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海峡危机是涉及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在历史上几次重大危机中也涉及美国的激烈军事与政治对峙。这一说法通常指三次对峙:1954—1955年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95—1996年的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2022年8月在台湾周边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也常被称为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但对于较近期的事件,编号和用语尚未统一。
这些危机源于国共内战遗留的未决问题。自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则治理台湾及若干岛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且不排除以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拥有自己的民选政府、武装部队和法律制度。美国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依据其国内法律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尽管这些危机都与这一政治争端有关,但彼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20世纪50年代的对峙主要围绕炮击、岛屿驻军以及美国防务承诺的范围展开。1995—1996年的对峙则发生在台湾向总统直选过渡期间,涉及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较近期的事件中,海空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引发了有关军事胁迫、封锁、局势升级,以及如何区分武力展示与作战准备等问题的讨论。
历史渊源与战略地理
历次危机的地理根源,在于台湾本岛与中华民国控制的大陆沿海小岛之间的差异。台湾海峡将台湾与福建省隔开,最窄处宽约130公里。金门在许多早期英文文献中被称为 Quemoy,位于厦门附近,距大陆仅数公里。马祖列岛位于更北面的沿海地区,地处福州出海口外围。与台湾或澎湖列岛相比,这些沿海岛屿更容易遭受来自大陆的炮击和两栖进攻。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中华民国政府于1945年接管台湾。大陆内战再起,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则于同年稍后迁往台湾。在蒋介石领导下,中华民国继续主张对全中国拥有统治权;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力图攻取国民党仍然控制的地区。双方政府都不接受将分治作为永久性的政治安排。
1949年的战事既暴露了中华民国剩余据点的脆弱性,也显示了其防守韧性。共产党军队夺取了大陆沿海大部分地区,但10月登陆金门的行动在古宁头战役中失败。1950年,共产党军队攻占了中国南部近海面积大得多的海南岛。这些截然不同的结果表明,能否守住近海岛屿,取决于当地海上通道是否畅通、登陆能力、补给安排以及守军集中兵力的能力,而非仅仅取决于交战双方军队的规模对比。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使美国的政策发生转变。哈里·S.杜鲁门总统命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既要阻止对台湾的进攻,也要阻止中华民国向大陆发动攻击。这次干预将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与更广泛的冷战联系起来。华盛顿日益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角度看待台湾的安全,而北京则将美国海军的介入视为实现其领土目标的障碍。
因此,这些沿海岛屿具有了超出其面积的意义。对台北而言,它们既是防御据点,也是继续主张对大陆拥有统治权的象征,还可能成为未来军事行动的基地。对北京而言,它们是便于攻击、可用来施加压力的目标。对华盛顿而言,它们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保卫这些靠近大陆的据点,究竟是保护台湾的必要之举,还是反而可能将美国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1954—1955年
第一次重大危机始于1954年9月3日,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实施猛烈炮击。此前,中华民国已加强其沿海岛屿阵地的兵力部署,而炮击发生时,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在就防御条约展开谈判。战斗和炮击不仅发生在金门,也波及浙江、福建沿海其他由国民党控制的岛屿。北京的军事行动兼有多重目的:夺取易受攻击的阵地,挑战美国支持的沿海防御体系,以及在台湾问题上施加政治压力。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府将台湾、澎湖的防务与地位较为模糊的沿海岛屿区别对待。美国与中华民国于1954年12月2日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涵盖台湾和澎湖,而将条约义务扩大至其他领土,则须由双方共同商定。这一区别是此次危机的核心:华盛顿加强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但并未因此自动承诺保卫中华民国在大陆附近控制的每一处阵地。
1955年1月,解放军攻占大陈列岛附近的小型岛群一江山岛。此次行动由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协同实施,凸显了中华民国在靠近大陆军事基地的孤立岛屿上维持驻军的困难。同月晚些时候,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美国武装力量保护台湾和澎湖,包括被认定为保卫台澎所必需的相关阵地。该决议赋予艾森豪威尔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对于美国究竟会保卫哪些沿海岛屿,仍未消除不确定性。
2月,美国海军协助中华民国军队和平民撤离大陈列岛。此次撤退减少了易受攻击的阵地数量,同时保留了在政治上更为重要的金门和马祖驻军。这也体现了美国政策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特点:支持台湾的同时,也可能向台北施压,要求其放弃某些领土,或避免采取华盛顿认为风险过高的军事行动。
此次对峙还涉及严峻的核武器问题。美国官员曾考虑动用核武器,1955年3月的公开表态也显示,一旦冲突扩大,核武器可能被用于打击军事目标。这些表态是威慑进一步攻击的举措之一,但公开威胁、军事规划与战时可能作出的决策之间究竟有何关系,至今仍是历史研究的课题。
危机于1955年春季逐渐平息。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表示愿意与美国谈判,双方随后于8月在日内瓦启动大使级会谈。北京并未放弃其领土主张,华盛顿也继续支持台湾。因此,此次危机的直接结果并非政治解决,而是领土控制范围的调整、防御安排的加强,以及一条使对立双方能够沟通的外交渠道的建立。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1958年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大规模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由此爆发。猛烈炮火打击了军事阵地,也威胁到为岛上大批中华民国驻军和平民运送补给所必需的海上航线。炮击期间还发生了海战和空战。第一次危机中,交战双方曾攻占或放弃若干岛屿阵地;与之不同,1958年军事上的核心问题在于,金门能否在持续压力下维持补给。
美国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并支援中华民国的补给行动。美国海军舰艇为驶往金门的补给船护航,但在护航安排上力求避免美舰暴露于最猛烈的岸炮火力之下。中华民国军队摸索并改进了在炮击下卸载补给物资的方法,包括使用两栖车辆和专用登陆艇。维持驻军补给具有战略意义:一旦补给中断,可能迫使守军撤退,也可能促使美国直接攻击大陆炮兵阵地。
空战成为这场对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华民国空军的F-86“佩刀”战斗机装备了美国提供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在沿海地区上空与解放军飞机交战。1958年9月的交战是“响尾蛇”导弹首次投入实战。这种导弹带来了重要的战术优势,但空战并未消除金门的根本弱点:该岛仍处于大陆火炮射程之内。炮击、航运护卫、空中作战与政治信号的传递始终紧密相连。
美国军事规划人员再次研究了在常规手段失效或冲突扩大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不过,文官决策层仍强调,应努力在不引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守住这些岛屿。这场危机也使北京与苏联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苏联的支持对于威慑美国十分重要,但事先磋商是否充分,以及可能被卷入冲突的风险,加剧了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紧张。这一事件是中苏分裂更广泛背景的一部分,而非其唯一原因。
10月初,北京宣布暂停炮击,随后又于当月晚些时候开始实行单日炮击。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排让补给能够在其他日子运入,同时又维持了敌对行动尚未结束的立场。此后,间歇性炮击持续多年,后来也使用宣传弹,而非持续进行破坏性轰击。1979年初,北京宣布停止例行炮击。
蒋介石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8年10月发表联合公报,声明实现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目标,应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因此,这场对抗既维持了中华民国对金门和马祖的控制,也强化了美国约束台北采取进攻行动的努力。它还表明,即使没有和平条约、正式停火协议,也不接受对方的领土主张,仍可以通过默契形成的行动安排,管控尚未解决的对抗。
外交转型与美国承诺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影响后续危机的基本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取得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发表《上海公报》。这些进展使外交环境从冷战时期对立联盟体系之间的对抗,转向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华盛顿与北京在寻求合作的同时,仍在台湾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在《上海公报》中,美国表示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没有对这一立场提出异议,并强调其对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切。这一措辞十分重要,因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认识到中方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接受北京对台湾的主张,是不同的外交行为。
美国于1979年1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终止了与中华民国的正式外交关系。《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随后终止,自1980年1月1日起失效。美国国会于1979年4月通过《台湾关系法》,为继续维持非官方关系提供国内法律框架。该法规定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指出,美国应保持抵抗武力或胁迫手段的能力,以应对危及台湾人民安全或其社会、经济制度的行为。
该法并未规定美国自动参战的义务。美国是否采取军事回应,仍取决于总统、国会、宪法程序以及具体对峙的情势。这种安全支持与不确定性并存的做法,通常被称为战略模糊。其运作既要遏制针对台湾的胁迫,也要避免作出无条件保证,以免鼓励可能引发冲突的单方面行动。
其他声明也塑造了这一框架。在1982年8月的公报中,华盛顿表示,无意奉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并表达了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意向。里根政府还向台北传达了“六项保证”,其中包括美国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也不会向台湾施压,要求其与北京谈判。这些文件成为此后争议中反复援引的依据。
台湾内部的政治转型进一步改变了这一问题。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反对派政治活动日益发展,全国性直接选举逐步取代了从大陆时期沿袭而来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两岸的人员往来、投资和商业交流不断增加。因此,后来危机发生时的环境已与20世纪50年代根本不同:台湾不再只是一个以反攻大陆为目标的国民党军事基地,而是一个日益民主化、选民能够直接影响两岸政策的社会。
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1995—1996年
第三次危机的直接外交背景是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于1995年6月访问其母校康奈尔大学。在国会施压、支持准许李登辉入境后,美国批准他以私人身份访问。北京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允许在任中华民国总统访美提升了台湾的国际地位,也违背了美国关于维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这场争议发生之际,台湾正在筹备首次总统直选。
自1995年7月起,解放军在台湾附近进行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并于当年夏秋两季继续举行演习。这些行动旨在向台湾领导层、选民以及美国发出胁迫信号,也反映出北京担忧李登辉的政治路线正使台湾在国际上的身份日益独立于中国。将这些演习描述为传递信号,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军事上无足轻重:实弹演习和导弹发射给航运、航空及危机中的决策带来了风险。
1996年3月,在定于3月23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前夕,对峙进一步升级。解放军向台湾北部和南部主要港口进出航道附近的指定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并举行更多演习。试射区域靠近基隆和高雄,因此这些发射即使并非对两座港口的攻击,也在经济和心理层面产生了影响。这些行动表明,导弹部队无需实施两栖登陆,也无需持续轰击人口聚居区,便能施加压力。
比尔·克林顿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向该地区海域部署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分别以“独立”号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为核心。这次部署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及其对胁迫行动的关切,但并未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1995年12月“尼米兹”号单独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应与3月对峙期间航母战斗群的部署区分开来;这两个战斗群并未一同驶过海峡,以联合行动展示武力。
选举于1996年3月23日如期举行。李登辉获得约54%的选票,投票率约为76%。军事压力既未阻止选举举行,也未使他下台。不过,若将选举结果完全归因于这场危机,就会忽略台湾内部的政治竞争、李登辉作为现任总统的优势,以及台湾整体制度转型的影响。这一结果体现了选举进程的韧性,而不能作为衡量胁迫成效的简单量化指标。
危机最终结束,中美军队并未发生直接交战。其长期军事意义,部分在于它使解放军在对抗美国海军力量方面的局限受到重视。此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着重发展精确打击导弹、海空作战能力、监视能力,以及旨在增加外部干预难度的各类系统。这些发展有多重原因,但1995—1996年的对峙成为评估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的重要参照。
2022年8月的对峙及后续演习
2022年8月2日至3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台海再次爆发重大对峙。佩洛西是自1997年时任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访台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北京此前已公开反对此次访问,并认为此举侵犯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坚持认为,国会议员访台并未改变其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政府则欢迎此次访问,视其为国际支持的体现。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在台湾周边六个区域举行大规模演习,其中最受瞩目的实弹演习阶段于8月4日开始。此次行动包括弹道导弹发射、军机和军舰出动,以及中国官方所称的联合封锁和精确打击任务训练。演习的地理范围与以往危机有所不同:演习不再局限于台湾西侧,还延伸至台湾北部、南部和东部的海空域。
台湾国防部通报,解放军于8月4日发射了11枚东风系列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评估认为,5枚中国弹道导弹落入日本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另有部分导弹飞越台湾上空。这些评估加深了日本的忧虑,也凸显了此次对峙对地区的广泛影响。同时,这也表明,即使没有攻击邻国领土,台湾周边的演习仍可能直接牵涉邻国的安全利益。
对峙期间,大量解放军军机越过海峡中线。海峡中线虽然并非国际商定的边界,北京也不承认其具有法律上的界限地位,但长期以来一直发挥着非正式的约束作用。反复越线削弱了其作为双方隔离机制的实际作用。对于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报道,也需要谨慎解读:防空识别区的范围超出领空,进入该区域并不等同于飞越台湾陆地或领海上空。
北京还宣布了额外的外交和经济措施,包括暂停或取消与华盛顿的若干合作渠道。一些军事沟通机制也受到影响,说明政治报复可能减少管控军事行动中突发事件的机会。民用航空和航运根据演习通告作出了调整,但此次事件并未演变为切断台湾所有对外通道的持续封锁。
2023年4月,蔡英文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会见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后,解放军再次举行大规模演习。2024年5月,赖清德就任总统后不久,解放军举行了“联合利剑—2024A”演习;同年10月又举行了“联合利剑—2024B”演习。这些行动延续了以大规模演习回应政治事件的做法。无论将其称为独立的危机、胁迫行动,还是持续对峙中的紧张升级阶段,它们在地理范围、技术复杂程度以及与台湾周边常态化军事活动的紧密联系上,都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危机。
军事机制、胁迫与局势升级
台湾海峡历次危机中曾采用多种不同形式的军事施压手段。炮击针对固定阵地,也能阻断附近的补给路线。导弹示威旨在展示远程打击能力,并可能在不立即发动攻击的情况下,威胁港口和机场的通行与使用。海空演习既能演练作战任务,也能给对手造成行动压力。这些手段的效果各不相同,使用这些手段本身并不意味着已经作出发动全面战争的决定。
海上封锁不同于临时划设的演习禁入区。如果持续阻止船舶或航空器抵达台湾,就需要持续执行拦截措施,并会引发国际法上的重大问题。分析人士还将军事封锁的情景与可能部分通过海警或海关执法实施的“检疫隔离”行动加以区分。这类措辞可能意在宣示国内管辖权,但行动的实际性质取决于其实施方式、范围及武力使用情况,而非仅仅取决于官方使用的名称。
两栖入侵则会带来另一类作战难题。大规模部队必须横渡海峡,在海上攻击下生存,控制登陆地域,并在登陆后维持作战。天气、海况、港口可用性、后勤、水雷、防空及民用基础设施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夺取一座近海小岛、切断部分航运路线与占领台湾本岛,并不是可以等同看待的军事行动。每一种行动都需要不同的能力,也可能引发不同的政治和军事反应。
美国的介入方式也随时期而变化。20世纪50年代,核心问题涉及条约义务、护航行动,以及是否可能打击中国大陆的阵地。1996年,航空母舰的部署直观展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近年来的规划则必须考虑中国的反舰导弹、潜艇、先进军机和远程监视能力,以及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基地的位置,以及能否使用日本和其他地区国家的设施,都会影响军事行动,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在任何冲突中都能使用这些设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64年首次进行核试验之前,核升级问题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决策讨论中尤为突出。此后的对抗发生在两个核武器国家之间,因此,攻击指挥系统、战略基地或中国大陆领土,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拥有核武器并不意味着局势必然升级,但它改变了争取常规军事优势所伴随的风险。
沟通失灵是另一种反复出现的危险。演习的本意可能只是发出有限警告,却被解读为进攻准备;防御性的疏散部署可能被视为进攻性动员。舰船和飞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可能导致碰撞或对意图的误判。因此,危机管控不仅取决于军事实力,也取决于可靠的沟通、各方共同理解的行动惯例,以及政治领导人能否区分可撤回的施压措施与会大幅压缩后续选择空间的行动。
历史解读与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些危机既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事件,也被作为国际安全案例加以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对峙,与尚未结束的内战、冷战同盟体系的构建以及核时代初期的背景密切相关。1995至1996年的危机将军事胁迫与民主化、选举政治联系在一起。对于2022年之后的对峙,研究者也从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军队行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军事活动与外交象征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等角度展开考察。
解读这些危机时,一个核心问题是行动的目标。北京公开宣示致力于统一,并不意味着每一次炮击或演习都是为了立即发动入侵。某次具体行动可能旨在惩罚某项政治举动、遏止未来的某种行为、试探对手履行承诺的决心、孤立某处外岛据点,或展示军事能力。历史分析必须区分长期政治目标与个别决策较为有限的目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多种目的可能同时存在。
评估威慑效果也面临类似的困难。美国部署兵力后没有爆发战争,并不能证明入侵原本已在计划之中,只是后来被阻止。反过来,某项政治进程在军事压力下仍然继续,也不能证明胁迫毫无效果。决策者可能调整行动的时机、措辞或范围,却不公开承认自己受到了压力的影响。因此,要断言某项行动取得了明确的成功,就需要掌握有关意图和备选方案的证据,而不能只是比较威胁与可见的结果。
现有文献记录并不均衡。美国解密档案提供了大量关于20世纪50年代危机的信息,包括各方在使用核武器、保卫外岛以及蒋介石意图等问题上的分歧。中国大陆、台湾、苏联及其他方面的档案补充了不可或缺的视角,但档案的开放程度因机构和时期而异。回忆录和事后访谈能够揭示决策过程,但也可能反映出后来的政治考量,或存在记忆偏差。因此,随着新档案和文献的开放,相关史学史也不断发生变化。
法律与外交问题同样不能与军事结果混为一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政府、特定外交公报的含义、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以及使用武力,是相互关联但彼此有别的问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处理的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对于该决议对台湾国际地位有何影响,各国政府的解读并不相同。因此,叙述这些危机时,必须区分文件本身的文字与后来围绕它提出的更广泛主张。
最后,如何划分时期也会影响解读。如果只将引人注目的导弹发射或炮击视为危机,就可能忽视持续巡逻、海警行动和反复演习的重要性。然而,如果将所有军事活动都视为一场持续不断的危机,又可能抹去它们在规模与即时危险程度上的重要差异。在比较20世纪50年代一次次相对独立的炮战与后来的对峙模式时,这一区别尤为重要:在后一种模式下,不断加大的压力可能逐渐成为安全环境中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