某些账户访问凭证、精确地理位置、种族或族裔出身、宗教或哲学信仰、工会会员身份,以及在企业并非预定接收方的情况下,信件、电子邮件和短信的内容。它还涵盖基因数据、为唯一识别消费者而处理的生物识别信息,以及就健康、性生活或性取向收集和分析的个人信息。
与敏感信息有关的权利,并非无条件禁止一切使用的权利。该法及相关法规允许特定用途,包括为提供消费者合理预期的商品或服务、维护安全以及履行某些其他职能所必需的使用。限制权主要针对超出这些许可目的的使用和披露。对于处理目的并非推断消费者特征的敏感信息,相关限制条款给予不同的处理。
个人信息的定义设有若干排除情形。法律所定义的公开可得信息不在其列;修订后的定义对特定政府记录,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合法向公众提供的信息作出了规定。去标识化信息和消费者汇总信息在符合法律要求时,也不属于个人信息。仅移除姓名未必就能实现去标识化:位置历史、标识符或其他属性的组合,仍可能使记录与某位消费者之间形成合理可识别的关联。
去标识化与假名化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以代码替代姓名,可以降低直接识别身份的可能性,但仍可能借助其他信息将记录关联起来。这类记录仍可能属于个人信息。相比之下,CCPA 的去标识化规则要求采取保障措施并作出承诺,以防止信息与特定消费者产生关联,其中包括对信息接收方施加适当限制。
知情权、删除权和更正权
知情权既包括了解企业如何处理信息的权利,也包括获取与提出请求的消费者本人有关的信息的权利。消费者可以请求获知企业收集的个人信息类别及具体内容、信息来源类别、收集或出售的目的,以及信息披露对象所属的第三方类别。相关条款还涉及被出售、共享或出于商业目的而披露的信息。这些权利比一般性的查阅隐私政策的权利更为具体。
消费者请求获取具体信息时,必须接受与披露风险相适应的身份核验。企业不应仅因某人提供了一个电子邮箱地址,就向其披露账户历史记录或其他个人记录。配套法规根据所请求的信息以及未经授权访问可能造成的损害,规定了不同的核验要求。法规也允许授权代理人代表消费者行事,但须满足适用的授权和核验要求。以家庭为单位提出的请求还会引发其他问题,因为向一名家庭成员作出答复,可能泄露其他成员的信息。
对于知情、删除和更正请求,法定的一般答复期限为45个自然日。在合理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再延长45天,但企业必须在最初的期限内告知消费者,并说明延期理由。配套法规通常要求企业在十个工作日内确认收到请求。企业不得要求消费者仅为提交请求而创建账户,不过,已有且经过身份验证的账户可以帮助企业安全地处理请求。
删除权适用于从消费者处收集的个人信息,但存在例外。在为完成交易、提供所请求的服务、检测安全事件、履行法定义务、主张法律权利或开展其他明确规定的活动而有必要保留信息时,企业可以保留相关信息。这些例外并不赋予企业无限期保留所有信息的一般性权利。合规的处理方式可以是删除部分记录,同时仅保留与适用法定目的直接相关的有限信息。
删除义务还可能延伸至信息处理链条中的其他主体。视具体情况而定,企业必须通知服务提供商或承包商,并通知其曾向之出售或共享信息的第三方,但须遵守法律规定的限制条件。备份系统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问题可能不同于在用数据库;配套法规认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等到归档或备份系统恢复或被访问时,再从中删除信息。
《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法》(CPRA)规定的更正权允许消费者请求更正不准确的个人信息,同时须考虑信息的性质和处理目的。企业必须尽到商业上合理的努力,更正经核实确有错误的信息。访问权还涉及数据可携带性:在适用的情况下,以电子方式提供的信息必须采用易于使用的格式,使其能够不受阻碍地传输给另一实体。这些权利仍须受到保护他人信息、保障安全和保护商业秘密等要求的约束,并不要求企业不加区分地披露整个内部系统。
出售、共享与广告控制
《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对出售的定义比一般的现金交易更广。它包括以金钱或其他有价值的对价,向另一家企业或第三方披露、转移个人信息或以其他方式传递个人信息的特定行为。某项具体转移是否构成出售,取决于其实质以及适用的例外规定。因此,企业声称自己并未按日常意义“出售数据”,并不能决定其法律义务。
《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法》(CPRA)另行定义了共享,以涵盖跨情境行为广告,无论其中是否涉及金钱或其他有价值的对价。跨情境行为广告是指,根据从消费者在不同企业、具有不同品牌标识的网站、应用程序或服务中的活动所获取的个人信息,向其投放定向广告;这些企业、网站、应用程序或服务,并非消费者有意与之互动的企业。这与某些基于当前内容或互动情境的广告形式不同。两者的区别着眼于信息如何跨情境使用,而不只是广告是否经过个性化处理。
消费者有权要求企业不出售或共享其个人信息。受该法约束的企业必须提供规定的渠道,供消费者行使这一权利;通常包括设置醒目的“请勿出售或共享我的个人信息”链接,但适用法规允许采用替代方式的情况除外。与请求访问具体记录不同,选择退出的请求通常不得以身份核验为前提。若要求消费者提供大量身份信息才能停止为广告目的披露信息,这种做法本身就可能增加信息收集,并妨碍消费者行使权利。
相关法规还要求企业识别并响应符合条件的退出偏好信号。全球隐私控制就是其中一种实现方式,它通过浏览器或设备向参与网站传达用户的隐私偏好。其重要性在于,用户可以自动传达偏好,而不必逐一与每个网站单独交互。处理这类信号时,企业对浏览器、设备或已识别身份的消费者所承担的义务可能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企业能够将信号与哪些对象关联起来。这种信号并不等同于要求删除所有数据,或拒绝所有技术上必需的 Cookie。
未满16岁的消费者受到特别规则的保护。企业若实际知悉消费者未满16岁,未经明确授权,不得出售或共享该消费者的信息。对于未满13岁的儿童,必须由父母或监护人授权;13至15岁的消费者可以自行授权。该法还对故意无视消费者年龄的情形作出了规定。这些要求与联邦《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并行适用,而非取代后者。
成年消费者选择退出后,企业通常必须等待至少12个月,才能再次请求该消费者授权出售或共享其信息。选择退出并不一定会阻止信息收集、第一方使用,或向符合相应资格要求的服务提供商披露信息。其法律效力针对的是特定的信息流转,因此,准确界定广告合作伙伴的类别和信息转移的目的,是合规的关键。
企业义务与信息管理系统
《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规定的积极作为义务,不限于回应个人请求。企业必须在收集个人信息时或之前发出告知,说明所收集个人信息的类别及其使用目的。根据修订后的法律,告知内容还包括相关的敏感信息类别,以及保留期限或确定保留期限所依据的标准。隐私政策须更全面地说明企业的做法和消费者权利,并且至少每12个月更新一次。
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留和共享,必须限于为实现收集或处理该信息的目的,或已披露且与收集情境相符的其他目的所合理必要的范围,并与这些目的相称。企业保留个人信息的时间不得超过实现已披露目的所合理必要的期限。这些规定使该法具备了数据最小化的要求:企业不能仅靠在冗长的政策中声明可以无限制地收集信息,就实现合规。监管评估会考虑消费者在相关互动中合理预期的情况,以及信息与其所述用途之间的关系。
合同是另一项核心机制。向服务提供商、承包商和第三方传输信息,必须满足适用的法定要求,包括明确具体目的、提供适当的隐私保护,以及限制信息用途。与服务提供商和承包商之间的安排,通常须限制其出售或共享信息,以及在获准的业务关系之外使用信息。该法还对合并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作出了规定,同时设有特定例外。对于原本属于独立广告用途的信息使用,合同不能仅凭将接收方称为“服务提供商”,就使其变得合规。
企业必须建立相应程序,使公开承诺落实到技术操作中。例如,落实消费者拒绝其信息用于广告的选择,可能需要更改标签管理设置、限制通过软件开发工具包披露信息,并将消费者的偏好传达给下游接收方。回应删除请求时,可能需要查找客户服务平台、分析系统以及受托处理环境中的记录。该法并未规定统一的软件架构,但其要求使信息清单管理和将请求可靠地转交至相应处理环节,在实际运营中具有重要意义。
该法禁止因消费者行使受保护的权利而予以歧视。禁止的做法包括:因消费者行使CCPA规定的权利而拒绝向其提供商品或服务、收取不同价格,或提供不同水平或质量的服务。不过,该法允许符合条件的经济激励措施,以及与消费者信息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合理相关的某些差别待遇。此类安排须提供适当告知,确保消费者自愿参与,并设立退出机制。因此,忠诚度计划并非一概受到禁止,但仅凭这一名称,也不足以认定其合法。
界面设计同样重要。《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法》(CPRA)明确规定,通过暗黑模式取得的同意不构成有效同意。相关法规对损害自主选择的做法作出了规定,例如设置令人困惑的选项,或使拒绝明显比接受更困难。这使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与消费者通过网站和应用程序实际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衔接起来。
豁免及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是在现有联邦和州隐私、保密及记录保存法律体系内施行的,因此,其豁免规定十分细致,适用范围也各不相同。有些针对特定信息,有些针对特定活动,还有些针对特定情形下的特定组织。如果把每项豁免都理解为将整个行业完全排除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外,就可能严重曲解该法。
健康信息体现了这种结构。该法对受加利福尼亚州《医疗信息保密法》规管的特定医疗信息,以及受规管实体或业务合作伙伴在联邦《健康保险可携性与责任法》框架下收集的受保护健康信息,规定了豁免。相关条款还对符合特定条件的某些医疗服务提供者、实体及研究信息作出了规定。这些条款并不意味着,与健康相关的公司所持有的每一份记录都不受CCPA约束。通过无关的营销服务或面向消费者的应用程序收集的信息,可能需要另行分析。
金融信息同样受到豁免规定的影响:受特定金融隐私法律规管的信息可获豁免,这些法律包括联邦《格雷姆—里奇—布莱利法》和《加利福尼亚州金融信息隐私法》。CCPA还通过一项针对涉及消费者报告信息的特定活动的豁免,与联邦《公平信用报告法》形成交集。这些豁免受有关信息和行为的具体条文限制。不能仅仅因为某金融机构也处理受监管的金融记录,就自动认定其员工记录或网站跟踪信息可获豁免。
雇佣信息和企业间往来信息则表明,豁免可以随时间发生变化。最初的制度暂时限制了该法对特定雇佣情境下所收集信息,以及涉及其他组织员工或代表的往来沟通的适用范围。这些临时安排已于2023年1月1日到期。因此,员工和求职者在修订后的制度下获得了更广泛的权利,但涉及法律义务、安全、保密信息及其他法定利益的例外仍然适用。
其他条款则保障遵守法律、回应合法法律程序、在特定情形下配合执法,以及提出法律主张或进行抗辩等活动。该法还对行使言论自由及其他法定权利作出了规定。这些限制与新闻报道、诉讼记录以及涉及多人的信息尤其相关。适用这些限制时,需要关注信息处理的目的和具体情形,而不能假定每一项删除请求都优先于与其冲突的法律义务。
在加利福尼亚州内,该法对地方层面如何监管其所涵盖的信息处理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保留了其他保护措施,除非法律冲突要求作出不同处理。在联邦层面,必须依据适用法律判断联邦法是否排除州法的适用,而不能仅凭CCPA的存在作出推断。整体制度结构体现了美国的联邦制:同一组织可能受到多个层级和来源的法律权力约束,遵守一部隐私法并不必然意味着也遵守了另一部隐私法。
监管机构、执法与民事诉讼
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最初是负责执行《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的主要公共执法机关。第24号提案设立了加利福尼亚州隐私保护局(CPPA),由五人董事会领导,作为独立的专门机构负责该法的实施与执行。该局制定法规、调查涉嫌违法行为,并开展行政执法。总检察长仍保留执法权,因此,这一机构安排并不意味着将所有隐私监管权限全部移交给该局。
法定基准罚款为每项违法行为最高2,500美元;对于故意违法行为,或涉及已知未满16岁的消费者且符合法定条件的违法行为,最高为7,500美元。修订后的制度还规定,这些金额须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调整。行政处罚和民事罚款取决于所适用的执法途径。当某种做法影响大量消费者时,违法行为的数量可能对处罚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但并非每起案件都会自动适用最高罚款。相关机关会依据适用的法律标准评估具体情形。
CCPA最初规定,在采取某些公共执法行动之前,应在通知后给予一般性的30天纠正机会。《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法》(CPRA)自2023年1月1日起取消了这一普遍适用的强制纠正期。这一变化与该法针对安全泄露事件所规定的有限私人诉权中另行设置的通知和纠正条款不同。混淆两者,可能导致对执法责任风险的错误判断。
早期一项重要的执法案例,是州总检察长于2022年8月与化妆品零售商丝芙兰达成的和解。州政府指控,该公司未披露其出售个人信息的行为,未处理通过用户启用的全局隐私控制功能传达的退出请求,也未在当时适用的期限内纠正被指控的违法行为。和解要求该公司支付120万美元,并采取合规措施。该案的重要性部分体现在对法律的解释上:即便不存在以客户名单换取金钱的传统交易,广告和分析业务安排也可能构成个人信息的出售。
CCPA并未针对所有侵犯该法所规定隐私权的行为赋予普遍的私人诉权。其明文规定的私人诉权,针对的是因企业未能维持合理的安全程序和措施,而导致特定类别的未加密且未经遮蔽处理的个人信息发生法定安全事件的情形。相关信息类别的范围,小于CCPA对个人信息的一般定义。仅仅未履行普通的访问请求或退出请求,本身并不会产生此类法定损害赔偿请求权。
对于符合条件的事件,消费者可以请求实际损害赔偿,或按每名消费者每起事件100至750美元的标准请求法定损害赔偿,以较高者为准,同时还可寻求法律允许的其他救济。法定程序要求,在请求法定损害赔偿之前,须提前30天发出书面通知。在泄露事件发生后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本身并不能视为已经纠正该次泄露。其他法律可能提供其他诉讼依据,但能否据此起诉取决于各自的法定条件,而不能将CCPA的每一项规定都转化为可由私人独立起诉执行的请求权。
与其他隐私制度的比较及实施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经常被拿来与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进行比较。两者都要求透明度,承认个人对其信息享有的权利,并规范组织与其信息处理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然而,两者的法律架构存在显著差异。GDPR 通常要求处理个人数据须有合法依据,并区分控制者与处理者。CCPA 则采用自身的一套分类,将相关主体分为企业、服务提供商、承包商和第三方,并特别强调消费者对信息出售和共享的选择权。
因此,同意在这两套制度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CCPA 通常并不要求受其规管的企业在开展所有信息处理活动前都取得同意。对于成年人的信息出售和共享,该法采用退出机制;对于未成年人,则要求取得明确授权,并在其他特定情形下规定具体的同意要求。GDPR 也不要求每项处理活动都取得同意,因为它还认可其他合法依据。将两者的区别简单概括为“欧洲要求同意,加州要求告知”,会掩盖两套制度各自规定的实质性义务。
两套框架在适用范围和救济措施方面也有差异。GDPR 可以适用于公共机关和非营利组织,而 CCPA 对企业的主要定义则与营利性活动及法定门槛挂钩。GDPR 监管机构拥有广泛的执法机制,欧洲法律也规定了在相应条件下寻求司法救济和赔偿的权利。加州则将专门机构和州总检察长的执法与范围较窄、由法律明确规定的私人诉权相结合。因此,为一套制度设计的权利行使门户或合同,未经修改可能无法满足另一套制度的要求。
在美国国内,CCPA 帮助确立了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州级综合性消费者隐私立法模式。此后各州制定的法律往往包括访问、删除、更正和数据可携带权,以及拒绝特定处理活动的权利。不过,这些法律在适用门槛、豁免、术语、敏感信息的处理方式和执法方面存在差异。有些法律采用控制者和处理者的术语,并明确规范定向广告或画像活动。因此,必须依据加州法律自身的规定来解释“出售”和“共享”的法定定义,而不能将其视为可与其他各州的相关概念通用。
现代信息系统的技术特点引出了若干实施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在不过度收集额外身份信息的前提下,将消费者的偏好设置传递到不同的浏览器、设备、账户和信息接收方。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区分经过适当去标识化的信息与仍可借助商业数据集合理关联至特定个人的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推断出的信息可能使更正请求变得复杂,因为不准确的源记录、概率性预测和有争议的特征描述,并不是同一类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隐私权法》(CPRA)还要求就网络安全审计、风险评估,以及与自动化决策技术有关的访问权和退出权等领域开展监管规则制定工作。这些议题将消费者隐私与组织问责及人工智能联系起来。具体适用的义务取决于相关法律条款、已通过的法规及其施行日期;获得就某一事项制定监管规则的授权,本身并不等于已经存在一项可立即执行、涵盖所有企业或所有自动化系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