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传记是物质文化研究中的一种取向,追溯物品的用途、意义、价值及其关系如何随时间变化。它不只是把人工制品看作某种类型的实例、制成品,或其最初功能的证据,而是考察物品先后经历的各种情境:生产、流通、使用、改造、交换、保存,以及可能发生的毁坏。这一研究取向主要在人类学、考古学和博物馆研究中发展起来,探讨物如何在与人及机构的关系中形成自身的历史,其中尤以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贡献为突出。
思想发展
传记式研究取向建立在记录人工制品、重建所有权沿革,以及研究物品制造和使用方式等既有实践之上。其独特贡献在于,将物品社会地位及其所受诠释的变化视为核心研究对象,而非对其物理特征描述的附带补充。
伊戈尔·科皮托夫在《物的文化传记:作为过程的商品化》一章中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论述。该章收录于阿尔琼·阿帕杜莱主编、1986年出版的论文集《物的社会生命》。科皮托夫主张,可以像询问人的经历那样询问物的经历:它们来自哪里,在特定文化中可能经历怎样的历程,地位如何变化,以及怎样的终结才被认为恰当。
阿帕杜莱为该论文集撰写的导论,强调物在不同交换与价值评定情境之间的流动。这些论述推动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商品身份未必是物品的永久属性。物品可以进入交换领域,退出交换,之后再度进入其中。
克里斯·戈斯登与伊冯娜·马歇尔于1999年发表的论文《物品的文化传记》,进一步发展了考古学中的这一研究取向。该文强调,物品通过参与社会关系和事件而不断积累意义。此后的研究将传记式分析应用于家居物品、考古发现、艺术品、建筑、博物馆藏品和工业产品。
核心概念
地位与价值的变化
物品的物质构成本身并不能决定其社会身份。一只批量生产的杯子,起初可能是商品,后来成为日常使用的家庭器具,又因曾属于某位已故亲属而获得特殊意义,最终进入博物馆。每一次转变,都可能改变哪些人可以接触它、它是否可以出售,以及保管者看重它的哪些特征。
科皮托夫用独特化来描述物品从可相互替代的商品中区分出来的过程。一件物品可能因与特定人物、事件或机构的关联而变得独一无二。这种独特性是由社会确立的:一个家庭珍视的物品,在不了解其历史的买家眼中,可能只是普通商品。
因此,价值不能简单等同于价格。物品可能具有实用、情感、审美、宗教、历史或政治意义,而这些价值形式不一定彼此一致。一件受损物品的市场价值可能下降,但它作为某一事件证据的重要性却可能上升。
物与人的关系
物的传记研究的不只是历任所有者。制作者、使用者、修理者、商人、收藏者、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和观众,即使不拥有某件物品,也都可能参与塑造它的历史。
物品也参与社会关系的组织。继承而来的物品可以体现亲属关系,而在仪式中交换的物品则可能确立义务,或标志身份地位的变化。这并不要求假定物具有人的意图,而是要关注物的物理属性、可获取性及其历史,如何促成人的行动或对其形成制约。
一些研究将物的传记与物质能动性理论联系起来。这些理论对物影响事件的能力有不同解释;传记式分析并不要求研究者认同某一种特定的能动性解释。
物质变化与意义积累
物理上的改变可以成为物品历史的证据。磨损、修补、污渍、铭文、替换部件和蓄意损坏,都可能揭示用途和关注重点的变化。
物质层面的历史与社会层面的历史并不总是同步发展。一件物理形态未变的物品,可能从普通财物被重新认定为圣物或国宝。反过来,一件经过大规模重建的物品,也可能凭借名称、所有权、用途或文献记录的连续性,保有其公认的身份。
研究方法
物的传记是一种研究取向,而非标准化程序。研究通常先确定某件物品或某组物品,再依据记录重建其历史中的各个阶段,并考察这些经历如何改变其关系和意义。
证据可以包括:
- **实物检验:**制造技术、成分、磨损、修补、改动和残留物。
- **情境证据:**发掘记录、出土位置、伴出物,以及堆积或埋藏模式。
- **文献与图像:**财产清单、书信、收据、照片、目录、运输记录和展品说明牌。
- **有关使用与记忆的叙述:**访谈、民族志观察、家庭叙事和口头传统。
- **机构档案:**入藏档案、借展记录、保护修复报告,以及分类或陈列方式的变化。
来源与流传记录研究与物的传记密切相关,但并不相同。前者通常侧重来源、所有权和转移过程,不过其范围因领域而异。物的传记可以吸收这类研究,同时考察物品的接触与操作、使用、诠释、物质形态转变,以及关系的变化。
研究者必须区分有记录支持的事件与合理推测的历史重建。修补过的把手表明物品曾受到人为干预,但要确定修理者、修理动机或其中的情感意义,还需要其他证据。相互冲突的叙述本身,也可能是理解不同群体如何看待该物品的重要证据。
应用
考古学
在考古学中,物的传记可以将生产、使用、再利用和埋藏联系起来。一件工具的制造、重新磨刃、改作他用,以及最终被放入墓葬,可能代表不同阶段,而非某种始终不变的功能。
当人工制品的发现情境与其可能的原始环境不同时,这一取向尤其有用。在较晚堆积中发现的年代更早的物品,可能曾被长期保管、继承、收藏,或再次埋藏。这些可能性需要情境证据支持;仅凭年代差异,无法确立一段传承历史。
传记式分析也对“埋藏必然意味着物品历史终结”的假设提出质疑。发掘、保护修复、出版和展览会开启新的阶段,带来新的保管者和诠释。
博物馆与文化遗产
在博物馆中,物的传记提供了一种将藏品与其背后的人物和情境联系起来的方法。目录条目可能只记录制作者和年代,而传记式叙述则会考察收藏实践、以往用途、作者或产地等归属认定的变化,以及物品进入机构所产生的影响。
在文化遗产领域,这一取向能够揭示机构分类与物品在相关社群中保有的意义之间的差异,这些社群也包括原住民族。一件被归类为艺术品或民族志标本的物品,也可能被视为仪式用品、祖先的在场体现,或在观看和接触方面受到限制的事物。
传记式研究可以为有关返还与归还原属国或原属社群的讨论提供证据。但它本身并不能判定法律上的所有权,也不能解决相互竞争的权利主张。
日常生活与记忆
对家居物品的研究考察物如何参与个人身份认同、家庭关系和追忆。搬家、继承、分居和丧亲,都可能改变物品的意义,或使其转由不同的人保管。
公共纪念碑和纪念物同样会因典礼、迁移、损坏、重新诠释或移除而获得不断变化的意义。它们的传记可以帮助揭示集体记忆的形成及围绕它展开的争议。
区别与局限
物的传记不同于技术意义上的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或环境生命周期评价。这些方法考察的阶段可能有所重叠,例如生产、使用和处置,但分析目的不同。物的传记主要研究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意义与关系,而不仅仅是物质流动或环境影响。
传记这一隐喻也有其局限。物品未必具有单一的起点、连续的身份或确定的终点。原材料可能来自更早的物品;部件可以拆分和重组;碎片也可能独立流通。因此,相较于线性叙事,分支式历史或网络可能更为合适。
证据的分布并不均衡。与普通或易腐物品相比,耐久、具有收藏价值且受到机构重视的物品,更有可能连同文献记录一起保存下来。记录可能过多保留所有者、收藏者和官员的视角,却遮蔽了制作者、劳动者和先前使用者的经历。
此外,还存在赋予物品以意图,或将不完整证据编织成过于连贯故事的风险。严谨的叙述会保留空白与不确定性,而不是假定每段经历都属于一条连续且可以还原的叙事。将个别物品的历史与劳动、交换、消费及机构权力的更广泛模式联系起来,有助于避免把特殊个案误当作具有代表性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