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雷娜·约里奥-居里(1897年9月12日—1956年3月17日)是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她的实验帮助证实,稳定原子核可以转变为放射性原子核。1934年,她与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合作,通过用α粒子轰击轻元素,成功制得放射性同位素。人工放射性的发现使夫妇二人获得了193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并开辟了实验核科学的一个新领域。
她是玛丽·居里与皮埃尔·居里的长女,通过战时的X射线摄影工作、对辐射的精密研究以及对核反应的探索,开创了独立的科学生涯。她的工作也为中子和核裂变的发现提供了部分实验基础。此后,她担任巴黎镭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主任,参与法国原子能研究早期的管理工作,并协助建立了奥赛核物理研究中心。
在核科学日益成为政府重点关注领域的时代,她的职业生涯将实验室研究与公共机构联系起来。1936年,她曾短暂在法国政府任职;她支持女性参与科学研究和公共事务,并参与反法西斯组织与和平组织的活动。她的科学成就和科研机构建设工作,使她成为20世纪法国核研究发展中的核心人物。
家庭、教育与战时放射成像工作
伊雷娜·居里出生于巴黎的一个与实验科学联系紧密的家庭。当时,她的父母正在研究铀化合物发出的辐射,随后于1898年发现了钋和镭。1906年,皮埃尔·居里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去世,那时伊雷娜只有八岁。此后,玛丽·居里在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同时,还承担起照顾伊雷娜及其妹妹艾芙的责任。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伊雷娜有机会直接接触科学研究,这在当时十分难得;不过,她的科学训练也离不开长期的数学学习和亲身参与实验室工作的经历。
童年时期,伊雷娜曾有一段时间在玛丽·居里与其他学界家长共同组织的合作教学班学习。教师包括让·佩兰和保罗·朗之万等科学家,教学方式将小组授课与实验、观察相结合。后来,她进入巴黎的塞维涅中学就读,并在索邦大学开始了大学阶段的学习。这些教育经历为她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和物理学基础,也使她融入了一个科研人员群体,其中许多人此后一直在法国科学界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她的大学学业。玛丽·居里为军队医疗组织了流动和固定式放射诊疗服务,尚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伊雷娜也参与其中。她学会了操作X射线设备,协助检查伤兵,并参与人员培训。放射成像使医疗团队能够确定子弹、弹片的位置以及骨折部位,而不必完全依赖探查手术。操作这些设备,需要掌握电气设备、曝光条件、影像形成以及解剖结构投影判读等方面的知识。
这段服务经历是她技术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的放射诊疗工作要求在艰苦条件下获得可靠的测量结果,而不是在条件可控的课堂里进行演示。当时的防护措施不仅有限,落实程度也参差不齐,因此操作人员还会受到辐射照射。后来的叙述有时主要将这段经历视为玛丽·居里人生中的一个篇章,但伊雷娜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自己的实践技能,并承担起相应职责。
战后,她重返正规教育与实验室研究。大学物理学的学习、放射成像的实际操作,以及对放射性物质的熟悉,共同为她进入镭研究所工作奠定了基础。因此,她投身核研究,既得益于非同寻常的家庭环境,也建立在对辐射发生仪器的操作及其结果判读所进行的扎实实践训练之上。
在镭研究所接受科研训练
镭研究所汇集了对放射性物质及其生物和医学效应的研究。由玛丽·居里领导的居里实验室专注于放射性元素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伊雷娜在战后进入这里工作,并于1925年凭借对钋的阿尔法辐射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这项课题需要制备合适的放射源,并精确测量其发射的粒子;这些技能后来成为她开展实验的关键。
阿尔法粒子是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的氦原子核。在阿尔法衰变中,不稳定的原子核发射出一个这样的粒子,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的原子核。研究阿尔法辐射并不只是探测它是否存在:研究人员还要测量粒子的射程,考察粒子在物质中如何损失能量,并将观测结果与发射粒子的原子核的性质联系起来。由于阿尔法粒子的射程很短,放射源的厚度、表面状况,以及放射源与探测器之间的材料都格外重要。
钋在实验室中尤其有用,因为它能提供强烈的阿尔法辐射,而不会像某些其他放射性制剂那样伴随复杂的其他辐射。不过,要制备和操作可用的钋放射源,仍需完成要求很高的放射化学工作。伊雷娜的经验将化学与物理学结合起来:通过化学方法分离放射性物质,再用物理仪器测量其发射的辐射及这些辐射引起的反应。这种结合后来使研究人员能够同时依据辐射特征和化学行为,鉴定新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于1925年进入玛丽·居里的实验室担任助手。他与伊雷娜于1926年结婚,此后两人的许多研究成果分别以伊雷娜·居里和F.约里奥的名字发表,而他们也逐渐以约里奥-居里夫妇之名广为人知。两人在实验工作中密切合作,技术专长又相互补充。伊雷娜拥有丰富的放射性研究和定量测量经验;弗雷德里克则尤其擅长仪器技术以及粒子事件的可视化。这些区别只是对两人大致所长的概括,并不意味着在论文署名或科学发现上存在严格分工。
他们的孩子埃莱娜和皮埃尔分别出生于1927年和1932年,后来也都从事科学工作。在这些年里,夫妇二人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天然放射性物质的性质,转向粒子轰击所引发的反应。他们的实验室既没有当时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设备,也无法获得最高的粒子能量。其优势在于强放射源、灵敏的探测手段,以及将物理观测与化学分离相结合的能力。
核反应与20世纪30年代初的发现
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对原子核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研究人员逐渐发现,粒子轰击能够揭示原子核的结构,并引发普通化学反应无法实现的转变。二者有着根本区别:化学过程改变的是电子的排布和化学键,而核反应改变的则是原子核的组成或状态,甚至可能使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约里奥-居里夫妇利用钋释放的α粒子轰击轻元素,研究这些过程。
其中一项重要研究涉及铍受到α粒子轰击时发出的穿透性辐射。瓦尔特·博特和赫伯特·贝克尔于1930年报告了这种辐射,并将其解释为能量异常高的γ辐射。在1932年发表的实验中,约里奥-居里夫妇发现,这种辐射能够从石蜡等富含氢的物质中击出高速质子。他们同样用高能光子来解释这一效应。这些观测结果十分重要,但若要用这种解释说明质子的反冲,就必须假定光子具有高得难以置信的能量。
詹姆斯·查德威克考察了这些结果的意义,并进行了进一步实验。他比较了不同材料中的反冲效应,表明将这种辐射解释为一种质量接近质子的不带电粒子更为合理;这种粒子就是中子。他在1932年的这一发现重塑了核物理学。因此,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构成了促成中子发现的重要证据,尽管他们自己并未正确识别出中子。这一事件说明,获得关键实验结果与认识到其物理意义是两回事。
这对夫妇还研究了核实验中发射的带正电粒子。1932年,卡尔·安德森在宇宙射线径迹中识别出正电子,证实了一种质量与电子相同、但带正电的粒子的存在。随后,约里奥-居里夫妇在自己的实验中研究了正电子的产生,利用磁偏转和粒子径迹来区分正电子与负电子。这类方法至关重要,因为仅凭探测器的响应,并不一定能确定引起响应的是哪种粒子。
这些研究为人工放射性的发现奠定了直接基础,将强α源、轻元素靶、中子发射和正电子探测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促使研究者密切关注辐射何时出现,以及它如何变化。轰击过程中观测到的粒子,可能是核碰撞的直接产物;而轰击停止后仍然发射的粒子,则需要另一种解释。认识到这种时间上的区别,成为1934年1月实验取得突破的关键。
人工放射性的发现
1934年1月,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发现,铝受到α粒子照射后,即使移走α粒子源,仍会继续发射正电子。轰击停止后仍持续存在的辐射,无法用粒子间的直接碰撞来解释。放射性活度在几分钟内逐渐下降,表明生成了一种具有特定半衰期的不稳定物质。他们于1934年1月15日向法国科学院提交简报,报告了这一发现。
主要反应可表示为
铝-27原子核吸收一个α粒子并放出一个中子,生成磷-30。新生成的原子核随后发生发射正电子的贝塔衰变:
这一现代记法中的中微子,在他们的实验中并未被直接探测到。磷-30的半衰期约为两分半钟:其衰变足够缓慢,因而能在移走放射源后继续追踪;同时又足够迅速,便于在一次实验过程中观察。
这一发现的关键,并不只是证明一种元素可以转变为另一种元素。此前的实验已经实现了人工核嬗变,其中尤以欧内斯特·卢瑟福的实验著称。新的结果表明,轰击能够产生一种不稳定的同位素,其后续放射性衰变不再依赖最初引发反应的辐射。放射性不再局限于研究者能够获取的天然放射性元素,也可以通过实验在原本稳定的材料中产生。
夫妇二人还对硼、镁等其他轻元素进行了实验,并发现了更多感生放射性。化学分离尤为重要,因为仅凭一个随时间衰减的信号,并不能确定放射性产物的身份。证明放射性活度随磷的化学分离过程而转移,进一步支持了他们对铝实验的解释。因此,这一发现的基础是核反应中核子数与电荷数的核算、粒子探测、随时间变化的测量以及放射化学的结合,而不是探测器上某一次引人注目的读数。
对于单一的放射性产物,尚未衰变的原子核数遵循 ,其中 为衰变常数,且 。测量这样的衰变曲线,有助于将真正的感生放射性与照射过程中散射的辐射,或既有放射源造成的污染区分开来。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研究成果确立了一种可重复的方法,用于制造放射性原子核,并通过其物理和化学性质加以鉴定。
诺贝尔奖与放射性同位素研究的拓展
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由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合成了新的放射性元素”。从他们取得这一发现到获奖,相隔不到两年,反映出人工放射性迅速拓展了实验研究的可能性。伊雷娜成为继母亲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她的母亲于1911年获此殊荣。玛丽·居里还曾与皮埃尔·居里、亨利·贝克勒尔共同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诺贝尔奖授奖词的措辞反映了当时的术语用法。许多产物其实是已知元素的新放射性同位素,而非现代意义上新发现的化学元素。其重要性在于,人们制造出了此前无法获得的不稳定原子核。这拓展了核物理学研究的物质基础:研究者得以系统研究原子核组成、衰变方式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而不再主要依赖天然放射系中有限的衰变序列。
这一发现还促使人们开展以α粒子以外的粒子作为入射粒子的实验。1934年,恩里科·费米及其合作者开始系统地用中子辐照各种元素,并证实可以由此产生多种放射性物质。由于中子不带电,因此不会像带正电的入射粒子那样,在接近原子核时受到静电斥力的阻碍。加速器的发展以及后来核反应堆的出现,使同位素生产能力远远超出了实验室钋源所能达到的水平。
人工放射性同位素成为强有力的放射性示踪剂。一种同位素通常与同一元素的其他同位素参与相同的化学反应,而它发出的辐射则使人们能够测定其位置或转化情况。因此,研究者可以引入带有同位素标记的物质,追踪它在化学反应、生物体或工业过程中的迁移。其应用最终涵盖了生物系统中的磷研究、涉及甲状腺的碘研究,以及代谢研究中的碳标记。
这些后来的用途应与约里奥-居里夫妇最初的成就区分开来。他们并未亲自开发人工放射性在医学或生物学中的每一种应用,早期获得的短寿命产物,也不能与后来在反应堆和加速器中生产的种类繁多的同位素等同视之。他们的发现提供了一项通用的实验原理,许多后续技术都以此为基础。例如,现代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使用发射正电子的放射性核素,但其成像系统和临床应用则是此后数十年持续研究的成果。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奠基与发展,而不是说1934年的实验中已经包含了这项技术的全部内容。
铀研究、核裂变与战争岁月
人工放射性发现后,中子在重元素中诱发的反应成为重要研究课题。铀受辐照后会产生多种放射性产物,其化学归属难以确定。研究人员起初多从原子核仅发生微小变化的角度解释实验结果:原子核俘获中子后再发生β衰变,可能生成元素周期表中位于铀之后的元素。这一预期使人们更难意识到,有些证据其实表明,铀核也可能分裂成质量小得多的碎片。
1937年和1938年,约里奥-居里与帕维尔·萨维奇合作,研究中子辐照铀所产生的放射性产物。他们通过化学研究发现了一种性质与镧十分相似的产物。这一结果令人困惑,因为镧比铀轻得多。他们发表的论文揭示了当时主流解释所面临的困难,也促使研究者更加关注辐照产物的化学归属,不过他们本人并未确立核裂变的机制。
1938年末,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施特拉斯曼获得了化学证据,证明中子轰击铀的产物中存在钡。莉泽·迈特纳和奥托·弗里施将这一结果解释为铀核发生了分裂,并运用核物理学解释了其中释放的巨大能量。这一系列进展涉及多个实验室和不同类型的证据。约里奥-居里与萨维奇的工作是这段实验研究史的一部分,但不应将其等同于哈恩与施特拉斯曼对钡的鉴定,也不应等同于迈特纳与弗里施提出的物理解释。
核裂变的发现迅速改变了核研究的规模及其政治意义。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及其在巴黎的合作者研究了裂变过程中的中子发射,以及链式反应的可能性。伊雷娜的科研活动始终与法国核研究界保持联系,但不应将夫妇二人的工作视为一项不分彼此的研究计划。尤其是与弗雷德里克战前链式反应研究小组有关的发现和专利,应明确归功于各自的具体参与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物资短缺、政治迫害和疾病扰乱了科研与家庭生活。伊雷娜屡受健康问题困扰,包括结核病,并曾数度前往瑞士接受治疗。1944年,她带着孩子们前往瑞士,弗雷德里克则留在法国,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战争使一家人分隔两地,也打断了科研机构的正常发展。法国解放后,实验室重建、国家支持以及原子能研究的组织等问题,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
大学领导工作与法国核科学的组织建设
约里奥-居里于1937年成为巴黎大学教授,由此跻身法国高等教育界少数担任高级科研职位的女性之列。她在承担大学职责的同时,也在镭研究所开展研究;该所的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实验室实践。学生和青年研究人员在这里学习制备放射性材料、设计测量方案、解读衰变曲线,以及将核现象的观测结果与化学证据联系起来。
1946年,她接替安德烈·德比埃尔,出任镭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主任。这一职位使她与围绕母亲的研究建立起来的机构紧密相连,但她面对的科研环境已与过去不同。核物理学日益需要更大型的仪器、更宽敞的空间、更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以及统筹安排的经费。以小型放射源为基础建立的实验室仍然具有科学价值,却已无法独自满足战后实验研究各个方向的需求。
1946年至1951年,她还担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通常以其法文缩写CEA为人所知,成立于1945年,使国家在发展原子科学及其应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其职责涵盖研究设施、核材料、反应堆及专业人员培训。她的参与,使这位经验丰富的大学科学家成为法国原子能研究新兴管理体系中的一员。
她晚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动在巴黎以南的奥赛建立新的核物理研究中心。拉丁区狭小的场地难以满足以加速器为基础的研究不断扩大的需求。奥赛既能为大型仪器及配套实验室提供空间,又能保持与大学教学的联系。约里奥-居里支持并参与规划了这一建设项目,但在新研究所全面建成之前便去世了。
她在科研机构建设方面的工作,反映了物理学物质基础的变化。研究越来越依赖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团队,而非单个研究者的一套实验装置。因此,奥赛项目并不只是居里实验室的搬迁,也是向大学核物理研究中心转型的一部分,这类中心配备了开展更大规模实验研究所需的设施。她去世后,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继续推进这一项目,奥赛也成为法国科研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中心。
政府任职、女性参与及政治立场
1936年6月,约里奥-居里加入莱昂·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出任负责科学研究的副国务秘书,在教育部长让·扎伊领导下工作。她与塞西尔·布伦施维格、苏珊娜·拉科尔一道,成为法国首批获任政府职务的三位女性。当时法国女性尚未取得全国性选举的投票权,这一权利直到1944年才得以实现。因此,这项任命凸显了一种鲜明的制度矛盾:女性可以承担部长级职责,却仍被排除在选民行列之外。
她任职约三个月后便重返科研工作。这次短暂任职不应被误认为一段长期的部长生涯,但它将科研政策与一位活跃在实验室一线的科学家的专业权威联系起来,具有重要意义。人民阵线政府将科研组织工作视为需要政府介入的领域,而她的任命既为这一努力提供了专业上的公信力,也提升了其公众关注度。
约里奥-居里支持女性接受教育、从事科学职业并承担公共职责。她个人的成就并未消除女性在学术机构中面临的障碍。她曾多次参选法国科学院院士,但均未当选。她在国际上备受认可,却被科学院拒之门外,这反映了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女性即使能够取得获奖的研究成果,仍可能无法进入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级机构。
她的政治活动还包括反法西斯行动,以及参与关注妇女与和平问题的组织。她与法国妇女联盟及战后和平运动有联系。随着核武器和冷战改变原子能研究所处的政治环境,这些活动变得尤为引人注目。科研机构日益面临军事应用、国际合作、保密制度以及研究人员公共责任等方面的问题。
她的政治归属需要与丈夫的情况仔细区分。弗雷德里克在战争期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伊雷娜则并未入党,尽管她支持与共产党有关的组织所倡导的若干事业。两人的公开立场往往相近,但各自的政治经历并不相同。她既认同社会主义、支持男女平等、反对法西斯主义并参与和平运动,也始终在大学科研工作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些政治立场和社会活动构成了她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但并未取代奠定其科学地位的具体实验研究和管理工作。
晚年、逝世与科学纪念
约里奥-居里晚年的事业受到反复患病的影响,但她仍继续指导研究,并致力于科研机构的扩建。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在负责居里实验室事务的同时,仍参与奥赛项目。1956年3月17日,她因白血病在巴黎逝世,享年58岁。她参与推动的若干建设项目在她去世时尚未完成,尤其是在巴黎市中心以外建设更大型核物理研究设施的计划。
人们常将她的疾病与长期接触电离辐射联系起来讨论。她开始科研生涯时,处理放射性物质所采取的防护措施普遍远不如后来完善;她还曾在战争期间从事X射线摄影工作,并在实验室工作了数十年。电离辐射是已获确认的白血病危险因素。不过,仅凭对一位科学家职业生涯的概括叙述,无法还原特定辐射暴露对其个人患病究竟起了多大作用。
对她工作的纪念与表彰有多种形式。一些机构、学校、街道和科学奖项以她的名字命名,而且往往同时冠以弗雷德里克的名字。法国于2001年设立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奖,以表彰女性对研究及相关科学活动的贡献。这些纪念不仅将她的名字与1934年的发现联系起来,也使其与女性在科学职业中的代表性这一持续受到关注的议题相联系。
居里实验室的仪器、文献和工作空间得到保存,也影响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博物馆展陈和档案馆藏使人们得以考察这些发现背后的实际工作条件,包括放射源制备、探测器布置、手写记录、通信以及化学操作程序。这些实物与文献证据有助于厘清实验的实际进程,避免将发现简化为灵光乍现的一瞬间。
她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建立在几类不同的贡献之上。她与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共同实现了人工放射性这一具体的实验突破。她对铍和铀的研究,为后来由其他研究者作出正确解释的发现提供了证据。她在大学中的领导工作以及对奥赛项目的推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机构基础。将这些贡献分别看待,既能充分体现她成就的重要性,也能呈现她所从事的核科学研究具有的协作性,以及其中有时难以避免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