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DK)是一类酶的统称,通过将磷酸基团转移至其他蛋白质来调控细胞过程。CDK 最广为人知的功能是控制细胞周期,即细胞复制遗传物质并进行分裂所经历的一系列有序过程。该家族的其他成员则参与调控 RNA 的合成与加工、神经元功能以及细胞应激反应。这类酶的名称源于其通常依赖称为细胞周期蛋白的调控蛋白这一特征,不过部分 CDK 也能与非细胞周期蛋白类的激活因子结合。
CDK 将调控信号转化为蛋白质活性、定位、相互作用或稳定性的变化。其催化活性受结合伙伴、磷酸化、抑制蛋白及蛋白质降解等因素调控。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使细胞能够在适当的时间、按正确的顺序启动 DNA 复制或染色体分离等重大事件。CDK 调控失常可促成癌症及其他疾病的发生,而选择性 CDK 抑制剂已成为某些癌症的成熟治疗药物。
发现与分类
CDK的发现将酵母遗传学研究与分裂中动物细胞的生物化学研究联系了起来。20世纪70年代,利兰·哈特韦尔及其同事利用出芽酵母——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的温度敏感突变株,鉴定出细胞分裂特定阶段所必需的基因。其中一个基因是CDC28,研究证实,它对于细胞通过称为Start的关键承诺点至关重要。在裂殖酵母(Schizosaccharomyces pombe)中,保罗·纳斯及其同事发现,cdc2是调控细胞进入DNA合成期和有丝分裂期的核心因子。这些实验表明,单个基因就能够控制细胞整体状态之间的转换。
另一条与之互补的研究路线始于成熟促进因子(MPF)。1971年,增井祯夫和克莱门特·马科特发现,将正在成熟的蛙卵母细胞的细胞质转移到另一个卵母细胞中,可以诱导后者成熟。后续研究证实,MPF活性也控制着细胞进入有丝分裂。1983年,蒂姆·亨特及其同事描述了海胆胚胎中的一类蛋白质:其含量在细胞周期中逐渐上升,并在细胞分裂时骤降;他们将其命名为细胞周期蛋白。后来的生物化学研究证实,MPF的一个核心组分是由一种与Cdc2相关的激酶和一种B型细胞周期蛋白组成的复合物。
一个尤为重要的发现是,这套调控机制具有保守性。1987年,研究表明,一个编码裂殖酵母Cdc2对应蛋白的人类基因能够互补酵母的cdc2缺陷。这种蛋白质如今称为CDK1。此类结果表明,在微生物中发现的调控系统,在亲缘关系相距甚远的真核生物谱系中仍然保留。哈特韦尔、亨特和纳斯因发现细胞周期的关键调控因子而获得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人类CDK通常命名为CDK1至CDK20,但由于基因复制以及历史命名方式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将一个编号理解为对应一个基因。例如,CDK11蛋白由人类两个亲缘关系密切的基因编码。CDK1、CDK2、CDK4和CDK6是重要的细胞周期调控因子;CDK7、CDK8、CDK9、CDK12和CDK13则在转录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CDK5尤其与神经元生物学密切相关。这些功能类别之间存在交叉:CDK7既能激活其他CDK,也参与转录;多种与转录相关的CDK还会间接影响细胞增殖。
CDK家族隶属于范围更广的CMGC蛋白激酶类群,该类群还包括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和糖原合酶激酶。家族成员的归属由序列和结构上的亲缘关系界定,而非仅取决于是否已证实其在细胞分裂中发挥作用。因此,“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指的是一个具有共同进化关系和生物化学特征的家族,而非一种仅限于细胞周期的特异性活性。
催化结构与底物识别
CDK 属于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它们通常将三磷酸腺苷(ATP)的末端磷酸基团转移到底物蛋白质中丝氨酸或苏氨酸残基的羟基上。该反应可示意为
镁离子参与核苷酸结合和催化过程。磷酸化可以改变底物的形状,为另一种蛋白质创造结合位点,阻碍相互作用,或为底物的后续修饰提供标记。因此,其生物学效应取决于底物及被修饰的位置,而不是因为磷酸化本身就意味着激活或抑制。
催化结构域具有蛋白激酶典型的双叶结构。较小的氨基端叶参与 ATP 的定位,较大的羧基端叶则提供大部分底物结合表面。ATP 结合在两叶之间的裂隙中。重要的结构元件包括富甘氨酸环、αC 螺旋、催化环和活化区段,后者在 CDK 中常称为 T 环。保守残基将 ATP 和底物羟基排列在适当位置,以便进行磷酸基团转移。
在无活性的单体 CDK 中,这些元件并未处于最佳排列状态。细胞周期蛋白的结合会重塑激酶结构,使 αC 螺旋移动,并改变活化区段的位置。对 CDK2 的结构研究提供了尤为清晰的实例。它的 αC 螺旋含有特征性的 PSTAIRE 序列,而相关 CDK 则含有这一基序的变体。细胞周期蛋白的结合有助于使催化残基正确排列,而活化区段的磷酸化则可稳定活性更充分的构象。通过X射线晶体学解析的结构揭示了调节亚基如何在不提供第二个催化位点的情况下控制酶的活性。
许多参与细胞周期的 CDK 偏好的最小底物序列是丝氨酸或苏氨酸后紧接脯氨酸。常用的扩展共有序列为 ,其中 X 代表任意氨基酸。这种偏好并非绝对规则,细胞中也并非所有符合这一模式的序列都会被磷酸化。位点的可接近性、与之竞争的酶、亚细胞定位,以及是否具备对接相互作用的条件,都会影响底物选择。
细胞周期蛋白不仅激活激酶,还通过结合底物来赋予特异性。多种细胞周期蛋白能够识别一种对接基序:精氨酸后接一段包含亮氨酸的短序列,通常称为 RXL 基序或 Cy 基序。包括 Cks 蛋白在内的其他结合伙伴,有助于组织复合物与磷酸化底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即使两个 CDK–细胞周期蛋白复合物的催化位点具有相似的序列偏好,一个带有多个磷酸化位点的蛋白质对它们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响应。CDK 的特异性由整个分子复合物及其所处的细胞环境共同决定。
激活与抑制的多层调控
与细胞周期蛋白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调控步骤,但 CDK 的活性并不单由细胞周期蛋白的丰度决定。不同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模式、降解速率、结合偏好及细胞内定位各不相同。D 型细胞周期蛋白将细胞外生长信号与 CDK4 和 CDK6 联系起来;E 型和 A 型细胞周期蛋白主要与 CDK2 结合;A 型和 B 型细胞周期蛋白则与 CDK1 结合。这些是生理条件下的主要配对关系,并未涵盖所有可能的相互作用。
许多 CDK 的激活还需要其活化区段中的一个苏氨酸残基被磷酸化。研究较为透彻的例子包括 CDK2 的 Thr160 和 CDK1 的 Thr161。在动物细胞中,CDK 激活激酶(CAK)是由 CDK7、细胞周期蛋白 H 和 MAT1 组成的复合物。出芽酵母中的组成方式有所不同,主要由 Cak1 执行激活 CDK 的功能。这一区别说明,与调控机制的各项细节相比,核心催化机制具有更高的保守性。
其他位点的磷酸化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对于 CDK1,即使已与细胞周期蛋白结合,Thr14 和 Tyr15 的磷酸化仍会抑制其活性。Wee1 主要催化 Tyr15 的抑制性磷酸化,而 Myt1 则可磷酸化 Thr14 和 Tyr15。Cdc25 磷酸酶家族成员可去除这些抑制性磷酸基团。因此,细胞进入有丝分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抑制性激酶与激活性磷酸酶之间的平衡,而不只是细胞周期蛋白 B 的积累。
专门的 CDK 抑制蛋白构成了另一层调控。INK4 家族包括 p15、p16、p18 和 p19,优先抑制 CDK4 和 CDK6。这些蛋白会改变激酶的构象,并妨碍其与细胞周期蛋白形成具有活性的复合物。Cip/Kip 家族包括 p21、p27 和 p57,可调控多种细胞周期蛋白–CDK 复合物。它们的作用取决于具体情境:它们能够抑制含 CDK2 的复合物,而 p21 和 p27 也可协助细胞周期蛋白 D–CDK4/6 复合物的组装、定位或调控。因此,“抑制蛋白”这一名称并不能涵盖这些蛋白的全部分子功能。
蛋白质降解使调控具有方向性。泛素—蛋白酶体系统通过受调控的泛素化过程清除细胞周期蛋白和 CDK 抑制蛋白。SCF 泛素连接酶参与降解 p27 等已磷酸化的抑制蛋白,而后期促进复合物(APC/C)则促进有丝分裂期细胞周期蛋白及其他细胞周期调控因子的降解。这些过程的作用并不相同:清除抑制蛋白可以提高 CDK 活性,而降解起激活作用的细胞周期蛋白则可以终止其活性。
这一整合系统同时包含正、负反馈。CDK1 可通过促进 Cdc25 的活性并对抗 Wee1 介导的抑制,推动自身激活。随后,依赖 CDK 的过程又有助于 APC/C 的激活和细胞周期蛋白的降解。这类调控回路会产生快速的状态转换和振荡,而不是使细胞周期蛋白浓度与细胞行为之间呈现简单的正比关系。
DNA复制与有丝分裂的协调
在典型的哺乳动物增殖细胞周期中,G1期、S期、G2期和M期分别由不同的CDK活性占主导。这种依次更替协调了细胞生长、DNA复制和有丝分裂。人们熟知的顺序——细胞周期蛋白D–CDK4/6、细胞周期蛋白E–CDK2、与细胞周期蛋白A结合的激酶,以及细胞周期蛋白B–CDK1——有助于理解这一过程,但不应将其视为严格的接力,即认为每种酶都只有一种功能且无法被替代。
在G1期,生长因子信号促进D型细胞周期蛋白的产生和CDK4/6活性的增强。CDK4/6的一个重要底物是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RB),它能抑制E2F转录因子。RB磷酸化状态的变化会改变这种抑制作用,并促进DNA合成所需基因的表达,包括编码复制蛋白和其他细胞周期调控因子的基因。细胞周期蛋白E–CDK2参与推动细胞向持续的S期活动过渡。RB各次磷酸化事件的确切顺序及其功能意义取决于细胞所处的具体环境,但CDK活性、RB与E2F之间的核心关系已经得到充分确立。
在复制过程中,还必须区分复制起点的许可与激活。在CDK活性较低时,复制前复合物可将MCM解旋酶装置加载到DNA上。随后,S期CDK与Dbf4依赖性激酶协同作用,激活已获得许可的复制起点。与此同时,不断升高的CDK活性通过影响复制起始蛋白及相关调控因子,阻止新的复制许可。这种分离机制有助于确保一个染色体区域在一个分裂周期内通常只复制一次,而不会反复复制。
CDK1驱动有丝分裂中的主要结构重组。它通过广泛的底物网络,促进染色体凝缩、核膜解体、细胞骨架重组以及有丝分裂纺锤体的组装。这些效应并非仅靠一种激酶就能实现:CDK1需要与Polo样激酶、Aurora激酶及其他调控因子协同作用。例如,核纤层蛋白的磷酸化有助于核纤层解体,而微管相关蛋白的变化则有助于将间期微管网络转变为分裂装置。
有丝分裂的退出需要逆转上述大部分磷酸化。一旦染色体分离的条件得到满足,APC/C依赖性的分离酶抑制蛋白降解便使分离酶得以激活,而细胞周期蛋白B的降解则使CDK1活性降低。随后,蛋白磷酸酶,尤其是PP1及含PP2A的复合物,促进染色体去凝缩、核膜重建及有丝分裂退出过程中的其他变化。因此,CDK负责建立有丝分裂状态,而这一状态的终止则需要蛋白水解与去磷酸化的协调配合。
遗传学实验揭示了这一系统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即使缺少多种间期CDK,小鼠胚胎细胞仍能增殖,因为CDK1可以与通常同这些酶配对的细胞周期蛋白结合。尽管如此,某些CDK对于特定组织或发育过程仍然不可或缺;例如,CDK2在减数分裂中具有关键作用。这些发现表明,完成一次分裂周期所需的最基本机制,与完整生物体所采用的特化调控网络并不相同。
检查点、生长停滞与基因组保护
CDK调控是连接细胞周期进程与细胞状态监控的重要纽带。细胞周期检查点是一种信号传导机制,当某项必要事件尚未完成或发生损伤时,会延缓细胞周期推进。检查点通常不会直接检查单个CDK分子,而是通过改变调控网络,决定依赖CDK的阶段转换能否继续进行。
DNA损伤会激活以ATM或ATR及其下游检查点激酶为核心的信号通路。ATM主要参与对DNA双链断裂的应答,而ATR则主要响应与复制有关、含有单链DNA的结构。CHK1和CHK2参与调控Cdc25磷酸酶及其他调控因子。抑制Cdc25活性可使CDK1或CDK2维持抑制性磷酸化状态,在DNA修复和恢复机制发挥作用期间,延迟细胞进入有丝分裂,或限制与复制相关的活性。
p53通路通过转录调控实现对CDK的抑制。在相应应激信号的作用下,p53可提高编码p21的CDKN1A基因的表达。p21通过抑制特定的细胞周期蛋白–CDK复合物,帮助诱导细胞周期停滞。这种停滞并不一定是永久性的:短暂的周期停滞、持续的周期停滞、细胞衰老和细胞凋亡是不同的应答,其发生取决于细胞类型、损伤情况及信号传导背景。因此,p53–p21轴只是更广泛的细胞命运决策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复制压力凸显了一种尤为重要的平衡。启动DNA合成需要一定的CDK活性,但过度启动会增加活跃复制叉的数量,使可用资源趋于紧张。检查点信号在限制复制起点不当启动的同时,也有助于稳定承受复制压力的复制叉。如果细胞携带未完成复制或受损的DNA进入有丝分裂,就可能导致染色体断裂和分离错误。限制CDK活性有助于维持基因组复制与染色体分配之间的协调。
纺锤体组装检查点在较晚阶段发挥作用,其对CDK活性的调控也较为间接。未附着于纺锤体微管的动粒会产生信号,抑制Cdc20对APC/C的激活。这会延缓分离酶抑制蛋白和细胞周期蛋白B的降解,有助于维持有丝分裂状态,直至染色体附着满足要求。因此,一种检查点可通过降低CDK活性来阻止阶段转换,而另一种检查点则可通过阻止CDK活性下降来延缓阶段转换。
较长期地退出增殖状态涉及多种相互重叠的机制。静息细胞通常将细胞周期相关CDK的活性维持在较低水平,但在适宜条件下可以重新进入细胞周期。衰老细胞则表现出更稳定的增殖停滞,通常涉及p16–RB和p53–p21通路。仅凭某一种抑制因子的测量结果,无法界定这两种状态中的任何一种。CDK活性是生长信号、应激反应、分化程序及基因组状态共同作用的功能性结果。
转录与RNA加工
一些CDK主要调控转录,而非控制细胞周期各时相之间的转换。它们的底物包括转录机器的组成成分、调控蛋白以及参与RNA成熟的因子。其中一个核心靶点是RNA聚合酶II最大亚基的羧基末端结构域,即CTD。人类CTD含有52个重复序列,其序列与七氨基酸序列Tyr–Ser–Pro–Thr–Ser–Pro–Ser相近。不同的磷酸化模式有助于协调转录和RNA加工的各个连续阶段。
CDK7、细胞周期蛋白H和MAT1在通用转录因子TFIIH中组成一个激酶模块。在这一复合物中,CDK7可磷酸化聚合酶II的CTD,尤其是Ser5和Ser7位点。Ser5磷酸化与转录早期阶段相关,并有助于招募为新合成RNA添加保护性帽结构的分子机器。因此,CDK7将启动子相关事件与信使RNA的生成和成熟联系起来,而其独立的CAK活性则使其参与细胞周期调控。
CDK9主要与T型细胞周期蛋白结合,形成正性转录延伸因子b,即P-TEFb。转录起始后,RNA聚合酶II在DSIF和NELF的影响下,常会在基因启动子附近暂停。CDK9可磷酸化这些因子的组成成分,包括DSIF中的SPT5,也参与聚合酶CTD的磷酸化。这些变化促使聚合酶解除暂停,进入有效延伸阶段。部分P-TEFb被保留在含有7SK RNA和HEXIM蛋白的非活性复合物中,形成一个受调控的转录延伸活性储备库。
CDK12和CDK13通常与细胞周期蛋白K结合,也参与转录延伸和RNA加工。它们可磷酸化聚合酶II的CTD,并影响全长转录本的生成。CDK12对于许多长基因的正常表达尤为重要,其中包括参与基因组维护的基因。其活性丧失可增加基因内部的过早切割和多聚腺苷酸化。尽管CDK12与CDK13关系密切,但二者的功能仅有部分重叠。
CDK8和CDK19与细胞周期蛋白C、MED12、MED13或它们各自的相关伙伴一起,在与中介体复合物相结合的激酶模块中发挥作用。该模块影响转录调控因子、中介体复合物和聚合酶II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作用既可能是激活性的,也可能是抑制性的,具体取决于基因及其所处的信号环境。因此,将这些激酶简单归类为普遍促进转录的因子会造成误导。
与转录相关的CDK说明,不能直接将CDK抑制等同于细胞周期阻滞。抑制CDK9等激酶可迅速改变转录本的生成,并降低那些信使RNA或蛋白质产物周转较快的蛋白质的水平。有些效应可能在细胞周期分布出现任何可检测变化之前就已发生。反过来,转录的改变也可继发性地改变细胞周期蛋白的生成、DNA修复能力或生存信号传导,从而将这一激酶家族的转录调控分支与细胞周期调控分支联系起来。
特殊功能与进化多样性
CDK通常与常规细胞周期蛋白及细胞增殖相关,而CDK5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已得到最充分确认的CDK5激活因子是p35和p39。这两种蛋白并非典型的细胞周期蛋白,但具有类似细胞周期蛋白的激活结构。CDK5在神经系统中尤为活跃,包括在正常情况下不再分裂的已分化神经元中。它参与神经元迁移、细胞骨架组织、轴突运输和突触功能。
CDK5激活因子的位置及其存续时间,会改变激酶活性产生的生物学效应。p35的氨基端区域有助于将复合物定位至膜上。钙蛋白酶对p35进行蛋白水解切割后,可产生p25;p25缺少这一定位区域,且更为稳定。因此,与p25结合的CDK5和与p35结合的CDK5,其活性的持续时间和作用位置可能不同。研究者已在神经元损伤和神经退行性变的模型中研究了这一机制,但仅凭这些模型中的发现,尚不能确定人类神经系统疾病存在一条单一的因果通路。
该家族的其他成员具有专门的功能,或其功能尚未完全阐明。已有研究表明,CDK11蛋白参与转录、RNA剪接和有丝分裂调控。CDK14与细胞周期蛋白Y结合后,可通过磷酸化共受体LRP6,参与Wnt信号传导的调控。这些例子表明,保守的催化框架可以被纳入多种信号网络,而这些网络无法仅用从G1期到M期的简单序列来充分描述。
不同生物之间的比较既揭示了保守性,也显示出多样化。出芽酵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单一的主要细胞周期CDK——Cdc28,并由其与不同的细胞周期蛋白配对。裂殖酵母同样利用Cdc2来控制细胞周期中的关键转换。哺乳动物则将相关功能分配给多种CDK,从而实现组织特异性调控,并对细胞外信号作出更复杂的响应。这种扩增带来了功能冗余,也为功能特化提供了机会。
植物具有可辨识的CDK调控系统,同时也具有自身谱系特有的特征。CDKA蛋白在细胞周期的两个主要转换阶段前后均发挥重要作用,而植物特有的CDKB蛋白则主要参与细胞周期后期的事件。植物生长还经常涉及内复制,即DNA发生复制,却不伴随相应的有丝分裂。对CDK及其抑制因子的调控,有助于决定细胞是继续进行有丝分裂,还是进入这类替代性周期。
CDK在真核生物中的分布,支持这一调控策略起源古老的观点。细菌虽然具有其他蛋白激酶,以及协调复制与分裂的精密机制,却不使用经典的细胞周期蛋白–CDK系统来组织其分裂周期。因此,进化在真核生物中保留了以CDK为核心的调控方式,同时调整了细胞周期蛋白的组成、激活酶、抑制因子和底物网络,以适应不同的细胞功能与发育需求。
癌症生物学与治疗性抑制
癌症中经常出现 CDK 通路异常,但发生改变的往往是调控因子,而非激酶本身。例如,细胞周期蛋白 D1 基因 CCND1 扩增;编码 p16 的 CDKN2A 缺失或沉默;以及 RB 通路受损。这些变化可能削弱生长条件与细胞进入细胞周期之间的正常联系。它们产生的生物学效应并不相同,不同肿瘤对特定 CDK 的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
细胞周期蛋白 D–CDK4/6–RB 轴在促有丝分裂信号与细胞增殖之间建立了相对明确的联系,因此成为重要的治疗靶点。哌柏西利、瑞波西利和阿贝西利均可抑制 CDK4 和 CDK6,并已确立用于激素受体阳性、HER2 阴性乳腺癌的治疗。哌柏西利于 2015 年首次在美国获批,瑞波西利和阿贝西利则于 2017 年首次获批。各药物的具体适应证有所不同,且随着后续监管审批而不断扩大。
在特定临床情境下,这些药物通常与内分泌治疗联合使用。它们直接的生化作用是抑制激酶活性;减少 RB 磷酸化和抑制细胞进入细胞周期,则是重要的下游效应。要产生经典的抗增殖反应,通常需要具有正常功能的 RB。不过,仅检测该通路中的单一组分并不能充分预测治疗反应,因为不同肿瘤的信号输入、代偿通路和演化历程各不相同。
耐药机制可能涉及 RB 功能丧失、细胞周期蛋白 E–CDK2 活性增强,或生长因子及其他信号通路发生改变。一些耐药肿瘤会出现可识别的遗传变化,另一些则通过改变调控状态而产生耐药,无法用某个单一突变加以解释。实验室模型还揭示,CDK4/6 抑制会影响代谢、衰老相关程序以及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各项效应对临床结局的贡献取决于具体情境。
靶向转录相关 CDK 则代表另一种治疗策略。抑制 CDK7、CDK9、CDK12 或 CDK13,可扰乱转录程序,或干扰维持细胞存活及修复 DNA 所需蛋白质的生成。这类方法已得到广泛研究,但生物学依据、培养细胞中的活性和临床获益属于不同层次的证据。早期广谱 CDK 抑制剂的研究表明,同时抑制多种必需激酶时,很难获得具有实用价值的肿瘤选择性。
选择性也会影响不良反应。正常骨髓、肠道组织及其他增殖活跃的组织依赖受到调控的细胞周期活动,而转录相关 CDK 则支持分裂细胞和非分裂细胞中的各种功能。尽管 CDK4/6 抑制剂具有相同的主要靶点,但其不良反应谱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因此,“CDK 抑制剂”指的是按作用机制划分的一类药物,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一致的临床效应;针对某一种化合物的研究结果,也不能直接套用于另一种化合物。
实验研究方法与尚未阐明的机制
CDK 研究结合了遗传学、生物化学、结构生物学和活细胞测量等方法。利用纯化组分开展的激酶测定可检验 CDK 复合物能否在受控条件下磷酸化某种底物,测量指标包括 ATP 消耗量、磷酸基团掺入量或磷酸化产物的生成量。这类实验能够证实其生化作用能力,但较高的酶浓度和简化的实验条件可能使细胞内不常见的相互作用得以发生。要证明某种蛋白质是其生理底物,还需要更多证据。
遗传学方法包括基因敲除、条件性失活、RNA 干扰以及基于 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的扰动。这些方法可揭示细胞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对激酶的依赖,但细胞可能对激酶的长期缺失产生代偿。急性抑制剂处理或诱导性蛋白质降解能够揭示即时功能,而这些功能在长期适应后可能被掩盖。化学遗传学策略提供了另一条途径:经工程改造的“类似物敏感型”激酶能够容纳体积较大的抑制剂或核苷酸类似物,而这些分子与大多数未经改造的激酶相互作用较弱。
大规模蛋白质组学和质谱法可鉴定在 CDK 活性受到扰动时丰度发生变化的磷酸化位点。解读结果时需要谨慎,因为某个磷酸化位点的消失,可能是磷酸酶活性、蛋白质丰度或细胞所处的细胞周期阶段发生变化所造成的间接结果。要有力地确认底物,通常需要综合快速扰动、体外直接磷酸化、适当的对接相互作用以及对被修饰残基的功能检验等证据。将丝氨酸或苏氨酸替换为丙氨酸可以阻止磷酸化,但用酸性氨基酸残基替换它们,并不一定能模拟真实磷酸基团的作用。
活细胞报告系统改变了人们对细胞作出进入细胞周期这一决定的认识。荧光传感器可以通过磷酸化依赖的定位变化或分子构象变化,指示 CDK 活性。其他报告系统则可标示受细胞周期调控的蛋白质的降解过程。这些工具与延时显微成像结合使用,表明遗传背景相似的细胞在分裂后是否以及何时重新进入细胞周期方面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群体平均水平上 CDK 活性的升高,可能掩盖了各个细胞不同的变化轨迹。
一个核心机制问题是:功能部分重叠的激酶如何产生一系列有序事件。一种解释强调定性的特异性,即不同的细胞周期蛋白招募不同的底物。另一种解释则强调定量阈值,即某些底物在 CDK 活性较低时就会响应,而另一些底物则需要更高的活性。这两种机制可以并存。即使在细胞周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同一种催化亚基发挥作用,多位点磷酸化、磷酸酶的拮抗作用、底物定位和反馈也能形成不同的转换节点。
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转录相关 CDK 的组织方式、亲缘关系密切的家族成员之间的功能分工,以及实验结果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不同组织。高分辨率结构可揭示可能的分子相互作用,而细胞实验则能确定这些相互作用何时发生,以及它们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区分直接的催化效应与细胞状态改变所引起的变化,始终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解读药物反应、全基因组范围的磷酸化数据或长期遗传扰动的结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