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周期表的历史,讲述的是化学家如何认识到化学元素之间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关系,并逐步通过原子结构解释这些关系。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里程碑,是德米特里·门捷列夫于1869年发表的元素周期体系。然而,无论是周期性的发现,还是人们熟悉的现代元素周期表的设计,都不是某一个人的成果。随着原子量、化学组成和物理性质的测量日益可靠,多个国家的研究者以这些测量结果为基础,提出了各自的分类方案。
课堂上常见的元素周期表,并不是用美国人的发明简单取代俄国人的发明而来的。门捷列夫的周期表本身也经历过修订,而今天的排列方式则融合了19世纪的化学分类、以原子序数取代原子量的排序依据、对电子结构的量子理论解释,以及20世纪在图表呈现方式上的种种选择。美国化学家,尤其是霍勒斯·G. 德明和格伦·T. 西博格,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表格布局和结构调整,但最终形成的周期表仍保留着门捷列夫参与确立的核心周期性关系。
因此,元素周期表的发展包含三条不同的历史脉络:周期律的发现、周期律的解释,以及呈现周期律的图表形式的演变。这些历史相互交织,但新的图表排列方式并不一定代表新的科学理论。
从简单物质到可相互比较的原子量
要对元素进行周期性分类,首先需要对什么算作元素形成相对稳定的认识。古代以土、气、火、水为基础的体系,依据的是物质的宽泛性质,而非通过实验确立的化学特性。随着实验室实践逐渐将能够用化学方法分解的物质与尚未被分解的物质区分开来,现代元素概念才逐步形成。
拉瓦锡在1789年出版的《化学基础论》中列出了33种简单物质。其中既有真正的元素,包括氧、硫和几种金属,也有光和热质;热质是当时用来解释热现象的一种假想物质。由于当时尚无分解某些化合物的方法,清单也将它们列为简单物质。拉瓦锡的成就并不在于给出了一份符合现代认识的完整元素名录,而在于确立了一种以实验操作为依据的研究方法:一种物质是否属于元素,要取决于化学分析,而非沿袭下来的哲学分类。
19世纪初,约翰·道尔顿将化学结合与具有各自特定相对重量的原子联系起来,使原子量成为元素分类的一种潜在数值依据。然而,确定这些原子量并不容易。测量能够确定化合物中各组分的质量比,但要将这些比例换算为原子量,就必须知道化合物中各元素的原子数。因此,一个错误的化学式,就可能使算出的原子量与正确值相差两倍甚至更多。
区分原子与分子尤为重要。阿梅代奥·阿伏伽德罗于1811年提出,在相同温度和压力下,等体积的气体含有相同数目的分子。这一假说有助于使气体体积的测量结果与分子式相吻合,但并未立即得到一致采用。与此同时,永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创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化学符号体系,并开展了大量原子量测定工作,为后来的分类提供了大量数值资料。
1860年卡尔斯鲁厄大会之后,这些认识得到了一次重要的梳理与统一。这次国际会议旨在解决化学式、原子量及相关术语方面的分歧。斯坦尼斯劳·康尼查罗主张以一致的方式运用阿伏伽德罗假说,区分原子量与分子量。大会并未强制推行一套普遍适用的体系,但康尼查罗的论证深刻影响了洛塔尔·迈耶和门捷列夫等化学家。原子量数据趋于一致,使人们更容易将反复出现的规律与测量或解释中的错误区分开来。因此,周期体系的最终形成,既有赖于对排列方式的顿悟,也同样有赖于化学数据记录与核算方法的改进。
早期规律:三元素组、螺旋与八音律
在完整的元素周期体系出现之前,化学家已经认识到一些性质相近的元素小族。例如,锂、钠和钾能形成类似的化合物,并且都能与水发生剧烈反应。氯、溴和碘也表现出另一组明显的同族特征。这些相似之处表明,元素并非只是彼此毫无关联的物质的集合。
约翰·沃尔夫冈·德贝莱纳为这些关系赋予了定量形式。他于1817年开始研究钙、锶和钡,并在1829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提出了“三元素组”:每组中间元素的原子量,约等于另外两种元素原子量的算术平均值。中间元素的化学性质也介于另外两者之间。三元素组并未涵盖当时所有已知元素,其中的数值关系也只是近似成立,但它将化学性质的相似性与可测量的原子量联系了起来。
1862年,亚历山大-埃米尔·贝居耶·德·尚古尔图瓦提出了一种范围更广的几何排列方案。他按照原子量,将各种物质沿着缠绕在圆柱表面的螺旋线排列,圆柱的周长代表16个原子量单位。在这一“碲螺旋图”中,一些化学性质相关的元素大致处于同一条竖线上。这是较早公开发表的、展示元素性质在较长序列中周期性重现的排列方案之一。不过,该方案采用了地质学术语,且最初在期刊上发表时未附上示意图,这些因素使其当时的影响有限;此外,方案中还纳入了一些并非元素的物质。
约翰·纽兰兹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在19世纪60年代发表的研究中,他按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排列元素,并注意到相似性质常常以类似音乐中八度音程的间隔重复出现。他提出的“八音律”在较轻的元素中尤其富有启发性。然而,对于较重的元素,这一规律就不那么适用了,而且某些排位把性质不同的元素硬凑在了一起。纽兰兹有时还将两种元素放在同一个位置,也未能提出一套有效而普遍适用的方法,为未知元素预留空位。
其他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数值排列和化学分类方案。威廉·奥德林于1864年发表的一种分类,展示了后来在元素周期表中体现出的若干关系。古斯塔夫斯·欣里希斯则于1867年提出了一种螺旋体系。这些尝试表明,元素的周期分类是当时国际学界积极探索的课题,而非毫无先例、孤立出现的构想。
这些早期方案在适用范围和可靠性上各不相同,却确立了几项沿用至今的原则:排列应保留各化学族清晰可辨的特征;原子量可以作为排序依据;实用的排列方案必须同时容纳反复出现的相似性与不可忽视的差异。当时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局部规律整合成一个既能纠正已有认识、又能预测新发现的体系。
门捷列夫、迈耶与元素周期律
门捷列夫在编写教科书《化学原理》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元素周期体系,因为这本教材需要以条理清晰的方式组织各种元素。1869年,他分发了一张题为《根据原子量和化学亲和力建立元素体系的尝试》的表格。这张表的日期通常记为俄国当时使用的儒略历2月17日,相当于公历3月1日。
门捷列夫研究的是当时已知的约63种元素。他结合原子量和化学性质的相似性,尤其是元素所形成化合物的化学式,对这些元素进行排列。他的重要成就并不只是按数值给一份元素清单排序。他认为,反复出现的化学关系是足够有力的证据,可以据此质疑公认的原子量,或推断某种元素尚未被发现。
洛塔尔·迈耶独立提出了与此十分相近的思想。他于1864年出版的教科书中列有一张包含28种元素的表,部分依据化合价,也就是元素的化合能力,来组织排列。此后,他编制了更全面的排列方案,并于1870年发表了一项鲜明展示周期性的成果:以原子量为横坐标、原子体积(原子量与密度之比)为纵坐标绘制曲线。碱金属所在位置形成的峰值,以及其他元素反复呈现的规律,表明周期性不仅能为化学式提供一种便于使用的分类方式,还体现在物理性质上。
因此,与其把门捷列夫和迈耶的贡献看作彼此排斥的优先权主张,不如将其理解为相互交叠的发现。两人都认识到了广泛存在的周期关系,而他们所处的科学界也早已开始考察原子量与化学行为之间的联系。门捷列夫在科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尤其在于他系统地利用表中的空位、作出详尽的预测,并愿意修正公认的数据。迈耶的工作则提供了强有力的独立证据,帮助确立了这一规律的普遍性。1882年,英国皇家学会将戴维奖章共同授予两人,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原子量之间的周期关系。
门捷列夫早期表格的外观也不同于现代课堂上常见的形式。他在1869年的排列中,将许多化学性质相近的元素横向排列,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放在纵向的族中。他于1871年编制的、更为完善的表格采用了另一种组织方式,设有八个主族,并进一步细分。这两张表都不能简单地视为元素数目较少的现代18列表格。
元素周期律最初将元素性质与原子量联系起来。它取得成功时,人们尚未能从物理层面给予充分解释:原子的内部结构仍然未知,电子和原子核都尚未被发现。这是一条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定律,而它用来组织元素的变量后来还需要修正。
预测、修正与原子量的局限
门捷列夫的体系之所以赢得权威,是因为它能够提出可供检验的预测。表中的空位并不只是为某个尚不明确的未来发现预留的位置。在若干情况下,他根据缺失元素的相邻元素及其在化学族中的位置,估算了该元素的原子量、密度、氧化物组成及其他性质。
他最著名的预测涉及类铝、类硼和类硅。前缀 eka 源于梵语,意为“一”,表示在他的体系中位于某个已知同类元素下方一位的元素。保罗-埃米尔·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于1875年发现的镓,对应于类铝。拉尔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松于1879年发现的钪,对应于类硼;而克莱门斯·温克勒于1886年发现的锗,则与类硅的预测高度吻合。
对于类硅,门捷列夫预测其原子量约为72,密度接近 ,并能形成化学式为 的二氧化物。锗的实测性质与这些预测十分接近。这样的比较很有说服力,因为多项彼此独立的性质都指向同一结论,表明新发现的元素就是他所预测的元素。在镓的例子中,最初报告的密度低于他的预测,门捷列夫对此提出了质疑;后续测量所得的数值接近他预测的 。
这一体系还帮助纠正了已知元素的位置。例如,由于化学家对铍的氧化物化学式存在分歧,曾为铍提出过不同的原子量。元素间的周期关系支持铍为二价以及较低的原子量数值,这也与铍最终被置于镁上方相一致。
不过,预测的成功不应掩盖这一体系的局限。有些被预测为缺失的元素并未与后来的发现相对应,而稀土元素尤其难以编排。它们的化学性质相近,原子量又不确定,很难妥善纳入当时的族结构。门捷列夫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各周期的长度不同。
当按化学性质排列的顺序与原子量递增的顺序发生冲突时,一个更深层的困难便显现出来。碲应与硫、硒同族,碘则应与氯、溴同族,然而碲的平均原子量却比碘大。门捷列夫优先考虑化学性质的相似性,并认为这种原子量上的矛盾最终或许会得到纠正。按化学性质确定的位置是正确的,但他设想的解释并不正确:现代测量仍然保留了这种原子量顺序倒置的现象。
这些例子揭示了这一体系实际采用的方法:原子量提供大致的排序原则,而化学性质则提供独立的约束条件。它的预测能力来自对规律的审慎运用,而非机械地遵循一张数值表。后来的一项发现将揭示另一种取整数值的量,使这类顺序倒置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又不破坏元素的化学分族。
稀有气体与放射性重塑元素分类
稀有气体的发现引入了一个完整的元素家族,这是门捷列夫最初的排列方案未曾预料到的。1894年,瑞利勋爵和威廉·拉姆齐在研究从空气中分离出的氮气为何比从化合物中制得的氮气密度略大时,发现了氩。这一差异表明,大气中还存在一种不易发生普通化学反应的成分。
早在1868年,人们就通过太阳光谱中的一条谱线首次发现了氦。1895年,拉姆齐从地球上的一种矿物中分离出氦;佩尔·特奥多尔·克莱韦和亚伯拉罕·朗莱的独立研究也证实了地球上存在氦。1898年,拉姆齐和莫里斯·特拉弗斯通过分离和检验从空气中获得的气体,发现了氖、氪和氙。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对放射性物质释放出的射气的研究又促成了氡的发现。
这些气体为元素的周期分类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难题。它们的化学反应活性极低,与已有各族截然不同,而其相对原子质量及其他性质又表明,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体现周期规律的元素家族。人们将它们安置在卤素与碱金属之间的“零族”,以反映其表观化合价为零这一特点。按照现代编号,它们属于第18族。这些元素的加入表明,一个富有成效的周期体系能够在保留其基本关系的同时不断扩展。
与此同时,亨利·贝克勒尔于1896年发现的放射性,经过玛丽·居里、皮埃尔·居里、欧内斯特·卢瑟福、弗雷德里克·索迪等人的研究,动摇了原子不可改变的旧有观念。放射性物质能够转变为化学性质不同的物质,研究者还在衰变链中识别出了大量产物。起初,这些产物似乎会带来远超周期表所能容纳的独立条目,对周期表构成了挑战。
同位素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索迪于1913年引入这一术语,用来指占据周期体系中同一位置的不同原子类型。化学性质无法区分的原子可以具有不同的质量,因为元素的身份并非仅由质量决定。后来,这一区分成为理解原子量的关键:原子量是按天然同位素组成计算的平均值。
放射性位移定律进一步厘清了其中的规律。用现代术语来说,阿尔法衰变使原子序数减少二,而贝塔负衰变使原子序数增加一。因此,可以根据元素在周期序列中确定的位移,找到衰变产物的位置。
稀有气体表明,周期表曾缺少一整个化学家族;放射性则表明,几种不同的原子质量可以对应同一个元素位置。这些发现共同巩固了周期表作为元素化学身份分类体系的地位,同时也使其最初以原子量为基础的局限性日益显现。
莫塞莱与原子序数取代原子量
对原子结构和特征X射线的研究,促成了元素排序原则的决定性转变。1897年发现电子后,原子便不能再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单元。卢瑟福于1911年提出的原子核模型认为,正电荷和原子的大部分质量都集中在一个微小的原子核中,但核电荷与元素在周期系中所处位置的关系,仍有待实验阐明。
安东尼乌斯·范登布鲁克提出,核电荷对应于表示元素在周期序列中位置的整数。1913至1914年,亨利·莫塞莱通过测量不同元素发出的特征X射线频率,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他利用晶体衍射分析这些元素的光谱,发现当元素按连续整数编号时,会呈现出一种简单的规律。
对于某一特定谱线系,莫塞莱关系式可近似表示为
其中, 为X射线频率, 为原子序数, 和 则取决于光谱线系。这种有规律的递变表明,原子序数对应的是一种基本物理性质,而不只是元素在某个便于使用的列表中的排序编号。人们由此确认,原子序数就是以元电荷为单位表示的核电荷数。
这一转变解决了原子量顺序倒置所带来的难题。钴排在镍之前,是因为两者的原子序数分别为27和28,尽管钴的平均原子量略大于镍。碲排在碘之前,是因为两者的原子序数分别为52和53。原子序数为18的氩排在原子序数为19的钾之前,尽管氩的平均原子量较大。因此,既不必重新排列各个化学族,也不必否定准确的质量测量结果。
莫塞莱的工作还使缺失元素的位置更加明确。整数序列中的空缺代表一种未知元素,而不再是不确定的原子量之间一段模糊的间隔。后来得到填补的位置包括43号的锝、61号的钷、72号的铪和75号的铼。这一序列为元素发现的主张提供了约束,也有助于确定已知相邻元素之间究竟还能存在多少种元素。
用现代术语来说, 就是原子核中质子的数目。后来对中子的确认,解释了为何质子数相同的原子可以具有不同的质量。因此,现代元素周期律表述为:元素的性质随原子序数的递增而呈周期性变化。这对门捷列夫的表述作出了实质性修正,但仍保留了其体系所确立的大部分化学排列顺序。
电子结构解释周期
按核电荷数排列元素,确立了可靠的元素顺序,但这种排序本身并不能解释化学性质为何会周期性地重现。随着原子模型的发展,尤其是量子力学的建立,这一现象才得到解释。其中的关键联系在于:中性原子的电子数与质子数相等,而原子的化学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电子如何分布。
尼尔斯·玻尔从1913年起发展了早期的电子壳层模型,后来又将电子排布与元素的周期分类联系起来。现代的解释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量子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它用原子轨道而非经典的行星式运行轨迹来描述电子。轨道由量子数表征,电子对轨道的占据则受到1925年提出的泡利不相容原理的约束。
轨道角动量量子数为 的亚层包含 个轨道,每个轨道最多容纳两个电子。因此,该亚层的电子容量为
由此可得,、、 和 亚层的电子容量分别为2、6、10和14。这些数值解释了现代周期表中相应分区的宽度。一个主电子层的最大电子容量为 ,但不能仅凭逐层填满电子来推导实际的周期长度,因为属于不同主电子层的亚层在能量上存在交叠。
外层电子排布的重复模式解释了同一元素族中各元素化学性质的相似性。碱金属的外层排布可近似表示为 ,因此比较容易失去一个电子。卤素的外层排布为 ,只差一个电子就能填满最外层的 亚层。稀有气体的外层排布通常为 ,而氦则具有 的闭壳层排布。这些模式有助于解释常见的氧化态、反应活性以及电离能的变化趋势。
不过,这种解释并不意味着电子会完全机械地按照一张填充顺序表排列。电子间相互作用、屏蔽效应,以及能量相近的不同排布之间的相对能量差异,都会使简单规则出现例外。例如,铬和铜的基态电子排布,就不同于机械套用统一填充顺序所得的结果。过渡金属的化学行为也涉及不止一个亚层中的电子。
量子理论阐明了为什么不同的图形排布都能表达同一周期律。18列周期表突出主要序列,通常把 区移到表的下方;32列周期表则将该区直接纳入表内。两者都展示了源于原子结构的关系。它们的差别主要在于呈现方式,而不是对什么决定元素身份持有相互竞争的理论。
长式周期表如何变得广为人知
门捷列夫的短式周期表将元素归入数量相对较少的几个大族,往往再细分为亚族,以区分化学性质不同的元素家族。这类周期表可以把主族元素和过渡元素列在同一个大族之下,突出了它们在化合价上的相似性,但有时也掩盖了一些差异;随着人们对电子结构的认识加深,这些差异才变得更加清晰。
随着化学家力求更明确地区分这些元素家族,长式周期表逐渐普及。其典型特征是在左侧各族与右侧主族元素之间,设置一片宽阔的中央区域来排列过渡金属。现代长式周期表的所有特点并非出自某一个人的发明。它的不同版本是多位化学家和教科书作者共同推动发展的结果,而“短式”“长式”和“扩展式”等术语的用法也并非始终一致。
阿尔弗雷德·维尔纳于1905年发表了一种重要的长式周期表。后来,夏尔·雅内发展出“左阶梯式”周期表,并于1928年推出。这种周期表对各区块的排列与电子壳层结构密切相关。雅内的方案没有成为课堂教学中的标准形式,但在讨论周期表应如何体现量子结构时,它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在美国,霍勒斯·G. 戴明通过其1923年出版的教科书《普通化学》,推动了18列周期表的普及。戴明的编排以清晰、便于复制的形式,将主要元素家族与过渡元素区分开来。与他的编排相关的多个版本通过教育和工业出版物广泛传播,其中包括E. H. 萨金特公司于1928年发行的一张流传甚广的图表。这种传播使一代又一代学生逐渐熟悉了长式周期表。
因此,戴明的作用更适合概括为对周期表编排和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不是取代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现代形式也并非一经出现便立即得到普遍采用。在某些教育传统中,短式周期表仍然十分常见,而族的标注方式的差异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后期。教室墙上悬挂哪种周期表,部分取决于所用教科书的传承体系、印刷惯例以及各国的教学实践。
广泛使用的18列周期表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兼顾了科学信息与印刷页面的尺寸比例。完全展开的周期表要宽得多。将稀土元素和锕系元素两行移到主体下方,既能让各单元格保持清晰易读,又不必使用过宽的纸张。这种便利的安排可能掩盖它们在第6和第7周期中的实际位置,因此图表中往往会加上连接标记或说明文字。
由此可见,人们熟悉的矩形周期表是在一系列图形编排选择的积累中逐步形成的。它的成功既体现了教学上的实用性,也体现了科学内容本身,而不是源于某项正式决定,要以一个国家的图表取代另一个国家的图表。
西博格与锕系元素的重新编排
20世纪一次更为根本的修订涉及最重的那些元素。20世纪40年代以前,化学家通常将钍、镤和铀置于过渡金属下方,认为它们的高氧化态表明它们与相应族的元素具有直接关系。例如,铀常被归入铬、钼和钨所在的族。当时,重元素的电子排布仍不明确。
超铀元素的发现改变了这一问题的面貌。1940年,埃德温·麦克米伦和菲利普·阿贝尔森发现了第93号元素镎。1940至1941年间,格伦·T·西博格及其合作者主导的研究制得并确认了第94号元素钚。钚以及随后得到研究的重元素所表现出的化学性质,越来越表明这一区域并非普通过渡金属各族的简单延续。
西博格于1944年提出锕系元素概念,这一概念在战时保密限制解除后于1945年公开。他提出,从锕开始的一系列元素构成了与镧系元素类似的系列,其电子逐步填入 电子态。由此,这些重元素被单独排列成一行,归属于第七周期。
这一提议具有实际意义。化学分离有赖于预测元素可能的氧化态、溶解度和配合物形成情况。对于1944年发现的镅和锔,将它们视为锕系元素的成员,比简单地将其视为上方过渡元素的对应元素,更能有效解释其性质。它们通常呈现的三价化学性质,支持了锕系与镧系之间的类比。
锕系元素概念并不意味着所有成员都具有相同的行为。锕系前部元素表现出多种氧化态,其 电子参与成键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许多镧系元素中更为局域化的 电子。这一类比提供了一个结构框架,使研究者能够在其中探究这些差异。
西博格的重新编排,是将现代元素周期表的一次重大变革归功于美国科学家的最有力依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整张现代周期表都由他创立。他重新组织了其中一个重要区域,解释了不断涌现的新发现,并推动形成了如今人们熟悉的、位于表格主体下方的两行元素。
不应将这两行单独列出的元素理解为周期系统之外的元素。它们分别属于第六周期和第七周期,只是为了节省横向空间而在排版时移到了下方。它们的具体位置也可能有所不同:究竟将哪些元素放在表格主体的第3族位置,哪些放在下方单列的行中,不同惯例有不同做法。这些呈现方式上的选择,与实验确立的原子序数顺序是两回事。
国际标准化与尚未完成的周期表
现代元素周期表已变得更加标准化,但标准化主要涉及名称、符号、原子量和族的编号,而非强制采用某一种图表形式。成立于1919年的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在化学命名和元素发现的评定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它并不要求所有科研和教学用途都采用唯一的周期表形式。
一项重要的简化措施,是IUPAC于1988年建议将各族按1至18连续编号。此前的编号体系将罗马数字与A、B标记结合使用,但欧洲和美国的惯例对这些字母的分配并不总是一致。数字编号体系消除了这种歧义,同时没有改变元素的化学排列顺序。
获正式确认的元素名单也在不断扩充。2016年,第113、115、117和118号元素的名称nihonium(鿭)、moscovium(镆)、tennessine(鿬)和oganesson(鿫)获得批准。这些元素得到确认,补全了目前已确立的元素序列中的第七周期。此类元素通过核聚变反应生成,并依据核衰变证据加以鉴定,而这些证据往往仅来自极少量的原子。由于产率低、寿命短,研究它们的化学性质可能极为困难。
第七周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周期系已知的最终边界就此确定。对更重原子核的研究涉及生成概率、原子核稳定性,以及闭合核壳层可能产生的影响。预测这些元素的化学性质,还必须考虑电子所受的强烈相对论效应。因此,仅根据同族较轻元素的性质作简单外推,可靠性可能会降低。
周期表的呈现方式仍有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氢只有一个电子,因此将其归入第1族有合理依据;但它与卤素也存在关联,并具有独特的化学性质,因而一些设计会对它作特殊处理。氦具有亚层电子构型,但由于其化学行为,通常被置于稀有气体之中。第3族应包含哪些元素,以及如何划定区的边界才能最充分地反映相关信息,也一直引发讨论。
螺旋形、圆形、立体式和左阶梯式等其他形式的周期表,能够突出传统矩形布局可能掩盖的关系。人们熟悉的18列周期表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实用、易于识别,也适合化学教学,而不是因为每种元素在页面上都只有一个科学上允许的位置。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贡献,始终融汇于这一不断发展的国际分类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