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四链体是由脱氧核糖核酸或RNA中富含鸟嘌呤的区域形成的结构,其中每四个鸟嘌呤碱基组装成一个平面单元,称为G-四分体或G-四联体。两个或更多四分体堆叠形成稳定的核心,通常由一价金属离子辅助稳定。虽然称为四链结构,G-四链体可以由同一分子的四个片段形成,而不一定由四个独立分子组成。G-四链体不同于人们熟悉的DNA双螺旋,其形态多样,具体取决于序列。
分子结构
G-四分体与中央通道
每个G-四分体包含四个鸟嘌呤碱基,围绕中央孔隙排列。碱基通过环状的氢键网络相互作用,这类成键方式通常称为Hoogsteen型配对。每个鸟嘌呤分别与两侧相邻的鸟嘌呤各形成两个氢键,因此一个完整的四分体共有八个氢键。
相邻四分体通过芳香环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堆叠。堆叠的四分体形成一条中央通道,通道内侧排列着鸟嘌呤的氧原子。带正电的离子,尤其是钾离子和钠离子,可占据这一通道,通过与氧原子配位并减弱不利的静电相互作用,帮助稳定结构。
在与生物体内环境相关的条件下,钾离子通常能显著稳定G-四链体。钠离子也能支持其折叠,有时会促使其形成不同于钾离子条件下的结构。离子的影响取决于序列和实验条件;所有G-四链体并不具有同一种结构。
链排列与环区
根据参与构成核心的独立核酸分子数,G-四链体可分为:
- **分子内型:**由一个分子提供全部四个富鸟嘌呤片段。
- **双分子型:**由两个分子共同提供这些片段。
- **四分子型:**由四个分子各提供一个片段。
分子内四链体通常含有连接相邻富鸟嘌呤片段的环区。环区的长度和序列会显著影响折叠、稳定性,以及其他分子接近并结合该结构的难易程度。
四个片段可以沿相同方向排列,形成平行型四链体;也可以沿不同方向排列,形成反平行型或混合型结构。环区可以沿沟槽延伸、跨过四分体平面,或通过短距离的链折返连接相邻的平行片段。鸟嘌呤碱基相对于糖基的取向也会增加结构的多样性。
RNA G-四链体明显倾向于采用平行排列,这在一定程度上受核糖 -羟基的影响。DNA G-四链体中常见的拓扑结构则更加多样。
序列要求与折叠
预测由三个四分体构成的分子内G-四链体时,常用的序列模式为
其中,G表示含鸟嘌呤的核苷酸,N表示任意核苷酸。四段连续鸟嘌呤序列提供形成四分体的碱基,中间的间隔序列则形成环区。
这一模式是实用的筛选规则,而非完整定义。实验已证实的结构包括仅含两个四分体的四链体、长环结构、鸟嘌呤连续序列中存在间断的结构、含凸起的结构,以及其他偏离经典基序的结构。反过来,符合这一模式的序列也不一定会在细胞内形成四链体。
折叠取决于多个相互影响的因素:
- 序列组成及可参与折叠的连续鸟嘌呤片段数。
- 离子种类及浓度。
- 温度及溶液组成。
- 与互补链配对或其他二级结构之间的竞争。
- 蛋白质及小分子的结合。
- 可用于折叠和结构重排的时间。
同一序列可能以多种四链体构象存在。有些构象之间的相互转换较慢,因此样品制备过程可能影响所观察到的结构。分子间组装对核酸浓度也尤为敏感。
对于双链DNA,四链体形成会与常规碱基配对发生竞争。转录(生物学)或DNA复制过程中的局部解链,可为富鸟嘌呤链折叠提供机会。因此,分离的寡核苷酸能形成稳定结构,并不意味着相应的染色体位点也会形成同样的结构。
历史发展
1910年,伊瓦尔·邦报道了高浓度鸟苷酸溶液形成凝胶的现象,这是对鸟嘌呤核苷酸自缔合的早期观察。1962年,马丁·盖勒特、玛丽·利普塞特和戴维·戴维斯提出了由氢键连接的鸟嘌呤四分体排列方式,为理解这些组装体提供了结构基础。
端粒序列被证实能够形成四链体结构后,相关研究大幅拓展。后续结构研究表明,G-四链体并非单一的折叠结构,而是一个多样化的结构家族。
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序列分析、生化定位和细胞成像技术将研究范围从纯化核酸扩展到整个基因组和细胞。2013年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使用结构选择性抗体,对人类细胞中的DNA G-四链体进行了可视化检测。这类实验加强了四链体可在细胞内形成的证据,同时也凸显了评估探针特异性和实验扰动的必要性。
生物体内的分布与功能
端粒
端粒是位于线性染色体末端的重复性核酸—蛋白质结构。人类端粒DNA含有重复的TTAGGG序列,其富含鸟嘌呤的单链突出端可形成G-四链体。
四链体折叠可改变蛋白质接近并结合端粒DNA的能力,这些蛋白质包括负责延长端粒重复序列的端粒酶。在纯化体系中,某些四链体结构或稳定四链体的化合物会阻碍端粒酶接近DNA或进行延伸。然而,细胞内端粒受多种蛋白质和动态结构转换共同调控,因此不能仅凭一段分离的DNA序列来推断其行为。
基因调控与染色质
许多基因调控区域附近都存在能够形成四链体的富鸟嘌呤序列,包括启动子(生物学)。G-四链体的形成可通过改变DNA的可及性、影响转录机器的移动,或为调控蛋白提供结合表面,影响基因表达。
影响的方向取决于具体背景:四链体可能伴随表达升高、表达降低,也可能不引起可检测的变化。旨在破坏四链体的序列突变也可能改变其他调控特征,使因果关系难以判定。
周围的染色质环境同样重要,因为DNA包装、蛋白质结合和局部链的可及性都会影响潜在四链体是否真正形成。
复制与基因组维护
稳定的G-四链体可阻碍DNA聚合酶,导致复制叉减速或停滞。若未能解除,这些障碍可能促成DNA损伤和基因组不稳定。
细胞内存在能够结合、重塑或解开G-四链体的解旋酶及其他蛋白质,例如PIF1、BLM、WRN、FANCJ和DHX36。它们在底物偏好、分子机制和发挥作用的细胞环境方面各有不同。
因此,G-四链体的加工处理与复制及DNA修复密切相关,但这并不只是清除一概有害的结构的机制。有些四链体可能具有受调控的功能,而另一些则可能在形成的位置或时间不恰当时引发问题。
RNA生物学
能够形成RNA G-四链体的序列存在于编码及非编码转录本中,包括信使RNA的非翻译区。根据所处位置和分子环境的不同,这些结构可影响翻译(生物学)、RNA定位、稳定性或RNA剪接。
许多RNA序列可在体外形成稳定的G-四链体,但细胞内蛋白质能够阻止其形成,或主动将其解开。转录组范围的实验表明,在所考察的条件下,活的真核细胞中许多具有四链体形成潜力的RNA区域主要仍处于未折叠状态。不过,在特定转录本或生理背景下,折叠仍可能发生。因此,序列是否具有形成潜力、能否在体外折叠,以及在细胞内是否实际处于折叠状态,是不同的问题。
检测与结构分析
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全面确定G-四链体的序列、拓扑结构、丰度及生物学功能。
高分辨率结构方法。核磁共振可鉴定四分体中的相互作用,并确定溶液中的结构。X射线晶体学可揭示碱基、环区、离子及结合分子的详细排列。这两类方法通常都研究经过筛选的纯化样品,其条件可能不同于细胞内部环境。
光谱与生物物理方法。圆二色性可提供特征性信号,有助于评估折叠和比较样品。其光谱可提示大致的结构类别,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唯一确定拓扑结构。紫外熔解测量可追踪热诱导的解折叠过程,凝胶电泳则有助于区分迁移率不同的组装体。在适当条件下,质谱法可表征分子化学计量关系、离子缔合及配体结合。
**化学与酶法探测。**对核苷酸可及性作出响应的试剂或酶,可揭示与四链体折叠相符的保护现象或反应模式。聚合酶停滞实验可鉴定稳定结构阻碍合成的位点,不过其他结构也可能导致停滞。
**细胞成像与基因组定位。**结构选择性抗体、荧光探针和基于测序的方法被用于检测G-四链体或确定其分布。有些方法定位的是DNA分离后能够折叠的序列,另一些则试图检测染色质中已存在的结构。两者的结果不能等同看待。
重要的局限包括探针诱导的结构稳定化、固定处理的影响、选择性不完全,以及处理过程中瞬态结构的丢失。当独立方法支持同一种解释时,结论的可信度最高。
应用与局限
G-四链体被作为小分子配体的靶标进行研究,尤其是在端粒和基因调控研究中。许多配体与暴露的末端四分体、沟槽或环区相互作用。实现选择性较为困难,因为相关四链体具有共同的结构特征,而且某些化合物也会结合普通双链DNA或其他细胞分子。细胞对“G-四链体配体”产生响应,本身并不能确定是哪一种结构导致了该响应。
在生物技术中,G-四链体可用作适配体、分子开关和生物传感器的组成部分。某些G-四链体—氯化血红素复合物具有类过氧化物酶催化活性,被用于实验性检测系统。四链体组装还可为核酸纳米技术提供可控的结构元件。
在这些应用中,关键是区分序列形成四链体的能力、特定条件下实际形成的结构,以及已证实由该结构引起的效应。确立最后一点通常需要结构、生化和细胞层面相互补充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