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沙漠是横跨蒙古国南部和中国北部的广阔干旱、半干旱地区。其面积通常估计约为130万平方千米,是亚洲最大的荒漠区之一。戈壁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渐变过渡:荒漠草原、砾石平原、山脉、干旱盆地和局部分布的沙海交错,构成多样的地理格局。戈壁大部分地区的海拔约为900—1,500米。与人们通常想象中沙丘连绵不绝的沙漠不同,戈壁的地表大多覆盖着石块或砾石。
戈壁既是生机延续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也是记录环境历史的宝库。其沉积盆地保存着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恐龙化石;草原和稀疏灌丛为游牧畜牧业及独特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生存条件;矿藏则支撑着规模庞大的采矿业。戈壁深居欧亚大陆内部,因此冬季严寒、夏季炎热,降水稀少,沙尘暴频发。因此,要理解这一地区,就必须关注其地质历史、大气环流、稀缺的水资源,以及畜牧业、工业开发与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范围、边界与区域景观
“戈壁”源自蒙古语中的一个地理术语,指干燥、植被稀疏的地带,尤其是地表多岩石或砾石的土地,并不一定意味着沙地。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戈壁并非一片连绵不断的沙漠,与一些大众印象中的撒哈拉沙漠并不相同。裸岩、砾石铺面、浅洼地、盐滩和荒漠草原所占的面积,远大于流动沙丘。在英语地理表述中,“戈壁”既可指广阔的荒漠地带,也可指蒙古国及中国毗邻地区内范围较小的一组地理景观。
这一地区大致从西部的阿尔泰山及其相邻山脉,向东延伸至蒙古国东部和中国北部的高地与草原。北部的干旱景观逐渐过渡为蒙古草原;南部的山系和青藏高原北缘,则将主要的干旱盆地分隔开来,或将其划分为更小的单元。中国境内的戈壁包括内蒙古及毗邻地区的大片土地。由于对某些边缘盆地和沙漠是否属于戈壁存在不同界定,已发表的面积和长度估算值并不能直接相互比较或替用。
若干有专名的区域体现了戈壁内部的多样性。外阿尔泰戈壁位于蒙古阿尔泰山以南,是一片极度干旱的地带。阿拉善地区主要位于内蒙古西部,包括岩石高地、砾石平原,以及巴丹吉林、腾格里等大型沙漠。在戈壁东部,荒漠草原通常构成宽阔的生态过渡带,而非一道截然分明的边界。有些广义的地理划分将准噶尔盆地纳入戈壁,另一些则将其单独划出。位于更西南方向、塔里木盆地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通常被视为独立的沙漠。
地形起伏对这一地区的地理格局至关重要。山脊穿插在原本开阔的平原之间,引导局地风向,截留降水,并为山麓冲积扇提供径流。洼地中可能分布着干涸湖床、季节性湿地或盐类堆积。即便是著名的沙地景观,其分布也仅限于局部:例如,蒙古国的洪戈尔沙丘构成了一条醒目的沙丘带,但它只是周围广阔山地与砾石地貌中的一部分。从区域尺度看,戈壁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系列相互连通的干旱环境,而非一种均一的地貌。
这种镶嵌式格局也解释了自然地理图、生态地图与行政区划图之间的差异。按气候划定的荒漠边界,可能将相对湿润的高地排除在外,尽管这些高地在文化上仍被视为戈壁的一部分;而一个保护区则可能同时涵盖荒漠和山地生境。因此,对植被覆盖率、人口密度或荒漠扩张情况进行比较时,结果取决于所采用的边界。
地质演化与地表过程
戈壁地处欧亚大陆内部地质构造复杂的区域。其下伏岩层记录了现代荒漠形成之前漫长岁月中的古海洋环境、陆块碰撞、火山活动以及地壳块体的拼合过程。后期的构造变形造就了山脉和沉积盆地。因此,如今的景观并非仅由风蚀形成:其地质基础体现了板块构造的作用,而显露于外的地表则是数百万年来构造、流水、气候和风成过程共同塑造的结果。
中生代时,这一地区的部分区域分布着河流、湖泊、洪泛平原和沙丘地。这些环境中堆积形成的沉积层序,如今成为恐龙化石的产出地。新生代期间,亚洲内部持续发生的构造变形使地势起伏重新加剧,并改变了水系格局。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以及青藏高原和周边山脉的形成,影响了大气环流及大陆的干旱程度。不过,戈壁并非由某一次隆升事件形成。地质和气候证据表明,其形成经历了漫长且空间上不均衡的过程,涉及海洋温度、全球气候、山地屏障和水汽输送的变化。
山前地带常可俯瞰广阔的冲积扇,它们由水流将高处的砾石和沙搬运至此堆积而成。尽管许多河道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干涸状态,强降雨仍能搬运大量泥沙。反复发生的洪水将这些物质铺展到山麓地表,河道下切和水流路径的变迁则使其重新分布。这些过程将高地的侵蚀与盆地的沉积联系起来。因此,一些看似已不再活动的砾石平原,实际上是早先由河流堆积形成、后来又受风力和风化作用改造的地表。
风成作用使松散颗粒发生剥离、搬运和堆积。风可吹走裸露地表的细粒沉积物,留下较粗的石块,富集成具有保护作用的覆盖层,称为荒漠砾幕。沙粒主要通过近地表的跃移运动,即颗粒弹跳并撞击其他颗粒;细得多的尘埃则可保持悬浮状态,远远飘出荒漠范围。在沙源和风况适宜的地方,沙丘便会发育,但沙丘的形成不仅需要干旱条件,还需要可供搬运的沉积物。即使风力强劲,岩石裸露或砾石覆盖的地表仍可能基本不发育沙丘。
其他典型地貌包括干盐湖、盐壳,以及局部地区由风雕蚀形成、称为雅丹的垄脊。间歇性流入封闭洼地的水流带来黏土、粉砂和溶解盐类并使其沉积。随后,水分蒸发,这些物质出露,受到风蚀吹扬。冻融作用、盐结晶和热应力也会促使岩石破碎,不过它们的相对重要性随海拔、水分条件和岩石类型而异。由此形成的景观保留了不同时代的地表,因此,仅凭外观推断现今的侵蚀速率并不可靠。
大陆性气候与季节性极端天气
戈壁之所以属于寒冷荒漠,是因为其干旱环境与强烈的大陆性温度特征相结合。这里远离主要的海洋水汽来源,周围高地也阻挡了湿润空气进入内陆的部分通道。亚洲山系的雨影效应固然重要,但远离海洋以及大尺度大气环流同样是根本因素。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影响着区域环流;如果仅将戈壁描述为某一条山脉背风侧的干旱地带,就会忽略这一更广阔的背景。
戈壁大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通常约为50—200毫米,西部和西南部一些极端干旱地区的降水量还要更少。总体而言,越接近东部和北部的草原边缘,以及地形条件有利的山坡,降水量就越多。这些数值反映的是区域性趋势,而非各地一致的气候常年值。降雨量在不同地点和年份之间差异很大,几场暴雨就可能占到某一年降雨总量的很大一部分。按照柯本气候分类,本区大部分地区属于寒冷沙漠气候,与寒冷半干旱气候区相邻。
大部分降水集中在较温暖的月份,在受夏季季风水汽边缘影响的东部地区尤其如此。冬季受西伯利亚高压影响,通常较为干燥。降雪少并不意味着冬季温和:蒙古国戈壁地区许多地点的1月平均气温都远低于冰点。夏季白天气温可超过 ,冬季最低气温则可降至 以下。海拔、纬度、地表暴露程度和局部地形都会造成显著差异,因此不应将这些极端值误认为整个区域的平均状况。
晴朗的天空和较低的大气水汽含量,使地表白天因辐射而强烈增温,夜间则因辐射而迅速降温。稀疏的植被几乎无法遮阴,干燥土壤用于蒸发的可用能量占比也相对较低。因此,气温日较差可能很大。强风会增加蒸发需求,并加剧冬季露天环境的严酷程度。春季尤其容易出现扬尘天气,因为在夏季植物生长之前,过境气旋和冷锋所经过的地表仍然干燥,植被覆盖也不完整。
对于牧业系统而言,各季节之间的相互作用比任何单一气温纪录都更重要。夏季干旱会减少牧草供应,削弱牲畜体况;如果随后遭遇严冬,就可能造成异常严重的牲畜死亡。在蒙古国,雪灾与寒冬牧业灾害一词指使牲畜无法获得足够牧草或无法抵御严寒的灾难性冬季状况。积雪过深、雪面结壳、地表结冰、严寒,或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都可能引发此类灾害。因此,干旱气候既可能因水分不足引发危机,也可能因冰雪暂时阻碍牲畜采食而造成危机。
水资源、排水与沙漠绿洲
戈壁水资源稀缺,空间分布集中,且往往随时间发生显著变化。该地区大部分属于内流流域,水流最终汇入内陆,而不流向海洋。进入这些流域的水,最终主要通过蒸发和植物蒸腾散失,或储存于地下。山区集水区可能形成溪流,但许多河道在流经山前堆积物时便转为间歇性河流,或在到达尾闾洼地之前消失。因此,常年存在的地表水在整个地貌中所占比例很小。
流域的水量平衡取决于降水、流入量、蒸发、地下水分交换以及蓄水量的变化。在戈壁,降雨量少,而潜在蒸发需求却很大,夏季尤为突出。封闭湖泊或浅洼地中的水蒸发后,溶解于水中的盐分便会留下。反复浓缩可形成咸水湖、盐滩和矿物结壳。湖泊面积可能随径流变化而剧烈波动,因此,某一年绘制的湖岸线未必代表稳定的地理特征。尽管如此,尾闾湿地仍可提供重要性远超其面积占比的栖息地。
一些外围河流系统从远离最干旱平原的山区带来水源。黑河下游又称额济纳河,发源于祁连山,为阿拉善地区的尾闾地带供水。其下游流域体现了荒漠湿地对上游水资源分配的依赖。20世纪,农业取水和河流流量变化共同促成了尾闾水域的萎缩;此后实施的生态输水帮助恢复了部分下游水环境。这类河流系统将山区降水、灌溉农田和荒漠生态系统联结在同一个水系之中。
地下水对牧民、定居点、矿山和野生动物尤为重要。浅层冲积物中可能储存着由偶发径流补给的水,而较深的沉积地层中则可能含有年代久远得多的地下水。含水层中有水,并不意味着可以持续开采:关键问题包括补给速率、可开采储量、水质,以及与泉水或浅井之间的水力联系。在极为干旱的流域中,部分地下水是在过去的气候条件下积累形成的,如今更新十分缓慢。
水井和泉水是放牧、定居与动物迁移所围绕的重要节点。一口出水充足的井,可以使周边大片牧场得到利用;而一旦水井失效,即使植被仍在,这些土地也可能失去实际利用价值。反过来,牲畜集中在少数可靠的水源点周围,也会加剧局部踩踏和啃食。因此,水文地质制图具有直接的生态和经济意义。制图时必须区分地下水储量的位置与其可持续开采速率,明确在不致造成水位或泉水流量不可接受下降的前提下,这些储量能够支持多大规模的持续取水。
植被、野生动物与生态适应
戈壁的植被呈现出从生产力相对较高的荒漠草原到极为稀疏的荒漠植被的梯度变化。植被覆盖不仅受年降水量影响,也取决于土壤质地、盐分、放牧活动、坡面位置以及能否利用地下水分。因此,多石高地、沙质盆地、盐渍洼地和溪流沿岸分别孕育着不同的植物群落。在许多这类群落中,植株之间的裸地是自然特征,本身并不意味着生态退化。开展生态评估时,需要将实际植被与特定地点及气候条件下应有的植被状况进行比较。
典型植物包括耐旱禾草、蒿类、耐盐灌木和梭梭。梭梭是梭梭属(Haloxylon)的木本植物,能够形成发达的根系,利用稀缺的水分,并帮助固定沙地。许多荒漠灌木的叶片细小,或叶面积缩减,以减少水分流失;有些物种还能耐受较高的土壤盐分。短命植物则能在适宜的降雨过后迅速完成生活史。这些各不相同的生存策略,使植被既能熬过漫长的干旱期,也能利用偶尔出现的水分脉冲。
大型哺乳动物依赖迁移能力,以及获取相距遥远的各处资源的机会。蒙古野驴活动于广阔的荒漠和草原地带,随着草料和水源的可利用情况而迁移。鹅喉羚栖息于开阔的干旱地区,北山羊和盘羊则利用适宜的山地环境。雪豹分布在周边及其间的部分山脉中,而非均匀分布于平原各处。小型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昆虫和地面营巢鸟类所发挥的生态作用虽然不那么显眼,却对食物网、种子传播和土壤扰动至关重要。
野双峰驼是蒙古和中国偏远荒漠地区极具特色的动物。它被认定为与家养双峰驼不同的独立物种,而不仅仅是家养骆驼的野化种群。现存种群栖息于极端干旱且分布破碎的区域。另一种特殊的动物是戈壁熊,即蒙古西南部一个规模小、与外界隔离的棕熊种群。它的存续依赖于零散分布的荒漠绿洲网络,这些绿洲为其提供水源和季节性食物。这两种动物都说明,看似贫瘠的景观中,也可能存在具有不可替代保护价值的栖息地。
生态生产力具有显著的脉冲式特征。降雨可以促使植物生长、昆虫羽化,并改善放牧条件,而干旱则可能在大范围内抑制这些过程。活动范围广的动物可能通过迁移数十乃至数百千米来应对,因此,仅保护一小片适宜栖息地并不总是足够。道路、铁路、围栏和工业设施可能阻断动物在季节性资源之间的迁移。因此,自然保护不仅涉及物种保护,也包括维持景观连通性、保障动物获取水源,以及维护山地—平原和绿洲—荒漠系统的生态功能。
化石与古环境重建
戈壁是世界上脊椎动物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尤其以晚白垩世恐龙研究著称。这里闻名于世,得益于蒙古国南部及毗邻的中国北部若干沉积地层中保存的化石,它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信息。这些沉积记录的环境与今天的寒冷荒漠大不相同。古代景观包括沙丘、溪流、泛滥平原和较湿润的低地,各类环境所占的比例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如今的干旱气候有助于含化石岩层出露,但不能据此认为遥远的过去也始终同样干旱。
德加多克塔组分布于巴音扎克和乌哈托尔戈德等地点,其中的砂岩形成于沙丘区和丘间地带等沉积环境。该地层的化石包括原角龙、伶盗龙和小型哺乳动物。年代较晚的耐梅盖特组记录了分布更广的河流和泛滥平原环境,并出土了特暴龙、栉龙等恐龙。这些化石组合使研究人员能够比较生活在不同水文和沉积条件下的生物群落。对它们的解读依赖于地层学、沉积学、解剖学,以及多种用于限定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方法。
20世纪20年代,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率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队开展考察,使这一地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23年,考察队在常被称为“火焰崖”的巴音扎克发现了恐龙蛋。这些恐龙蛋是最早获得科学界广泛认可的一批。起初,那几窝著名的恐龙蛋被归属于原角龙;后来,新的发现证明它们与窃蛋龙科恐龙有关,这一归属随之得到修正。这一事例说明,当胚胎以及与巢穴一同保存的成年个体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时,对化石的解释也会发生变化。
戈壁的著名发现包括1971年出土的“搏斗中的恐龙”化石,其中一只伶盗龙与一只原角龙以相互缠斗的姿态保存下来。保存在一窝窝恐龙蛋上方的窃蛋龙科标本,为研究筑巢和孵卵行为提供了证据。保存极佳的小型哺乳动物化石及头骨,也揭示了白垩纪生态系统中大型恐龙之外的生物多样性。不过,化石最终呈现的位置是死亡、埋藏、搬运以及后期地质改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重建动物行为,就必须区分这些过程,而不能把所有共存关系都视为生前情景的直接定格。
随着蒙古、苏联、波兰—蒙古联合考察队以及后来的多国考察队相继开展工作,科学研究不断拓展。如今的研究高度依赖有记录可查的出土地点及其地质背景。未经许可的发掘和化石走私恰恰会使这些信息丢失,即使骨骼仍然完整,标本的科学价值也会降低。2012年,美国查扣了一具特暴龙骨架,随后将其归还蒙古国,此事使这一问题受到国际关注。因此,戈壁的化石保护不仅涉及文化与科学遗产的归属,也关系到能否保存重建古环境所需的证据。
人类定居、游牧畜牧与历史交通路线
人类对戈壁的利用,长期以来一直取决于水源、牧草、石材资源的分布,以及穿越开阔地带的路线。考古学证据表明,史前人类曾在戈壁的盆地及其周边山地边缘活动。气候和湖泊范围的变化,一再改变了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点。石器、居住遗迹、岩画和墓葬遗存保存了这段历史的不同侧面,但并不意味着每一处遗址都曾有人连续居住。区域内多样的环境,促使人们以不同方式结合流动迁徙、狩猎、采集,以及后来出现的牲畜饲养。
由于牧草分布零散、供给不稳定,流动性的游牧与畜牧成为当地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传统上,牧户会带着牲畜在季节性牧场之间迁移,而不是全年依赖同一片固定的放牧区。家养双峰驼尤其适合长途运输和严酷的干旱环境;绵羊、山羊、马,以及牛或牦牛与普通牛的杂交类型,则随当地环境而有所不同。畜群构成反映了气候、地形、家庭需求和市场的影响。流动放牧使人们能够利用各处长势不一的植被,避开暂时的牧草短缺,但前提是能够使用水井和替代牧场。
戈壁并不只是隔开各定居文明的屏障。穿越或绕行戈壁的路线,将中国北部、蒙古草原和中亚连接起来。丝绸之路并非一条连续不变的道路,而是不断变化的交通网络,其中的重要通道沿着一连串水源地和有天然屏障庇护的通路延伸。位于沙漠西南缘的河西走廊,将中国的农业地区与中亚交通路线相连。敦煌地处多种荒漠与山地环境的交会地带附近,成为贸易、行政管理和宗教活动的重要绿洲中心。
在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驿站和有组织的运输体系为跨越草原与沙漠的交通通信提供了支撑。各条路线连接着戈壁南北的政治中心,包括蒙古腹地和中国北部。商队仍然依赖关于水源点、天气及牲畜耐力的实用知识。沙漠表面上看似开阔无阻,实际的人类活动却高度集中于特定通道:一条路线能否通行,与其说取决于直线距离,不如说取决于关键资源之间的距离及其可靠程度。
现代国界、行政体系、定居点和交通网络改变了这种古老的流动方式。水井周围可能逐渐建起永久性设施,而教育、医疗服务和市场的可及性,则促使人们在城镇附近定居。羊绒生产提高了山羊在蒙古国的商业重要性,不过畜群的变化因时期和地区而异。这些发展并未使游牧畜牧消失,而是重塑了它与受雇劳动、贸易及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因此,戈壁的文化景观既包含流动营地和牲畜迁移路线,也包含寺院、考古遗址、城镇、矿业聚落及现代交通走廊。
采矿、交通与当代经济发展
戈壁蕴藏着丰富的煤、铜、金及其他矿产。这些矿藏的分布反映了该地区多样的地质演化历史,而非其荒漠气候。大型矿山使蒙古国南部的部分地区从人烟稀少的牧区转变为工业投资、就业和货物运输中心。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使跨境基础设施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开发活动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尽管个别矿区建设迅速,用水和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大片地区仍然人口稀少。
位于蒙古国南戈壁地区的奥尤陶勒盖是一处大型铜金矿床,采用露天与地下相结合的方式开采。该矿于2013年开始生产精矿,地下矿区则于2023年投产。这一项目展示了在地表水匮乏的环境中开展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可能性,其运营需要电力、道路、选矿设施和专用供水系统的支持。位于其西北方更远处的塔温陶勒盖是蒙古国主要煤矿床之一,拥有大量用于钢铁生产的焦煤资源。两处矿区在地质条件、加工要求和运输需求方面各不相同。
交通基础设施是决定这些开发项目能否在经济上可行的关键。纵贯蒙古铁路在乌兰巴托与扎门乌德—二连浩特中蒙边境口岸之间穿越戈壁东部,将蒙古国铁路网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铁路网连接起来。近年来,蒙古国南部的铁路建设旨在改善矿区与边境口岸之间的连接。铁路运输大宗商品的效率高于公路运输,但铁路走向、围栏及配套设施可能影响野生动物的迁移活动。边境通关能力以及铁路系统之间的差异,也会影响运输通道的实际运行效率。
采矿带来了独特的水资源管理问题。工业用水需求集中且相对持续,而地下水的自然补给量可能很小、仅间歇发生,或与正在抽取的深层地下水缺乏充分的水力联系。评估影响时,不能仅将工业用水量与估算的盆地地下水总储量进行比较,还需要评估地下水压力的变化、深浅含水层之间的联系,以及对现有水井和泉水的潜在影响。监测和水的回用可以减轻部分压力,但仍须区分可再生的水流补给与对地下水储量的消耗。
其他经济活动包括畜牧业、旅游业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恐龙化石产地、沙丘、山间峡谷以及牧业文化景观吸引着游客。开阔的地形、频繁的风和充足的日照,也使该地区拥有丰富的风能与太阳能资源。开发这些资源不仅取决于资源本身是否充足,还取决于输电能力、需求、融资和土地利用安排。在这些行业中,主要的经济挑战都在于空间上的错位:投资地点高度集中,而社区、草场资源、水源和生态迁移通道却广泛分散。
沙尘、土地退化与环境保护
戈壁是东亚沙尘暴的主要源区之一,但不同沙尘事件的起尘强度和起尘位置各不相同。强风吹过裸露且易受侵蚀的细粒沉积物表面时,就会扬起沙尘。干涸湖床、受扰动的地表以及某些冲积地表,其起尘活跃程度可能远高于砾石覆盖的平原。春季风暴可将沙尘带往中国北部和东部、朝鲜半岛及日本,部分颗粒甚至会横越太平洋。戈壁并非唯一的沙尘源;要将其贡献与亚洲其他荒漠的贡献区分开来,需要借助大气模拟和颗粒物性质分析。
沙尘输送将局地地表与区域大气过程联系起来。较粗的颗粒通常在距源地较近的地方沉降,而较细的物质则能在空中悬浮更长时间。沙尘会影响能见度、交通运输、积雪反射率和大气辐射。沉降的矿物颗粒也会向陆地和海洋环境输送养分。沉积物中保存的沙尘记录可用作气候代用指标,但沉降量的变化可能反映多种因素,包括源区的干旱程度、风力、植被、沉积物供给和输送路径。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沙尘多寡来衡量荒漠面积。
荒漠化指的是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而不只是荒漠景观的存在或自然迁移。在戈壁,潜在驱动因素包括局地放牧压力过大、植被清除、车辆扰动、采矿以及可利用水量的变化,这些因素又与干旱和气候变暖相互作用。天然裸露的砾石平原不应仅因缺乏茂密植被就被认定为退化土地。同样,平均植被绿度上升也不能证明所有生态功能都在恢复:物种组成、土壤状况或水源可获得性的变化,可能揭示出不同的情况。
气候变化通过改变气温、蒸发需求、积雪状况,以及降水的时间分布和变率,带来进一步的压力。蒙古国已经历显著变暖,但其影响在山地、荒漠草原和极端干旱盆地之间各不相同。变暖并不必然导致某条单一的荒漠边界一致向南或向北移动。植被的响应取决于水分可利用性、放牧、土壤和偶发事件。卫星观测对于识别空间格局十分重要,但要判断观测到的变化究竟反映了降水波动、土地利用的影响,还是持续性的生态转变,仍然需要实地测量。
保护区保存了该地区大面积的典型生境。蒙古国于1975年设立大戈壁严格保护区,其各分区涵盖了重要的荒漠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种群。戈壁三美国家公园则保护着山地、草原与沙丘相互交错的多样景观。有效保护还取决于法定边界之外的环境状况,因为动物和牧民所利用的资源分布在远为广阔的地域内。因此,当前的保护工作也包括野生动物监测、泉水与绿洲保护、减少非法狩猎的措施,以及便于动物穿越交通基础设施的设计。评估这些措施,需要长期掌握丰水年和干旱年份的种群迁移、地下水动态及植被响应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