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穴遗址(Sima de los Huesos,意为“骸骨之坑”)是西班牙北部布尔戈斯附近阿塔普埃尔卡山中的一处含化石洞室。这里保存着数千件人类骨骼遗存,代表至少28名个体,年代通常确定为距今约43万年。这批化石为研究中更新世的人类演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记录。它们兼具早期尼安德特人的解剖特征和较为原始的特征,而从中提取的古DNA则表明,这一人群属于尼安德特人的演化支系。如此多的人类遗体如何聚集到这间洞室中,至今仍有争议。
位置与地质背景
遗址位于阿塔普埃尔卡山的库埃瓦马约尔—库埃瓦德尔西洛洞穴系统深处。前往遗址需要穿过地下通道,到达一处约13米深的竖井,再沿井底下方的一段斜坡通道进入这间狭小的含化石洞室。
这些洞穴由石灰岩经溶蚀及其他与喀斯特地貌有关的过程形成。洞穴的通道、沉积充填物和入口随时间发生了变化,因此,今天进入洞穴的路线未必与人类遗骸进入时的路线相同。
人类化石与大量动物遗骸共存,其中尤以熊类遗骸为多。这些遗骸的分布与保存状况,是埋藏学研究的重要证据;埋藏学研究的是生物遗存如何进入化石记录。人骨与动物骨骼不一定通过相同的过程或在同一时间进入洞室。
骨穴遗址是阿塔普埃尔卡考古遗址的一部分,后者于2000年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阿塔普埃尔卡的其他地点保存着不同时期的证据,不应将它们视为同一处同期堆积的组成部分。
发现与发掘
1976年,研究人员在骨穴遗址辨认出了人类化石。系统发掘始于1984年,随后发展为一项长期的多学科研究计划。
洞室空间狭窄,地下通行困难,遗骸密集且破碎,这些都增加了发掘的难度。早期扰动也影响了部分堆积。研究人员记录出土物的位置,并利用碎片复原骨骼,有时还会将不同年度发掘出土的碎片拼接起来。
这批遗存包括颅骨、颌骨、牙齿、椎骨、骨盆残骸,以及四肢、手和足的骨骼。骨骼部位如此齐全,使它有别于许多主要仅发现零散牙齿或颅骨碎片的早期人类遗址。研究人员因此可以比较同一批遗存中的不同个体,而不必完全依赖时空相距甚远的化石。
年代及其意义
含人类遗骸的堆积通常被定年为距今约43万年。这一年代框架建立在多种互补方法之上,包括放射性测年、电子自旋共振测量,以及对周围沉积序列的分析。
对洞穴中的化石组合进行测年,需要区分化石本身的年代与包埋它的沉积物及矿物形成物的年代。堆积上方或下方的矿物结壳可以限定其年代范围,却不等于直接测定了某一个体的死亡时间。早期对骨穴遗址年代的估计并不一致;随着更多测量数据的获得和地质关系的厘清,后续研究修订了其年代框架。
该遗址的年代远远超出了常规放射性碳测年的适用范围。它远早于典型的晚期尼安德特人,因此对于研究尼安德特人特征性解剖结构的出现尤为重要。
遗址中的人群
这批遗存代表至少28名个体,包括青少年以及成年男性和女性。这是根据重复出现的骨骼部位和解剖学匹配得出的最低估计,并非对所有可能进入洞室的死者所作的完整统计。
这些化石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特征组合。面部、颌骨和牙齿与尼安德特人高度相似,包括咀嚼器官的特化特征。颅骨的其他部分则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形态,不像晚期尼安德特人的典型形态那样衍化。
这种模式支持对进化的镶嵌式理解:不同解剖部位在不同时期获得各自的特征,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同步变化。颅后骨骼还提供了有关早期尼安德特人群体身体比例、骨骼粗壮程度和运动解剖结构的证据。
分类归属
骨穴遗址的人类过去常被归入海德堡人,这一名称在历史上曾广泛用于指称多种中更新世人类化石。但这种分类并未得到普遍认可。海德堡人的涵盖范围及其与尼安德特人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议。
解剖学和遗传学证据均支持将骨穴人群置于人类演化树的尼安德特人分支上。将其描述为早期尼安德特人群体,既能表达这种亲缘关系,也不会暗示他们已经具备晚期尼安德特人的全部特征。
古DNA与演化关系
尽管年代久远,而且地处永久冻土区之外,骨穴遗址的化石仍保存着可以提取的遗传物质,因此成为古DNA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
2013年,研究人员报告从一块人类股骨中获得了近乎完整的线粒体DNA基因组。出人意料的是,它与丹尼索瓦人线粒体序列的亲缘关系,比与当时已取样的尼安德特人的更近。
线粒体DNA主要通过母系遗传,只能反映群体历史的一个方面。它的演化树不一定与根据基因组其余部分重建的历史一致。
2016年,研究人员报告了从骨穴遗骸中获得的核DNA序列。这些序列表明,该人群与尼安德特人的亲缘关系比与丹尼索瓦人的更近,与化石在解剖学上显示的亲缘关系一致。这些发现说明,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的支系至迟在约43万年前就已分化。
线粒体DNA与核DNA所显示的亲缘关系不同,可能反映了古代群体结构、基因流,或较古老遗传谱系的延续及其后来的消失。确切的群体历史尚未厘清。这一案例说明,结合多种遗传学和解剖学证据,有助于得出更可靠的系统发育学结论。
遗骸如何聚集
对于人骨为何集中于此,研究人员提出了多种假说,包括意外坠落、食肉动物搬运、水流或沉积物搬运,以及其他人类有意放置遗体。
人类个体数量众多,加上遗存组合的构成不同寻常,使一些研究人员倾向于认为遗体是被有意放入的。不过,证明有人有意放置遗体,与证明存在正式埋葬、丧葬仪式或有关死亡的观念,并不是一回事。洞穴形态的变化以及遗骸后来的移动,使最初事件的重建更加复杂。
含化石堆积中还出土了一件石英岩手斧,通常被昵称为**“王者之剑”**。有人将其解释为可能的供物,但这一解释尚未得到证实:一件孤立的石器本身不足以证明存在象征行为或仪式。
人际暴力的证据
一件经复原的标本——17号颅骨——额骨上有两处穿透性骨折。2015年发表的分析将它们解释为死亡前后形成的损伤,很可能是被相似器具反复击打所致。
这件标本提供了与致命人际暴力相符的证据。但它既不能解释其他个体的死亡,也不能证明全部遗骸是通过同一种过程聚集起来的。
研究重要性与局限
骨穴遗址兼具规模罕见的人类化石样本、中更新世的年代背景,以及线粒体DNA和核DNA证据。它使研究人员能够考察群体内部的变异、尼安德特人特征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解剖演化与遗传祖源之间的关系。
遗存异常丰富,也带来了解释上的风险。这些个体未必能够无偏地代表当时的活体人群,而遗骸聚集过程持续了多久,目前也尚未精确确定。骨骼破碎、早期扰动以及后期沉积物移动,都会影响对堆积的重建。因此,在对死亡模式、社会行为或死者处置方式作出结论时,必须区分直接观察所得的事实与有关遗存形成过程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