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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工程与制造 / phased-array

相控阵

相控阵通过控制多个发射或接收单元信号之间的相对相位或时间延迟,改变波的方向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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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控阵是由多个发射或接收单元构成的阵列,通过控制各单元信号之间的相对相位并将其合成,使形成的波场或方向响应能够按需转向和整形。在射频系统中,这些单元通常是天线;在声学系统中,则是换能器。相长干涉使波在选定方向上增强,相消干涉则使波在其他方向上减弱。改变电气控制设置即可调整波束方向,无须实际转动阵列孔径。

相控阵在雷达、电信、射电天文学、声呐、超声成像和光束转向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其主要优势是方向控制迅速、波束形状灵活,以及能够让多项任务共用同一孔径。要实现这些能力,也必须在电子硬件、计算、校准和热管理方面满足较高要求。

“相控阵”一词有时狭义地指由移相器控制的阵列,有时也泛指采用真时延或数字信号处理的系统。并非所有天线阵列都是相控阵:固定阵列的馈电相位可能是预先设定且不可改变的,而有些电扫描天线则主要通过改变频率来调整波束方向。实际相控阵的性能不仅取决于单元数量,还取决于单元间距、辐射方向图、带宽、控制精度,以及阵列与周围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历史发展

相控阵的物理基础是波的干涉,但要将其付诸工程应用,还需要能够分配相干信号并控制其相对相位的方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多天线无线电实验表明,方向图可以通过电气方式形成,而不必仅依赖反射器或机械指向。1905年,费迪南德·布劳恩利用多个相位关系受控的天线,演示了定向无线电传输。这类早期系统只能在有限的几个方向之间切换,尚不能像后来的阵列那样进行连续可编程扫描。

天线阵列理论随着广播、远距离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测向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工程师逐渐认识到,阵列方向图可以看作单个阵元的响应与所有阵元的位置及激励共同产生的干涉图样的组合。1946年,多尔夫的研究针对适用的线性阵列,确立了波束宽度与等波纹旁瓣之间的系统性关系。泰勒后来提出的口径分布,则提供了另一种广泛使用的旁瓣控制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然重要,因为电子扫描并不能消除能量在角度上的集中程度与非期望辐射之间的根本权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雷达的发展带来了对更快扫描和更灵活跟踪能力的强烈需求。早期雷达天线通常依靠机械方式旋转或俯仰摆动。随着铁氧体移相器、微波馈电网络和电子控制设备日趋成熟,电子扫描系统变得更加实用。埃格林空军基地的AN/FPS-85空间监视雷达于1969年投入运行,成为早期大型电子扫描设施的重要代表。此后,AN/SPY-1等舰载系统展示了固定阵面如何支持大范围扇区内反复进行的监视和跟踪。

从集中式发射机向分布式固态电子设备的转变,同时改变了系统架构与可靠性。在有源电子扫描阵列中,许多阵元或小型阵元组都配有各自的收发电子电路。20世纪后期,微波半导体、封装和数字控制技术的进步,使这种设计越来越切实可行。砷化镓器件支持了紧凑型微波模块的研制,而后来出现的氮化镓则使更高的功率密度和更严苛的工作条件成为可能。

到21世纪初,相控阵技术已不再局限于大型科研和国防设施。蜂窝基站、卫星用户终端、汽车雷达和工业超声设备,都在迥异的规模上采用了相关架构。它们的发展并不是朝着某一种理想设计的单一路径演进:低成本通信面板、高功率监视雷达以及高密度医用换能器阵列,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带宽、口径、功率和制造条件约束下发展起来的。

干涉、相位控制与波束形成

相控阵的核心操作是波束形成:对不同空间位置所对应的信号施加相对复权重。发射时,这些权重决定各阵元发出的波如何在空间中叠加;接收时,它们决定如何合并电压或采样信号,以增强来自选定方向的波。对于通过互易信号通路工作的互易天线,发射方向图与接收方向图密切相关,不过实际的发射和接收电子电路可能需要分别校准。

对于由 NN 个相同阵元组成、阵元间距为 dd 的均匀直线阵列,理想化的阵列因子可写为

AF(θ)=∑n=0N−1anexp⁡ ⁣[jn(kdsin⁡θ+β)],AF(\theta)=\sum_{n=0}^{N-1} a_n \exp\!\left[jn\left(kd\sin\theta+\beta\right)\right],

其中,ana_n 是赋予阵元 nn 的幅度,k=2π/λk=2\pi/\lambda 为波数,λ\lambda 为波长,θ\theta 是相对于阵列侧向(即垂直于阵列轴线的方向)测量的角度。相邻阵元间的递进相移为 β\beta。按照这一符号约定,当满足

β=−kdsin⁡θ0.\beta=-kd\sin\theta_0.

时,各阵元发出的波会在 θ0\theta_0 方向相长叠加。这一相移补偿了各阵元沿选定方向传播时的路程差。

这一过程并不要求每个阵元自身形成窄波束。较宽的阵元方向图可以通过叠加形成窄得多的阵列方向图。在理想化的方向图乘积模型中,总场方向图是阵元方向图与阵列因子的乘积。当阵元之间差异显著或相互耦合较强时,这一近似的准确性就会下降。不过,它仍能解释:即使相位设置完全正确,若阵元在某个极端角度上的辐射能力很弱,阵列向该方向扫描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

接收阵列利用的是相干性,而非简单地将功率相加。对齐后,所需的平面波信号会在各通道间同相叠加,而各接收机的独立噪声并不具有相同的相位关系。在各通道相同且噪声互不相关的理想条件下,将 NN 个阵元的信号相干合并,可使信噪比达到单个阵元的 NN 倍。外部噪声的相关性、增益不一致以及干扰都会改变这一结果。比较发射性能时同样需要谨慎:在总辐射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方向性,与同时增加阵元数量和发射机总功率,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远场波束所描述的是方向,而非某个唯一选定的距离。当目标位于近场时,就必须考虑整个孔径范围内的波前曲率。此时,通过适当的时延,可以将能量聚焦在有限距离处的某个位置,而不是仅使其沿某一平面波方向同相叠加。这一区别在超声应用中至关重要,对于在短距离下工作的大孔径通信系统也日益重要。

孔径几何、波束宽度与旁瓣

阵列的几何形状决定了它能够分辨或产生哪些空间波场分布。线阵主要控制一个角坐标,面阵则控制两个。圆形、圆柱形、球形和共形等布局可满足其他覆盖需求。共形阵列沿支撑表面布设,例如飞机机身,但需要在模型中考虑阵元朝向、结构遮挡和非均匀耦合。因此,这里所说的孔径是一种电磁或声学结构,而不能仅用辐射阵元的数量来衡量。

对于宽度为 DD、孔径照明均匀的连续矩形孔径,其正侧向波束在相应主平面内的半功率波束宽度近似为

θHPBW≈0.886λD,\theta_{\mathrm{HPBW}}\approx 0.886\frac{\lambda}{D},

在窄波束条件下,结果以弧度计。因此,孔径宽度为一米、波长为三厘米时,该平面内的理想波束宽度约为 1.5∘1.5^\circ。有限的阵元间距、孔径照明的渐变加权以及阵元方向图都会改变其精确值。孔径尺寸固定时,一旦阵元密度已足以对场进行充分采样,继续增加阵元并不能使波束宽度无限减小。

离散空间采样可能产生栅瓣,即在预定波束方向之外,阵元信号还会在其他方向上相干增强,其强度几乎与预定波束相当。对于等间距线阵,可见角域内的极大值满足

sin⁡θ=sin⁡θ0+mλd,\sin\theta=\sin\theta_0+m\frac{\lambda}{d},

其中 mm 为整数。若要在整个可见角域内实现理想的波束转向,常用的保守条件是阵元间距不大于约半个波长。如果扫描扇区受限,则可以采用更大的间距。不规则布局能够打散周期性栅瓣,但不需要的能量通常只是重新分布为较不规则的旁瓣结构,而不会消失。

即使没有栅瓣,阵列也会因孔径有限而产生普通旁瓣。对于均匀激励的大型线阵,第一旁瓣比主瓣峰值约低13.3分贝。逐渐降低靠近孔径边缘处的激励幅度,可以降低旁瓣,但会使主瓣展宽,并降低孔径效率。道尔夫–切比雪夫分布和泰勒分布分别以数学形式描述了这种权衡的不同方案。当微弱目标或天文源靠近强得多的信号时,低旁瓣尤为重要。

偏离正侧向进行扫描还会带来额外的性能损失。平面孔径的投影面积会减小,近似与 cos⁡θ\cos\theta 成正比,同时其阵元方向图、极化响应和阻抗特性也可能恶化。波束通常会在扫描平面内展宽。在某些角度,与表面模或其他结构模式的耦合可能导致阻抗剧烈变化,并出现扫描盲区。因此,不能仅根据移相器的调相范围推断实际扫描极限;它取决于整个孔径及其所处的电磁环境。

无源、有源、模拟与数字架构

无源电子扫描阵列(PESA)通常使用一个或少数几个集中式发射机,通过含有可控移相器的馈电网络分配微波功率。“无源”描述的是功率分配架构,并不意味着不发射能量或没有有源器件。接收信号可经由合成网络返回集中式接收机。这类配置能够提供相当大的功率,但馈电损耗、大功率切换以及对核心部件的依赖,都会影响效率和可靠性。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AESA)将放大功能分散到众多收发模块中。一个模块通常包含功率放大器、低噪声接收放大器、相位与幅度控制电路、切换电路和保护电路。每个模块可以连接一个阵元,也可以连接一个小型子阵。在靠近天线的位置进行放大,可以减少部分传输分配损耗,尤其是第一级接收放大器之前的损耗。分布式硬件还使少量阵元故障不至于造成灾难性后果,不过,故障模块仍会影响灵敏度、旁瓣特性和校准。

模拟波束形成利用移相器、延迟线或微波网络,在信号完全数字化之前将其合成。这样可以减少所需的转换器和数字通道数量,但可同时获得的波束数量受到馈电架构的限制。全数字波束形成则保留各个阵元或极小阵元组的独立采样信号,并通过数值运算形成波束。它具有很高的灵活性,但对转换器、时钟分配、数据传输、处理吞吐量和功耗都提出了严苛要求。

混合波束形成将任务分配给模拟级和数字级。例如,模拟网络可在子阵内部形成波束,再由数字处理将各子阵的输出合成。这可以降低大型高频阵列的成本,但模拟级会限制后续处理所能获得的空间信息。被模拟子阵滤除的信号,通常无法在后续处理中重建。子阵间距及其内部波束方向图也可能限制扫描范围并产生次级波瓣,在宽带条件下尤其如此。

器件技术和封装方式对这些架构选择有很大影响。在重视高射频功率密度和高效率的应用中,氮化镓很有价值;而对于高密度集成、大批量生产的通信产品,硅基集成技术则颇具吸引力。但任何一种材料本身都不能决定系统性能。系统必须排出废热,同时避免过大的温度梯度;机械结构必须保持准确对准;控制电子电路还必须与灵敏的接收机共存。冷却板、配电系统、电磁屏蔽和检修空间所占的体积,可能超过辐射面本身。因此,从正面看起来很薄的阵列,其孔径后方可能需要容纳大量设备。

带宽、时延与波束斜视

移相与时延只在某一特定频率下等效,或在足够窄的频带内近似等效。真实时延 τ\tau 引入的相位与频率成正比:

ϕ(f)=−2πfτ.\phi(f)=-2\pi f\tau.

相比之下,理想化的固定移相器在整个工作频带内施加的相位偏移近似相同。由于波长随频率变化,将波束指向某个固定角度所需的相位递进量也会随之变化。这一区别会产生波束斜视,即不同频率分量指向不同方向。

对于设定为在频率 f0f_0 下向 θ0\theta_0 方向扫描的线阵,固定的相位递进量在相应的主波束分支上满足:

sin⁡θ(f)=f0fsin⁡θ0.\sin\theta(f)=\frac{f_0}{f}\sin\theta_0.

在正侧向,所需的相位递进量为零,因此这种理想化的波束指向误差也为零。偏离正侧向后,误差会随相对带宽和扫描角的增大而增大。对于窄波束,仅几度的偏移就可能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即使频率变化幅度看似不大,电尺寸较大的孔径也可能出现显著的宽带性能损失。

决定这一效应的基本尺度是孔径两端的传播时延差。若孔径沿扫描方向的尺寸为 DD,则该时延差的大小近似为:

Δτap=D∣sin⁡θ0∣c,\Delta\tau_{\mathrm{ap}}=\frac{D|\sin\theta_0|}{c},

其中,cc 为相应波的传播速度。当信号带宽与这一时延的乘积大到不可忽略时,仅靠相位对齐就不再是良好的近似。其影响包括峰值增益下降、覆盖范围随频率变化,以及短脉冲失真。因此,即使在中心频率处的波束方向图看起来令人满意,宽带雷达和高速率通信仍可能需要采用基于时延的方法。

真时延系统通过补偿实际的到达时间差来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方式包括切换不同长度的传输线、专用微波延时器件、光子延时网络以及数字延时。整数采样点的数字延时容易实现,但要进行更精细的对齐,则需要分数延时滤波或等效的频域运算。宽带数字阵列通常会将信号划分为多个频率通道,施加随频率变化的波束指向权重,再合成或重构所需的输出。

真时延并不能消除所有带宽限制。天线匹配、极化、放大器响应、耦合以及阵元间距的影响仍然随频率变化。在最低工作频率下可接受的阵元间距,到最高工作频率时可能会产生栅瓣。延时电路本身也可能引入损耗、幅度纹波、色散和量化误差。实际设计通常采用分层架构:在大型子阵之间使用真时延,在较小子阵内部采用相位控制,并通过数字均衡补偿残余误差。因此,设计时并非只是简单地在移相与延时之间二选一,而是要决定各项操作在哪一层实施,以及还剩下多少未补偿的时延。

自适应处理、校准与误差控制

固定的波束指向权重以已知的阵元位置和通道响应为前提。而自适应波束形成器则根据实测信号或环境模型调整权重。它可以在保持目标信号源方向增益的同时,在干扰方向形成零陷。这一能力在拥挤的无线电环境和电子战中十分重要,但并非没有限制:每增加一项约束都会消耗空间自由度,而且,如果对目标信号的方向或统计特性建模不当,目标信号也可能受到损害。

一个典型例子是最小方差无失真响应波束形成器。如果 R\mathbf{R} 为干扰加噪声的协方差矩阵,a\mathbf{a} 为目标方向的导向矢量,则其理想化权重为

w=R−1aaHR−1a,\mathbf{w}= \frac{\mathbf{R}^{-1}\mathbf{a}} {\mathbf{a}^{H}\mathbf{R}^{-1}\mathbf{a}},

其中,HH 表示共轭转置。这些权重在维持对目标信号的指定响应的同时,使输出方差最小。在实际应用中,协方差必须根据有限数据估计,而矩阵求逆可能面临病态问题。对角加载及相关正则化方法能够提高稳健性,尤其是在快拍数有限或导向模型不够准确时。

校准用于确定控制指令所设定的参数与实际通道复数响应之间的关系。误差来源包括制造公差、电缆长度不一致、放大器漂移、温度变化、移相器量化以及天线罩。注入内部参考信号可以测量电子信号通路的大部分响应,但可能无法涵盖辐射阵元及其周围环境的影响。外部信号源、近场扫描仪、天文参考源和互耦测量可以提供互补信息。在某一频率、功率水平或温度下有效的校准,未必在整个运行过程中都有效。

互耦使阵元的行为取决于相邻阵元及其激励。在其他端口采用适当终端负载的条件下测得的嵌入式阵元方向图,可能与孤立辐射单元的方向图存在显著差异。互耦还会在波束扫描过程中影响有源阻抗。因此,要建立足够准确的模型,可能需要采用随频率和方向变化的响应,而不是仅为每个通道设置一个增益修正值和一个相位修正值。对于接收阵列,具有相关性的外部噪声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使“各通道噪声彼此独立”这一假设更难成立。

随机相位误差会降低相干增益并抬高旁瓣。在一个简化模型中,假设相位误差相互独立、服从零均值高斯分布,方差为 σϕ2\sigma_\phi^2,则相干功率分量约降至原来的 e−σϕ2e^{-\sigma_\phi^2},其中相位以弧度计。相关误差可能造成更具针对性的破坏:相位梯度会使波束偏移,而周期性误差则可能产生明显的非期望波瓣。因此,评估校准质量时必须考察波束指向、旁瓣、极化和稳定性,而不能只看峰值增益。

雷达运行与资源调度

相控阵将波束指向与机械旋转分离,改变了雷达的运行方式。雷达可以在搜索扇区、已建立的目标航迹、校准方向及其他任务之间快速切换。电子扫描本身可能极快,但有效的雷达更新仍受驻留时间、传播时延、波形持续时间、处理过程以及探测所需信号强度的制约。如果没有足够的发射能量和相干积累,快速切换也无法使微弱回波变得可探测。

阵列雷达通常按调度计划安排波束驻留。对于宽广的搜索区域,可以用网格状分布的波束进行采样;对于已跟踪目标,则根据不确定性和预期运动情况确定重访时机。对新发现的目标,雷达可能会追加测量以建立航迹。这些功能需要争用发射机占空比、接收机时间、能量和处理能力。因此,调度器是传感系统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个管理层。提高某项任务的更新率,可能会降低其他任务的覆盖范围或灵敏度。

单个平面阵面通常只能有效覆盖有限的扇区。多个固定阵面无需旋转即可提供宽广的方位覆盖;四个近似相互正交的阵面是一种常见布局,另一些系统则采用三个阵面,或将电子扫描与机械运动相结合。机械旋转并不一定是过时的折中方案。它可以减少所需阵面的数量,或在给定成本和安装空间限制下实现更大的孔径,代价是重访的灵活性有所降低,也无法持续观测某些方向。

数字接收架构可以利用同一组记录下来的阵元数据形成多个波束。这些波束是不同的加权组合,并非各自占用一块独立的物理孔径。它们可以用于俯仰维覆盖、干扰抑制或同时观测多个方向,但仍受共享动态范围和信息量上限的制约。发射端受到的限制更多:同时发射多个波束会分摊可用功率,或者需要采用能够区分各波束回波的波形与硬件配置。来自波束外的强信号还可能在数字置零发挥作用之前,就使前端电子电路过载。

相控阵的应用并不限于跟踪飞机和舰船。空间监视雷达利用电子控制的孔径,观测快速掠过天空的物体。天气雷达研究利用快速波束调度来研究风暴,因为其内部结构的变化速度可能快于常规体积扫描所能捕捉的速度。双偏振测量还带来了额外的校准要求,因为气象变量取决于偏振通道之间的微小差异。在遥感中,机载和星载阵列可以调整照射方向图和接收方向图,但电子扫描必须与平台运动、波形设计和合成孔径处理相协调,不能被视为一项独立的改进。

通信、卫星链路与射电天文学

在通信中,相控阵将发射能量集中到目标接收端,并提高特定方向上的接收灵敏度。在较高的无线电频率下,由于波长较短,尺寸不大的面板也能容纳许多阵元。例如,在 30 吉赫兹频率下,半波长间距约为 5 毫米。这有利于构建紧凑的定向终端,但本身并不能保证良好的链路质量:传播损耗、遮挡、大气衰减、可用功率和指向精度仍然决定着链路性能。

现代蜂窝通信系统将波束成形与多输入多输出通信(MIMO)相结合。这两个概念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波束成形用于塑造空间响应,而 MIMO 则利用多个空间信道来提高可靠性,或传输相互独立的数据流。只要各用户的传播信道具有足够的可区分性,大型阵列就可以通过施加不同的预编码权重,同时为多个用户提供服务。可用的数据流数量取决于信道秩、散射情况、用户的空间分布以及估计精度,而不只是天线数量。

获取信道信息需要消耗时间和信令资源。基站必须估计各阵元信号到达用户时所经历的信道,并在这些估计失效之前更新权重。时分双工系统可以利用上下行链路之间的传播互易性,但发射与接收电子电路需要进行互易性校准。在高频链路中,初始接入以及遮挡后的连接恢复可能需要进行波束搜索。混合阵列还面临另一项限制:数量有限的射频链无法同时观测所有可能的空间响应。

卫星终端利用电子扫描跟踪航天器,同时保持机械结构静止,或减少所需的机械运动。这对于卫星会在天空中不断移动的低地球轨道星座尤其有用。终端必须协调跟踪、切换、极化、频率以及允许的辐射方向图。在低仰角下,平板阵列会因投影孔径缩小和阵元方向图特性而产生损失,同时信号穿过大气的路径也会变长。因此,一些装置将电子扫描与机械倾斜相结合,或使用多个面板来扩大有效覆盖范围。

射电天文学既将相控阵用作主要接收仪器,也将其用作大型天文台的组成部分。低频孔径阵列将许多天线的信号合成为台站波束。相控阵馈源在反射面的焦区附近布置多个接收阵元,从而在其视场内形成多个波束。LOFAR 等观测设备展示了数字波束成形和分布式处理的重要性。这需要与干涉测量区分开来,后者通过对相互分离的天线所接收的信号进行相关处理,重建空间信息。天文台可以先在各台站内部进行波束成形,再对各台站的输出进行相关处理,在系统的不同层级使用这两种操作。

声学与光学实现

相控阵的原理也适用于无线电波以外的波。在声学中,可以将多个麦克风或水下水听器组合起来,增强对特定来波方向的响应。扬声器阵列和声呐发射阵列则可用于塑造发射声场。由于声的传播速度远低于电磁辐射,在物理孔径相同的情况下,所需的时延更长。波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介质和频率:40 千赫兹的声波在室温空气中的波长约为 8.6 毫米,而相同频率的声波在水中的波长约为 37 毫米。

医学超声成像利用电子控制的换能器阵列,对脉冲进行波束偏转和聚焦,并合成返回的回波。对于距各阵元的距离为 rnr_n 的焦点,选择相对时延以补偿 rn/cr_n/c 的差异。接收时,随着来自更深处的回波陆续返回,所需的焦点也随之改变,从而实现动态接收聚焦。线阵、凸阵以及接触面较小的相控阵探头,可提供不同的视野,并适应不同的探查空间条件。图像质量还取决于声衰减、散射、脉冲带宽以及对组织声速的假设。

工业相控阵超声检测采用相关方法,检查焊缝、钢轨和制造零部件。探头可以在试件内扫描一定范围的折射角,而不必针对每个波束方向重新调整机械位置。电子聚焦可提高选定区域内的检测灵敏度,而编码扫描则将测量结果与位置关联起来。解读检测结果时,需要考虑楔块、材料声速、折射、波型转换以及零部件的几何形状。在全矩阵采集方法中,先记录多种发射阵元与接收阵元组合的信号,再通过计算进行聚焦;这种方法与传统的实时相控阵波束偏转有关,但并不相同。

光学相控阵通过控制相干光发射单元的相位,改变光束的方向或形状。集成实现方案可通过光波导分配激光,并利用热效应或电光效应调节相位。潜在用途包括自由空间通信和激光雷达。光的波长很短,因此小孔径也能产生窄波束,但这也对相位稳定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在较宽的角度范围内避免出现不需要的衍射级次,发射单元之间可能需要保持极小的间距,而实际的波导布线与耦合要求又会限制布局。

光学和声学系统与无线电阵列具有相同的阵因子数学形式,但各自的工程限制有所不同。光学器件必须处理制造尺度上的相位误差、插入损耗、热串扰和相干光分配问题。声学阵列则需要应对混响、介质不均匀性、换能器振铃,有时还包括非线性传播。在这些不同的实现方式中,有效的波束图样都由整个波动系统共同形成:波源的相干性、阵元特性、传播过程、几何结构、控制和测量,都必须与预期波束的要求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