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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

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是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创立了生物地球化学,并发展了影响深远的生物圈与智慧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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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维尔纳茨基(1863年3月12日—1945年1月6日)是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和科学事业组织者。他的工作推动了将生命视为一种行星尺度地质力量的研究。他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圣彼得堡,先后在帝国时期、革命时期及苏联时期的机构中从事科研工作,并于1918年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首任院长。他的研究将矿物组成、化学元素迁移、放射性过程以及生物的整体活动联系起来。

维尔纳茨基是地球化学和生物地球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生物圈》(1926年)一书中,他提出,生物圈不仅是生物栖居的场所,更是地球上一个在化学构成和能量组织方式上受到生命深刻塑造的区域。此后,他进一步发展了智慧圈概念,强调科学知识和有组织的人类活动日益显著的地质意义。他留下的科学遗产,尤其在于将生物、岩石、水体和大气视为同一部行星历史中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

教育经历与科学观的形成

维尔纳茨基生于1863年3月12日,即当时俄罗斯帝国采用的儒略历2月28日。他的父亲伊万·维尔纳茨基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也是一名大学教师。他的家庭与乌克兰颇有渊源,童年时曾在哈尔科夫生活数年,随后返回圣彼得堡。他的成长环境既培养了他对学术的兴趣,也使他接触到教育、公共机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尽管他接受的专业训练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但这些关切后来仍体现在他组织科学研究的努力中。

他于1881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1885年毕业。对他影响尤为深远的是瓦西里·道库恰耶夫。道库恰耶夫通过研究确立了这样的认识:土壤是在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自然体。他的研究方法表明,对于一种常见的物质,不应仅作描述,还可以通过形成它的过程来加以理解。维尔纳茨基后来将类似的、着眼于历史过程和相互关系的研究方法,拓展到矿物和地球化学组成的研究中。

大学里的学术环境还使他接触到以德米特里·门捷列夫为代表的化学传统,以及更广泛的实验研究文化。维尔纳茨基并不将地质学、化学和生物学视为彼此独立的学科,而是越来越多地研究跨越这些学科边界的问题。不过,他早期的兴趣仍扎根于对标本、晶体性质和矿物转变的细致考察。后来,他在行星尺度上提出的概括性认识,正是从这些具体的物质研究中发展而来,而非取代了这一基础。

1888至1890年间,维尔纳茨基在海外学习和研究,曾在慕尼黑、巴黎等欧洲科学中心工作。他师从晶体学家保罗·格罗特、矿物学家费迪南·富凯等研究者。这些经历使他熟悉了不同的实验室传统,也加强了他的国际学术联系;这些联系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1890年,他开始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在那里建设了矿物学和晶体学课程及标本收藏。1897年,他获得博士学位。教学使他的研究思路更加清晰:矿物种不仅仅是有待鉴定的对象,更是特定物理和化学条件的产物。他鼓励学生研究矿物的起源、转变及共生关系。受其学派影响的人包括亚历山大·费尔斯曼和亚历山大·维诺格拉多夫,两人后来都成为苏联地球化学界的重要人物。到20世纪初,维尔纳茨基已在学术界站稳脚跟,并确立了以物质演化历史为核心的研究纲领。

从矿物学到化学元素的历史

19世纪的矿物学十分重视分类、外部形态、晶体对称性和化学组成。维尔纳茨基承认这些研究课题的重要性,但主张也必须从动态角度理解矿物。在地表附近发现的矿物,其形成条件可能与采集时所处的条件大不相同。此后,与水、大气中的气体或生物接触,以及温度变化,都可能使矿物发生改变。因此,矿物学不仅需要编目记录那些看似稳定的物体,还必须阐明矿物的形成与转化过程。

这一视角将研究重心从单个矿物转向了化学元素的历史。一种元素可以存在于多种矿物中,溶解于水中,进入生物体,成为沉积物的一部分,随后又被纳入另一种岩石。某一种矿物只是这一漫长序列中的一个阶段。按照这一构想,地球化学研究的是元素在整个地球中的分布、富集、分散和迁移。

维尔纳茨基在巴黎讲学后,于1924年以法语出版了《地球化学》(La Géochimie),阐述了这一更为广阔的研究纲领。该书将化学组成视为各种过程在地质时间尺度上作用的结果。为什么某些元素会共同富集,为什么另一些元素始终处于分散状态,以及化合物在不同条件下如何变化,这些问题成为研究的核心。这一方法把以标本为基础的矿物学与地壳组成、天然水的化学性质以及生物的作用联系起来。

例如,硅酸盐矿物的风化并不仅仅是物理破碎。矿物与水及溶解于水中的二氧化碳发生反应,可以释放出溶解态组分,生成新的黏土矿物,并改变流出水体的化学性质。这些组分随后可能进入海洋,参与沉积物的形成。维尔纳茨基的理论框架将这类过程序列纳入了连续的化学演化史。元素所循的路径取决于环境条件,而不是由某种单一、固定的地质作用所决定。

地球化学并非由他一人创立。弗兰克·威格尔斯沃思·克拉克和维克托·戈尔德施密特等研究者提出了其他奠基性研究方法,着重研究平均化学组成以及支配元素分布的物理原理。维尔纳茨基的独特贡献,在于将矿物转化与放射性过程,尤其是生物活动结合起来。

他对天然水的研究同样强调多样性与相互作用。地下水、地表水和盐溶液之所以各不相同,是因为它们接触的岩石、气体、温度和生物条件不同。因此,水既是一种化学物质,也是一种重要的输运介质。这种对物质运动的关注,有助于确立一种研究方式:通过物质流动、化学反应和历史变迁来解释某一地点的化学组成。

放射性与原子研究的组织

1896年,放射性的发现揭示了一类无法用普通化学重排解释的过程。放射性元素会转变为其他元素,并从原子内部释放能量。对维尔纳茨基而言,这些发现改变了人们理解地球物质及其历史的方式。矿物未必是化学性质恒定不变的物质的永久储存体:有些矿物含有正在自发转变的原子。

放射性过程具有多方面的地质学意义。它们为地球内部提供热量,产生特定的衰变产物,并为测定岩石年龄提供方法。放射性测年的发展,依赖于母体同位素与子体同位素之间可测量的关系,以及对相应衰变速率的了解。维尔纳茨基认识到了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不过,放射性测年的主要方程和方法是由其他几位研究者建立的。

他的兴趣也涉及实际工作和科研机构建设。要系统研究放射性矿物的性质,首先必须找到、采集、分析并加工这些矿物。这需要野外地质学家、分析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工业专家通力合作。维尔纳茨基支持对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展调查,并主张建立能够研究这些资源的实验室。这类工作将有关原子转变的基础问题,与材料供应和专用设备的配备联系起来。

1922年,他出任彼得格勒镭研究所首任所长,任职至1939年;彼得格勒后来更名为列宁格勒。维塔利·赫洛平是该所放射化学研究的核心人物。研究所将放射性物质研究与化学、地质学及核物理学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这种组织方式体现了维尔纳茨基的信念:一个新领域若局限于某个既有学科的行政框架内,就无法得到有效发展。

镭研究所后来成为苏联核研究的重要机构基础之一。不过,仍应将其历史与战时的原子武器计划区分开来。维尔纳茨基本人主要关注的是作为自然现象、能源、地质作用因素以及有组织的协同科学研究对象的放射性物质。他并非核武器设计者。

到1940年,他还参与了苏联科学院内部推动铀的系统研究的工作。1938至1939年间核裂变的发现,使这一课题变得更加迫切。他所发挥的作用,延续了数十年来的一贯主张:对物质认识的重大变化,要求科研组织方式作出相应调整。因此,放射性将他早期对矿物学的关注与20世纪的原子科学联系起来,同时也未使他放下并行开展的生命与行星化学研究。

作为行星系统的生物圈

奥地利地质学家爱德华·修斯于1875年提出了“生物圈”一词。维尔纳茨基从物理和化学角度赋予这一概念更广泛的内涵,其中影响最深远的阐述见于《生物圈》一书,其俄文版和法文版分别于1926年和1929年出版。他研究了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区域,以及经生命活动改造的物质和过程。由此形成的概念并非只是对生物地理分布的罗列,而是描述了一个部分由生物活动塑造的行星尺度领域。

其中一个核心论点涉及能量。地球接收来自太阳的辐射,生物将其中一部分转化为能够做功的化学能。生命系统通过光合作用捕获能量,并将碳纳入有机物中。随后,摄食、呼吸、分解和埋藏过程又使物质与能量重新分布。维尔纳茨基将生命视为宇宙能量与地球化学变化之间的重要中介。

这并不意味着生物能够创造物质或使物理定律失效。生物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改变了化学过程的速率、路径、发生地点及其组合方式。薄薄一层生命物质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地质效应,是因为它在漫长时期内不断繁殖,并持续加工各种物质。因此,流经生命系统的物质量,可能比任一时刻现存生物的质量更为重要。

维尔纳茨基还强调了生命分布的不均匀性。在水、养分、气体和可利用能量交汇的界面上,生物活动十分密集。因此,土壤、近岸水域、有光照的海洋表层以及其他接触带,都是发生物质转化的重要场所。生物圈并非均匀覆盖地球的一层薄膜,其边界也不能用单一、清晰的界面来界定。它的实际范围取决于哪些地方具备让生物维持活动的条件。

在他的论述中,生命物质、由生命活动形成或改变的物质,以及没有生物参与而产生的物质,被区分开来。土壤尤为重要,因为它体现了生物与非生物过程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然体。这些区分旨在厘清物质形成与演变的因果脉络,而不是将一个独立自足的生物世界与一个毫不相干的矿物世界割裂开来。

不应将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概念与后来各种关于行星自我调节的理论等同起来。他确立了生命深刻改变地球大气层、水体和地壳这一认识,但这本身并不能证明,所有这些改变都会使有利于生命的条件保持稳定。他留下的持久贡献是一项关于物理世界的论断:如果不考虑生物在整个地质时期内累积产生的作用,就无法充分解释地球的表层环境。

生命物质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维尔纳茨基用“生命物质”这一科学术语,从质量、化学组成、能量关系和地质活动等方面对生物进行整体描述。这并不是说生命由某种超出常规化学范畴的特殊物质构成。借助这一抽象概念,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生物群体所吸收的元素数量及其引发的转化,对它们进行比较。

这种研究方法是对个体生物及进化研究的补充,而非替代。生物学家可能会研究某个物种如何繁殖或适应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家则可能探究,众多生物的共同活动如何使碳、氮或其他元素在不同储库之间转移。这两个尺度关注的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维尔纳茨基的独特之处,在于着重考察这些活动在行星尺度上累积产生的结果。

碳循环体现了这种联系。光合生物从周围环境中吸收二氧化碳,并合成有机化合物。呼吸和分解作用使其中的大部分碳返回环境,另有一部分则被埋藏在沉积物中,或进入碳酸盐矿物。在地质时间尺度上,这些途径影响着空气、水和沉积岩的组成。维尔纳茨基将这类转移理解为生命所完成的地质作用,而不是局限于生物个体的生物学事件。

他尤其重视微生物,因为它们微小的体型掩盖了其整体化学活动的庞大规模。细菌及其他微生物介导着涉及硫、铁、氮和碳的转化。有些微生物利用化学能,而不是直接利用阳光。固氮和硝化作用等过程会改变营养元素的可利用性及化学形态。这些转化将细胞活动与土壤肥力、水体化学以及气体的产生或消耗联系起来。

维尔纳茨基还关注生物富集现象。生物会有选择地积累元素,而不是简单地反映周围环境的平均组成。贝壳的形成会富集钙和碳;其他生物则会积累硅或微量元素。当生物遗骸聚集并保存下来时,这种选择性便可能促成具有独特组成的沉积物和矿床的形成。这一效应取决于生物吸收、迁移、分解以及保存条件。

1928年,他创建了苏联科学院生物地球化学实验室。该实验室研究生物的化学组成,以及元素在生物材料和地质材料中的分布。这为他的思想提供了实验与分析基础,而人们有时主要记住的却是这些思想在哲学层面的广度。

现代生物地球化学使用了维尔纳茨基时代尚不具备的工具,包括精密的同位素测量技术和分子方法,也对储库和通量开展了更广泛的定量研究。尽管如此,其核心研究问题仍与他的表述十分接近:生命活动如何改变元素在地球内部的迁移和分布?

科研机构与公共生活

维尔纳茨基的科研生涯与科学机构的创建和维护密切相连。在他看来,大学、博物馆、实验室、图书馆和科学院是使知识得以代代积累的基础设施。其中,馆藏与分析设施尤为重要,因为地质学和化学研究需要比较来自不同地点、不同时期的材料。

在俄罗斯帝国末期,他参与了主张宪政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并与立宪民主党有所联系。他的公共活动涉及教育和大学自治等问题。1911年,大学师生与列夫·卡索领导的教育部发生冲突,维尔纳茨基在此期间辞去了莫斯科大学的职务。同一场争端中,还有一大批教授和讲师离职。此后,维尔纳茨基将更多工作重心转向科学院,并于1912年当选为正式院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协助成立了俄罗斯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通常以其俄文缩写KEPS为人所知。该委员会于1915年在科学院下设立,负责调查矿藏、水资源及其他自然资源。战时物资短缺暴露出对国内资源供应情况认识不足,以及对进口材料的依赖。KEPS将资源调查与更广泛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而非仅仅将其视为满足眼前采购需求的工作。

1918年,维尔纳茨基在基辅创建乌克兰科学院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成为首任院长。他还协助创办了与该院相关联的国家图书馆。科学院最初的组织架构涵盖历史与语文学研究、物理与数学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因此,他在那里的工作着眼于整个学术研究体系的组织建设,而不只是拓展自身的科学专业领域。

革命与内战屡次打断他的出行和任职,也使机构运作难以保持连续。维尔纳茨基曾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工作,并于1920至1921年担任塔夫里达大学校长,后来返回彼得格勒。1922至1926年,他长期旅居国外,主要在法国,之后回到苏联继续工作。

他在科研机构的任职经历跨越了重大的政权更迭,但其探究的科学问题往往具有延续性。为战时资源评估而开展的调查,可以为后来的地球化学研究提供支持;矿物收藏可以为放射性研究提供材料;研究生物体的实验室,则可以帮助阐明地质过程中的元素循环。因此,他的贡献既体现在理论观念上,也体现在组织建设上:他帮助建立了持久稳定的科研环境,使跨学科研究得以持续开展。

科学思想与智慧圈

维尔纳茨基晚年对智慧圈的论述,将他关于地质作用的阐释扩展到了人类知识与集体活动。这一术语与法国哲学家爱德华·勒鲁瓦及皮埃尔·德日进有关;他们在巴黎与维尔纳茨基的交流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发展。勒鲁瓦于1927年在出版物中使用了这个术语。尽管这些思想家都关注思想在行星尺度上的意义,但他们的解释并不相同。

对维尔纳茨基而言,出发点是物质层面的。人类通过农业、采矿、制造、运输和建筑活动,改变各种元素的分布。科学认识扩大了这些活动的规模,也提高了其精确程度。一处矿床可以成为一个产业的基础;对化学反应的认识,则能使人们生产出在自然界中数量稀少或形态罕见的物质。思想通过有组织的物质活动获得地质意义。

因此,智慧圈并不是脱离生物圈而存在的非物质层。它指的是科学知识增长和人类社会组织发展所引发的生物圈内部转变。人类依然是依赖水、食物、能量和环境条件的生物。人类的独特重要性在于,积累的知识使其能够在广阔地域内协调活动,并日益将这种协调扩展至全球。

维尔纳茨基在一部通常译作《作为行星现象的科学思想》的手稿中发展了这些观点。该书主要写于20世纪30年代,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他的文章《生物圈与智慧圈》于1945年以英文发表于《美国科学家》。这些著作将科学探究的扩展与人类作为地质力量的崛起联系起来。

这一概念融合了几种需要加以区分的论述。有关采矿、耕作和工业化学的论断,涉及可观察到的物质转移。有关科学在地理上影响范围日益扩大的论断,涉及通信、教育和制度的历史发展。有关未来智慧圈的表述,还包含了对人类发展方向的预期,包括在更广范围内协调知识的运用。这些预期并不是已经确立的物理定律。

维尔纳茨基的解释,也不同于德日进那种带有明确神学色彩的演化发展论述。共同的术语不应掩盖两人思想框架的差异。对维尔纳茨基而言,主要的实证基础是生命活动对地球物质层面的改造,而科学思想正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新因素。

智慧圈概念至今仍有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它将环境史与知识史联系起来。当人们把对人类力量不断增强的描述,视为这种力量必然会得到协调一致或有益运用的保证时,这一概念便显露出不够严谨之处。地质层面的论证本身并不能推出这样的保证。

晚年、著作出版与科学遗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尔纳茨基从莫斯科疏散至哈萨克斯坦的博罗沃耶,在那里继续写作,并通过通信开展学术交流。他于1943年返回莫斯科。同年,与他于1886年结婚的妻子娜塔莉娅去世。1945年1月6日,维尔纳茨基在莫斯科逝世。他的学术生涯从19世纪的晶体学一直延续到核时代的开端,其间始终关注自然界物质的组织与转化。

他在不同语言圈和学科领域获得认可的进程并不均衡。矿物学家和地球化学家熟悉他的专业贡献,而他的生物圈理论要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译介和后来的环境研究。《生物圈》法文版于1929年问世,但直到1998年才出版了首部完整的英译本。此前很久,那篇讨论生物圈与智慧圈的英文论文就已将他的部分论点介绍给英语读者,不过内容要精简得多。

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使他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对大气、海洋、陆地、生物及全球元素循环的研究,越来越需要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解释。维尔纳茨基并未提供这一后起领域所采用的数值模型、卫星观测或详细的收支核算。然而,他明确提出了一个核心前提:对行星变化作出物理解释时,必须将生命纳入其中。

20世纪,詹姆斯·洛夫洛克与琳恩·马古利斯提出了盖娅假说。维尔纳茨基的理论与这一假说有部分相通之处,但并不相同。两者都强调,生物会改变其所在行星的环境。与盖娅假说相关的论述更侧重于反馈机制及环境调节的可能性。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理论并不要求认定地球像一个单一生物体那样运作,也不要求认定生物作用总能维持有利的环境条件。

他将人类描述为一种地质力量,这一观点也经常与人类世放在一起讨论。这种比较突显了两者研究主题上确实存在的延续性:工业社会在行星尺度上搬运物质、改变元素循环并改造环境。不过,这些术语属于不同的讨论范畴。维尔纳茨基的智慧圈概念关注科学思想的地质作用,而关于人类世的讨论则着眼于人类驱动的地球变化具有何种性质、始于何时,以及有哪些地层学证据。

多家机构分别传承或纪念了他的不同贡献。1947年在莫斯科成立的维·伊·维尔纳茨基地球化学与分析化学研究所,继续在他曾参与组织和奠基的领域开展研究。乌克兰维尔纳茨基国家图书馆纪念他在建设乌克兰学术机构方面发挥的作用。1996年由英国移交给乌克兰的南极维尔纳茨基考察站,则使他的名字与极地研究联系起来。这些纪念体现了他学术生涯的广泛影响,涵盖科学概念、实验室研究计划、馆藏建设以及科研机构的奠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