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流媒体是通过网络传输录制的音乐,使听众无需等到整段录音传输至设备,即可开始播放。当今大多数服务通过应用程序、网站及联网设备,让用户访问规模庞大、可供搜索的曲库。与购买唱片或不受使用限制的数字文件不同,流媒体通常依据服务方的许可协议和使用条款,向用户持续提供访问权限。有些订阅方案包含离线收听功能,但下载的录音通常仍由应用程序控制,不会成为可独立使用的文件。
流媒体既是一种技术上的分发方式,也与一整套商业和文化制度相结合。它的发展依赖于互联网的普及、音频压缩技术、宽带和移动网络,以及录音与音乐作品的授权体系。到21世纪20年代,流媒体已成为全球录制音乐产业最大的收入来源。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统计,2023年全球录制音乐市场的总收入为286亿美元,其中流媒体占67.3%。
这种媒介改变了听众接触音乐的方式、录音的传播方式,以及收入的分配方式。搜索、播放列表、自动推荐和连续播放,与专辑、艺人曲库以及类似电台的节目编排并存。因此,要理解流媒体,就必须区分其网络技术与背后的权利安排、付费体系和编辑决策;后者决定了哪些内容可供收听,以及谁能从这些内容的使用中获益。
流媒体的形式与访问的含义
音乐流媒体涵盖多种收听形式,它们赋予听众的控制权各不相同。点播服务允许用户选择特定录音、重复播放,并编排收听顺序。非交互式服务则提供预先编排的频道或个性化电台,其中下一首播放什么主要由服务方决定。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型产品允许有限次数的跳过、随机播放,或根据订阅等级、设备和所在国家提供不同的控制功能。这些区别在商业上十分重要,也可能决定服务方需要取得哪些许可。
流媒体并不等同于直播。几十年前发行的录音室录音可以通过流媒体点播,现场音乐会也可以实时传输。流媒体也不一定意味着本地不存储任何数据。应用程序通常会缓冲数秒乃至更长时间的音频,还可能缓存经常使用的内容。流媒体在技术上的核心特征是边传输数据边播放,而不必像普通文件下载那样,等下载完成后才能开始收听。
从商业角度看,更重要的区别往往在于拥有副本与有条件访问之间的差异。购买的激光唱片无需持有零售商账户也能继续播放。下载的不受使用限制的音频文件,通常可以在兼容设备之间复制,但须遵守适用的知识产权法律。相比之下,流媒体订阅提供的是使用一项不断变化的服务的资格。离线收听通常依赖于定期验证身份、订阅持续有效,以及相关录音的授权继续有效。即使听众此前已将某首曲目保存到个人音乐库中,该曲目仍可能因许可到期或权利纠纷而下架。
因此,“音乐库”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它可以指服务方获得授权的全部曲库,也可以指用户收藏的录音引用条目,或由服务方上传或匹配的本地存储文件。保存一张专辑通常只是在账户中创建一个条目,而不是转移其音频的所有权。同样,关注艺人、喜欢某首曲目以及将歌曲加入播放列表,是彼此不同的操作,可能产生不同的推荐信号。
这一类别的边界还取决于衡量的对象。纯音频订阅服务、广告支持的音乐视频、网络电台,以及短视频中使用的音乐,都通过网络传递音乐,但行业报告并不总是将它们归为一类。播客和有声读物可能与音乐共用同一款应用程序,却不属于其音乐曲库。因此,订阅人数、收听时长、广告收入以及向音乐权利人支付的款项,所反映的是相互关联但并不完全相同的市场。
历史发展
流媒体并非源自某一项单独的发明,而是在多项早期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数字音频使录音能够作为计算机数据复制,而压缩技术则降低了分发录音所需的带宽和存储空间。早期面向普通用户的互联网连接速度过慢,稳定性也不足,难以便捷地传输高质量的未压缩音频。20世纪90年代,较低比特率的音频格式和缓冲技术使通过网络连续播放音频变得可行,但音质和可靠性仍然有限。
Progressive Networks于1995年推出的RealAudio,是早期重要的音频流媒体平台。网络电台和广播机构利用这类系统,将节目传送给地面广播覆盖范围以外的听众。这些服务确立了流媒体的基本使用体验:用户连接到远程音源,等待缓冲区填满,随后在保持连接的同时收听。与后来的点播曲库相比,这些服务通常给予用户的自主选择空间较小。
MP3文件共享的兴起,催生了另一种在线音乐传播模式。1999年上线的Napster通过集中式索引系统,帮助用户查找和交换录音。它主要是一项文件共享服务,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正版授权流媒体平台。不过,它的迅速普及以及随后引发的诉讼,既表明了人们对便捷获取数字音乐的需求,也揭示了协调这种需求与现有权利安排的困难。苹果公司于2003年推出的iTunes Music Store则开辟了一条成功的付费下载路径,用户可以按首购买歌曲或购买整张专辑。
经授权的订阅制流媒体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Rhapsody于2001年上线,提供音乐点播服务;Pandora于2005年推出的服务则侧重个性化电台。Spotify于2008年在瑞典上线,进一步推广了广告支持的免费收听与付费订阅相结合的模式。Deezer于2007年在法国开始运营。后来进入这一领域的服务包括均于2015年推出的Apple Music和YouTube Music,以及亚马逊和其他科技公司的订阅产品。这些服务在地域覆盖范围、硬件整合、免费方案设计,以及与现有媒体企业的关系等方面各不相同。
智能手机和不断改善的移动数据网络,对流媒体突破台式电脑的局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听众可以随身访问庞大且可搜索的曲库,而不必管理与之相当的本地存储空间。离线模式降低了对持续接收移动信号的依赖,无线音箱、联网电视、车载系统和语音界面则使流媒体融入家庭及日常音乐收听场景。
这一转变是渐进的,而且各地进程并不均衡。实体唱片在某些市场仍占有重要地位,下载也没有随着流媒体的扩张而消失。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十分显著:录制音乐行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反复提供经授权的收听服务获得收入,而不再主要依靠销售录音副本。既有曲库可以持续创造收入,新发行的作品则进入了一个新环境:除了初期销量,是否便于获取、能否被听众发现,以及能否持续获得关注,也同样重要。
音频传送、压缩与播放
流媒体服务通常以唱片公司、发行商或其他授权提供方交付的音频母版为起点。服务平台将文件处理为一种或多种传送格式,检查其技术参数,并将其与曲库信息关联。随后的播放过程包括获取适当的音频、确认访问权限、传输数据、解码,以及将解码后的信号送入设备的音频系统。多项彼此独立的技术选择都会影响最终效果。
音频编解码器用于减少或组织表示声音所需的数据。AAC、MP3 和 Ogg Vorbis 等有损编解码器依据感知模型舍弃部分信息,力求将可听见的影响控制在有限范围内。FLAC 等无损格式则在压缩音频的同时,保持解码后的采样值不变。“无损”指的是这些数值被完整保留;它并不意味着录音所用的母版更好,也不意味着听众的设备能够再现所有差异,或无线播放链路中的每个环节都保持无损。
比特率表示单位时间内传输的编码数据量。对于未经压缩的脉冲编码调制音频,比特率可按下式计算:
其中, 为采样率, 为位深, 为声道数。采样率为每秒 44,100 次、每个采样值为 16 位的立体声音频,在不计文件额外开销的情况下,需要每秒 1,411,200 比特。有损流媒体使用的比特率要低得多。在恒定每秒 320 千比特的比特率下,一小时音频约包含 144 兆字节的编码数据,不计协议开销。
服务平台使用分布式服务器和内容分发网络,避免所有请求都由同一地点响应。热门录音可以缓存在更靠近听众的位置,以减少延迟和网络拥塞。应用程序会维持缓冲区,使数据传送的短暂波动不至于中断播放。有些系统会根据连接状况调整音质;另一些则允许用户分别为移动网络、Wi-Fi 和离线存储选择不同设置。
多项播放功能独立于压缩技术运作。无缝播放可让原本就应当无停顿衔接的曲目保持连贯,这对许多现场录音、歌剧以及曲目连续编排的专辑而言必不可少。交叉淡化则会有意让相邻录音的播放部分重叠。响度归一化通过调整播放增益,减小曲目之间感知音量的显著差异;它不一定会改动所存储的母版,也不一定会压缩母版本身的动态范围。多声道和空间音频版本还对混音、格式支持和渲染提出了额外要求。
最终的声音还取决于录音本身、设备设置、耳机或扬声器,以及聆听环境。宣传的比特率再高,也无法修复源母版中的失真。反过来,听得到的播放中断可能是网络拥塞或应用程序运行方式所致,而非录音格式的问题。因此,技术比较需要区分音源、编码、传输、解码和声学重放这几个阶段。
著作权、授权与曲库组织
商业发行的录音通常至少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权利:音乐作品的权利和特定录音的权利。音乐作品包括乐曲,以及在适用情况下的歌词;录音则承载某一次具体的表演。词曲作者或音乐出版商可能掌握作品的权利,而唱片公司、艺人或其他制作方则掌握录音的权利。参与录音中的表演,本身并不意味着拥有上述任何一个层面的权利。
流媒体服务必须根据所涉及的权利和地域取得相应授权。各国的著作权制度有所不同,交互式流媒体在法律上的待遇也可能不同于非交互式广播。在美国,符合条件的非交互式数字音频传输可以使用由 SoundExchange 管理的录音法定许可。交互式点播服务通常直接与权利人协商录音使用权。音乐作品的权利则涉及另外的授权和付费安排。
美国于2018年颁布的《音乐现代化法案》改变了某些数字机械复制权的管理方式。机械许可集体管理组织(Mechanical Licensing Collective)于2021年1月开始管理新的概括许可,适用于符合条件的交互式流媒体播放和下载。这并未取代所有音乐授权机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录音使用许可,以及美国境外的权利仍然分别处理。在其他司法管辖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及其他授权机构则依据不同的法律框架运作。
曲库内容是否可用取决于这些协议,而不只是服务器的实际所在地。一份录音可能在某个国家获得授权,却未在另一个国家获得授权;不同地域的权利也可能由不同公司掌握。已发行的内容也可能被下架、替换,或转交其他发行商。是否属于公有领域,同样需要分层判断:一部音乐作品可能已不再受保护,但近期录制的该作品录音仍受保护。
准确的元数据对于识别所使用的内容以及将款项支付给相应对象至关重要。国际标准录音制品编码(ISRC)用于标识录音,国际标准音乐作品编码(ISWC)则用于标识音乐作品。产品标识符用于区分不同的发行版本,贡献者字段则标明表演者、词曲作者、制作人及其他参与者。这些系统彼此相关,却不能互相替代。同一部音乐作品可以有许多份录音,而同一份录音又可以出现在原版专辑、精选合辑和再版唱片中。
标题不一致、词曲作者信息缺失、条目重复、权属主张冲突,以及录音与音乐作品之间的关联不完整,都可能造成错误。即使播放次数统计无误,这类问题仍可能延误款项分配。它们也会影响搜索:交响曲的一个乐章可能需要与其所属的完整作品、作曲家、指挥、乐团及特定录音建立关联。因此,曲库组织既是权利管理的一部分,也关系到听众能否找到想听的演奏版本。
商业模式与版税分配
面向消费者的主要商业模式是付费订阅和广告支持的免费使用。订阅可面向个人、学生或家庭销售,也可与电信及其他服务捆绑销售。广告支持的服务档位让用户无需直接支付订阅费用即可使用,但代价是收听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或播放过程会被广告打断。服务也可能将音乐与其他媒体内容结合起来,使订阅收入的分配比单一音乐产品的定价所体现的更为复杂。
服务平台收到的收入并不等于支付给音乐人的收入。款项首先要经过涉及录音权利人、发行商、音乐出版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及其他中间机构的合同与法律安排。音乐人最终获得的收入取决于权利归属、版税费率、预付款及相关成本的回收条款,以及合作者之间的分成安排。拥有录音权利并使用发行服务的表演者,与按照传统唱片公司合约录制音乐的表演者,所处的合同地位并不相同。
一种常见的分配方式是按比例分配模式,也称市场份额模式。简化而言,权利人从特定版税池中获得的分配额可表示为
其中, 是可供分配的资金池, 是归属于权利人 的合格流媒体播放次数。实际安排可能涉及不同地区、服务档位、合同约定的保底金额、资格认定规则及其他调整。这一公式描述的是一种原则,而非普遍适用的合同条款。
因此,全行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固定的“单次播放费率”。公布的平均值可能是将某笔付款除以对应的播放次数计算得出的,但这一平均值取决于相应的收入和结算周期。订阅价格、广告需求、汇率、地区、免费档位的使用情况以及合同条款,都会影响计算结果。此外,涉及录音制品付款的数字,也不能直接视为包含词曲作者的收入。
另一种方式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分配模式,即将每位订阅用户所支付费用中的可分配部分,分配给该用户实际播放过的录音。这不同于将某个市场或服务档位内的所有合格收听汇总后进行分配。两种模式的相对影响取决于收听习惯:用户收听音乐的数量和种类各不相同。结果还取决于纳入哪些权利、如何处理家庭账户,以及如何处理管理成本和欺诈行为。两种制度都不会使音乐人的收入趋于均等。
流媒体的商业重要性在行业总量数据中清晰可见,但录制音乐收入并不代表整个音乐经济。演唱会门票、周边商品、音乐出版、配乐同步授权及其他收入来源,可能会单独核算。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的2023年数据显示,订阅流媒体占全球录制音乐收入的48.9%,广告支持的流媒体另占18.5%。这些数字衡量的是行业收入类别,而不是每位听众的支出中最终流向某位音乐人的比例。
音乐发现、播放列表与推荐系统
流媒体曲库中的录音数量,远超任何听众能够认真浏览的范围。因此,音乐发现界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听众能看到曲库中的哪些内容。搜索服务于明确的意图,例如查找某位艺人或某张专辑;推荐则回应较为模糊的意图,例如挑选不熟悉的音乐,或继续听下去。编辑策划的播放列表、个性化混合歌单、排行榜、艺人页面和自动生成的电台,各自采用不同的机制,即便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款应用中也是如此。
推荐系统可以综合利用多种依据。协同过滤识别用户与录音之间的模式,例如找出反复收听相似艺人群体的听众。基于内容的方法则利用录音本身的信息,包括曲风描述、文本和测得的音频特征。混合系统将这些方法与近期收听记录、所用设备及一天中的时段等情境信息结合起来。具体如何组合,因服务和产品而异。
机器学习可以将用户和曲目表示在数值空间中,其中距离的远近反映推断出的关联。这些表示不一定对应人们熟悉的曲风类别。系统可能学到,某些录音即便在乐器编制或历史渊源上有所不同,按某种顺序播放时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随后,系统便可根据预测的行为对候选曲目排序,例如听完整首曲目、将其收藏、再次使用服务,或不立即跳过。
这些信号的含义并不明确。跳过曲目可能意味着不喜欢、收听受到打断、正在寻找某个特定段落,或这首音乐不适合当前场景。长时间播放既可能意味着专心聆听,也可能只是用作背景音乐。家庭共用账号可能混合了多个人的喜好,而全新的录音由于缺乏行为历史,会面临“冷启动”问题。服务可以通过音频分析、所提供的元数据、编辑资料和受控的曝光来应对这些问题,但这些手段都无法直接获知听众的意图。
在自动化之外,人工编辑的筛选仍然重要。人工策划人员可以围绕音乐圈层、曲风、事件和历史主题来编排发行作品,这些维度无法简化为相似度分数。播放列表可以针对专注聆听、运动、睡眠或社交场景来设计。曲目排序可以依据速度(音乐)、乐器编制、情绪或歌词内容,但这些类别依赖诠释,对不同听众和文化而言,并不存在客观一致的含义。
推荐也会形成反馈循环。显著位置的展示带来播放,而这些播放又可能成为后续展示的依据。因此,评估系统不能只衡量点击次数或收听时长:若考察曝光、曲库多样性、重复程度及陌生艺人的发现情况,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能够提高即时参与度的推荐,未必最能拓宽听众接触音乐的历史跨度,也未必能介绍最多的新艺人。服务所选择的目标,也是决定其曲库如何组织、听众如何体验曲库的因素之一。
聆听文化、艺术实践与国际传播
流媒体改变了日常音乐聆听所围绕的基本单位。专辑依然重要,但单曲可以通过搜索、播放列表、社交分享和自动续播独立传播。听众接触到一首歌时,可能看不到它原本的封面、曲目顺序,也不了解其发行背景。这使得录音的获取与传统实体版本附带的部分包装和说明材料相互分离。
流媒体对不同音乐传统的影响各不相同。在流行音乐中,单曲往往是易于辨认的独立条目,标有主要艺人和曲名。在古典音乐中,听众可能需要区分作品本身与某次具体演绎,并辨明版本、指挥、乐团和独奏者。一部作品可能分布在多个音轨中,而一张专辑也可能收录多部作品。爵士乐曲库也存在类似难题,涉及同一曲目的不同录音版本、录音日期、演奏阵容变动和再版情况。统一的界面虽能简化浏览,却也可能掩盖对这些音乐传统十分重要的信息。
流媒体也延长了老录音可供聆听的寿命。听众偶然发现一首旧曲库中的歌曲后,可以立即播放,无须到二手商店寻找,也不必订购进口唱片。电影、电视、社交视频和公共活动,都可能让早已发行的录音重新受到关注。然而,能否获取这些录音并无保证:未经授权的录音、不完整的数字转录以及缺失的元数据,都可能使具有文化意义的资料难以查找,尽管某项服务的曲库看上去十分庞大。
面对音乐持续可得、受众反应可以量化的环境,艺人和唱片公司也调整了发行方式。单曲、先行曲、合作作品、豪华版和分阶段发行,都为反复吸引关注提供了机会。一些流媒体榜单会将各首曲目的播放活动折算为专辑等值单位,但具体计算方法有所不同。这类统计不应与对完整专辑聆听行为的直接观察混为一谈:等值单位是一种换算规则,并不表示听众按顺序听完了整张专辑。
对于“流媒体普遍缩短了歌曲长度”或“流媒体使器乐前奏消失”之类的说法,需要谨慎看待。播放量计算规则以及在播放初期留住听众的重要性,可能带来相应激励,但歌曲长度也取决于曲风惯例、电台播出格式、艺术决策以及更广泛的历史变化。平台增长与某种音乐特征之间存在统计关联,本身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在同一套发行体系中,长篇幅的氛围音乐录音、长时间的即兴演奏和完整歌剧也依然可供聆听。
随着录音能够同时在多个地区获取,音乐的国际传播范围也随之扩大。韩国流行音乐、拉丁美洲的流行音乐风格以及众多地区音乐圈,通过流媒体、视频、巡演和乐迷活动的共同作用触达了更多受众。然而,全球可获取并不意味着获得同等的曝光。语言、当地授权情况、编辑人员配置、营销资源、支付渠道的可及性以及移动数据费用,仍在影响听众会接触到什么,以及服务能够覆盖哪些受众。
计量、平台治理与尚未解决的问题
流媒体播放次数是一种业务计量指标,并非衡量收听行为的普适自然单位。流媒体服务和音乐榜单机构会就最低收听时长、重复播放行为、账户资格以及不予计入的行为制定规则。例如,Spotify 通常在一首歌曲被收听至少 30 秒后,才将其计为一次播放。这类门槛有助于界定统计报告中的一次播放事件,但并不意味着每次达标的播放都能获得相同的报酬,或代表同等程度的关注。
音乐榜单按照各自的方法,将这些播放事件转化为排名。付费收听与广告支持的收听可能采用不同的权重,而专辑等效量计算则将单曲播放等活动折算为综合计量单位。随着收听习惯变化,规则也可能调整。因此,在不同服务、国家或历史时期之间进行比较时,需要留意统计了什么,以及如何统计。月度听众数、关注者数、总播放量和订阅用户数描述的是不同群体,不应将其视为衡量艺人受众规模时可以互换的指标。
虚假刷量试图制造并不反映真实收听需求的播放活动。其手段可能包括自动化账户、反复播放或有组织的操纵。由于收益分配和榜单名次部分取决于测得的播放活动,虚假播放可能侵占收益,并扭曲音乐发现机制所依据的信号。流媒体服务和发行商通过账户分析、异常模式检测、扣留款项和下架处理等方式应对这一问题。不过,要区分操纵行为与正当的反复收听,不能仅凭某一录音作品被重复播放了很多次来判断。
合成音频带来了相关但不同的问题。人工智能可以辅助作曲和制作、生成录音,或模仿人声特征。一段录音是否符合发行条件、其基础素材涉及哪些权利、使用可辨识的人声是否获得同意,以及播放量是否真实,都是彼此独立的问题。仅仅将某个作品标注为“人工智能生成”,本身并不能解决版权归属、合同许可或欺诈性使用等问题。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处理方式有所不同,而且仍在不断发展。
平台治理还包括处理权属争议、冒用身份、违禁内容和账户处罚。大型服务即使并不拥有录音作品,也能通过搜索结果中的展示位置和合同条款影响用户获取作品的机会。竞争监管机构已对流媒体服务、主要权利人、应用商店和设备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展开审查。相关问题包括独家安排的影响、对引导用户使用其他支付方式的限制,以及推广工具使用机会的不平等。
收听记录会引发数据隐私问题,因为这些记录可能揭示日常活动规律和个人偏好。服务商会在适用法律及自身政策的约束下,为播放、个性化服务、广告、安全和报告等目的收集数据。保存也是一项难题:当前拥有庞大的曲库,并不等于建立了永久档案。持续访问有赖于正常运作的账户、软件、有效授权和准确记录。能源消耗同样涉及网络、数据中心和收听设备;可信的环境影响比较必须明确设备、收听时长、网络及用于比较的其他媒介形式,而不能为每次流媒体播放赋予一个普遍适用的环境足迹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