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阿尔巴因节

阿尔巴因节是什叶派穆斯林纪念侯赛因殉难四十日的节日,主要活动包括哀悼、赴卡尔巴拉朝圣及广泛的无偿接待。

21 个关键词1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11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什叶派穆罕默德伊斯兰教逊尼派朝觐圣训联合国教育、科学…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尔巴因节

阿尔巴因节是什叶派一年一度的重要纪念日,定于伊斯兰历第二个月色法尔月的二十日,以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本·阿里殉难后的第四十日。公元680年,侯赛因与一小群亲属和支持者在卡尔巴拉之战中遇害。这一纪念日在阿舒拉节之后;阿舒拉节于穆哈兰月十日纪念他的殉难。阿尔巴因节的阿拉伯语名称 al-arbaʿīn 意为“四十”,指的是这段哀悼期。

这一纪念活动将虔诚的谒陵、公开的哀悼,以及对侯赛因所受苦难及其宗教意义的追思融为一体。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前往伊拉克卡尔巴拉侯赛因陵的朝圣,参与者数以百万计,其中许多人长途步行前往。沿途的志愿组织和居民家庭免费提供食物、住宿及其他服务。无法前往伊拉克的各地社群也会通过哀悼集会、游行和诵念等方式纪念阿尔巴因节。

当代的阿尔巴因节集会,将伊斯兰教早期的神圣历史、中世纪的敬拜传统,以及现代交通、通信和人群管理系统汇聚在一起。要理解这一活动,就需要将公元680年发生的事件与后世有关首次四十日谒陵的记述区分开来,也需要将由来已久的侯赛因墓谒陵传统与当今规模空前的朝圣活动区分开来。

历法与纪念的事件

阿尔巴因节属于伊斯兰历穆哈兰月和色法尔月的一系列哀悼活动。伊斯兰历是阴历,一年比公历年短约十一天。因此,阿尔巴因节并不固定在一年中的某个季节,而是随年份推移遍历四季。其日期通常为色法尔月二十日,但由于确定阴历月份起始日期的方法不同,各社群采用的对应公历日期可能有所差异。“第四十日”这一名称遵循既定的纪念日推算惯例,不应将其理解为脱离宗教历法、按现代方式计算实际经过时间的结果。

这一纪念活动所依据的历史事件发生于伊斯兰历61年穆哈兰月十日,通常对应公历680年10月10日。侯赛因是阿里·伊本·艾比·塔利卜与法蒂玛之子,他拒绝承认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叶齐德·伊本·穆阿维叶的统治权威。在收到库法人发出的邀请后,他率家人和支持者离开麦加,前往伊拉克。然而,在他抵达之前,库法的政治局势已发生变化,他的一行人遭到拦截,被迫停留在卡尔巴拉平原。对峙最终以侯赛因及与他并肩作战的男性同伴被杀告终。

幸存的妇女和儿童,以及在战斗中幸存的侯赛因之子阿里·伊本·侯赛因,都被俘虏。相关记载描述了他们途经库法、随后被带到大马士革倭马亚宫廷的经历。侯赛因的妹妹宰娜卜·宾特·阿里作为这场惨剧的见证者,保存并公开阐明了它的意义,因此在什叶派的纪念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归于她和阿里·伊本·侯赛因名下的演说记载,成为后世纪念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与其他早期伊斯兰历史叙事一样,这些演说的措辞及流传过程也需要接受历史考证。

阿尔巴因节纪念的是这场杀戮的余波,而非另一场战斗。它将关注点从侯赛因之死延伸至丧亲、被俘、见证,以及其家人的幸存。四十天的间隔也使这一纪念活动与更广泛的哀悼习俗相联系。在若干穆斯林社会及其他宗教文化中,都有在逝者去世后第四十天举行纪念的习俗,但这些相似之处既不足以证明阿尔巴因节具有单一的起源,也不能据此将其视为伊斯兰教普遍规定的宗教义务。

阿尔巴因节对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群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尊侯赛因为第三任伊玛目。对侯赛因的崇敬也超出这些社群的范围,包括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然而,各群体参与阿尔巴因节的情况及对其仪式的理解仍有很大差异。它并非在教法地位上可与朝觐相提并论的义务性朝圣。

早期朝谒传统及其历史证据

关于首次阿尔巴因节朝谒,最广为人知的记载涉及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贾比尔·伊本·阿卜杜拉·安萨里。在什叶派的敬虔传统中,贾比尔与阿提叶·奥菲一同前往侯赛因的陵墓,在走近陵墓前先行沐浴,随后致以问安并表达哀悼。这一故事将陵墓描绘为战后不久便已有人前来朝谒的场所,并将相关纪念活动与先知社群中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联系起来。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所叙述的事件,也在于它为后世朝圣者树立了虔敬举止的典范。

另一种传统则将这一日期与侯赛因幸存家属结束囚禁、踏上归途的经历联系起来。按照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他们于色法尔月二十日抵达卡尔巴拉,并在那里与贾比尔相遇。有些记载还将这一天与侯赛因被砍下的头颅归葬、与遗体合葬一事联系起来。这些说法的文献依据并不一致,中世纪及后世学者对其行程和时间顺序也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家属是否在战后第一个阿尔巴因节抵达卡尔巴拉,至今仍是历史研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因此,应将这一说法与另一项确凿事实区分开来:他们被俘及幸存的经历,后来成为卡尔巴拉纪念传统的核心内容。

现存文献记录到了中世纪什叶派敬虔著述中才变得较为清晰。卒于十世纪的伊本·古拉维编纂了《朝谒全书》(Kamil al-ziyarat),这是一部颇具影响的文集,内容涉及朝谒圣地,尤其是侯赛因陵墓。卒于1022年的穆菲德和卒于1067年的图西,则推动了纪念历法与朝谒仪轨的传承和系统化。他们的著作表明,这类纪念活动已在什叶派学术宗教文化中占据稳固地位,但并未提供连续的记录,足以证明一种形式始终未变的大规模朝圣活动可一直追溯至680年。

有关朝谒侯赛因陵墓的记载,也见于叙述镇压的文献。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塔瓦基勒于850年下令拆毁陵寝,并限制人们前往。这些措施表明,该地当时已吸引信众前来礼敬,统治者也可能将其视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场所。但仅凭这些措施,并不能确定当时阿尔巴因节集会的规模或具体形式。

因此,阿尔巴因节的历史发展涉及几个相互交织的过程:早期对侯赛因安葬地的崇敬、有关朝谒功德的传述流传、仪式历法的逐步完善,以及后来有组织朝圣活动的扩大。现代敬虔叙事往往将这些过程串联为一个连续的故事。历史分析则会区分两类证据:一类证明朝谒陵寝的习俗由来已久,另一类则涉及具体日期、行程和仪式形式。

虔敬意义与阿尔巴因谒陵文

阿尔巴因节的核心是“齐亚拉”(ziyara),即怀着虔敬之心拜谒圣者的陵墓,或在别处向圣者致意。在什叶派的实践中,拜谒者向伊玛目致敬,承认其宗教地位,追忆其苦难,并重申对其所代表价值的忠诚。这一行为的对象是被认为亲近真主的人物;什叶派的解释将敬仰伊玛目、请求其代为求情,与唯独归于真主的崇拜区分开来。其他伊斯兰教传统对于某些陵墓仪式的正当性及其界限,则有不同看法。

《阿尔巴因谒陵文》是与伊斯兰历色法尔月二十日相关的一篇规定诵文。在什叶派虔敬文献中,这篇诵文经萨夫万·贾马勒传述,被归于第六任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它向侯赛因致敬,并从宗教与伦理层面阐释他的死亡。其中一段核心文字将他的牺牲描述为一场努力,旨在将真主的仆人从无知与迷误中解救出来。因此,这篇诵文并非仅将卡尔巴拉事件视为一场家族悲剧,而是将其置于宗教引导、忠贞以及暴政后果的脉络之中。

一则经常被引用、归于第十一任伊玛目哈桑·阿斯卡里的传述,列出了信士的五种标志,其中包括“阿尔巴因日的拜谒”。其他标志则涉及礼拜以及具有鲜明特征的虔敬实践。这则传述对于解释这一纪念活动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不过,其传承与诠释方面的问题属于圣训的学术研究范畴。它在宗教教导中的突出地位,不应被误认为意味着前往卡尔巴拉是一项得到普遍认可的教法义务。

阿尔巴因节的伦理话语着重强调忠诚、正义、坚忍、慷慨,以及拒绝为不义行为赋予正当性。侯赛因所受的干渴之苦及其家眷的苦难,使供水和为旅人提供食物具有特殊意义。步行可以被理解为通过身体力行来表达爱戴、谦卑,或对战后受苦者的声援。这些诠释说明了参与者所陈述的目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步行者都有完全相同的神学理解或政治立场。

这一纪念活动也将悲痛与希望联系在一起。哀悼保存了暴力事件的记忆,而代为求情、真主的公正以及伊玛目持续的指引,则将这段记忆置于更广阔的宗教视野之中。参与方式可以包括许愿、为亲属祈祷,或将一次拜谒奉献给无法亲自前来的人。留在家中的人也可以诵读谒陵文、参加当地集会,因此,亲临陵墓并不是唯一受到认可的纪念方式。

宗教权威通常将拜谒视为可嘉之举,而非必须履行的义务。赋予艰辛以精神价值,并不意味着每一种艰辛都成为必要条件,也不会抹去虔敬意图、教法义务与个人习惯之间通常存在的区别。

徒步路线与卡尔巴拉的神圣地理

当代最广为人知的徒步路线从纳杰夫通往卡尔巴拉,沿朝圣主干道行进,全程约80公里。纳杰夫有阿里·本·艾比·塔利卜的陵寝;他是侯赛因的父亲,也是什叶派信仰中的第一任伊玛目。从这里出发,将什叶派神圣地理中的两大中心联系在一起。许多朝圣者用两到四天走完这段路,不过,所需时间会因年龄、健康状况、沿途停留安排及人流情况而有所不同。路旁带编号的立柱既是容易辨认的会合点,也便于朝圣者说明自己走到了哪里。

纳杰夫路线只是一个庞大朝圣路网的组成部分。朝圣者也从巴格达及伊拉克其他城市前往卡尔巴拉,有些人则从伊拉克南部更远的地方启程。来自国外的朝圣者可能在经陆路口岸进入伊拉克后开始步行,也可能乘飞机抵达,再前往某个集结点开始徒步。有些旅程持续多日,甚至数周。因此,纳杰夫至卡尔巴拉公路的照片并不能完整呈现这场朝圣的全貌。

徒步备受推崇,但并非参与朝圣的必要条件。朝圣者也乘坐巴士、私家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往往将步行与机动车出行结合起来。轮椅及同行者的协助,使无法全程步行的人也能走过部分路线。家庭和有组织的团体通常会根据儿童、老年人及残障成员的需要安排行程。

在卡尔巴拉,朝圣者的主要目的地是侯赛因陵寝,以及附近其同父异母弟弟阿巴斯·本·阿里的陵寝;阿巴斯同样在那场战役中遇难。两座陵寝之间的宽阔地带通常称为“拜恩·哈拉迈恩”(意为“两圣陵之间”),是拜谒活动和公共哀悼的中心轴线。在信众的宗教记忆中,阿巴斯尤其象征着忠诚,人们也铭记他曾试图为侯赛因的营地取水。两座陵寝之间的联系赋予朝圣活动一种空间结构,将历史叙事与人们在现代城市中的行进联系起来。

抵达后,并没有一套由所有人同时举行的统一仪式。朝圣者会在通行条件允许时进入陵寝区域,致敬、祈祷,参加哀悼聚会,并加入游行队伍。许多人在伊斯兰历色法尔月二十日之前便已抵达,离开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因此,朝圣呈现为一段持续较长时间的人流往来,而非仅持续一天的集会。

朝圣路线本身已成为重要的宗教实践场所。一次次的步行、共同用餐、路旁哀悼以及与志愿者的相遇,使旅途成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抵达目的地的交通过程。与此同时,警方分流、道路封闭、施工和人流管控安排,也可能改变某一年朝圣者实际行走的路线。

热情接待、志愿服务与朝圣经济

阿尔巴因节最具特色的组织形式之一是 mawkib,其复数形式为 mawakib。这个词可以指游行队伍,也可以指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在朝圣活动中,它通常也指这类团体开设的服务站或营地。这些设施规模不一,小至路边的帐篷,大至配有厨房、住宿区、厕所和医疗设施的永久性院落。其组织者包括家庭、邻里、部落群体、宗教协会、圣陵机构,以及来自伊拉克境外的社群。

提供食物和饮水是最显眼的服务。志愿者分发面包、米饭菜肴、茶、水果及其他食品饮料,常常热情招呼途经的朝圣者取用。住宿地点可以是帐篷、公共礼堂、宗教建筑,也可以是私人住宅。其他服务包括洗衣、修鞋、手机充电、行李运输,以及帮助旅人寻找同行者。医疗站和急救点构成了另一层支援,不过各处的人员配备和救治能力有所不同。

参与者通常将这些工作称为服务侯赛因的朝拜者。其宗教理据不同于商业交换:朝圣者无需付费,服务提供者寻求的是宗教功德,而非直接的经济回报。然而,这种做法仍然需要庞大的物资与经济体系支撑。粮食需要种植或采购,燃料需要筹措,设备需要维护,垃圾需要清运。家庭积蓄、捐款、企业资助和机构资源共同支撑着这些在接受者看来免费的供给。

接待活动也能建立持久的关系。接待者可能连续多年迎接同一批访客,各个团体则可能因特色食物、服务或富有地域特色的待客方式而赢得声誉。无偿劳动的投入可以与金钱捐助同样重要。妇女在准备食物、安排住宿、筹款和操持家务方面的劳动,是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人们的目光往往集中在路边提供服务的男性身上。

2019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将“阿尔巴因朝圣期间的服务与接待”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列入名录的是与之相关的知识、实践和社会关系,而非将宗教教义本身认定为遗产。此举认可了接待活动作为一种通过参与和合作传承的文化实践的价值。

大规模的无偿奉献并未消除各服务站之间的实际差异。能否获得卫生设施、合适的住宿空间和专门护理,取决于地点和资源条件。免费供给也与收费交通、酒店、商店及其他商业活动并存。因此,阿尔巴因节既不能简单视为一个市场,也不是脱离经济生活的活动:它将出于宗教虔诚的再分配、志愿劳动、机构支出和商业基础设施结合在一起。

哀悼、文化表达与参与

阿尔巴因节的公共文化深受穆哈兰姆月各种哀悼传统的影响。集会通常包括讲道、讲述侯赛因家眷的苦难、吟诵哀诗以及集体哀悼。哀悼集会常被称为“马吉利斯”(majlis)。诵读者将卡尔巴拉事件与道德反思联系起来,听众则可能以流泪、反复呼喊某些语句或有节奏地捶胸作为回应。具体安排因语言、地域和参与群体的宗教传统而异。

相关的文学与音乐形式多种多样。阿拉伯语哀悼传统包括“拉特米亚”(latmiyya),波斯语社群则采用通常称为“诺哈”(nowha)的形式。南亚的纪念活动运用乌尔都语的“马尔西亚”(marsiya)、“诺哈”(noha)以及其他历经数百年发展而来的体裁。这些形式在格律、表演风格和叙事侧重点上各有不同。录音和数字媒体的传播,使原本属于某一地区的作品也能在远方广为人知,不过,在伊拉克境内的朝圣路线上,阿拉伯语仍尤为突出。

视觉文化让人们一眼就能辨认出相关的历史叙事。黑色旗帜象征哀悼;绿色、红色及其他颜色所承载的含义则随语境而变化。书法作品展示侯赛因的名字、宗教祝祷语、古兰经经文以及效忠宣言。对卡尔巴拉营帐的再现、与阿拔斯相关的旗帜,以及圣陵图像,将道路两旁的空间与所纪念的事件联系起来。一些文化环境中会出现对神圣人物的具象描绘,另一些环境则避免此类描绘,或以不同方式处理。

女性以朝圣者、组织者、接待者、诵读者以及家庭虔敬传统传承者等身份参与其中。宰娜卜作为幸存者和见证者的角色,为女性参与提供了重要的叙事参照,但并不意味着女性只能承担某种统一的社会角色。一些集会和住宿场所实行男女分隔,同时也有家庭沿着共用的公共路线结伴而行。将这场朝圣描述为纯粹男性活动的说法,既忽视了女性显而易见的参与,也忽视了她们为维持这一活动所付出的劳动。

儿童通过家庭出行、服务活动、诗歌和故事接触阿尔巴因节。这使得节日纪念成为代际传承宗教认同的一种途径。学习往往是在反复实践中发生的,例如递水、聆听诵读或帮忙准备饭食,而不只依靠正式教导。对于散居海外的家庭而言,参与活动还可以让年轻一代接触到在其日常生活环境中较少出现的语言和历史。

并非所有哀悼习俗都为全体什叶派信众共同奉行,或得到所有什叶派宗教权威的认可。涉及割伤身体或放血的仪式存在争议,并不是阿尔巴因节不可或缺的要求。不应将捶胸、步行、瞻礼和待客服务与这些有争议的习俗混为一谈。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仪式形式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地的历史和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而不是一种处处一致、标准统一的展演。

政治限制、复兴与现代转型

阿尔巴因节的历史与什叶派宗教机构在政治上的脆弱处境,以及卡尔巴拉的战略重要性密切相关。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曾资助圣陵、征收朝圣税、限制朝圣者到访,或袭击圣地。这些政策影响了人员与资源的流动,但当地信众的虔诚信仰并不完全依赖国家扶持。面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家庭、教士网络、商人和街区团体帮助维系了前往圣陵参拜的传统。

在奥斯曼帝国及后来的伊拉克历届政府统治下,圣陵所在的城市始终是学术、贸易与宗教组织活动的中心。交通条件的改善,逐渐使更多人以及来自更远地区的人能够前往朝圣。不过,不能将当代朝圣盛会的面貌原封不动地套用到早先几个世纪。道路通行能力、边境管制、国际航空运输、城市扩张及现代通信,都改变了哪些人能够参与,以及朝圣活动的组织方式。

1977年发生了一起关键事件:伊拉克当局试图阻止信众在伊斯兰历色法尔月的纪念活动期间,从纳杰夫徒步前往卡尔巴拉朝圣。朝圣者不顾禁令继续前行,随后,复兴党政权镇压了这场对抗,并实施逮捕和处决。在伊拉克什叶派群体的记忆中,这一事件被称为“色法尔月起义”,成为公共宗教实践与国家控制发生冲突的重要例证。

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什叶派独立开展的宗教动员受到严厉限制。大型公开游行和徒步朝圣遭到禁止或受到严格约束,但仍有一些人以较小规模或较隐蔽的方式继续参拜。国家政策的具体措施随时间有所变化,圣陵参拜活动也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宗教活动遭到压制、公开组织活动受到限制,比称其为完全没有阿尔巴因节纪念活动更为准确。

2003年复兴党政府倒台后,大规模公开朝圣活动迅速恢复。宗教网络与当地志愿者扩大了活动范围,伊拉克各机构及海外社群也协助接待日益增多的朝圣者。这一复兴发生在安全局势严峻的背景下。针对什叶派朝圣者和宗教集会的袭击,使朝圣路线的安全保障始终是一项重要关切,在叛乱与教派暴力频发的时期尤其如此。

阿尔巴因节在地区政治中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伊拉克和伊朗的机构、宗教权威、政治组织及其他参与方,曾对这一活动的不同层面提供支持,或就其发声。然而,有组织参与其中,并不意味着所有朝圣者都认同同一套政治主张。参与者有着不同的国家身份、宗教归属和参与动机。在分析时,必须区分出于虔诚信仰的聚会本身,与在政治传播中利用其形象和规模的做法;同时也应认识到,在阿尔巴因节的历史上,公共宗教活动与政治权力曾多次交织。

全球影响、参与人数估计与公共管理

阿尔巴因节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定期宗教集会之一。伊拉克圣陵管理机构及其他组织方每年发布的公告显示,近年来的参与人数达数千万。这些数字表明卡尔巴拉一带相关活动的规模极其庞大,但仍须谨慎解读。统计方法、地理范围和观察期长度并不总是一致,而且在某个地点记录到的一次到访,并不一定代表一名在整个活动期间仅被统计一次的独立参与者。

因此,将其与其他朝圣活动相比较,可能产生误导。在较长时期内进入卡尔巴拉的访客累计估计人数,与同一时间身处某个有限区域内的人数并不是一回事。入境记录衡量的是境外抵达人数,而非参与总人数;交通传感器或沿途计数则需要对重复通行和其他路线的使用情况作出假设。能否断言阿尔巴因节是规模最大的年度集会,取决于定义和统计方法,而不能仅仅选取已公布的最高数字作为依据。

不过,这一活动的国际性十分明确。朝圣者来自伊朗、南亚、海湾地区、黎巴嫩、欧洲、非洲、北美及其他地方。国际参与情况取决于签证安排、边境通关流程、交通运输条件以及政治局势。在伊拉克境外,各地社群会举行当地的游行和集会,有时还会将徒步朝圣的意象融入远离卡尔巴拉的城市环境。广播电视转播和在线诵念使人们无需出行也能参与,并将散居各地的社群与圣陵举行的活动联系起来。

集会的管理既涉及公共机构,也依靠志愿者网络。当局统筹交通管制、应急通道、环境卫生、医疗服务和安保工作,圣陵管理机构则负责主要圣陵区域内的出入管理。移动通信有助于导航和家人之间的联系,但也可能出现网络拥塞。寻人服务、多语种标识和事先约定的集合点,有助于应对密集人群中队伍难以保持集中的问题。

这一活动也带来了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长距离步行可能导致水疱、肌肉骨骼劳损和体力耗竭;季节条件则影响人们遭受高温或寒冷侵袭的风险。密集的住宿环境和共用设施可能助长呼吸道和胃肠道感染传播,因此,水质、食品处理、环境卫生和疾病监测都成为重要的管理事项。新冠疫情期间,旅行限制和公共卫生措施打乱了惯常的国际参与模式,也凸显出这一朝圣活动对跨境政策的依赖。

垃圾收集、供水、污水处理以及道路和公共空间的恢复工作,使管理事务延续到主要朝拜日之后。临时服务设施给接待地社区带来集中的资源和服务需求,而永久性设施则影响着朝圣路线沿线地区的发展。这些实际运作的系统不如游行队伍引人注目,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以哀悼为根本的纪念活动,如何容纳规模庞大、流动性强且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参与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