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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原住民博彩业

美国原住民博彩业由部落经营,其法律框架涵盖部落主权、联邦监管、州级协议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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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原住民博彩业是指美国原住民部落政府经营的博彩活动,主要在其行使政府管辖权的土地上开展。其经营形式包括宾果游戏厅、电子博彩场所、赌场,以及在法律许可地区开展的体育博彩。联邦法律通常将其称为“印第安博彩”。这类博彩的界定依据并非雇员或顾客的血统,而是部落政府、土地、博彩企业及适用法律框架之间的关系。

现代部落博彩业源于对部落主权的主张,并在1988年《印第安博彩监管法》出台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与私人所有的商业赌场不同,部落博彩企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给一个政治共同体及其政府职责的履行提供资源。其收入可用于公共服务、投资以及向部落公民分配收益,但收入规模及分配方式差异很大。

这一行业将部落自治与联邦监管相结合;赌场式博彩还须遵循部落与各州协商达成的协议。其发展重塑了区域旅游市场和政府间关系,同时也引发了有关监管权限、经济机会不平等、土地购置、社群优先事项以及博彩活动向数字平台转移等问题的讨论。

历史基础与现代部落博彩业的兴起

早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许多原住民族就已有涉及下注、运气、技巧或仪式性交换的游戏。这些习俗差异很大,不应将其视为一种统一的制度,也不应将其直接等同于当代赌场。现代部落博彩业更直接地源于20世纪的联邦印第安人政策、保留地经济,以及围绕州政府在部落土地上权限范围的法律争议。

许多保留地的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障碍:远离主要市场、基础设施不足、融资渠道有限,以及土地权属零散或受到限制。部落政府通常也不像州政府和市镇政府那样,拥有广泛且便于征管的税基。各社区的具体情况虽有不同,但这些条件使能够吸引外来消费的企业显得尤为重要。博彩业为一些部落提供了一条创造政府收入的途径,使其不必完全依赖联邦拨款、自然资源开采,或向低收入居民征税。

20世纪70年代,部落宾果博彩的扩张与联邦推行的印第安人自决政策同步。在这一政策下,部落越来越多地自行管理各项计划和机构。1979年,佛罗里达州塞米诺尔部落在好莱坞附近的保留地开办了一家高额投注宾果博彩场所。佛罗里达州当局试图对其适用州内有关宾果奖金和经营条件的限制。1981年,在“佛罗里达州塞米诺尔部落诉巴特沃思案”中,联邦上诉法院认定,佛罗里达州的宾果规则属于监管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因此不能依据该案所涉及的管辖权法令,对这家部落经营的博彩场所强制执行这些规则。

最高法院于1987年就加利福尼亚州诉卡巴松传教区印第安人部落案作出了决定性裁决。加利福尼亚州试图监管卡巴松和莫龙戈两部落经营的宾果和纸牌博彩。法院区分了两类州法律:一类基于刑事政策禁止某种行为,另一类则允许该行为,但对其经营方式加以监管。由于加利福尼亚州允许包括受监管的宾果在内的大量博彩活动,因此不能直接依据第280号公法,向部落施加其监管性限制。该法将部分刑事和民事管辖权移交给了某些州。

“卡巴松案”的裁决并未赋予部落在任何地点经营任何博彩企业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它处理的是特定的管辖权主张,并承认联邦和部落利益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这项裁决仍大幅巩固了部落博彩业的法律地位,也加大了制定全国性立法的压力。国会于1988年作出回应,确立了一套法律框架,旨在支持部落经济发展、防止博彩业受到腐败侵蚀,并划分部落、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监管职责。

联邦法律框架与三类博彩活动

1988年10月17日签署的《印第安人博彩监管法》(IGRA)至今仍是规范部落博彩业的主要联邦法律。该法将博彩视为促进部落经济发展、实现自给自足和建设强有力的部落政府的一种手段,同时力求确保部落成为博彩业的主要受益者,并确保博彩经营公平诚信。该法将博彩活动分为三类,各类适用不同的管辖权分配方式,整套法律框架以此为基础。

第一类包括与部落仪式或庆典相关的传统印第安人博彩活动,以及奖品价值极低、仅供社交娱乐的游戏。这类活动完全由部落专属管辖,不受《印第安人博彩监管法》的联邦监管体系约束。这一类别的设立,体现了并非所有设有奖品的游戏都应纳入商业赌场模式的认识。

第二类主要包括宾果游戏、在同一地点进行的某些相关游戏,以及符合条件的非庄家制纸牌游戏。在非庄家制游戏中,玩家通常彼此对局,而不是与经营者的资金对赌。纸牌游戏只有符合该法中涉及州法的条件,才能归入此类。第二类不包括老虎机、以电子方式模拟的机会型游戏,以及二十一点等庄家制纸牌游戏。如果某州允许某些个人或组织出于某种目的开展某项博彩活动,且部落满足适用的联邦要求,该部落便可在符合条件的印第安人土地上开展属于第二类的该项博彩活动,无须签订部落与州之间的博彩协定。

第三类是兜底类别,涵盖所有未归入第一类或第二类的博彩活动,包括传统老虎机、轮盘赌、庄家制纸牌游戏,以及综合性赌场提供的多种投注活动。开展第三类博彩活动,必须有经批准的部落博彩条例,经营地点及活动本身须符合《印第安人博彩监管法》的要求,且须有合法有效、正在施行的部落—州博彩协定。该法提及州所允许的博彩活动,由此引发了关于部落可寻求经营哪些博彩项目的诉讼;州允许某一项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所有活动也获准开展。

博彩活动的分类取决于游戏的法律特征,而不只是其外观。第二类电子终端可能看起来像老虎机,实际却是供玩家参与多人宾果游戏的操作界面。反过来,即使将某款软件称为“宾果”,只要其运行方式不符合法律和监管规定的判定标准,就不能归入第二类。这一区别具有商业意义,因为在第三类博彩协定难以谈妥时,第二类博彩可以成为替代方案。这也使技术标准、系统架构和测试成为经济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部落与州之间的协约及州权的界限

部落与州博彩协约是规定第三类博彩活动条件的政府间协议。协约可以涉及获准开展的博彩项目、许可发放、监管职责、检查、争议解决、违约救济,以及为支付监管成本而收取的费用。视协约条款和适用法律而定,协约还可涉及与博彩经营相关的事项,包括雇员保护和顾客索赔的处理。不同州和部落之间的协约内容差异很大。

此类协约并非普通的州博彩许可证,而是以联邦法律规定的政府间安排为基础。《印第安博彩监管法》(IGRA)限制了州可以正当要求纳入谈判的议题。州不能将协约程序当作监管无关部落事务的概括性授权。协约及其修订须提交内政部长审查。IGRA规定的审查期限为45天;如果内政部长在此期间未采取行动,协约仅在符合该法的范围内视为获得批准。在《联邦公报》上刊登公告,是协约生效程序的一部分。

IGRA要求,当符合条件的部落提出订立协约的请求时,州应本着诚信原则开展谈判。国会最初规定,若州未履行这一义务,部落可向联邦法院寻求救济。然而,在1996年的佛罗里达州塞米诺尔部落诉佛罗里达州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国会不能运用《印第安人商业条款》赋予的权力,剥夺各州依据《第十一修正案》在此类诉讼中享有的豁免权。这一判决大幅改变了谈判框架。法定义务依然存在,但部落能否直接通过联邦法院强制州履行该义务,则取决于主权豁免问题及相关程序情形。

收入分成条款在此后的协约谈判中变得尤为重要。IGRA通常并不授权州仅因赌场在其境内经营,就对部落博彩收入征税。不过,一些协约规定,部落以付款换取州作出实质性让步,尤其是限制与之竞争的博彩形式。例如,康涅狄格州与马山塔基特佩科特部落及莫希干部落的安排,将按老虎机收入计算的付款与排他性经营安排相挂钩。其他州则采用不同的计算方式,或将部分所得分配给地方政府或不经营博彩的部落。

这些安排不断引发有关财政联邦主义和谈判实力的问题。部落可能看重广泛的博彩经营授权或区域性排他经营权,而州可能寻求财政收入、监管保障或对业务扩张的限制。争议往往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某项付款究竟是法律允许的交换,还是不被允许的税收;新获准开展的竞争性博彩是否削弱了排他经营权;以及协约谈判中的要求是否超出了博彩相关事项的范围。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法律的解释及具体协议,而非全国统一的收入分成规则。

土地资格、联邦承认与赌场选址

地点既是开展博彩的法律前提,也是决定商业成败的重要因素。《印第安博彩监管法》(IGRA)通常适用于在“印第安土地”上开展的博彩活动。这一法定土地类别包括保留地,以及某些由联邦托管或受联邦限制、且部落在其上行使政府权力的土地。部落仅仅在公开市场上购入一栋建筑或一块土地,并不足以满足要求。部落所有权、土地的法律地位、政府管辖权,以及适用于特定博彩类别的规则,都必须纳入考量。

联邦承认也是 IGRA 框架的基础。联邦承认确认的是部落与美国之间的政府对政府关系;它不同于个人具有美国原住民血统,也不同于仅依据州法获得的承认。原住民个人拥有的企业并不会自动成为受 IGRA 规管的博彩企业。同样,部落拥有的赌场如果不位于符合条件的印第安土地上,也不一定受 IGRA 规管:部落及其企业可以拥有由普通州级许可制度监管的商业博彩业务。

IGRA 第20条原则上限制在1988年10月17日之后纳入联邦托管的土地上开展博彩,但也规定了若干重要例外。这些例外包括为解决土地权利主张而取得的某些土地、新获承认部落的初始保留地,以及恢复部落地位时归还给该部落的土地。另一条途径则要求联邦政府认定,开展博彩符合该部落的最佳利益,且不会损害周边社区,同时还须获得相关州州长的同意。这些例外引发了大量行政程序和诉讼。

将土地纳入托管的程序与博彩审批是两个独立的程序,尽管两者往往相互关联。1934年的《印第安人重组法》是联邦政府将土地纳入托管的重要授权依据。2009年,在 Carcieri v. Salazar(卡尔切里诉萨拉查案)中,最高法院将该法中“现处于联邦管辖之下”一语中的“现”解释为1934年。这一裁决使部分土地托管申请面临额外的法律问题。相关审查并不等同于询问某个部落是否在1934年以前获得正式的联邦承认;联邦管辖与正式承认虽有关联,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选址的经济影响有助于解释这些规则为何如此重要。与偏远保留地上的博彩场所相比,靠近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或主要交通干线的场所,可能拥有大得多的客源。因此,对土地取得的限制不仅会影响部落选择何处建设场所,还可能影响其能否进入具有经营可行性的市场。拟建赌场还可能涉及环境审查、道路通行能力、公用设施、警务协议,以及与邻近政府的协商。公共讨论中常使用“保留地外博彩”一词,但这一标签可能掩盖各个项目背后在法律上各不相同的历史沿革和法定例外。

监管机构、所有权与运营控制

部落政府是其博彩业务的主要监管者,但具体职责划分因博彩类别而异。部落博彩委员会通常负责向员工和供应商发放许可、调查其适格性、检查运营情况,以及执行博彩条例和规章。各部落的制度安排有所不同:委员会可能设有保障机制,以确保监管决策独立于赌场的商业管理。这种分离十分重要,因为部落政府既可能是经营收益的受益者,也是负责监督经营的政府机构。

依据《印第安博彩监管法》(IGRA)设立的全国印第安博彩委员会(NIGC)负责联邦层面的监管。其职责包括审查部落博彩条例、开展调查、审查财务信息、批准属于法定监管范围的管理合同,以及对违法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根据相关法定程序,可采取的制裁措施包括民事罚款和责令关闭。NIGC对第二类博彩负有尤为广泛的监管职责。第三类博彩的监管则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部落法律以及部落与州之间的协约安排,而非由一套统一的联邦模式规定所有运营细节。

除法律规定的少数例外情况外,IGRA通常要求部落保有其博彩业务的唯一所有权权益,并独自承担相应责任。这并不妨碍部落借款、购买设备、取得品牌使用许可或聘用外部专业人员,但确实将外部承包商和贷款人与作为所有者的部落区分开来。属于法定监管范围的管理合同须经NIGC批准,审查内容包括报酬、期限及相关方的适格性。名为咨询或融资安排的协议,如果赋予相关方对博彩业务的实质性控制权,也可能涉及是否属于管理合同的问题。

日常监督包括监控、现金处理规则、出入及访问权限控制、博彩项目测试,以及资金核对。内部控制通过职能分离,使单个员工难以独自批准、执行并掩盖不当交易。博彩系统还须可靠地记录投注、派彩、博彩机运行情况及调整事项。独立财务审计与监管检查的目的不同:审计是在其范围内评估财务报告,而监管机构则可能调查许可、博彩公正性或特定规则的遵守情况。

部落赌场还须遵守IGRA以外的相关联邦法律。符合法律和法规所规定适用条件的赌场,须遵守联邦反洗钱要求。其中包括旨在发现洗钱及可疑交易的报告和记录保存义务。其他问题,例如劳动用工管辖权、税收或顾客能否提起诉讼,则需要另行进行法律分析。除非部落已有效放弃主权豁免,或国会已授权提起诉讼,否则部落主权豁免可能限制诉讼。部落与州之间的协约或部落条例可以设立索赔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有权不受限制地向任何法院提起诉讼。

行业规模、商业模式与区域竞争

部落博彩业从规模相对有限的宾果游戏经营业务,发展成了数百亿美元的产业,但各地的增长并不均衡。美国全国印第安人博彩委员会(NIGC)报告称,2023财年,分布在29个州、由245个获联邦承认的部落拥有的527家博彩经营机构,博彩毛收入合计约为419亿美元。这些数字反映的是该委员会监管体系内报送数据的经营机构的情况,并不意味着每个获联邦承认的部落都经营赌场,也不意味着所有场所都取得了相近的财务业绩。

博彩毛收入大体上是投注金额减去支付给玩家的奖金。它既不是投注总额,因为同一笔资金可能被反复用于投注,也不是净利润,因为工资、设备、营销、水电等公用事业费用、监管成本、利息及其他开支仍需从中支付。酒店客房、餐厅、商店和娱乐项目还可能带来可观的额外收入,这些收入与博彩收入是分开的。混淆这些指标,会夸大可供部落政府使用的资金规模。

博彩业的商业模式涵盖小型本地场所到旅游度假胜地。由马山塔基特佩科特部落经营的福克斯伍兹于1986年以宾果游戏业务起步,随后在1992年开设赌场。金神大赌场于1996年在康涅狄格州开业。两者都在发展赌场业务的同时,建设了大型非博彩配套设施。在其他地方,规模较小的场所可能主要服务于驾车可达范围内的顾客,酒店或会议设施则较为有限。适宜的经营规模取决于市场需求、交通便利程度、竞争赌场、资本可得性,以及部落的发展目标。

博彩业既有高额的固定成本,又面临可能大幅波动的需求。在收入尚未明确之前,就必须对建筑、监控系统、设备和合规工作投入资金。大型度假村可以在营销和行政管理方面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而酒店、餐厅、娱乐场所和赌场之间则可以受益于范围经济。这些优势并不能消除过度建设或过度举债的风险。即使客流量下降,仍须按期还本付息;大型度假村即便入住率很低,也可能面临高昂的运营成本。

竞争来自其他部落经营的博彩场所、获州政府许可的赌场、彩票,以及日益兴起的线上博彩。部落与州政府协议中的排他性条款或许能保护某些博彩产品,却无法阻止所有形式的娱乐或博彩竞争。各地区的条件也不尽相同:靠近人口密集城市市场的场所,与依靠少量周边人口吸引客源的乡村赌场,面临的需求曲线并不一样。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停业表明,当人们到场消费受到普遍性冲击时,整个行业都面临风险。此后总体收入的复苏,并不意味着每个部落、每处经营场所或每名员工的财务状况都经历了同样的变化。

公共收入、社区分配与多元化经营

《印第安博彩监管法》(IGRA)规定,博彩净收入只能用于指定的公共及社区用途,包括资助部落政府运作或项目、增进部落及其成员的整体福祉、促进部落经济发展、向慈善组织捐款,以及协助资助地方政府机构。这些规定体现了部落博彩企业的政府属性:部落赌场的盈余并不等同于私人业主的个人收入。

博彩收入可以用于住房、道路、供水系统、学校、医疗设施、应急服务及文化项目,也能增强部落雇用自身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的能力,使其不必完全依赖外部资助的项目。由于许多政府服务需要持续支出,因此必须区分一次性建设项目与经常性预算承诺。例如,一所新诊所在建成后,仍然需要人员、维护费用和运营资金。

一些部落会向登记在册的成员按人头发放款项,但这种分配既非普遍实行,也不是自动进行的。《印第安博彩监管法》要求,以博彩净收入按人头发放款项,必须有一份经批准的收入分配计划。该计划必须满足法律规定的各项要求,包括保护未成年人及在法律上无行为能力的款项领取者。向成员个人发放的款项须缴纳联邦所得税。部落政府本身在联邦所得税方面的税务地位,与领取款项的个人、雇员、承包商或另行设立的商业实体并不相同。

收入分配方式的选择,涉及社区需求与机构优先事项的差异。一个成员人口较少、赌场盈利能力很强的部落,可能既有能力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也能向个人发放可观的款项。人口较多或地理位置不够有利的部落,则可能需要将较少的盈余分配给更多的人。因此,全行业的汇总数据并不能充分反映某一特定家庭能够获得多少资源。成员资格规则可能影响福利领取资格,但这些规则源于更广泛的部落公民身份与法律框架,而非仅由博彩收入的分配决定。

博彩收入还可用于支持多元化经营,投资制造业、房地产、酒店及接待业、农业、专业服务或投资组合。其经济考量是减少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因为这类收入的表现会受到区域竞争和消费者支出变化的影响。不过,多元化经营本身也存在商业风险,而且在不同地区拥有多家赌场,并不等于实现了博彩业以外的业务多元化。因此,政府预算必须区分经营收入、储备金、投资回报和借款。如果将赌场收入视为永久可靠的来源,那么当经济下行与固定的公共服务支出义务同时出现时,就可能陷入脆弱境地。

就业、周边经济与社会影响

赌场直接创造博彩、安保、餐饮、酒店、维护、行政和娱乐等领域的就业岗位,也采购建筑施工、食品、设备及其他服务。雇员可能包括本部落公民、其他部落成员以及非原住民。因此,其带来的益处可以远远超出部落社区,尤其是在赌场是当地大型雇主的情况下。不过,就业岗位的分布仍取决于当地可获得的技能、通勤距离、招聘规则以及经营规模。

不能把赌场的每一笔收入都计入地区收入,据此推断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部分消费来自游客,他们原本可能会在其他地方花钱;另一些消费则来自当地居民,他们以赌博取代了其他本地消费。支付给供应商的款项可能流向区外,雇员也可能居住在周边社区以外。严谨的投入产出分析会区分直接经济活动、供应商效应以及劳动收入所支撑的消费,同时也承认,这些估算取决于对消费替代和经济联系的假设。

研究还必须处理因果关系问题。开设赌场的部落在开业前就可能与其他部落存在差异,而赌场的选址也并非随机。利用不同时期的变化并设置对照社区的研究,试图将博彩业的影响与更广泛的经济趋势区分开来。研究发现,赌场开业前后,部分就业和家庭经济资源指标有所改善,但影响因地点和人群而异。全国平均水平无法确定某个具体项目的结果,而部落政府治理能力的变化,也可能无法通过常规的家庭收入指标得到充分反映。

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利用了“大烟山研究”的资料。这是一项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开展的纵向研究,涵盖了切罗基印第安人东部部落的家庭。该部落的赌场于1997年开业,随后向成员发放款项,这为考察家庭收入随时间的变化提供了机会。研究人员考察的结果涉及家庭关系、教育和儿童发展等方面。这一研究情境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使研究者能够分析收入转移的影响,而不只是赌场就业的影响;不过,解读其发现时,仍需考虑特定人群、款项发放安排和研究设计。

赌博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代价,包括赌博障碍及相关的财务和家庭困难。部落监管机构和经营者可能提供禁入计划、员工培训,并为问题赌博援助服务提供资金,但具体安排各不相同。社区更广泛的关切还可能包括交通、应急服务需求以及土地使用变化。在分析上,这些影响应与有关犯罪的说法加以区分:游客增多可能改变事件总数,却未必导致发生率出现同等变化,也不能证明观察到的每一项差异都是赌场造成的。与邻近地方政府签订的财政协议,通常针对可明确识别的服务成本作出安排,而不是试图通过一笔付款解决所有社会影响。

体育博彩、数字博彩与管辖权变化

体育博彩的扩张,为部落权利与各州博彩政策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问题。2018年,在“墨菲诉全国大学体育协会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此前普遍禁止各州批准体育博彩的联邦禁令无效。这一判决本身并未使体育博彩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此后,各州采用了不同的制度,而部落能否参与,则取决于州法律、现有协定、新的谈判,以及实体场所投注与远程投注之间的区别。

当相关博彩活动获得许可时,设在部落赌场内的实体体育博彩场所更容易纳入《印第安博彩监管法》(IGRA)的地域框架。移动端投注则更为复杂。顾客可能在印第安土地以外的地点下注,而接受或处理该笔交易的计算机却位于部落土地上。这种交易能否合法进行、以及如何合法进行,不能仅凭服务器地址来确定。州级许可、联邦博彩法律、协定条款以及《印第安博彩监管法》的地域限制,都会影响判断。

佛罗里达州于2021年与塞米诺尔部落签订的协定,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例子。该协定规定了一种体育博彩安排,允许将部落土地以外发起的投注传输至部落土地上的服务器。相关诉讼涉及联邦内政部长对该协定的批准,以及《印第安博彩监管法》所能授权的范围。2023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联邦政府的批准,同时区分了协定对印第安土地上博彩活动的规定,以及在其他地点开展活动所需的独立法律依据。最高法院于2024年拒绝受理复审。这一程序性结果,并不意味着该安排成为一项全国通行的规则,即所有远程投注在法律上都被视为发生于服务器所在地。

数字化扩张也改变了商业关系。部落可以运营自有品牌、与技术供应商签约,或与全国性体育博彩公司合作。这些协议会分配平台成本、客户信息、营销职责和收益。如果外部主体对《印第安博彩监管法》管辖下的博彩业务行使控制权,还可能引发管理合同方面的问题。当系统保存身份证件、财务信息、投注记录和位置数据时,数据治理与网络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即使呈现在相似的屏幕上,在线赌场游戏、体育博彩与电子化的第二类博彩,在法律上仍属于不同类别。在符合条件的博彩设施内运行第二类博彩系统,并不意味着普遍享有向全州顾客提供互联网赌场游戏的权利。同样,部落拥有一家在线博彩公司,也不意味着该公司的每笔交易都受《印第安博彩监管法》管辖。这一仍在发展的框架要求法院和监管机构区分:部落政府在符合条件的土地上行使的权力、州政府对其他地点博彩活动行使的权力,以及连接两者的合同与技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