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二世(1133年3月5日—1189年7月6日)自1154年起担任英格兰国王,直至去世,同时拥有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和安茹伯爵等头衔。他是金雀花王朝的首位英格兰国王,将北起英格兰北部、南至比利牛斯山脉的诸多领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些领地合称为安茹帝国,尽管它既没有共同的政制,也没有统一的行政体系。他在位期间强化了英格兰的王室统治,并推动确立了一套司法程序,普通法正是在这些程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亨利的权力建立在继承、婚姻、军事征战以及同各地权势显赫的精英协商的基础之上。他试图厘定王室司法管辖权的范围,因此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发生冲突;后者于1170年遇害,成为亨利统治时期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亨利的儿子们屡次叛乱,暴露出将众多领地传给后代、同时又不使权力分裂的困难。因此,他的一生串联起了两段紧密相连的历史:一是英格兰内部制度的巩固,二是一个利益遍及西欧的统治家族内部动荡不定的政治斗争。
继承、内战与即位
亨利出生于勒芒,是安茹伯爵若弗鲁瓦与玛蒂尔达皇后的长子。玛蒂尔达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之女,因第一任丈夫是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五世而拥有皇后头衔。亨利通过母系主张对英格兰王位和诺曼底的继承权,又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安茹、曼恩和都兰。若弗鲁瓦以一枝金雀花为标志,金雀花的拉丁语名称 planta genista 后来成为金雀花王朝名称的来源。亨利本人则更常以其出身、领地头衔,或“短斗篷”这一绰号为人所知。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后,他的外甥斯蒂芬夺得英格兰王位,尽管此前已有人宣誓支持玛蒂尔达继位,由此引发了王位继承危机。随之而来的冲突通常被称为无政府时期,深刻影响了亨利的童年。玛蒂尔达在英格兰西部建立了稳固的势力基础,若弗鲁瓦则专注于征服诺曼底,并于1144年完成征服。这场争斗并未摧毁所有地区的治理秩序,却削弱了中央控制,造成大量相互冲突的土地与官职授予,也使一些权贵得以在地方坐大。亨利后来要恢复王权,就必须解决这些积累下来的争端。
亨利幼年时曾到过英格兰,并于1147年尝试率军远征,但未能成功。1150年,若弗鲁瓦将诺曼底交给亨利;1151年若弗鲁瓦去世后,亨利又继承了安茹家族的领地,地位由此得到巩固。1152年5月18日,亨利迎娶阿基坦的埃莉诺,她与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婚姻不久前刚被宣告无效。这桩婚姻使亨利在北方已有的广阔领地之外,又获得了对阿基坦和普瓦图的权利主张,也改变了他与路易的关系:亨利既是法国国王麾下实力异常强大的封臣,又是其前王后的丈夫。
1153年,亨利再次远征英格兰,促成了此前历次军事行动未能达成的政治和解。同年8月,斯蒂芬的长子尤斯塔斯去世,消除了双方妥协的一大障碍。根据通常称为《温彻斯特条约》的和解协议,斯蒂芬终身保有王位,并承认亨利为继承人。落实协议还需要就城堡、地产以及斯蒂芬在世家属的利益作出安排。1154年10月25日,斯蒂芬去世;12月19日,亨利与埃莉诺在威斯敏斯特加冕。因此,亨利的即位既以世袭权利为依据,也建立在协商后获得承认的基础上。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他后来将自己塑造成外祖父王国秩序的恢复者。
大陆领地及与法国的关系
亨利的领地并不是一个扩大版的英格兰国家。英格兰是王国,诺曼底和阿基坦是公国,安茹则是伯国;各地都有各自的政治传统、贵族关系网络和法律惯例。亨利因其在法国的领地而须向法国国王承担封臣义务,但在英格兰,他却是加冕的君主。因此,用现代语言或许可以简单称为国际外交的关系,也涉及领主与封臣之间存在争议的义务。亨利掌握的资源使他在许多情况下比路易七世更强大,但这并未消除法国国王在法兰西王国内法律地位和礼仪地位上的优势。
“安茹帝国”一词有助于描述亨利权势的规模,却也可能掩盖其统治程度的不均衡。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王室行政较为发达;对阿基坦的控制则更依赖于与地方领主达成妥协。即使在同一片领地内,各地的政治状况也不尽相同。普瓦图、加斯科涅以及与埃莉诺相关的其他南方领地,并不是一个一律服从统治的整体。亨利不断往来于各领地之间,反映出统治者亲临当地的重要性:在当时的政治秩序中,司法、恩赏、军事指挥和谈判仍与统治者的宫廷紧密相连。
领土扩张通常将婚姻安排与强制手段结合起来。在布列塔尼,亨利介入继承纠纷,并促成自己的儿子若弗鲁瓦与公爵柯南四世的女儿兼继承人康斯坦丝订婚。1166年,柯南退出实际统治,使亨利得以在若弗鲁瓦最终凭借婚姻成为公爵之前,先行对当地实行广泛控制。在诺曼底东部边境,韦克桑是冲突反复爆发的根源。亨利安排自己在世的长子——同样名叫亨利——与路易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订婚,诺曼底境内的韦克桑则被纳入婚约安排。围绕其归属的争端,一再使更大范围的英法紧张关系重新升温。
亨利的雄心也遭遇了限制。他于1159年远征图卢兹,却未能攻下这座城市。路易七世亲自在城中坐镇,既增强了抵抗力量,也使身为其封臣的亨利难以贸然进攻。此后的协议使亨利获得了影响力,却没有让他直接征服当地。在其他地方,休战、订婚和君主会晤也屡次使战事暂歇。1180年腓力二世继承路易七世的王位后,法国王室越来越善于利用亨利诸子之间的分歧。大陆领地为亨利提供了财富和战略纵深,但各地不同的利益诉求及对继承安排的期望,也造成了仅凭军事胜利无法消除的隐患。
王室治理、财政收入与军事资源
亨利继承了盎格鲁—诺曼诸王,尤其是亨利一世时期发展起来的制度,而非从零开始建立行政体系。他在英格兰早期推行的政策,旨在收回王室地产、恢复斯蒂芬在位期间旁落的王权,并削弱未经王室许可修建的城堡所代表的独立势力。这些收复措施有所取舍,既诉诸强制,也通过协商达成。其实际目标,是使国王的命令、财政征收和司法权威重新得到有效落实。这套施政方案以诺曼征服留下的制度遗产为基础,同时加以调整,以适应一位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身处英格兰境外的君主的需要。
财政署是审核财政收入的核心机构。各郡郡长及其他官员须申报应缴款项、已缴款项和获准支出,核算结果则记入每年的财政卷档。亨利在位时期的这些卷档大体连续地保存至今,使后人得以格外清晰地了解其政府的运作。收入来源包括王室领地、司法款项、封建附带收益、自治市收入,以及多种形式的税收。这些记录既显示了王室行政的覆盖范围,也揭示了其局限:账上列出的应缴款项未必能立即收取,未清偿的欠款也可能多年留在账册上。
亨利的军事筹款手段包括盾牌钱,这是一种与骑士采邑持有者所负军役义务相关的缴款。其中,为1159年图卢兹战役征收的大笔盾牌钱尤为著名。盾牌钱有助于将军役义务转化为可用于出征和支付军饷的资金,但它既没有立即取代骑士服役,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遍税种。亨利仍然依靠王室扈从骑士、领主持有者提供的部队、雇佣兵,以及地方上的军役义务。1181年的《武备敕令》按财富和身份规定了应备的武器装备,表明王室有意组织直属扈从之外的武装力量。
治理有赖于授权。国王不在英格兰时,理查德·德·卢西和拉努尔夫·德·格兰维尔等重臣代为行使权力;主教和教士则兼具行政专长与教会职务。亨利也会对自己的属官展开调查。1170年的郡长调查审查了地方行政,随后许多郡长被撤换。这类措施既针对不当行为,也满足了王室了解自身权利与收入是否得到切实保障的需要。
1188年征收的萨拉丁什一税,使财政征敛显得尤为突出。这项税收是在萨拉丁于1187年攻占耶路撒冷之后开征的,按特定收入和动产的十分之一计征,并设有豁免及特别规定,用于资助计划中的十字军东征。征收过程展现了相当强的行政能力,但也表明,额外征税仍有赖于宗教上的正当理由,以及通过协商取得的合作。亨利的财政实力来自档案记录、官员、强制手段与各方同意的共同作用,而非一个统筹其全部领地的中央国库。
王室司法与普通法的发展
亨利在制度上最持久的影响,在于王室司法的扩展。此前的国王也曾颁发令状、审理争端,并派遣代表前往各地。在亨利统治下,这些做法变得更加常规化,也有更多人能够借此寻求司法救济,尤其是在土地纠纷和重大刑事案件中。这一发展既不是对立法体系的全面重建,也不是突然创立了一部全国性法典,而是逐步扩充各种程序,使诉讼当事人能够请求王室介入,同时让王室借此确立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
1166年的《克拉伦登法令》要求由当地人组成的宣誓团体,指认涉嫌抢劫、谋杀、盗窃及相关罪行的人。经这一程序受到指控者,可能须接受水神判。1176年的《北安普顿法令》巩固并扩展了这套制度的重要内容。这些措施增强了王室官员在刑事指控和惩处中的作用,但并未引入现代的审判陪审团:提出指控的团体依据地方上的见闻或传闻提供指控,而神判仍是决定被告命运的主要手段之一。陪审团转变为判定有罪与否的机构,是后来的发展。
在土地占有纠纷中,王室提供的救济程序,使人们不必诉诸那些更为缓慢或风险更高的诉讼方式。新近侵占之诉处理近期发生的非法剥夺自由保有地占有权的案件;祖先死亡之诉处理因先人去世而产生的权利请求;最近荐举之诉则涉及向空缺教职荐举教士的权利。这些程序将审理重点限定在一些明确的问题上,由宣誓的当地认定人作出回答。其重要性部分在于,将当前的占有状况与权属最终应归何人区分开来。未经合法程序而被剥夺占有的人,无须先解决所有涉及所有权的问题,即可获得救济。
大审判程序提供了另一种影响深远的选择:在某些土地权利纠纷中,土地保有人可以选择由一组认定人作出裁断,而不必接受决斗审判。与此同时,巡回的王室法官将中央的司法程序带入各郡。1176年在北安普顿作出的安排划定了司法巡回区,使诉讼当事人和官员不必总是亲赴国王所在之处,也有助于将国王的权威延伸到地方。尽管如此,郡法庭、百户区法庭、教会法庭和领主法庭仍然十分重要。王室司法是在多元的法律秩序中发展起来的,并非一举废除了与之并存的其他司法管辖权。
通常被称为《格兰维尔》的法律论著成书于亨利统治末期,与拉努尔夫·德·格兰维尔主政时期有关,书中描述了正在形成的王室令状与救济体系。其确切作者尚无定论。这部著作表明,法律日益围绕标准化程序组织起来,同时也显示出,许多法律事务仍取决于身份、土地保有关系和司法管辖权。亨利的改革有助于在英格兰全境建立统一的王室法律框架,但他在位期间得到加强的各项制度,后来又经法官和行政官员之手获得了长足发展。
托马斯·贝克特与王室司法管辖权的界限
亨利与托马斯·贝克特之间的冲突,源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王权与教权相互重叠的权威诉求。贝克特自1155年起担任大法官,是王室行政体系中的显要人物。1162年,他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亨利显然期望他继续与自己合作。然而,贝克特转而捍卫新职务的独立地位与特权。两人关系的疏远加剧了争端,而争端也涉及更广泛的问题:谁有权掌控教会任命与财产,向罗马上诉应如何进行,以及哪些法庭有权惩处被控犯罪的教士。
1164年颁布的《克拉伦登宪章》载有十六项条款,并将其表述为祖传的王室惯例。其意义不只在于各项做法是否有先例,更在于试图为王室与教会之间存在争议的权力关系取得权威认可。争论的核心之一是所谓“犯罪教士”,即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神职人员。亨利试图建立一套程序,使王室司法管辖权能够与教会诉讼程序并行运作;贝克特则反对任何可能使教士在接受教会裁判后,再遭世俗惩罚的安排。其他条款涉及上诉、绝罚,以及对高级教士出行的管控。
1164年在北安普顿发生对峙后,贝克特逃往法国。他的流亡一直持续到1170年,其间亨利、路易七世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展开了多方谈判。教皇本人也在与得到皇帝支持的教皇竞争者争斗,这使教廷的外交斡旋尤为复杂。因此,这场争执并非英格兰国王与英格兰大主教之间的一次孤立对抗。它与法国王室的战略、教廷政治,以及主教们的制度性利益交织在一起,而这些主教的立场并不总与贝克特一致。1170年6月,亨利让约克大主教为自己的长子加冕,使围绕坎特伯雷特权的争端进一步激化。
双方表面上的和解使贝克特得以在1170年末返回英格兰,但重新施行的教会惩戒很快又点燃了冲突。12月29日,四名骑士在坎特伯雷大教堂杀害了他。那句广为人知、据称出自亨利盛怒之时的戏剧性话语,并无确凿证据表明是他的原话。亨利的怨言促成了骑士采取行动的局面,但没有证据证明国王曾直接下令谋杀贝克特。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当时的记述既受到贝克特崇敬迅速兴起的影响,也受到各方试图归定责任的影响。
贝克特于1173年被封为圣人。1172年,亨利在阿夫朗什宣誓,声称自己未曾下令杀害贝克特,并接受了与教会和解的条件。1174年7月,他在坎特伯雷公开忏悔,在贝克特墓前接受仪式性的鞭笞。这一和解限制了王室的某些权利主张,却没有瓦解王室司法权整体扩张的趋势。贝克特的圣陵成为重要的朝圣目的地,而这场谋杀则成为一个长久流传的例证,揭示了当王室的要求与教会的抵抗演变为强烈的个人恩怨时,可能造成何等危险。
威尔士、苏格兰与对爱尔兰的干预
亨利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各地的权威并不一致,而是因地而异。英格兰是其王权的核心;威尔士诸统治者、苏格兰王室、边区领主及爱尔兰诸王国则各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宣称拥有宗主权,并不自然意味着能够直接施政。军事远征可以迫使对方臣服或交出人质,却未必能带来永久的领土控制。要理解这些关系,就必须区分宣示最高权威的言辞,与治理地方社会、征收赋税和执行裁决的实际能力。
在威尔士,亨利面对的统治者善于利用险要地形及敌方内部的分歧。1157年,他出兵攻打欧文·圭内斯,在北部海岸附近的林地遭遇了一次险些酿成大祸的挫折,不过战役最终以谈判达成对方臣服而告终。1165年,他发动规模更大的远征,进攻威尔士诸统治者组成的联盟,却因顽强抵抗、恶劣天气及补给困难而失败。亨利也通过盎格鲁—诺曼边区领地施加影响;这些领地的领主在边境地区享有异乎寻常的军事与司法权力。这些领地扩大了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的影响,却并非始终置于王室监督之下的普通英格兰郡。
1173至1174年的叛乱期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发生了剧变。狮王威廉为支持亨利的敌人而入侵英格兰北部,1174年7月在阿尼克附近被俘。随后签订的《法莱斯条约》迫使威廉承认亨利的宗主地位,并接受英格兰军队进驻重要城堡。这一协议大幅增强了亨利对苏格兰王室的控制力,不过封建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仍存在争议。1189年,理查一世收取款项后,免除了威廉依据该条约承担的主要义务,这清楚表明,这项安排能否维持取决于政治形势。
亨利干预爱尔兰,缘起于盎格鲁—诺曼冒险者前往当地,支持被逐的伦斯特国王迪尔马特·麦克默哈达。1169年,盎格鲁—诺曼军队进入爱尔兰;通常被称为“强弓”的理查·德克莱尔迎娶了迪尔马特的女儿,并宣称拥有伦斯特的继承权。1171年10月,亨利渡海前往爱尔兰,部分目的就是将这些不断扩大的征服地置于自己的权威之下。一些爱尔兰统治者和教会领袖承认了他的权威,但这种臣服并不等于他已征服全岛,或能对全岛实施有效治理。盎格鲁—诺曼人控制的城镇、聚落和地区,与仍然强大的爱尔兰独立势力并存。
传统上被认为是教皇阿德里安四世于1155年颁布的《值得赞许》诏书,是为干预行动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历史主张之一,不过其流传过程与解释一直引发学术争论。更具体的政治安排包括1175年与鲁阿德里·乌阿·康霍巴尔签订的《温莎条约》,该条约试图协调亨利的宗主权与鲁阿德里在被征服地区之外的统治权。这一安排被证明难以执行。1177年,亨利指定幼子约翰为爱尔兰领主;约翰于1185年率军远征,却未能如预期那样确立稳固的个人统治权威。
家族共治与1173—1174年叛乱
亨利与埃莉诺的子女,在其领地的治理及未来分配中居于核心地位。他们的儿子包括幼年夭折的威廉、有“幼王”之称的亨利,以及理查、杰弗里和约翰。女儿玛蒂尔达、埃莉诺和琼则分别嫁入萨克森、卡斯蒂利亚和西西里的统治家族。这些婚姻使亨利的王朝与远超其自身领土范围的政治网络建立了联系。他承认的非婚生子女也担任要职,其中尤以日后成为约克大主教的杰弗里为著。家族关系是治理的工具,却也产生了各种权利诉求,可能与国王牢牢掌握控制权的决心发生冲突。
1170年为幼王举行加冕,意在亨利生前确保王位继承。这种安排在欧洲大陆已有先例,但年轻的亨利并未获得足够的独立权力与收入,无法与其国王身份及开销庞大的宫廷相匹配。理查在阿基坦的地位和杰弗里在布列塔尼的未来,同样引出了成年王子应拥有多大权力的问题。亨利的规划并非以固定制度划分其领地。封赐、继承预期和婚姻财产安排都仍可调整,这也促使诸子围绕各自最终能得到什么展开竞争。
1173年的危机始于幼王与父亲决裂,并向路易七世寻求支持。理查和杰弗里加入了他的阵营,埃莉诺也支持反对派,随后被捕并受到拘禁。亨利为约翰所作的安排,包括拟将若干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城堡授予约翰,引发了不满,成为冲突的诱因之一。这一联盟还吸引了各怀怨怼的权贵,以及谋求领土利益的外部统治者。亨利的对手包括佛兰德伯爵、布洛涅伯爵和苏格兰国王“雄狮”威廉。因此,这场叛乱既是王朝内部的反叛,也是针对安茹诸领地及其周边权力格局的一场更广泛的进攻。
亨利凭借迅速的军事行动、可靠的官员以及多个领地的资源作出应对。效忠王室的军队遏制了英格兰的叛乱,其中包括1173年10月在福纳姆击败莱斯特伯爵的入侵军队。在欧洲大陆,亨利往来于受到威胁的地区,并在动用其他部队的同时雇用佣兵。1174年7月,“雄狮”威廉被俘,消除了北方的一大威胁。亨利在坎特伯雷公开忏悔后不久,便收到威廉被俘的消息;这一时间上的巧合使同时代人得以从宗教角度解释其政治局势的好转,尽管军事上的胜利另有其因。
1174年9月在蒙路易达成的和解,恢复了亨利与诸子之间表面上的和平。诸子获得了津贴和相应安排,但国王保住了实权,并未建立由继承人独立统治的国家。许多反对者得到的处置相对宽和,这反映出恢复合作的现实需要。然而,在亨利此后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埃莉诺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拘禁与监视。这场胜利显示了亨利统治的韧性,却未能解决根本问题:成年继承人如何才能在不威胁父亲最高权威的前提下,行使实质性的权力。
宫廷、王室内廷与王权的呈现
亨利依靠随行的王室内廷治理国家,而非以某一座固定都城为中心。他的宫廷往来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各处住所,随行者包括文书、骑士、仆役和请愿者,并携带各种物资。这种巡行具有政治上的实际作用:国王得以会见地方精英、督导战事、审理案件,并就近取用各地资源。同时,它也给接待者及周边民众带来了负担。这种以国王个人为核心的流动统治,与财政署等机构日益常规化的运作形成对照,是理解亨利统治的关键。行政运作的连续性,并未消除亲近国王、获得觐见机会的重要性。
同时代作家笔下的亨利精力充沛、奔忙不息、体格强健,而且发起怒来令人畏惧。这些记述为了解当时人如何看待王权提供了依据,却并非中立的心理记录。作者有选择地描写他的体貌与品性,以解释事件、赞颂有效的统治,或批评滥权行为。对衣着朴素或不停奔走的描写,可以将一位务实的统治者与王者应有的华贵气度这一理想形成对照;关于他暴怒的记载,则可以用来解释政治威吓及其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尤其是在贝克特死后。现存的肖像中,没有哪一幅能够直接取代这些经过作者加工的文学形象。
宫廷活动涉及多种语言环境。法语在贵族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拉丁语用于文书记录和学术著述,而英语仍是英格兰大部分民众使用的语言。亨利所处的世界,是12世纪更广泛的思想文化发展的一部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于1159年完成《论政治家》,献给当时担任大法官的贝克特,探讨了政治权威与统治者的道德责任。沃尔特·马普与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的著作保留了宫廷轶事、讽刺文字以及对施政的观察。这些记述生动鲜活,因而具有重要价值,但阅读时也须留意作者的文学意图。
文学创作也有助于阐述王朝历史。韦斯的《罗洛传奇》讲述诺曼人的往事,将统治家族与征服、治理英格兰的历史联系起来。圣莫尔的伯努瓦同样在亨利的宫廷环境中撰写了一部篇幅宏大的诺曼底公爵史。这类作品将当下的权威置于世人记忆中的世系传承之中,而非把权力仅仅描绘为某个成功者的个人所有物。埃莉诺与宫廷文化的联系固然重要,但若声称凡是与他们宫廷有关的重大文学发展,都曾得到她或亨利的直接资助,就超出了现存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物质层面的赞助以另一种方式使王权具象可见。亨利支持宗教机构,并投入巨资修建城堡和王室住所。他在统治后期建造的多佛城堡主塔,既具有防御功能,也设有适于接待贵宾的空间。王室的资助还惠及威瑟姆的加尔都西会修士团体等宗教群体。用于防御工事、宾客接待和宗教机构创建的开支,不应被视为与施政无关:这些活动彰显权威、维系关系,也体现了中世纪基督教君主应尽的义务。
王族内部最后的冲突与去世
1174年的和解只是推迟了亨利诸子之间的冲突,并未将其化解。幼王亨利虽有国王头衔,却没有实质性的独立统治权,因此仍心怀不满。与此同时,理查在阿基坦的统治日益稳固,并在镇压当地反抗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两人处境不同,彼此竞争,却也都对父亲抱有怨恨。杰弗里在布列塔尼的利益又为局势增添了一层地区性的考量,而约翰的前途则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亨利不断变化的继承安排。
1183年,幼王亨利与杰弗里卷入了在阿基坦对抗理查的战争。各方的结盟关系错综复杂:当地反对理查的势力各有图谋,亨利虽试图调停争端,却未能阻止冲突升级。1183年6月11日,幼王亨利在马尔泰尔病逝,继承局势随之改变。理查成为在世最年长的嫡子,但亨利希望将阿基坦留给约翰,这意味着理查可能不得不交出自己已建立起权力根基的领地。理查对此予以抵制,而前途的不确定也加深了父子之间的不信任。
杰弗里于1186年在巴黎去世,使局面更加复杂。其遗腹子阿瑟于1187年出生,并通过母亲康斯坦丝获得了对布列塔尼的继承权。杰弗里之死也使王族失去了一位成年王子;他此前与法国宫廷的往来,已经表明外部势力支持安茹王族内部争端所带来的危险。腓力二世越来越多地利用理查对继承问题以及亨利如何安排约翰前途的不安。理查与腓力之妹爱丽丝订立已久的婚约,也始终是两国王室谈判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1187年耶路撒冷陷落,促使亨利与理查宣誓参加十字军,而萨拉丁什一税则为远征筹集了资金。十字军东征的筹备并未使他们在领土和王位继承问题上的冲突停息。1188年11月,理查公开与腓力结盟,承认腓力为其欧陆领地的封君,并寻求腓力支持,要求亨利确认自己为继承人。次年,这一联盟使亨利承受了日益沉重的军事压力。勒芒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安茹势力的重要中心,其失守尤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亨利身患疾病,又日益孤立,于1189年7月初接受了屈辱的条件,承认理查的地位,并向腓力作出让步。据编年史记载,当他得知自己偏爱的儿子约翰也加入了敌对阵营时,深感痛苦。1189年7月6日,亨利在希农去世,随后安葬于丰特夫罗修道院;他留存至今的卧像,成为这处重要王族墓葬群的一部分。理查继承了英格兰及主要的欧陆领地。这次权力交接暂时保全了祖业,但各组成领地之间的关系仍未得到理顺,并继续成为随后几朝统治的核心难题。
史料、历史诠释与制度遗产
关于亨利统治时期的记载,既有行政档案,也有叙事著作,史料之丰富非同寻常。财政署卷宗、特许状、王室令状和教会书信揭示了政府的运作方式,编年史则从作者及其赞助人的立场出发解释事件。这几类史料能够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一份账目卷宗或许能够证实某项城堡工程的开支,却无法解释其背后的政治策略;编年史作者或许会详述某种动机,却未必直接了解相关决策过程。要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就必须对不同类型的证据加以比较,而不能将任何一种叙述自始至终都奉为权威。
主要的叙事史作者包括托里尼的罗伯特、拉尔夫·德·迪塞托、霍登的罗杰和纽堡的威廉。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属机构及获取信息的渠道各不相同。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对于爱尔兰史事的记述,以及对王室成员生动鲜明的品评,尤其重要;但他的政治利益和文学抱负,也使其记述的使用变得复杂。大量与贝克特有关的传记和神迹汇编保存了详尽的资料,同时也体现出圣徒崇拜的宗旨。这些史料之间的分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广为人知的讲话和轶事,其可信程度其实并不像人们因耳熟能详而想象的那样高。
较早的历史解释常将亨利描绘为英格兰国家的奠基者,或普通法的创立者。他在法律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这两种说法都需要加以限定。王室司法在盎格鲁-撒克逊和盎格鲁-诺曼时期已有先例,其后来的发展也有赖于1189年之后的制度变革。审判陪审团、职业法律实务和常设中央法院后来形成的样貌,不能简单地倒推到他的统治时期。亨利的贡献尤其体现在扩大王室司法救济的范围、使王室干预趋于规范,以及通过宣誓程序获取地方人士掌握的情况。这些发展为后续创新创造了条件,而非建立起一套已经完备的制度。
将其统治视为帝国的解释同样存在争议。历史学家用“安茹帝国”来指称亨利治下规模惊人的领土集合,同时也质疑:除王朝领主权之外,这些领地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政治一体性。英格兰的财政与司法档案容易使英格兰显得像是天然的中心,但亨利的行踪、家世、安葬地点及家族策略,都表明欧洲大陆对他同样重要。反过来说,没有统一的帝国行政体系,也不意味着这些领地彼此全无联系:资源、人员、军事义务与婚姻政策都在实际层面将它们联结起来。
制度的延续与领土的存续也并不一致。在理查和约翰统治时期,英格兰的王室司法继续发展,与此同时,安茹家族在欧洲大陆的世袭领地却在腓力二世的攻势下大幅缩减。1204年,约翰失去了诺曼底以及安茹家族北部世袭领地的大部分。1215年,《大宪章》对约翰施加的限制,所针对的问题之一,正是那些在亨利统治时期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权力应当如何行使。因此,亨利统治时期的行政档案所记录的,不只是王权统治效能的提高,也包括各种程序、财政索求及司法管辖权争端的增长;这些后来都成为英格兰政治生活的持久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