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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巴贝奇

查尔斯·巴贝奇是英国数学家和发明家,他设计的机械计算装置预示了可编程计算机的若干关键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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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巴贝奇(1791年12月26日—1871年10月18日)是英国数学家、发明家和作家,以设计机械计算装置而闻名。他设计的差分机旨在自动计算并打印数学用表;而构想更为宏大的分析机,则提出了一种通用、可编程计算机的设计方案。这两个项目在他生前都未能全部完成,但分析机的设计已包含与存储器、算术处理器、输入输出设备相对应的部件,以及控制运算执行顺序的机制。

巴贝奇的重要贡献并不局限于对现代计算技术的先期构想。他参与了英国数学的改革,协助创办科学学会,研究制造业与劳动组织,并批评英国科学事业的管理方式。他的计算装置源于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航海、天文学、工程、保险和政府事务日益依赖数值信息。这些装置的发展历程也揭示出,将数学设计、精密制造和公共财政统筹起来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在这项技术的最终潜力尚未得到广泛认识的时代。

教育与数学改革

巴贝奇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银行业家庭。童年时的疾病打断了他的正规学校教育,但私人授课和自主阅读使他很早就对数学产生了兴趣。1810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随后转入彼得学院,于1814年获得学位。当时,剑桥重视的是与艾萨克·牛顿一脉相承的数学方法,而欧洲大陆的许多数学家则采用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及其后继者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符号体系和分析方法。巴贝奇认为,这种与欧洲大陆数学实践脱节的状况阻碍了数学的进步。

1812年,他与约翰·赫歇尔、乔治·皮科克共同创立了分析学会。学会成员倡导欧洲大陆的分析方法,并推广使用莱布尼茨符号来表示导数。他们的倡议并不只是一场符号之争。符号体系会影响学生追踪最新研究、变换数学表达式以及交流数学论证的难易程度。1816年,巴贝奇、赫歇尔和皮科克出版了西尔韦斯特·弗朗索瓦·拉克鲁瓦所著微积分教科书的英译本,随后又于1820年出版了一部例题集。这些著作推动了剑桥数学教学的变革。

巴贝奇的早期研究涉及分析学的多个领域,包括函数方程。1816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在其计算机引起公众广泛关注之前,便已在英国科学界确立了地位。1820年,他参与创立了伦敦天文学会,即后来的皇家天文学会。天文学与他后来的工作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天文观测者和航海人员依赖大量数表,而编制这些数表需要进行海量重复的算术运算。

1814年,巴贝奇与乔治安娜·惠特莫尔结婚。他的家庭屡遭亲人离世之痛,其中包括乔治安娜于1827年去世。同年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遗产,使他在经济上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但研制计算机所需的资源,仍超出了个人研究者通常能够筹措的范围。1828年至1839年,巴贝奇担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但他并未将大学教学作为事业的重心。他主要在伦敦的工作坊和书房中开展工作,将数学分析、机械制图和工程实验紧密结合起来。

这些早年的经历,有助于解释他后来的项目为何具有独特的面貌。在巴贝奇看来,计算既是数学问题,也是组织和实践问题:要获得可靠的结果,就需要合适的符号体系、井然有序的操作流程、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足以胜任任务的仪器,以及有效的出版传播手段。

数学用表与差分原理

在巴贝奇生活的年代,“computer”通常指受雇从事计算工作的人。计算员组成团队,编制对数表、天体位置表、航海数据表及其他数值表。错误可能出现在多个环节:选择公式、进行算术运算、抄录中间结果、准备付印稿或排字。由于出版的数表会被反复使用,一处未被发现的错误就可能传播到此后的许多计算中。巴贝奇的方案针对的是这一整套制作流程,而不只是寻求一种速度更快的计算器。

差分机的数学基础是有限差分法。如果按等间距的自变量取值求出一个多项式的值,再反复作差,最终就会得到恒定的差分。一个次数为 nn 的多项式,其 nn 阶差分为常数,因此只需使用加法,就能继续算出它的数值表。例如,连续非负整数的平方为

0, 1, 4, 9, 16,…0,\ 1,\ 4,\ 9,\ 16,\ldots

它们的一阶差分为 1,3,5,7,…1,3,5,7,\ldots,二阶差分则均为 22。只要给定一个初始值、一个一阶差分值和恒定的二阶差分值,机器就能通过逐次相加,生成后续的平方数。

更一般地,若 Δf(x)=f(x+h)−f(x)\Delta f(x)=f(x+h)-f(x),则制表过程利用恒等式

f(x+h)=f(x)+Δf(x),f(x+h)=f(x)+\Delta f(x),

并相应更新各阶更高阶差分。选取适当的多项式,可以在有限范围内逼近实用数表所需的函数。机器在逐一生成后续表值时,无须进行乘法或除法,但数学上的准备工作和初始值的选取仍需由人完成。

1822年,巴贝奇提出了将机械用于数学用表编制的方案。他设想的机器通过齿轮的位置表示十进制数字。多列这样的齿轮用于存储数值,协调一致的机械运动则完成各列数值之间的相加。从一个十进制数位向高一位进位,是工程设计中的核心难题:例如,一长串连续的九就可能要求进位贯穿多个数位。要让机器可靠运行,就必须精确控制各项运动的先后顺序与时机。

另一个目标是自动输出。机器不再把计算结果交给抄写员,再由排字工人排版,而是以机械方式将结果传送至印刷设备或铅版制作设备。这将消除抄录和排字过程中一些容易出错的重要环节,但无法避免初始数据错误、近似方法不当或机械故障所造成的错误。

因此,差分机是一种专用的自动制表机。它的数学运算能力来自一种固定的数值方法,而非执行任意指令的能力。这一点使它有别于巴贝奇后来构想的通用分析机。

政府资助与制造危机

英国政府于1823年开始资助差分机项目,首笔拨款为1,500英镑。巴贝奇聘请了技艺精湛的工程师兼工具制造师约瑟夫·克莱门特,负责制造这台机器。事实很快表明,这项工程的规模远超最初介绍时所呈现的程度。它需要数千个严密配合的零件、详尽的施工图纸、专用工具,以及在反复加工中保持一致的精度;当时,这种精度并不是购买常规工业服务就能获得的。

困难并不在于19世纪初的英国缺乏精密工程技术。钟表制作、仪器制造和机床制造等行业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专业经验。真正的问题是,差分机要求将精密制造技术应用于一个规模异常庞大、各部分紧密联动的机构。某个误差在单独一个零件上或许尚可容忍,但经过一长串齿轮、杠杆和进位机构的传递后,就可能造成严重问题。设计上的变更,也可能要求修改已经绘图或制成的零件。

1832年,克莱门特完成了差分机一号的一部分,其中约有2,000个零件,并能实际运转。它证明了基本计算机构能够工作,但只占拟建完整机器的一小部分。按照完整设计,这台机器应能对最多20位十进制数进行计算,并处理最高六阶差分。这一留存至今的部分成为展示巴贝奇构想的重要实物,尽管整个项目能否完成已越来越难以确定。

巴贝奇与克莱门特因工场安排、报酬支付和费用承担等问题而关系恶化。巴贝奇希望将制造工作迁至离自己住所更近的地方,而克莱门特则要求补偿搬迁带来的干扰和开支。工具与图纸的所有权问题又使双方关系进一步复杂化。1833年,工作实际上已经停止。这场冲突不能简单归咎于发明家不讲道理,或是机械师从中作梗:它暴露出,对于如何管理如此规模的实验性工程项目,双方缺乏共同认可的框架。

到1842年政府正式撤回资助时,公共开支已达到约17,000英镑。完整的差分机始终未能交付,而巴贝奇此时已全身心投入更具雄心的分析机研究。因此,政府官员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项目:最初的目标尚未实现,发明家的注意力却已转向另一台机器。

这次失败是技术、管理和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巴贝奇不断完善设计,但出资的政府方面希望得到的是可用的成果,而不是一项没有明确终点的研究计划。这段经历成为一个早期案例,说明在尚无可运行的系统来展示其实用价值之前,要评估先进计算机器的价值有多么困难。

分析机的体系结构

1834年前后,巴贝奇开始研制分析机,不再局限于只能运用差分法的机器。分析机最显著的特点,是算术运算的执行顺序可以从外部指定。操作人员无须为每一种数学任务另造一套机构,只需为一台通用计算装置准备指令和数据。这台机器仍然采用机械结构和十进制,但其组织方式已预示了现代计算的若干基本原理。

巴贝奇将保存数值的“存储部”与执行算术运算的“运算部”区分开来。从功能上看,它们分别是计算机存储器和中央处理器的先驱,不过,这种比较并不意味着它们与电子硬件完全相同。在一个主要设计版本中,存储部计划容纳1,000个数,每个数有50位十进制数字。运算部则负责执行加、减、乘、除,并配有在运算部与存储部之间传送操作数和运算结果的机构。

指令将通过穿孔卡片输入,借用了当时已用于雅卡尔提花机的一种控制介质。在织造过程中,卡片上孔洞的排列决定哪些经线被提起。巴贝奇将这种由外部编码实施控制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计算。不同类别的卡片分别指定运算及其涉及的存储位置,另有其他配置用于提供数值信息。由于设计随时间不断变化,与其把分析机理解为一份始终固定不变的蓝图,不如将其视为一系列持续演进的设计方案。

重复执行是分析机预期能力的关键。许多计算需要对不断变化的数值反复执行相同的运算。巴贝奇设计了重复执行卡片序列的机构,并探索如何让计算过程取决于执行期间得到的结果。这些构想对应于后来编程中的循环和条件控制。机器还使用了带有凸钉的复杂滚筒来协调较底层的机械动作,从而将机器内部的动作时序与外部对数学任务的指定区分开来。

输出形式可以包括打印结果、穿孔卡片,在某些方案中还包括图形表示。因此,分析机在构想上并不只是代替手写计算的机械装置,而是集信息表示、存储、受控处理和结果自动传达于一体的机器。

不过,它并不是通常现代意义上采用冯·诺依曼结构的存储程序计算机。指令主要位于数值存储部之外,而非与数据一起编码存放其中。巴贝奇也没有提出电子实现方案或现代计算理论。他的成就在于,通过详尽的机械设计,确立了如何让同一台机器在可编程控制下完成多种不同的计算。

程序、梅纳布雷亚与阿达·洛芙莱斯

当时有关分析机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文献,源于巴贝奇1840年的都灵之行。他向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讲解了这台机器,其中就包括路易吉·费德里科·梅纳布雷亚。1842年,梅纳布雷亚发表了一篇法文文章,介绍分析机的结构,并通过数学实例说明其运作方式。这篇文章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巴贝奇通用机器论述的基础。

1843年,阿达·洛芙莱斯发表了梅纳布雷亚论文的英文译本,并附上大量以她姓名首字母缩写“A. A. L.”署名的注释。这些注释的篇幅远超原文。洛芙莱斯自1833年起便与巴贝奇相识,并与他合作阐释分析机的功能。两人的通信记录了他们围绕实例、措辞和数学步骤展开的交流。这份出版物是双方在思想传播方面的合作成果,不过,其中的译文、注释和辅助计算各有可辨明的创作脉络。

其中最著名的部分是注释G,它以表格形式列出了计算伯努利数的步骤。伯努利数见于幂和公式以及数学分析的其他领域。表格列明了运算、变量以及中间结果的传递方式,旨在展示分析机如何执行一项并不简单的计算。它是早期公开发表的、面向机器的算法表述的重要实例,而不是以现代编程语言编写的可执行代码。

洛芙莱斯对分析机潜能的描述,并不局限于将算术理解为对数量的计算。她认为,只要其他类型实体之间的关系能够用适当的形式规则来表达,机器也能处理这些实体,并以音乐创作为例。这一论述并未建立起可实际运行的符号计算系统,却认识到数值表示可以用来指代数字本身以外的结构化对象。

与此同时,洛芙莱斯强调,分析机所执行的运算,是人们知道如何指示它执行的运算。她的论述后来成为有关机器创造力与人工智能争论的一个参照点,尤其体现在艾伦·图灵于1950年对“洛芙莱斯夫人的异议”的讨论中。不应将这些后来的争论倒推为对一台已经投入运行的19世纪计算机的讨论:分析机从未以完整且能够运行的机器形态存在过。

人们常将洛芙莱斯称为“第一位计算机程序员”,但这一称号需要加以限定。巴贝奇此前已经编写过未发表的程序,并为自己的分析机制定了操作步骤。洛芙莱斯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她发表的注释、其中对运算的详细说明,以及对这台机器更广泛可能性的阐释上。将关于谁最早作出贡献的主张与现存文献证据区分开来,才能更准确地说明两人的贡献。

制造业、经济学与科学机构

巴贝奇对计算机械的兴趣,与他对工业生产的持续研究相伴发展。在《论机械与制造业的经济》(1832年)中,他考察了工厂、工具、劳动力、成本以及劳动组织方式。这本书以他对作坊和制造企业的实地走访为基础,而非仅仅将机械视为抽象的经济范畴。它成为十九世纪从工程视角分析生产活动的重要著作之一。

书中的一个核心论点涉及劳动分工。此前的作者已经解释过,将一项任务拆分如何能够提高工作速度和熟练程度。巴贝奇在此基础上详细说明,细分任务能让雇主为每一道工序配备受过相应程度训练的工人。如果一项复杂任务不加拆分,每个工人可能都需要掌握其中要求最高的技能;如果将任务拆开,就只有特定环节需要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这一见解通常被称为“巴贝奇原则”。

巴贝奇将类似的推理运用于脑力劳动。大型数值计算项目可以这样组织:由少数受过数学训练的规划人员拟定方法,中间层的监督人员将这些方法分解为较简单的任务,再由众多计算员完成常规算术运算。与加斯帕尔·德·普罗尼有关的法国数学用表编制项目,为这种组织方式提供了重要范例。机械计算则进一步延伸了这一分析,探讨哪些重复性操作可以从人转交给机械来完成。

他的工业著作还探讨了标准化、生产成本的计量、机械带来的益处,以及旨在协调工人与业主利益的制度安排。这些著作不仅属于技术史,也属于经济学史和管理史。不过,不应将它们视为已经成熟的现代科学管理理论或工业自动化理论。巴贝奇采用的概念范畴,反映的是英国工业化早期的作坊状况与劳资关系。

他对科学机构的批评同样有力。在《论英国科学的衰落》(1830年)中,他指出,英国科学机构在荣誉与资源的分配上存在弊端。他批评了英国皇家学会内部的一些做法,并将英国的制度安排与欧洲其他地区能够获得的国家支持形式加以比较。这部著作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它挑战了既有权威,而不只是要求增加研究经费。

1834年,巴贝奇还参与创立了伦敦统计学会,即后来的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他的参与将自己对数值证据、行政管理和有组织研究的兴趣联系在一起。在这些活动中,计算并非孤立的智力活动,而是一个更大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个体系涵盖机构、劳动者、仪器,以及信息的收集与利用。

其他研究与公共活动

除了计算机研制,巴贝奇还涉足了广泛的研究领域。其中一项在技术上尤为重要的研究涉及密码学。19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一种破解重复密钥多表代换密码的方法,这类密码如今通常被称为维吉尼亚密码。该方法利用密文中的周期性结构,将问题拆解为较为简单的代换密码系统。这是一项重要的分析成果,但他当时并未发表完整论述,因而未能公开确立其发现的优先权。

弗里德里希·卡西斯基于1863年独立发表了攻击此类密码的方法。后来,人们通过研究巴贝奇留下的文稿,才对他更早取得的成果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这段历史说明,作出发现与将发现公之于众、供人检验和使用,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区别。有说法认为,巴贝奇研究成果的保密可以归因于一项有文献记载的政府决定,对此应谨慎看待;与一些流行叙述中有关其成果受到压制的说法相比,现存史料对他所取得成就的支持要扎实得多。

他还研究了铁路运营。19世纪30年代,他曾试验一种“测力车”,旨在记录列车运动及运行条件的若干数据。其目的是通过测量,揭示速度、阻力、轨道状况与机车性能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属于一种更广泛的努力:以连续或系统记录的机械运行数据,取代对机械的主观印象。

巴贝奇的著作包括《各类人寿保险机构比较研究》(1826年),探讨了人寿保险及其数理基础。保险业依赖死亡率资料、概率和精确计算,因此也是他的数学兴趣与管理兴趣交汇的领域。他对可靠数表的重视,由此不仅与天文学和航海有关,也与应对长期风险的金融机构息息相关。

在《第九部布里奇沃特论著》(1837年)中,巴贝奇探讨了自然神学,以及恒常规律与表面上的例外之间的关系。他用来阐释观点的一个例子是一台计算机:它起初似乎按照某一规则生成数列,随后却依照一套更全面的安排改变输出。他借助机械这一例子说明,观察者的知识有限,可能会使遵循规律的事件看起来像是例外。这部著作反映的是19世纪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争论,而非对分析机的技术拓展。

在公共生活方面,他曾于1832年和1834年两次竞选议会议员,但均未成功。后来,他反对街头音乐的行动,尤其是针对在其伦敦住所外演奏的手摇风琴艺人的抗议,成了他广为人知的一面。这场冲突既反映了在喧闹城市中保护专注的脑力劳动之不易,也体现了他惯于通过详尽记录、公开论辩和要求监管来处理争端的倾向。

后期设计与二号差分机的重建

设计分析机的经验促使巴贝奇重新思考自动制表这一范围较为有限的问题。1847年至1849年间,他设计了二号差分机。这并不只是对尚未完工的第一台机器的延续。它采用了巴贝奇在后期工作中开发的更为精简的机械结构,数值处理能力更强,而所需的计算部件却远少于早期完整设计所需的数量。

二号差分机的设计能够使用31位数进行制表,并处理最高七阶的差分。其计算机构约需4,000个零件,这还不包括庞大的输出装置。该设计既能直接打印,也能制作铅版印刷用的纸型,延续了巴贝奇最初的目标:将计算与出版直接衔接起来,省去中间的人工抄录环节。输出机构可以按照适合印刷数表的版式编排结果。

巴贝奇在世时,二号差分机的完整版本始终未能建成。他继续研究计算机械,并在《一位哲学家的人生片段》(1864年)中记述了自己的经历。这部著作是了解其生涯的重要资料,但也带有鲜明的个人立场。1871年10月18日,他在伦敦去世。他的儿子亨利·普雷沃斯特·巴贝奇保存并推广了父亲的部分研究成果,利用留存的零件组装出小型演示装置,后来又建造了分析机运算部件的一部分。这些努力并不意味着那台通用计算机已经完成。

二号差分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建工作是在伦敦的科学博物馆进行的。该项目由多伦·斯韦德领导,艾伦·布罗姆利、雷格·克里克、巴里·霍洛韦等人承担了大量工程工作。团队依据巴贝奇留存的图纸,于1991年,即他诞辰二百周年之际,造出了能够运行的计算机构。配套的打印机和纸型制作装置则于2000年完工。

这个项目是一项历史工程重建工作,而不是严格照着一套原封未动的制造说明进行组装。团队必须解读图纸、消除歧义、纠正错误,并明确制造所必需的细节。尽管如此,他们仍遵循了原设计的机械原理,并采用了被认为凭借十九世纪技术能够达到的加工公差。最终造出的机器证明,巴贝奇成熟时期的差分机设计在机械上是可行的。

这一验证也有其局限。它并不能证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由政府资助的项目本来就能轻易成功,因为二号差分机是后来经过大幅改进的设计。它也没有验证尚未完成的分析机的所有部分。重建工作为某一特定的成熟机器设计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证据,但其他项目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各自经历的问题,仍须分别看待。

历史意义与前瞻性的局限

巴贝奇常被称为“计算机之父”。这一称号体现了分析机的独创性,却也将一段复杂的历史过度简化了。在他之前,机械算术已有先例,包括布莱兹·帕斯卡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制造的机器。穿孔卡控制在纺织生产中也早已有之。巴贝奇的独特贡献,在于将自动算术运算与一套关于通用计算、由外部程序控制的详尽构想结合起来。

他的设计预示了计算机体系结构中的一些重要区分与安排:存储与算术处理相分离、基本操作按序执行、重复执行,以及自动化的输入和输出。这些对应之处,使分析机成为计算机科学史上一项奠基性的研究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包含了后世计算机的所有原理。它采用十进制机械表示、基于卡片的控制方式,以及不断演变的内部组织结构,与二十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电子式、二进制、存储程序式系统存在显著差异。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前瞻性与实际影响之间的关系。后来的许多计算机先驱,其核心设计并非直接源自巴贝奇。电子计算是沿着多条发展路径兴起的,其中包括数理逻辑、电信、机电计算以及战时需求。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以及学者对其手稿的重新考察,巴贝奇的工作才逐渐为更广泛的人群所了解。仅凭体系结构上的相似性,并不足以证明其间存在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的技术传承。

他的机械符号体系也是一项重要成就,尽管它并未得到广泛采用。设计一台大型计算机器,不仅需要描述零部件的形状,还需要有办法描述它们的运动、时序与相互作用。巴贝奇为记录这些关系发展出了一套符号方法。这项工作与后来工程描述和软件工程所关注的问题颇为相似:必须足够清晰地表示一个复杂系统,才能在建造之前理解其组成部分、依赖关系和执行顺序。

因此,留存至今的文稿对于评价他的贡献至关重要。这些文稿表明,他所开展的是一项技术细节丰富的研究计划,而不只是提出一台思考机器的设想。同时,文稿也呈现出其中的修订、未完成的部分,以及不断变化的假设。历史学家会区分几类证据:某种机构是否已被绘制出来,其运作是否经过分析,以及实物实现是否确实能够运行。

巴贝奇的职业生涯也格外清楚地揭示了计算技术所需的社会条件。仅靠数学才智,无法造出可用的计算机;成功还需要制造能力、资金安排、稳定的技术规格、技术娴熟的协作伙伴,以及对用途有说服力的说明。他未完成的机器与后来的重建工作,共同保留了这段历史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是极早出现的可编程计算构想;另一方面,是将这一构想转化为可运行技术时面临的现实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