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幔是地球内部介于地壳与金属质地核之间的岩石层,主要呈固态。地幔始于地壳底部,其顶部深度从部分海底下方的几千米到大型山脉带下方的逾70千米不等,底部则延伸至地表以下约2,890千米处。地幔约占地球体积的84%、质量的67%。地幔岩石虽然会在地震中破裂,并能传播弹性波,但也会在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缓慢变形,使地幔内部得以发生对流。
这种对流将地幔与板块构造、火山活动、造山作用,以及地球表面与内部之间水和碳的长期交换联系起来。地幔并非遍布全球的熔岩海洋:熔融通常只发生于特定环境中,而地幔绝大部分仍保持结晶固态。其成分、矿物结构和力学行为随深度而变化,形成了各具特征的上地幔、过渡带和下地幔。
人们对地幔的认识来自地震波、被带到地表的岩石、高压实验、地球化学测量和数值模型。这些研究手段揭示了地球内部的分异及演化,但有关地幔对流、化学储库、挥发分储量及其与地核相互作用的重要问题,仍有待解答。
边界与内部划分
地幔的上边界是莫霍洛维奇不连续面,通常简称莫霍面。识别这一界面的主要依据,是地震波从地壳岩石进入下方密度更大的岩石时,波速会增大。在典型的洋壳之下,莫霍面位于海底以下约6—7千米处;在大陆之下,其深度通常为30—50千米。在增厚的大陆地壳之下,它的位置还可能深得多。莫霍面是物质成分的分界面,而不是构造板块的底界:地球刚性的外壳既包括地壳,也包括其下方的一部分地幔。
上地幔从莫霍面延伸至约660千米深处。其中,地幔过渡带位于深约410千米和660千米的两个主要地震波不连续面之间。这些界面主要由压力引起的矿物结构变化形成,而非整体化学成分的突变。在一些地区,还能观测到深约520千米处一个不太显著的不连续面。由于温度、成分和含水量会影响矿物的稳定性,这些界面的实际深度并不固定。下地幔则从约660千米深处一直延伸至核幔边界。
另一种划分方式依据的是力学性质。岩石圈由地壳和相对坚固、温度较低的最上部地幔组成,构成了各个构造板块。它的厚度差异很大:在洋中脊附近很薄,而在某些古老大陆内部则超过200千米。岩石圈之下是软流圈,这是上地幔中强度较低、可通过变形适应板块运动的部分。软流圈的边界不像莫霍面那样清晰,其地震波特征也因地区而异。较低的地震波速度可能反映高温、少量熔体、与水有关的效应以及矿物颗粒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整个软流圈都是液态。
地幔的下边界则要鲜明得多。在约2,890千米深处,固态硅酸盐岩石与富铁的液态外核相接。这里的密度骤增,而剪切波无法在液态地核中传播。该边界处的压力约为136吉帕,是大气压的一百多万倍。地幔最底部数百千米的范围通常称为D″区,这一名称沿袭自早期的地震学分层体系。该区域的非均一性格外显著,包含热边界层、多变的矿物结构,以及局部地震波速度极低的区域。它的上边界并不是一个全球统一的界面。
化学组成与矿物结构
地幔主要由含氧、镁、硅和铁的硅酸盐矿物组成,另含少量钙、铝及其他元素。其化学组成既不同于富含二氧化硅的大陆地壳,也不同于金属质的地核。一种实用的参考组成是未明显亏损的上地幔岩石,其总体上类似于橄榄岩,但任何单一岩石样品都无法代表整个地幔。熔融、熔体迁移、物质再循环以及行星早期的分异作用会重新分配化学组分,因此地幔各区域的组成有所不同。
在上地幔浅部,橄榄岩以橄榄石为主,同时含有斜方辉石、单斜辉石和一种含铝矿物。这种含铝矿物在低压下通常为斜长石,在中等压强下为尖晶石,在更深处则为石榴子石。这些矿物组合不仅取决于压强,还受温度和总体化学组成影响,因此不能为其分界指定一个普遍适用的深度。玄武质熔体的抽离会使残余岩石中的相对易熔组分发生亏损。古老大陆下方的部分地幔以这种方式发生了强烈亏损,因而既具有独特的化学组成,也具有相对较大的浮力。
随着压强升高,原子在晶体中的排列方式也会改变。在约410千米深处,橄榄石转变为瓦兹利石;在约520千米深处,瓦兹利石转变为林伍德石。这些矿物的理想化学组成与橄榄石相同,均为镁铁硅酸盐,但晶体结构更加致密。在过渡带底部,林伍德石分解为一种镁硅酸盐相和一种镁铁氧化物。其他上地幔矿物也会发生转变,其中辉石组分在进入下地幔矿物组合之前,会越来越多地进入与石榴子石相关的结构。这些相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观测到的地震波速度随深度增加而上升的现象。
下地幔以布里奇曼石为主,这是一种具有钙钛矿型晶体结构的镁铁硅酸盐。与之共存的主要是铁方镁石(一种镁铁氧化物)和一种硅酸钙钙钛矿相。按体积计,布里奇曼石通常被认为是地球上含量最多的矿物。在地幔底部附近,适宜的压强和温度条件使后钙钛矿能够稳定存在;它是镁硅酸盐的另一种晶体结构,于2004年通过实验得到确认。其弹性和变形性质或许能够解释D″层的某些特征。矿物比例、铁的氧化态以及元素在各矿物相之间的分配都会影响密度和波速,因此矿物物理学对于解读地球深部的观测结果至关重要。
研究证据与方法
地幔的绝大部分区域无法直接取样。在构造作用使地幔岩石出露于海底附近的地方,科学钻探已取得这些形成于地幔中的岩石,但迄今没有任何钻孔穿透完整、典型的地壳剖面,并继续深入其下方的地幔。因此,全球尺度上的主要证据来自地震学。地震产生的地震波,其走时、反射、波型转换、振幅和偏振特征记录了沿途所穿过物质的性质。
压缩波,即P波,可以在固体和液体中传播;剪切波,即S波,则需要介质能够承受剪切应力。它们几乎能在整个地幔中传播,表明地幔主要呈固态。在各向同性的弹性介质中,波速与密度及弹性模量之间的关系为
其中, 为体积模量, 为剪切模量, 为密度。大地震后地球的自由振荡,为其径向结构提供了额外约束。包括1981年发表的初步参考地球模型在内的参考模型,综合多种观测资料,描述平均密度、弹性性质和衰减特征随深度的变化。
地震层析成像可描绘相对于这些平均值的偏差。它通常能识别出与寒冷下沉板片相关的高速异常,以及与较热物质相关的低速异常,但波速并非只由温度决定。成分、晶体取向、矿物相变和部分熔融也会改变波速。分辨率取决于地震位置、台站覆盖范围、波的类型及反演方法。因此,结构之间看似存在的间隙或连接,可能只是分辨能力有限所致,而不一定反映真实的地质边界。
直接的地质证据包括由火山岩携带上来的地幔碎块,称为捕虏体,以及因构造作用而出露的地幔岩体。金刚石可以保存形成于很深处的矿物包裹体,包括与过渡带和下地幔有关的矿物相。实验室利用大腔体压机和金刚石对顶砧装置再现高温高压条件,并通过X射线衍射鉴定由此形成的晶体结构。电导率测量、重力观测和地表形变则提供补充约束。各种方法探测的性质和尺度各不相同,因此,可靠的解释通常需要多条独立证据相互印证。
温度、热源与物理行为
地幔温度自地表向下显著升高,但温度梯度并不均匀。在岩石圈中,热量主要通过传导传递,因而形成较大的温度梯度。在发生对流的地幔的大部分区域,上升和下沉物质的温度变化大致遵循绝热过程:即使与周围环境没有多少热量交换,其温度仍会随膨胀或压缩而变化。核幔边界附近也存在较大的温度梯度,地核的热量在此传入地幔。
比较上地幔温度时,常使用地幔位温,即一团地幔物质在不发生熔融的情况下,绝热地移至某一参考压力时所具有的温度。普通洋中脊源区地幔的位温估计值通常约为 1,300–1,400 °C,但具体数值取决于所用模型以及对熔融效应的校正。地幔底部温度的不确定性则大得多,一般估计为数千开尔文,常见估值大致在 3,500–4,500 K 这一较宽的范围内。这些估计取决于实验测得的熔融关系、矿物性质以及热传递模型。
地球通过其表面释放的热功率约为 47 太瓦,这一全球估计值的不确定性为数太瓦。它代表地球的总热损失,并非对地幔产热量的直接测量。其热源包括吸积和分异过程中保留下来的热量、地幔与地核持续冷却所释放的热量,以及放射性衰变产生的热量,尤其是铀、钍和钾的同位素衰变所产生的热量。这些生热元素分布不均,相对于地幔,它们在大陆地壳中更为富集。地幔中这些元素的丰度,仍是地球热演化模型中的一项主要不确定因素。
地幔保持固态,是因为压力会提高矿物的熔融温度,而且地幔大部分区域的温度低于相应的固相线温度,即开始熔融的温度。然而,高温使晶体能够通过晶体缺陷和晶界发生变形。在地质时间尺度上,这会产生蠕变,而非纯粹的弹性行为。有效黏度取决于温度、压力、应力、晶粒大小、矿物结构和含水量。地幔流动和冰后均衡调整模型中,不同区域和深度所采用的黏度通常约为 – 帕斯卡秒,而不是统一采用一个黏度值。在地震波传播的短时间尺度上,同样的物质则主要表现为弹性固体。
对流与构造板块的运动
地幔对流是由浮力差异驱动、并与构造板块运动相耦合的地幔物质缓慢运动。成分相同的物质,温度较高时通常比温度较低时密度小;而近地表的冷却则会形成密度较大、能够下沉的岩石圈。化学成分差异和矿物相变既可能增强,也可能抵消热浮力。以日常生活的尺度衡量,这种流动极其缓慢,其速度通常与每年数厘米的板块运动速度相当,但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它能输送极为庞大的热量。
衡量对流发生倾向的一个基本指标是瑞利数。对于一个简化的底部受热层,
其中, 为重力加速度, 为热膨胀系数, 为温差, 为层厚, 为动力黏度, 为热扩散率。地幔的条件十分有利于对流发生。然而,内部生热、球形几何结构、变化的黏度、运动的板块以及相变,使地幔远比这一表达式所描述的理想化介质层复杂。
构造板块是对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被下方独立环流载着移动的被动浮筏。在俯冲带,冷的海洋岩石圈沉入地幔。其负浮力是板块运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与隆起的洋中脊有关的重力作用也有贡献,而地幔施加的牵引作用和板块边界处的阻力则可能促进或阻碍运动。扩张洋脊下方的上升流,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对板块分离的响应,而非某个固定、对称的对流单元的上升分支。
660千米深度处的界面对环流有影响,因为矿物相变和黏度差异可能阻碍物质下沉或上升。层析成像显示,一些俯冲板片在过渡带内部或附近转为近水平延伸,另一些则穿入下地幔。这些观测既不支持上地幔处处与下地幔隔绝的观点,也不支持全地幔环流在任何地方都畅通无阻的观点。板片的几何形态、下沉历史、相变界面的行为以及周围的流动,都会影响最终结果。混合也并不彻底:对流会将化学成分不均一的物质拉伸、折叠成复杂的分布形态,却未必使整个地幔均一化。地表运动、下沉板片、大范围的回流以及局部上涌共同构成了一个不断演变的三维系统。
部分熔融与岩浆的形成
大多数幔源岩浆通过部分熔融形成,即岩石中只有一部分转变为液体。不同矿物和化学组分进入熔体的速率不同,因此熔体的成分通常与源岩不同。不同构造环境中的熔融比例差异很大。熔体抽离后,会留下更难熔的残余物;迁移中的熔体则可与周围岩石发生反应,改变其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这些过程使地幔和地壳持续发生化学分异。
在洋中脊,随着板块分离,地幔物质随之上升。压力降低的速度快于上升物质冷却的速度,使其越过固相线,发生减压熔融。形成的熔体汇聚后,沿岩石孔隙和通道迁移,最终为地壳内的岩浆系统提供岩浆。这些岩浆主要形成玄武岩及相关侵入岩,构成新的洋壳。熔融通常发生在一定的深度范围内,而非某个界限分明的深度层位。熔融程度取决于源区的温度、成分、挥发分含量,以及上涌的速率和几何形态。
俯冲带形成了另一种熔融环境。下沉的海洋板块将含水矿物、蚀变地壳和沉积物带入地球内部。随着压力和温度升高,一系列反应会释放富水流体,在某些条件下还会产生熔体。这些物质进入上覆地幔楔,降低其熔融温度。由此产生的岩浆参与形成火山弧,例如环太平洋大部分地区的火山弧。下沉板片本身通常不会整体熔融;必须区分加热、脱水、流体运移、地幔熔融以及后续地壳内的演化过程。
一些板内火山区与地幔柱有关。地幔柱被认为是由浮力驱动的上涌体,可能起源于深部热边界层。夏威夷是发展地幔柱模型的经典实例,其火山年龄的依次变化,以及其他地质和地球物理证据,为这一模型提供了支持。然而,板内火山活动并非深源地幔柱所独有的判据:岩石圈伸展、小尺度对流、源区成分和浅部流动也能引发熔融,或使熔融集中发生。各个源区的深度、温度和几何形态仍有待研究。
岩浆一旦形成,便可在浮力和压力梯度的作用下与固态岩石分离。在上升和储存过程中,岩浆可能发生结晶、与其他熔体混合,或同化地壳物质。因此,地表熔岩既记录了地幔条件,也记录了后续演化过程。要重建源区特征,必须依靠矿物化学、微量元素分布特征和同位素测量,而不能将喷出的岩石视为未经改变的深部样品。
水、碳与化学储库
地幔储存挥发性元素的形式与地表海洋或大气截然不同。水通常以矿物晶体中含氢缺陷的形式存在,而非游离液体。即使是被称为名义上无水的矿物,也可能含有少量氢,其含量虽低,却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在适宜条件下,瓦兹利石和林伍德石能够容纳的水,远多于许多在过渡带上方或下方稳定存在的矿物。因此,过渡带具有相当可观的潜在储水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等同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储水量。
2014年报道的一枚天然林伍德石包裹体,为过渡带局部存在富水物质提供了直接证据。这类观测表明,深部可以存在相当数量的水,但并不能说明整个过渡带都具有相同的含水状态。电导率、地震波特性和实验室测量提供了更广泛的约束,但各类证据在解释上都存在不确定性。水还会改变地幔的行为:它可以降低熔融温度、影响变形,并改变电导率。因此,少量的水也可能产生远超其质量占比的影响。
碳在地幔中以多种形式存在,包括碳酸盐、金刚石以及含碳流体或熔体。其稳定存在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压力、温度和氧化态。氧化条件有利于含碳酸盐的矿物组合形成,而还原性较强的条件则可使金刚石或其他还原态碳稳定存在。富碳熔体可能在低于普通硅酸盐熔体形成温度的条件下产生,并能高效搬运不相容元素。俯冲将沉积物和蚀变洋壳中的碳带入地幔,而火山脱气和弥散脱气则将部分碳送回地表,从而把地幔与长期碳循环联系起来。
地幔地球化学通过元素丰度和同位素比值来区分不同储库。优先进入熔体的元素称为不相容元素;反复的熔体抽离会使残余地幔中的这些元素发生亏损。洋中脊玄武岩通常反映这类亏损源区的组成,而洋岛玄武岩则呈现出更为多样的同位素特征。锶、钕、铅、铪、氦等元素的同位素比值,揭示了分异、放射性衰变和物质再循环的历史。
这些储库不一定是规模庞大、边界清晰的腔体,也可能包括分散分布的再循环洋壳、古老的亏损残余物、富集脉体,以及混合程度有限的区域。一些火山物质中氦-3相对于氦-4的比例较高,这与保留了较为原始的稀有气体特征的源区有所贡献这一解释相符。但仅凭这一点,既不能确定唯一的源区深度,也不能证明这些物质自地球形成以来始终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
形成与地质演化
地幔起源于约45.4亿年前地球的吸积过程。在地球生长早期,碰撞、压缩、放射性生热以及引力能的释放引发了大范围熔融。随着金属物质从硅酸盐中分离并汇聚成地核,剩余的硅酸盐部分成为地幔和地壳的前身。地核形成时,压力、温度和化学条件不断变化;那些优先进入金属相或硅酸盐相的元素,其分布保留了这一过程的证据。
大型撞击,包括与月球起源有关的那次撞击,很可能形成了大范围的岩浆海。岩浆海的结晶奠定了早期的矿物分层和化学分层。视结晶顺序和混合效率而定,晚期形成的高密度物质可能下沉,而较轻的物质则上升。这种翻转可能重新分配生热元素,并影响深部长期存续储库的形成。由于地球最早期的岩石记录极为有限,这些熔融事件的确切次数、深度和持续时间仍取决于所采用的模型。
数十亿年来,地幔总体上不断冷却,但其温度演化史无法用单一的简单趋势来重建。古老的科马提岩是一类富镁火山岩,在太古宙地质记录中尤为常见,为某些早期地幔环境中异常高的熔融温度提供了证据。解释这些岩石时,除了温度,还必须考虑源区成分和水的影响。远古时期更高的生热量以及不同的岩石圈条件,可能改变了地幔对流和熔融过程,但不能将现代板块的行为模式原封不动地套用于地球最早期的历史。
持续性板块构造何时开始、如何发展,仍存在争议。地质标志记录了这一过程的不同环节:局部类似俯冲的活动、大范围的物质再循环、大陆拼合,以及由长期存续的板块边界构成的全球网络,未必同时出现。俯冲一旦确立,便反复将蚀变后的大洋岩石圈和沉积物带回地幔,同时熔融又生成新的地壳。因此,大陆生长通过从地幔中提取不相容元素,并将部分生热元素富集于地壳,既改变了地表,也改变了残余的地球内部物质。
古老的大陆根部保存了地幔演化的另一面。在许多克拉通之下,厚而冷、化学成分亏损的地幔已存续数十亿年。其浮力和强度有助于解释这些大陆内部区域为何能够长期稳定存在,不过,后期加热和熔体渗入也可能改造或破坏其部分根部。在更深处,再循环物质以及可能存在的早期分异产物,或许保存着比单个地表板块古老得多的历史。
地幔科学的发展与尚未厘清的结构
随着地震学的发展,地幔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1909年,安德里亚·莫霍洛维奇根据地震波的到时,推断地壳与下方波速更快的物质之间存在一个分界面。20世纪初,贝诺·古登堡的研究帮助确定了核幔边界的深度。此后的观测进一步厘清了地幔的径向结构,并识别出其内部的不连续面。这些发现使原本主要依靠推测认识的地球内部,成为可以通过波的传播加以检验的结构。
对地幔运动与地表地质作用之间联系的认识,发展得较为缓慢。阿瑟·霍姆斯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提出,地球内部的对流可以为大陆移动提供动力机制。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板块构造理论提供了一个统一框架,将海底扩张、地震、海沟以及岩石圈的再循环联系起来。随后的高压矿物实验又将地震不连续面与特定的相变联系起来。自20世纪后期以来,地震层析成像和日益强大的数值模型揭示了地幔横向上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无法用一维地球模型描述。
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涉及非洲和太平洋下方的大型低剪切波速区。这些广阔区域占据了最下部地幔的相当一部分,其特点是剪切波速度低于平均水平。它们的成因可能与较高的温度、特殊的成分有关,也可能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模型认为,它们是由化学成分导致密度较高的物质长期堆积而成;另一些模型则强调,它们是受俯冲板片分布影响、不断演变的结构。其边界、密度差异以及与地表火山活动的关系,仍是活跃的研究课题。
规模小得多的超低速带局部出现在核幔边界附近。在不同环境下,这些区域地震波速度的大幅降低,可以用部分熔融、富铁成分,或矿物学与化学效应的共同作用来解释。目前尚无一种解释能够适用于所有此类区域。理解这些区域十分重要,因为核幔边界调节着地核的热量流失,而这种热量流失有助于维持产生地球磁场的流体运动。
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深部储存了多少水和生热元素,上、下地幔之间的化学交换程度如何,以及古老储库能够存续多久。研究的进展有赖于对各种观测结果进行综合解释,而不是将每一种地震异常都归因于温度,或将每一种化学特征都归属于某个固定层。密集的地震台网、不断改进的高压实验、更精确的同位素测量,以及受物理规律约束的模型,正持续检验关于地幔隐蔽结构的各种相互竞争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