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控制是对资源访问施加的选择性限制。在计算机领域,它决定用户、程序、设备或服务能否对数据或其他系统组件执行特定操作。在实体安全领域,它管理对建筑物、房间、设备及其他受保护空间的进入权限。其核心任务是将有关合法使用的规则转化为可由执行机制落实的决策。
访问控制是信息安全的基础,因为确认请求者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已经确定该请求者应获准执行哪些操作。身份认证用于确立或验证身份或其他相关声明;授权则确定允许执行的操作。访问控制负责落实并强制执行这些权限,通常还需要身份管理、日志记录和管理流程的支持。例如,通过身份认证的员工可能获准阅读某份项目文档,但无权变更其所有权,也不得将其披露给组织外部。
访问控制系统涵盖的范围很广,从文件权限、门锁,到在分布式服务中进行判定的组织级策略,均在其列。其设计涉及多个不同的问题:如何表示权限、谁有权授予权限、在何处执行访问控制决策、如何委托和撤销权限,以及当所需信息或基础设施不可用时系统应如何运行。没有任何一种模型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实际系统通常会结合使用多种方法。
基础与历史发展
基本的访问控制决策涉及主体、客体和操作。主体是主动执行活动的实体,例如代表用户运行的进程。客体是受保护的资源,例如文件、数据库行、网络服务或门。操作是读取、写入、执行、管理或进入等行为。权限实体(principal)是权限可归属的实体,可以是个人、服务账户、设备或组织。权限实体与主体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多个进程可以代表同一个权限实体执行操作,而服务也可以依据委托获得的权限执行操作。
一种简单的数学表示是访问控制矩阵。如果 是主体集合, 是客体集合, 是权限集合,那么授权状态可以表示为
其中,矩阵元素 包含主体 对客体 拥有的权限。因此,读取权限可以表示为 。矩阵是一种概念模型,并不要求实际存储一张庞大的矩形表。实际实现通常采用稀疏表示、组、角色、标签或规则。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分时系统使访问控制成为计算领域的核心问题。多个用户共享昂贵的处理器和存储设备,因此隔离与受控共享至关重要。Multics 在保护域、分段内存和分层保护环方面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机制。巴特勒·兰普森于 1971 年发表的论文《保护》(“Protection”)利用主体、客体和访问矩阵,对保护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这些发展推动了权限的表示方式与权限执行机制的分离。
詹姆斯·安德森在 1972 年的计算机安全研究中阐述了引用监控器这一概念:它是一种抽象机制,所有相关访问都必须经过它。其经典要求包括防篡改、对访问实施完全仲裁,以及足够简单,以便进行分析和测试。杰罗姆·萨尔策与迈克尔·施罗德在 1975 年对保护原则的论述中,进一步强调了最小权限、故障安全默认、完全仲裁、权限分离和机制精简。即使某个实现过于庞大,无法直接满足引用监控器的理想要求,这些原则仍具有重要影响。
访问控制策略只有相对于特定的威胁模型和可信计算基才有意义;可信计算基是指策略执行所依赖的硬件、软件及管理组件。对于能够替换操作系统内核的管理员,文件权限无法阻止其访问数据,除非另有机制对该管理员加以约束。同样,对于能够直接读取未加密数据库存储内容的人,应用程序权限也无法保障数据的机密性。相关的保护边界决定了系统实际上能够控制哪些形式的访问。
自主权限、访问列表与能力
自主访问控制允许指定的主体(通常是资源所有者)决定还有谁可以访问其资源。例如,文档所有者可以授予同事读取权限,或允许某个组编辑目录。这种方式有利于灵活协作,但权限也可能通过委托和复制而扩散。除非有其他机制限制由此产生的信息流,否则,读取信息的权限通常也意味着用户能够将信息复制到别处。
访问控制列表(ACL)记录与某个对象关联的权限。从概念上说,它相当于访问控制矩阵中的一列。列表中的条目可以指定用户或组,并列出允许执行的操作;有些系统还支持显式拒绝、继承、条件条目和排序规则。这些细节在不同实现之间并不通用。在一种系统中,拒绝规则可能优先于允许规则,而另一种系统则可能按规定顺序逐条求值。因此,要正确理解权限,必须依据实际的求值规则,而不能仅仅看是否存在一条“允许”条目。
传统的Unix操作系统文件权限是一种精简的自主控制机制。它区分文件所有者、所属组和其他用户,并为每一类用户设置读、写、执行权限位。常见的九个权限位可形成 种基本组合,额外的模式位不计在内。目录权限具有不同的语义:执行权限通常允许搜索或穿越目录,而写权限则允许在满足其他必要条件时修改目录项。因此,删除文件主要受其所在目录的权限控制,同时还可能受到粘滞位等机制的进一步限制。
基于能力的安全通过持有不可伪造的引用来表示权限,这种引用指明对象及允许执行的操作。从概念上看,能力更像是按主体分发的条目,而不是与对象一同存储的列表。进程可以通过接收传入的能力来获得权限;如果系统支持权限削减,进程还可以将受限形式的能力委托出去。已打开的文件描述符可以为已打开的文件提供类似能力的权限,但具有文件描述符的操作系统不一定就是纯粹的能力系统。
基于能力的设计使权限转移显式化,并可减少对全局名称或环境隐含权限的依赖。其安全性取决于能否防止伪造,以及能否控制引用的获取和转移方式。撤销权限需要专门设计,可采用的机制包括间接引用、可撤销的代理对象、代次标识和有效期。在基于 ACL 的系统中,删除一个列表条目可能很简单,但已有的句柄、缓存的权限判定结果或复制的数据仍可能可用。无论采用哪种表示方式,都不能自动解决所有场景下的权限撤销问题。
自主控制也不等同于用于实施控制的某一种数据结构。ACL 可以编码由中央统一施加的非自主规则,能力系统也可以通过系统策略限制委托。关键问题在于谁有权更改权限,以及这种权力受到哪些限制,而不在于产品用哪一种实现方式的标签来描述自身。
强制策略与信息流
强制访问控制施加的规则,普通用户和资源所有者都不能随意绕过。访问决策通常取决于分配给主体和客体的安全标签。当组织必须维护密级、完整性或隔离要求,而不能任由个别所有者的意愿决定时,这种机制就很有用。强制访问控制机制与自主访问控制机制可以并存:一项操作可能既要满足系统范围的标签策略,也要满足客体的一般权限要求。
贝尔–拉帕杜拉模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为处理涉密信息的系统确立了形式化的保密规则。标签可以同时包含具有层级关系的级别和不具有层级关系的类别。当标签 的级别不低于 ,且其类别集合包含后者的所有类别时,就称前者支配后者。例如,要访问标记为“机密,项目A”的信息,仅有足够高的密级还不够,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类别。由于类别集合之间未必存在包含关系,标签构成的是偏序,而不是单一的等级阶梯。
简而言之,贝尔–拉帕杜拉模型的简单安全性质禁止“向上读”,而星性质禁止“向下写”。这些限制旨在防止信息通过主体的一般活动,从限制较严的密级流向限制较宽的密级。该模型的不同形式化变体会区分主体的最高许可级别与当前运行级别,也可能纳入可信主体或附加条件。这些口号便于记忆,但不能代替精确定义的模型。
完整性策略针对的是另一种目标。肯尼斯·毕巴在1977年的研究中探讨了一些模型,旨在防止低完整性信息污染高完整性信息。常见的严格形式采用“禁止向下读”和“禁止向上写”的规则,与保密性限制的方向相反。1987年提出的克拉克–威尔逊模型则强调良构事务、受约束数据项、经认证的转换过程以及职责分离。它处理商业数据完整性的方式,更接近受控的业务工作流,而非密级层次体系。
信息流安全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某一次读写是否获得授权,而是进一步考察秘密输入的变化能否影响权限较低的观察者所能观察到的结果。无干扰性对这一要求的不同版本作出了形式化定义。仅靠传统访问检查无法确保满足这一要求:获准读取信息的主体可能通过其他输出泄露秘密,程序也可能通过运行时间或资源消耗暴露信息。隐蔽信道利用的,正是那些原本并非用于传递受保护信息的通信路径。
正常运行的系统也需要受控的例外。解密允许指定信息越过保密边界,而背书允许在规定条件下将信息视为足够可信。这些操作需要明确规定由谁执行,以及基于何种理由执行。例如,一份包含经批准的汇总统计数据的报告可以对外发布,即使其底层记录仍受访问限制;如果只是授予对原始记录不受限制的读取权限,实施的就是另一种策略了。
角色、属性与关系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将权限分配给组织中的角色,再将用户分配到这些角色。组织不必为每位薪资管理人员分别授予一组权限,而是可以将所需的操作权限关联到薪资管理角色。一个会话可以只激活用户获分配的部分角色,从而限制其执行特定任务时能够行使的权限。戴维·费拉约洛和理查德·库恩于1992年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 RBAC 模型;拉维·桑杜及其同事于1996年发表的一组模型,则有助于厘清核心 RBAC、角色层次结构和约束等概念。
角色层次结构允许一个角色按照预先定义的高低层级关系,继承另一个角色的权限。约束用于表达仅靠简单的组成员资格无法体现的限制。静态职责分离可以禁止将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分配给同一个人,例如付款制单和付款审批。动态职责分离则可以允许同一人获分配这两个角色,但禁止同时激活它们,或禁止在同一笔交易中使用这两个角色。关键在于所要实现的业务规则:禁止用户审批自己创建的付款,比仅仅将两个角色名称分开更为具体。
当职责稳定且由多人共同承担时,RBAC 可以减少重复的管理工作,但也可能出现角色爆炸问题。如果权限随部门、地区、项目、数据分级和任职状态等因素各自独立变化,管理员可能需要创建大量差别细微的角色。名为“分析员”的角色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积累起与其职责无关的权限。角色本身不会自动落实最小权限原则;最终授予的权限取决于角色所含的权限、分配规则、继承关系及其生命周期。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BAC)对主体、资源、所请求操作及环境的属性进行评估。例如,一条规则可以规定,只有当请求者是在职员工、文档属于请求者所在的项目、设备符合安全要求,且文档不受保全限制时,才允许编辑。其结果可以抽象地表示为
其中, 为策略, 和 分别为主体属性和客体属性, 为操作, 表示环境属性。根据所用策略语言的不同,决策结果可以包括允许、拒绝、不适用或无法确定。对于属性缺失和规则冲突的情况,需要明确规定处理方式。
基于关系的访问控制通过用户、组和资源之间的关系来表达权限。例如,用户可以是某个文件夹的编辑者,而某份文档属于该文件夹;策略便可根据这些关系推导出用户对文档的编辑权限。这种方式适用于涉及嵌套组、所有权、共享以及父子资源的协作系统。谷歌于2019年发表的 Zanzibar 论文介绍了一种大规模授权系统,该系统采用面向关系的访问控制数据和一致性机制,推动了这种方式的广泛应用。
这些模型经常结合使用。角色本身可以是一项主体属性,关系可以用于确定项目成员资格,而强制性标签则可以施加最终限制。策略求值必须明确规定这些组成部分如何相互作用。简单地取所有权限的并集,可能会意外绕过原本应普遍适用的限制;反过来,如果要求每个独立组成部分都允许某项操作,那么当某些组成部分并不适用时,合法请求也可能遭到拒绝。
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应用程序中的策略执行
策略必须在能够控制受保护操作的位置执行。在操作系统中,内核负责对打开文件、创建进程、更改凭据和访问设备等操作进行管控。硬件特权级别和内存保护机制有助于防止普通程序修改策略执行代码,或直接访问其他进程的内存。在用户界面组件中进行检查并不具有同等效果:其他程序可能绕过该界面,直接调用底层操作。
打开文件的过程体现了获取访问权时的授权检查与使用过程中的操作权限之间的区别。内核通常在解析路径并打开文件时检查权限,然后返回一个句柄。后续读写操作按照操作系统的规则使用该句柄,而不一定重复最初基于路径名的权限检查。因此,更改文件权限并不总会使现有句柄失效。路径解析还会带来涉及符号链接、挂载点、目录权限以及并发更改的复杂问题。
Linux 将传统的 Unix 权限与其他机制结合使用,包括 POSIX 风格的访问控制列表(ACL)、特权能力和安全模块。Linux 能力机制将传统上属于全能超级用户的部分特权拆分为可单独表示的单元;它不同于通用的对象能力模型。安全模块支持多种控制机制,例如 SELinux 基于标签的策略和 AppArmor 基于配置文件的限制。微软 Windows 使用访问令牌和安全描述符来表示安全信息,并评估对可保护对象的访问,其中自主访问控制列表和系统访问控制列表各有不同用途。
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对数据库、模式、表、视图、过程、列,以及某些产品中的单行数据实施权限控制。SQL结构化查询语言通常提供 GRANT 和 REVOKE,但权限继承和撤销的具体行为各不相同。视图可以仅呈现选定的列或经过筛选的记录,而行级安全机制可以根据执行主体或会话上下文施加谓词条件。以对象所有者的权限执行,可以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的过程;但所有权设置、搜索路径处理或动态 SQL 的错误,也可能使这些过程成为提升权限的途径。
应用程序还必须实施底层无法理解的业务级规则。数据库可能允许某个服务账户读取所有发票,但应用程序必须将每个客户的访问范围限制为该客户自己的发票。因此,授权需要将已通过身份验证的请求者、所请求的操作和实际目标对象关联起来。检查标识符的语法是否有效,或请求者是否能够访问某个端点,并不能证明其有权访问该标识符所指向的记录。
一种常见的实现方式是将策略执行点与策略决策点分离。前者拦截操作并落实决策,后者利用相关信息评估策略。策略管理服务和属性信息服务也可以单独设置。这种分离可以提高不同应用程序之间的一致性,但执行点必须正确处理错误、必须履行的附加要求以及绕过检查的路径。如果某个未受保护的替代端点也能执行同样的操作,那么集中式决策服务就几乎起不到保护作用。
分布式授权、委托与撤销
在分布式计算中,请求方、身份提供方、策略服务和受保护资源可能运行在不同的管理域或网络环境中。服务不仅必须确定请求最初由谁发起,还必须确定有哪些中间方参与、它们拥有哪些权限,以及这些权限对目标服务而言是否适当。传输层安全协议可以保护连接并验证连接端点的身份,但它本身并不能判断某项具体业务操作是否获得授权。
OAuth授权框架的 2.0 版本于 2012 年标准化,提供了使用访问令牌实现委托访问的框架。客户端无需获取资源所有者的密码,即可获得代表对资源服务器有限访问权限的令牌。作用域用于表达允许访问的类别,但其含义由相关服务定义。例如,documents.read 这样的作用域未必能说明具体允许读取哪些文档。OAuth 本身并非终端用户身份认证协议;OpenID Connect 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身份层,有着不同的用途和验证规则。
持有者令牌赋予任何持有该令牌的人相应权限。因此,保护这类令牌需要安全传输、尽量减少暴露、设置适当的有效期,以及由资源服务器进行正确验证。经过签名的令牌并不自动适用于所有接收方:必须检查签发者、受众、到期时间及其他适用条件。发送方约束机制要求使用令牌时提供持有特定密钥的证明,从而减轻令牌失窃造成的部分后果。数字签名只能在既定假设下确立真实性和完整性,并不能证明令牌中所载权限是否适当。
委托会引出诺曼·哈迪于 1988 年描述的混淆代理人问题。代理人是一个自身拥有权限的程序,它可能受到诱导,错误地代表他人行使这些权限。例如,一个获准读取内部存储的服务,可能直接接受请求方提供的引用,却未确认请求方是否有权访问该引用指向的对象。始终区分调用方的权限与服务自身的运行权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跨越多个微服务的调用链中。
当授权状态被复制到多处或嵌入凭据时,撤销就会变得困难。在中央服务器上移除某个主体的组成员资格,并不会立即改变已经签发的自包含令牌,也不会立即改变缓存在其他位置的授权结果。缩短有效期可以为部分延迟设定上限,但会增加续期流量,而且无法保证立即失效。其他办法包括令牌内省、撤销列表、带版本号的授权状态、事件驱动的缓存失效,以及针对特别敏感操作的在线检查。每种办法都会带来可用性、延迟或运维方面的代价。
零信任架构认为,仅凭网络位置不足以建立信任,并强调以明确的策略为依据作出访问决策。在云计算中,这通常涉及工作负载身份、资源策略、组织层面的限制和上下文信号。这并不意味着每次底层操作都必须要求用户进行身份认证。架构层面的关键在于,是否恰当地限定了信任范围,并在情况变化时持续验证和维护这种信任,包括服务遭到入侵或策略基础设施不可用的情况。
失效模式、测试与形式化保障
当实现允许执行超出预期策略范围的操作时,就会发生访问控制失效。一种常见形式是对象级授权失效:更改请求中的记录标识符后,便能获取其他用户的数据,因为服务器只检查登录状态,却不检查请求者是否有权访问该记录。功能级授权失效会允许未经授权的操作,例如调用管理端点。属性级授权失效则会允许读取或更新本应受限的个别字段,即使对字段所属对象的访问本身是合法的。
客户端限制作为强制执行访问控制的边界尤其薄弱。隐藏按钮、禁用表单字段或不显示链接或许能改善易用性,但请求者往往可以直接发送相应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请求。服务器必须独立地对该操作进行授权检查。同样,不透明标识符可以增加猜测难度,却不能确立访问权限。不可预测性不能替代对请求者是否有权操作所选对象的检查。
即使单独来看某项检查似乎正确,并发也可能引发授权错误。当某个相关事实在验证与执行之间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检查时与使用时之间的竞态条件。程序可能先检查一个路径名,而攻击者随后更改了符号链接,导致程序之后打开的是另一个对象。业务工作流中也可能出现类似的竞态条件:两个并发请求可能都发现某项审批尚可使用,或支出额度仍有余量。要安全地处理这些情况,可能需要采用原子操作、稳定的对象句柄、锁机制,或适当的数据库事务隔离级别。
策略组合会造成另一类失效。组嵌套、继承权限、默认角色、所有权规则和紧急例外可能以意料之外的方式相互影响。新引入的显式拒绝规则可能并不具有预想的优先级,或者即使用户策略较为严格,宽泛的资源策略仍可能导致数据暴露。如果授权缓存的键中缺少租户身份或策略版本等相关上下文,问题还会进一步加剧。仅测试已获授权的请求能否成功,会漏掉这些本应拒绝的情况。
形式验证能够在明确的假设下,证明模型或实现具备某些性质。1976 年发表的哈里森–鲁佐–厄尔曼结果表明,对于表达能力足够强的访问控制模型,一般安全性问题是不可判定的:不存在一种算法,能够在所有情况下判定某项指定权限最终是否会泄露给未经授权的主体。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实际的授权问题都不可判定。受限模型、有界分析、表达能力有限的策略语言,以及特定于应用的不变量,都可以支持有用的自动化推理。
实践中的安全保障综合运用策略审查、单元测试与集成测试、跨用户和跨租户测试、渗透测试以及监控。测试矩阵可以枚举主体、对象、操作及相关状态,包括属性缺失、凭据过期、成员资格被撤销和依赖项不可用等情况。审计记录若能记录实际生效的主体、目标、请求的操作、结果以及策略上下文,就会更有用。这些日志本身也需要保护,因为它们可能泄露敏感活动,也可能成为篡改的目标。
管理生命周期、最小权限与问责
访问控制系统不仅包括运行时的决策引擎,也包括创建和变更权限的各项流程。身份配置、用户组分配、角色设计、服务账户创建以及资源归属,共同确立了决策所依赖的授权状态。入职、调岗与离职流程分别处理人员加入时的访问权限创建、职责变化时的权限调整,以及关系终止时的权限撤销。职责变更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只授予新权限而不撤销过时权限,会造成权限累积。
最小权限原则要求仅授予完成相关任务所必需的权限,并将授权期限限定在必要范围内。这一原则既适用于人员,也适用于应用程序和服务。只读取经批准视图的报表服务,通常不需要修改数据库模式的权限。最小权限并不等于分配尽可能少的权限项:一项范围宽泛的管理权限,可能比许多界定严格的权限赋予更大的权力。真正应当衡量的是,主体实际上能够促成哪些操作。
特权访问管理为影响重大的权限增加了管控措施,例如使用独立的管理身份、临时提权、审批流程、凭据轮换,以及记录特权会话。即时访问将提权的有效时间限制在必要范围内,而针对特定任务的权限则限制其适用范围。当保障可用性至关重要时,紧急访问或“破窗式”访问可以绕过常规审批,但必须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并确保相关操作可追责。如果紧急访问途径被经常使用,它就成了常规权限结构的一部分。
职责分离通过将敏感步骤分配给不同参与者,降低对任何单一参与者的依赖。采购流程可以将申请、审批、收货和付款区分开来。技术执行机制必须将这些区分落实到实际交易和身份上,而不能仅仅对应职位名称。由同一个人控制的两个账户,未必能提供实质性的独立性。同样,如果一名审批者能够在另一名审批者批准后悄然修改交易,那么要求两人审批也就失去了作用。
访问权限审查旨在检查现有权限是否仍有正当依据。有效的审查需要清晰易懂的资源和权限说明、归属信息,以及说明访问权限由何种关系产生的证据。如果审查人员只能看到含义不明的用户组标识符,就可能无法评估这些组成员身份所带来的实际权限。使用记录可以揭示长期未使用的权限,但近期未使用本身并不能证明某项访问权限没有必要;低频的应急任务和周期性业务任务都可能构成合理的例外。
问责有赖于明确行为归属并保护记录。共享账户可能使人无法确定究竟是谁执行了操作;在委托服务调用中,如果未以安全方式传递原始请求者的身份,该身份也可能在调用过程中丢失。多因素认证可以提高对管理登录身份的确信程度,但无法纠正授权范围过宽的策略。数据隐私也会影响审计设计:收集所有可获取的细节,可能暴露个人信息或机密信息,因此,日志的访问权限、保留期限以及监控目的也都是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
实体访问控制与信息物理融合
实体访问控制管理人员进入受保护场所及使用有形资产的权限。其机制包括钥匙、有人值守的接待点,以及电子凭证、闸机、车辆道闸和互锁门等。同样的“主体—客体—操作”结构也适用于此:某位员工可以在规定时段进入实验室,但不能打开设备柜。不过,实体系统面临着不同于软件的约束,包括人身安全、人员在共享空间中的通行,以及难以确定究竟是谁实际通过了出入口。
电子系统通常由凭证、读卡器、控制器、锁具和管理服务组成。读卡器读取凭证信息;控制器判断是否允许通行,并控制锁具。有些控制器会在本地保留授权数据,以便在网络中断时门禁仍能正常工作。这提高了系统的韧性,但也带来了撤销授权的问题:刚刚注销的凭证可能仍会被接受,直到更新传达到控制器。发生故障时应采取何种行为,取决于门的用途及其所处环境的安全要求。
凭证可以是持有物,如卡片或移动设备;也可以是掌握的信息,如个人识别码;还可以是生物特征。生物特征比对给出的是概率性结果,而非绝对可靠的身份判定,其错误匹配和错误不匹配情况会受到阈值及运行条件的影响。出示凭证也不能保证恰好只有一名获授权人员进入。尾随进入使他人能够跟着穿过已打开的门,而共用凭证则会使记录中的身份与实际进入者不符。
防潜回规则旨在检测或阻止不合常理的凭证使用序列,例如没有中间离场记录却反复入场。这类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可靠地观察人员进出,以及能否妥善处理例外情况。设有互锁门的入口空间可以限制人员依次通过多道门,但必须谨慎兼顾无障碍通行和紧急疏散要求。“故障开锁”和“故障闭锁”描述的是锁具在特定故障条件下的行为;仅凭这两种行为,并不能判定整套设施是否满足生命安全要求。出门时的行为可以与入门控制分别管理。
联网的控制器、读卡器和管理软件引入了对网络安全的依赖。遭到入侵的管理工作站可能被用于更改门禁权限,而不安全的通信链路则可能使攻击者重放或篡改凭证数据。反过来,实体访问也可能通过暴露服务器控制台、存储设备、维护端口或网络设备,削弱数字安全防护。因此,实体授权与逻辑授权之间的界限,往往是组织管理层面的,而非技术层面的。
系统集成可以将楼宇通行凭证与人事记录、访客管理、设备访问权限及逻辑账户关联起来,但也可能导致对某个身份服务或管理角色的过度依赖。有权进入数据中心的人,并不一定有权读取其中存储的信息;远程系统管理员也并非自然就需要进入实体场所。将这些权限分开管理,既能让策略体现不同职责,也能在经授权的调查需要时关联相关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