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电子断层成像(cryo-ET)是一种三维成像方法,通过电子显微镜从一系列观察角度对冷冻水合样品进行成像,再利用计算重建将这些投影合成为称为断层重建图的三维体数据。作为冷冻电子显微术的一个分支,这种方法无需采用许多常规电子显微镜制样流程中的脱水和重金属染色步骤,即可观察膜、丝状结构、细胞器、病毒以及大型分子复合物。
这项技术的独特贡献在于,能够在生物结构所处的空间环境中对其进行观察。冷冻电子断层成像不需要大量分离出来的纯化蛋白质复合物拷贝,而是可以研究细胞内部的单个组装体,包括它们的位置、取向、相互作用和结构差异。随后,还可以对重复出现的复合物进行对齐和平均,以获得更精细的分子细节。因此,这种方法将细胞超微结构研究与结构生物学联系起来,但其能力也受到辐射损伤、样品厚度、角度采样不完整,以及拥挤环境中分子识别困难等因素的限制。
历史发展及与其他结构研究方法的关系
电子断层成像源于一个数学原理:三维物体可以通过其投影重建。1968年,戴维·德罗西耶和阿伦·克卢格展示了如何利用生物结构的电子显微图像进行三维重建,为三维电子显微学奠定了计算基础。此后的发展使人们能够通过实际倾转样品来采集图像,并据此重建非对称物体。早期的生物电子断层成像通常使用经过化学固定、脱水和树脂包埋的材料,这类材料所能耐受的制样与成像条件,与含水样品所用的条件截然不同。
制样技术上的决定性进展,是实用玻璃化方法的开发。20世纪80年代初,雅克·迪博谢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可以对薄层水性样品进行足够快速的冷冻,从而抑制具有破坏性的冰晶形成。1984年,马克·阿德里安、迪博谢、让·勒波和阿拉斯代尔·麦克道尔发表的一项研究,展示了对玻璃态水中病毒的电子显微成像。由此制得的样品保留了水合状态,而不需要以结晶冰作为基质。玻璃化由此成为单颗粒冷冻电子显微术和冷冻电子断层成像的共同基础。迪博谢、约阿希姆·弗兰克和理查德·亨德森因在冷冻电子显微术发展方面的贡献,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不过该奖项并非专门授予断层成像技术。
随着稳定的低温样品杆、计算机控制的显微镜、自动化倾转序列采集技术和重建软件协同发展,冷冻电子断层成像日益具备实用性。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在反复倾转过程中使同一样品区域保持居中和对焦所需的人工操作。随后,直接电子探测器改善了微弱信号的记录,并使单次曝光能够分帧记录为影片。低温聚焦离子束制样技术则将该技术的适用范围从天然较薄的样品,扩展到了较大细胞内部的特定区域。
冷冻电子断层成像与单颗粒分析的区别,既涉及采样方式,也涉及推断方式。单颗粒分析通常将大量名义上等同的颗粒图像合并处理,而每个颗粒在成像时的取向起初都是未知的。冷冻电子断层成像则记录已知的样品倾转序列,并对每个视野进行重建,保留各物体之间的相对空间排列。随后,亚断层图平均在这一具有空间分辨信息的数据集中引入群体分析步骤。
其他结构研究方法可以提供互补信息。X射线晶体学通过晶体衍射推导分子结构,而核磁共振则可在适当条件下表征分子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常规荧光显微术能够识别带有标记的组分,并追踪生命活动过程,但不能直接揭示具有相当细节水平的分子超微结构。冷冻电子断层成像介于这些方法之间:它能在纳米尺度上解析细胞的组织结构;对于丰度足够高且性质适宜的组装体,还能支持接近原子细节水平的分子重建。
图像形成、样品厚度与辐射损伤
冷冻电子断层成像通常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使加速后的电子穿过样品,再通过电磁透镜形成图像。在生物断层成像中,常用仪器的加速电压为200或300千伏。电子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强,因此能够使极薄的生物材料显现出来,但这种相互作用也限制了能够可靠解读的样品厚度。随着厚度增加,多重散射和非弹性散射会降低有效衬度,并使记录图像与其所反映的结构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包埋于玻璃态水中的生物材料主要由轻元素组成,在典型成像条件下属于弱振幅物体。其有效信号很大一部分通过相位衬度记录下来:被样品散射的电子与未散射的电子束发生干涉。人为引入离焦,可将样品引起的部分相位调制转化为可测量的强度变化。显微镜的衬度传递函数描述了不同空间频率的信号如何被传递、衰减或反转。其振荡会引入随空间频率变化的失真,因此,在需要高分辨率信息时,必须估计衬度传递函数并进行校正。
样品倾斜会增加电子穿过平板状样品的路径长度。对于厚度为 、倾斜角为 的平板,理想化的路径长度为
在 时,路径长度是未倾斜时厚度的两倍。因此,大倾角图像的信号质量通常低于小倾角图像。能量过滤器可以去除大量非弹性散射电子,从而改善图像衬度,但无法恢复已被散射或损伤掩盖的结构信息。因此,厚度限制取决于实际条件,而非一个普适的界限:可接受的厚度取决于加速电压、样品组成、成像条件以及所追求的分辨率。
电子辐照也会改变样品。电离及随后的化学反应会使化学键断裂、改变敏感的分子基团,最终造成更大尺度的质量损失或气泡形成。低温可以抑制许多后续运动和反应,但不能消除辐射损伤。通常,在整体结构特征消失之前,高分辨率信息就已开始劣化。因此,采集倾转序列时,必须将有限的累积电子剂量分配到多幅图像中;生物样品的常用流程中,总剂量通常约为每平方埃80–150个电子,不过不同方案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这带来了一个核心权衡:增加电子数可以改善计数统计,但过量辐照会破坏正在测量的结构;增加投影数量可以改善角度采样,但每幅投影能够分得的剂量预算就会更少。因此,单个断层重建体所包含的高分辨率信号,远少于仅根据其标称体素间距可能预期的水平。采样、可见性与经验证的结构分辨率是不同的量。
生物样品的玻璃化与制备
低温制备的目的是在结构发生显著重排之前,将含水样品固定下来。在玻璃化过程中,冷却速度足够快,使水固化为非晶态,而不是形成普通的晶态冰。冰晶会使生物材料移位,并产生强烈的衍射特征。玻璃化并不意味着样品与其活体状态完全相同:它保存的是样品经过操作、环境变化和冷却之后的某一冻结构型,而这些过程都可能影响所观察到的结构。
对于较薄的悬浮液样品,通常将少量样品滴加到覆有多孔支撑膜的电镜载网上。去除多余液体后(通常采用滤纸吸液),将载网迅速浸入冷冻剂中,常用的是冷却至接近凝固点的液态乙烷。残留的水层横跨膜孔,或覆盖在支撑膜上。如果样品本身的尺寸及周围冰层的厚度允许足够多的电子透过,较薄的细菌、病毒、分离的细胞器、膜囊泡及纯化的组装体便可直接成像。金载网及其他机械稳定性较高的支撑材料可以减少某些类型的样品运动。
制备过程可能引入显著的选择效应。滤纸吸液会改变局部液层厚度和溶质浓度,颗粒也可能聚集在气–水界面。蛋白质在这一界面上可能变性、解离,或呈现择优取向。细胞可能被压入薄层中,也可能在载网上表现出不同于常规培养基底上的生长状态。因此,一个看似保存良好的视野,可能仅代表原始群体中的一部分。改变支撑材料的表面化学性质、加样方式、孵育时间和冷冻条件,可以改变这些效应,但没有任何制备方法能够消除所有扰动来源。
较大的细胞和组织需要采用不同的策略。高压冷冻通过改变水的冻结行为,并借助合适的样品载体实现快速保存,因此能够使比常规快速浸入冷冻所能处理的更厚样品实现玻璃化。不过,这些样品仍远厚于直接透射成像所允许的厚度,随后必须进行减薄。低温超薄切片技术可从冷冻材料中切取薄片,但切割可能造成压缩、裂隙及其他形变。离子束铣削无需机械切片,已成为一种主要的替代方法。
冷冻后,低温操作至关重要。载网和样品必须保持足够低的温度,以防止反玻璃化,同时还须避免接触空气中的水分。转移过程中沉积的霜会引入晶态污染,可能遮蔽待观察区域,或干扰铣削与成像。因此,制备记录不仅应涵盖生物学处理,还应包括载网类型、冷冻条件、冰层质量、转移过程,以及相关的质量控制观察结果。这些细节会影响对断层重建图像之间差异的判断:差异究竟源于生物学本身、保存状况,还是取样。
低温铣削与关联靶向定位
大多数真核细胞都过厚,除边缘较薄的区域外,无法直接进行冷冻电子断层成像。低温聚焦离子束铣削通过去除选定区域上下两侧的材料,留下电子可穿透的薄片,从而克服这一限制。这一流程通常使用集聚焦离子束与扫描电子显微镜于一体的仪器。镓离子广泛用于铣削;等离子体离子源则具有不同的铣削特性,并能去除更大体积的材料。
典型的细胞薄片厚度约为100–200纳米,但适宜厚度取决于样品和预期分析。先通过粗铣削去除大部分材料,再以较低束流进行抛光,更温和地逐步接近最终表面。表面保护层可减少不均匀的侵蚀。主要伪影包括:溅射差异形成沟槽的帘幕效应、已去除材料的再沉积、薄片弯曲,以及薄片表面附近由离子引起的损伤。当分子结构靠近铣削形成的边界时,这些影响尤其值得注意。
找到所需的细胞区域往往比制备薄片更困难。稀有结构可能只占细胞的很小一部分,而最终薄片仅保留其中一个狭窄的切片。光学与电子关联显微成像利用光学信息指导电镜样品制备和结果解读。荧光标记可在冷冻前或冷冻后定位蛋白质、细胞器、感染位点或其他目标,随后在光学显微镜、铣削仪器和透射电子显微镜之间进行坐标转换。
这种靶向定位的精度取决于不同成像模态之间的配准。光学分辨率、样品形变、标记物定位、样品台定位,以及观察几何关系的差异,都会带来不确定性。在多种成像模态下均可见的基准标记物有助于改善配准。薄片中的荧光可确认目标在铣削后仍然存在,但仅凭荧光信号本身,无法确定断层重建图中附近每一处密度所对应的结构。标记还需要经过生物学验证,因为添加标签或过表达可能改变目标的行为。
对于较厚的组织或经高压冷冻的材料,低温提取技术先取出一小块样品并将其固定在支撑载体上,再进行最终减薄。这样便能获取无法通过直接铣削载网上的细胞而触及的区域。此类制备在技术上要求很高,因为提取出的材料必须在多次转移过程中始终保持玻璃化状态、机械稳定性和准确的位置。
靶向定位决定了能够回答哪些类型的问题。非靶向制备的薄片可用于调查细胞中丰度较高的结构,而对于罕见事件,例如某种特定的膜重塑中间态,局部靶向定位则十分重要。由于采样体积很小,未观察到某种结构并不能证明它在细胞中不存在。
倾转序列采集与显微镜控制
倾转序列是在样品旋转时,对同一区域反复成像所获得的一组图像,样品通常绕单轴旋转。常用的角度范围约为 至 ,步进约为 –,但也可采用更宽的范围和不同的采样间隔。样品杆的机械遮挡、载网的几何结构、不断增加的有效厚度,以及大倾角下逐渐降低的对比度,都使成像无法覆盖全部角度。因此,采集时必须在角度范围、可用曝光剂量、视野和所需的空间细节之间取得平衡。
样品倾转时,目标区域并不会完全保持不动。样品台旋转轴的微小误差会造成横向位移和高度变化。正式记录前,操作人员或采集软件会将样品调整至近似共心位置,使目标靠近倾转轴。随后,自动跟踪与调焦会补偿残余位移。这些操作通常在邻近区域进行,以免最终成像区域受到不必要的照射。此外,还必须控制样品台移动后的漂移,否则可能造成图像模糊,或使目标移出记录视野。
投影角度的采集顺序十分重要,因为辐射损伤会在整个序列采集过程中不断累积。从一个极端角度依次采集至另一极端角度的顺序式方案,会使一些信息最丰富的小倾角图像在样品已经受到大量照射后才被记录。剂量对称倾转方案从接近零倾角处开始,随后在正负倾角之间交替采集,并逐渐增大倾角的绝对值。维姆·哈根、威廉·万和约翰·布里格斯于2017年描述的方法,将一种在早期小倾角图像中保留高分辨率信息的策略系统化,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特定仪器和样品几何形态,其他采集顺序仍有其用途。
现代直接电子探测器通常将每幅投影记录为一段短影片。对其中各帧进行对齐,可以补偿部分电子束诱导运动和样品台漂移。曝光加权则可降低高频信息已经退化的帧或投影所占的权重。这两种处理都无法逆转辐射损伤,而且不准确的运动估计可能使微弱的图像数据变得更加模糊,而非改善其质量。探测器增益校正、坏像素处理、放大倍率校准和图像畸变校正,也都会影响后续重建的质量。
离焦量是另一个采集变量。增大欠焦量可以让较大尺度的细胞结构更加清晰可见,但会使高分辨率信息的解读更加复杂,并引入更多的传递函数振荡。倾斜样品还会使图像中出现离焦梯度,而不同深度的物体又具有不同的局部离焦值。因此,准确的分子分析不能仅仅为整个序列指定一个焦点值。
自动目标定位、束像移采集以及显微镜的协同控制提高了采集通量。然而,只有当所采集的区域仍适合回答研究中的生物学问题时,快速采集才有意义。即使数据集很大,若样品目标定位不佳、厚度过大或已受损,也无法弥补样品制备的不足。
对齐与三维重建
重建之前,必须将各幅投影置于统一的几何坐标系中。对齐过程需要估计图像的平移、旋转、倾转轴方向,以及必要时的其他几何畸变。添加到样品中的金颗粒可以充当基准标记,因为可以在整个投影序列中追踪它们的位置。在细胞薄片中,可能没有标记,或标记的分布不利于使用,因此,基于局部图像块的相关分析和特征追踪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对齐残差可提供有用的诊断信息,但残差小并不意味着发生形变的样品中每个部分都已正确配准。
重建问题通常可通过傅里叶切片定理来理解。在理想投影模型下,一幅投影的二维傅里叶变换,对应于物体三维傅里叶变换中经过原点的一个平面。不同的倾转角度对不同的平面进行采样。因此,一套完整、无噪声的投影能够提供重建物体所需的信息。实际的冷冻电子断层成像与这一理想情况存在差距,因为图像中有噪声,角度覆盖不完整,并且受到传递函数调制以及随厚度变化的散射效应影响。
加权反投影是一种标准重建方法。首先对每幅图像进行滤波,以补偿频率采样的不均匀性,再按其记录的角度将其反投影到重建体积中。相比之下,迭代方法会反复将暂定三维体数据的计算投影与实测图像进行比较,并更新体数据,以提高二者的一致性。这些方法处理噪声和施加约束的方式不同,因此得到的结果在视觉上可能有所差异。图像看起来更平滑或边界更锐利,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细结构得到了更准确的恢复。
倾转范围有限会在傅里叶空间中形成一块未采样的信息区域,即缺失楔。其后果包括不同方向上的分辨率存在差异、结构特征大致沿采样不足的方向拉长,以及可见性随取向而变化。即使膜的组成没有变化,它也可能在某一取向上清晰可见,而在另一取向上信号微弱。双轴断层成像通过在载网平面内旋转样品后采集第二组序列,可以缩小未采样区域,但这会增加辐照剂量和配准的复杂程度,而且仍无法提供完整的信息。
高分辨率工作流程还会校正衬度传递和随辐照剂量增加而发生的信号损失。由于倾转后的样品各处具有不同的离焦值,可以进行局部校正,也可以采用考虑颗粒深度的三维模型进行校正。现代精修方法能够综合大量颗粒和投影,联合估计样品运动与几何误差。
输出结果是由体素构成的三维数组,并非直接标示分子身份的图谱。衬度反映的是经成像和数据处理过程调制后的电子与样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测量距离、体积和膜间距需要适当的校准;解读结果时,必须考虑重建方法、与取向相关的伪影以及有效分辨率,而不能仅依赖体素大小。
子断层平均与分子鉴定
单个细胞断层重建图中的信号通常不足以揭示大分子复合物最精细的结构细节。子断层平均通过提取大量包含同类对象的子体积,估计其取向和位置,再将它们合并,从而增强信号。随机噪声会部分抵消,而可重复出现的结构特征则会相互增强。当复合物数量丰富、体积足够大且具有多种取向时,这种方法尤其有效。
对于 次相互独立且等效的观测,理想情况下信噪比的增益近似按 增长。实际效果受到对齐误差、结构变异、角度覆盖不均以及处理过程引入的相关性等因素限制。核糖体是常见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们体积大、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细胞中都易于辨认。有序阵列、病毒表面蛋白、与丝状结构结合的复合物以及膜结合组装体也可能适合这种方法,不过,它们的取向分布可能导致重建信息中始终存在缺失。
粒子挑选可以采用手动标注、几何约束、基于参考结构的搜索或机器学习方法。模板匹配在断层重建图中搜索与给定参考结构相似的位置和取向。这种方法适用于已知复合物,但存在假阳性和参考偏倚的风险。较高的相关性得分并不能证明分子身份,尤其是在含有其他大小和形状相近对象的拥挤区域。独立的生物学证据、符合预期的细胞内定位、对照以及结果的可重复性,都能增强鉴定结果的可信度。
对齐和分类处理的是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问题。对齐旨在建立统一的坐标系;分类则用于区分不同的分子种类、组装状态或构象。若不加区分,混合群体可能产生模糊的平均结构,且不对应任何真实状态。反过来,过于灵活的分类也可能将噪声划分为看似有意义的组别。当生物学对象确实具有某种对称性时,施加相应的对称性约束可以增强信号;但如果这一假设不成立,就可能掩盖不对称特征,或制造误导性的规则结构。
许多高分辨率处理流程会直接利用原始倾转图像精修粒子参数,而不是仅依赖先前重建的体数据。这种做法能够更准确地建模局部离焦量、各倾转角度下的运动、取向以及其他成像参数。在有利条件下,子断层平均可达到亚纳米分辨率,对某些特定样品甚至可达到近原子分辨率。这种分辨率指的是特定复合物的平均结构,而非整个细胞断层重建图。
这一方法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经过精修的粒子仍保留其原始坐标。因此,可以将分子状态与膜曲率、距另一组装体的距离、沿丝状结构的位置或局部拥挤程度联系起来。这使结构与空间组织建立联系,而不是用单一、孤立的平均结构取代细胞的整体场景。
跨越分子与细胞尺度的生物学应用
当生物学功能依赖于三维排列方式时,冷冻电子断层成像(Cryo-ET)尤其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较薄的细菌细胞中,断层成像可以揭示细胞包被的组织方式、胞内丝状结构、储藏体、鞭毛马达和化学感受器阵列。对这些系统中的重复组分进行平均处理时,可以保留它们在细胞内的排列信息。例如,化学感受器阵列展示了重复的信号传导单元如何组装成延展的晶格,而这种整体组织方式对其活性至关重要。
膜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膜表面界定了不同区室,并为分子间相互作用提供了结构框架。断层图像能够分辨细胞膜的拓扑结构、胞内囊泡、接触位点以及线粒体的双层膜组织结构。在线粒体嵴中,ATP合酶二聚体沿高度弯曲的膜区域成排分布。断层成像将这些复合物的位置与周围膜的几何形态联系起来,但仅凭静态图像,无法确定组装与膜曲率之间因果关系的每一个环节。
细胞骨架则带来了另一组跨尺度问题。Cryo-ET能够在同一三维体积内追踪丝状结构的走向,并研究其中的交联结构、分子马达和附着结构。在纤毛和鞭毛中,微管二联体的重复排列使轴丝单元的平均处理成为可能,从而揭示动力蛋白马达及相关调控复合物的排列方式。在神经元突起和突触区域,断层成像可以显示囊泡、膜、丝状网络和大型分子组装体。对具体分子的鉴定仍取决于分辨率及佐证证据。
对于病毒,Cryo-ET可以研究无法用单一、高度对称的重建结构来描述的多形性颗粒。它能够揭示包膜蛋白的分布、膜与内部各层之间的连接,以及颗粒之间的结构差异。对受感染细胞的研究进一步将这类分析拓展到组装、出芽、膜重塑及与复制相关的区室。一系列构型不同的颗粒可能提示某种组装路径,但根据静态图像推断出的先后顺序,并不等同于直接观察同一颗粒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Cryo-ET还可通过定位核糖体,并研究其与膜、相邻核糖体及其他细胞组分的关联,为理解翻译(生物学)提供信息。对于条件较好的数据集,平均处理和分类能够区分不同的结构状态。随后可利用空间统计方法,检验这些状态是否与细胞内的位置或局部组织方式相关。
这些应用都有赖于将形态学信息与其他证据相结合。遗传扰动、生化分析、荧光定位以及通过独立方法测定的分子结构,有助于区分合理的解释与直接观察到的事实。Cryo-ET提供了极为细致的空间证据,但并不直接测量催化速率、整个生物体各处的分子浓度,或每个已观察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
验证、定量解读与计算前沿
验证首先要区分哪些是记录所得,哪些是推断所得。原始倾转图像、对齐后的投影、重建体数据、分割后的结构、平均后的颗粒以及拟合得到的原子模型,代表着经过逐级深入处理的证据形式。精美的渲染图可能掩盖模糊的边界或不确定的分子归属。因此,定量分析需要能够获取中间数据,以及有关数据采集、重建、滤波、颗粒选择和模型构建中各项处理选择的记录。
对平均结构的分辨率评估通常采用傅里叶壳层相关,比较由两半数据集独立重建的结果在不同空间频率下的相关性。在采用恰当的半图处理流程时,通常以 0.143 的相关性阈值报告标称分辨率。然而,掩膜处理、共用参考、颗粒信息重叠以及其他相关因素,都可能使表观一致性虚高。在断层成像中,严谨的数据划分必须考虑不同颗粒可能共用投影、受到相同局部成像误差影响这一事实。局部分辨率和方向分辨率可能比单一的全局数值更有参考价值。
分割将断层重建图转化为带有标签的对象,例如膜、丝状结构或囊泡。手动分割耗费大量人力,且不同标注者的结果可能存在差异;自动分割依赖训练数据,在面对不熟悉的结构或成像条件时可能失效。曲率、体积、间距和连通性的测量也会带有这些不确定性。统计比较还必须考虑数据集的层级结构:来自同一张断层重建图的大量颗粒,并不等同于相同数量的独立细胞或生物样品制备批次。
现代人工神经网络可以对断层重建图进行去噪、检测颗粒、分割细胞器,并估计有限角度数据中缺失的信息。这些方法能够显著提高数据的可用性,但视觉上的修复并不构成独立的实验证据。网络可能会抑制不常见但真实存在的特征,或引入其训练样本所偏好的模式。因此,关于新揭示结构的论断,需要通过实测投影、独立数据集或其他实验证据加以核查。当计算处理在未经直接采样的方向上生成细节时,尤其需要重视其中的不确定性。
公共数据资源有助于审查和重复利用数据。电子显微镜数据库保存重建图,而电子显微镜公共图像档案库则保存原始成像数据,其中包括断层成像数据集。由适当的重建结果得到的原子模型可以提交至蛋白质数据库。可重复性还取决于样品元数据、颗粒坐标、处理参数和软件版本;这些信息使其他研究者能够区分生物学发现与特定处理流程造成的效应。
主要技术挑战仍然相互关联:较厚的样品会降低成像质量,较薄的薄片会限制采样体积,高分辨率平均更适用于丰度较高的组装体,而靶向制样可能使所观察的细胞区域产生选择偏倚。因此,目前的技术发展涵盖自动化铣削、集成式低温荧光靶向定位、更快速的数据采集、更完善的成像物理模型,以及在保留空间关系的同时分析异质性分子群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