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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扬戏

哇扬戏是印度尼西亚的一组戏剧传统,融合偶戏、说故事、音乐,部分形式还包括真人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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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扬戏是一组主要流传于印度尼西亚,尤其是爪哇和巴厘的戏剧传统,也见于东南亚其他地区与之相关的表演文化。在国际上,这一名称通常指皮影戏,但其涵盖范围更广:哇扬戏还包括立体杖头木偶戏、叙事画卷表演以及由真人演员演出的戏剧。这些形式将戏剧、口头传统、视觉工艺与音乐融为一体,演出可用于娱乐、仪式、教育和宗教活动。

在许多偶戏形式中,一位称为“达朗”(dalang)的主要表演者独自操纵偶人、为角色配音、讲述情节,并指挥伴奏乐师。故事往往取材于《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但会融入当地语言、世系谱系、幽默,以及有关行为准则和权威的观念,重新加以演绎。其他剧目则围绕爪哇英雄、伊斯兰冒险文学、地方历史或新创作的题材展开。因此,哇扬戏并非只是将传承下来的文本搬上舞台,而是一种面向特定观众、不断重新诠释这些文本的方式。

哇扬戏的表演惯例因地区、宫廷、村落、宗教场合和艺术传承谱系而有很大差异。人们熟悉的皮制偶人在白幕上投下影子的景象,只是其多样形式中的一种。2003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哇扬偶戏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8年,哇扬偶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历史证据与文化形成

哇扬戏的早期历史,必须依据碑铭、文学记载、传世实物及后来的表演传统加以重建,其确切起源尚无定论。印度尼西亚学界与国际研究者提出过不同的侧重点,包括本土的叙事与仪式实践、同印度戏剧文化的联系,以及更广泛的亚洲偶戏传统。这些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哇扬戏必定诞生于某个单一时刻;现有历史证据更支持这样的理解:它是一种经过不断吸收与改造而逐渐形成的表演文化。

爪哇出土的一块公元907年的巴利通碑铭,是一项重要的早期记载。碑铭记述,一位名叫加利吉(Galigi)的艺人在宗教活动中表演了以《摩诃婆罗多》主要英雄之一毗摩为题材的哇扬戏。这块碑铭证实,至迟在10世纪初,已有一种称为哇扬的、可辨识的表演活动,但其中对表演器具的描述并不充分,不足以据此复原出现代形式的皮影舞台。约11世纪由恩普·堪瓦(Mpu Kanwa)创作的古爪哇语诗作《阿周那婚配记》中,有一段著名描写:观众明知活动的皮制偶人并非活物,却仍为之动情。这为当时已有成熟的皮偶表演传统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

源自印度的史诗与宫廷文化的传播,为哇扬戏提供了主要人物和成系列的故事,但爪哇与巴厘的版本并未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些素材。当地的人物关系、神圣场所、世系和滑稽角色都融入了叙事。一些情节由此获得了与梵语文学原典迥然不同的含义。后来,恩普·塞达(Mpu Sedah)与恩普·帕努卢(Mpu Panuluh)于1157年创作的古爪哇语作品《婆罗多大战》,成为这一史诗世界的又一重要文学表达,哇扬艺人也从中汲取素材。

自中世纪晚期起,爪哇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也重塑了哇扬戏。后世传统将哇扬戏的改造与“九圣”(Wali Sanga)联系起来,尤其是其中的卡利查加苏南(Sunan Kalijaga);这九位圣人被认为是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重要人物。这些说法在文化记忆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对于归功于九圣的种种创新,不能把这些说法一概视为当时留下的实录。哇扬戏在继续容纳源自印度教的叙事的同时,也成为讲述伊斯兰故事、传达伊斯兰诠释的载体。

此后,宫廷的赞助推动了各地风格的进一步发展。1755年,爪哇中部王国分裂,强化了梭罗与日惹各自的宫廷文化体系,两地的表演程式至今仍有影响。宫廷支持偶人造型、语言、动作和音乐伴奏的精进,乡村艺人则在延续自身实践的同时不断加以改造。因此,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由宫廷向乡村传播,而是贵族机构、地方社群、宗教人士与职业艺人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

主要形式与地方传统

哇扬皮影戏的字面意思是用兽皮或皮革制成的哇扬,使用扁平偶人,可将其剪影投射到幕布上。这种艺术在爪哇和巴厘尤为盛行,但各地形式在规模、造型设计、语言、剧目和音乐上各有差异。中爪哇的演出尤其与苏拉卡尔塔和日惹两地的传统密切相关。东爪哇风格在语言表达、人物塑造、音乐编排和喜剧表演方面自成一格。巴厘皮影戏的演出班底通常更为精简,也往往更直接地融入寺庙和家庭的仪式生活。

哇扬木偶戏使用立体的木制杖头偶。其当代最广为人知的形式流行于使用巽他语的西爪哇,艺人从下方操纵服饰华丽的偶人。主操纵杆穿过偶身,伸入头部,使头部能够转动,双臂则由另外的杆子控制。巽他哇扬木偶戏通常搬演史诗故事,而被称为 golek cepak 的形式采用不同的造型语言,有时也演出历史故事和伊斯兰题材。因此,这个名称指的是一类表演器具,而非一套统一的剧目。

Wayang klitik 在某些语境下也称 wayang krucil,使用薄木片制成的偶人,手臂常用皮革制作,供观众直接观看。其剧目常包括东爪哇英雄达马尔·乌兰的故事。哇扬卷轴戏与操纵偶人的表演方式差别更大:说书人展示画在卷轴上的场景,随着叙事推进,逐段展开画卷。与巴芝丹和古农基杜尔地区相关的现存传统尤为重要。其连续画面与讲述方式,使哇扬不仅与戏剧相连,也与图像叙事的历史相连。

哇扬真人戏又称 wayang orang,以真人演员取代偶人。演员通过手势、服饰、姿态和动作,将偶戏中塑造人物的程式转化为舞蹈戏剧。宫廷形式主要在中爪哇发展起来,商业剧团则将相关演出带给城市观众。巴厘的哇扬真人戏有其独特的历史和仪式背景,常由戴面具的演员演绎《罗摩衍那》故事。共同的名称不应掩盖这些地域差异。

印度尼西亚以外也有相关传统。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哇扬皮影戏历来取材于本土化的罗摩故事《斯里罗摩传》(Hikayat Seri Rama),在影偶设计、音乐和表演程式上独具特色。马来西亚的其他形式则呈现出与爪哇或泰国传统的不同联系。这些传统属于更广泛的东南亚皮影表演文化,但并非所有皮影戏都适宜归为印度尼西亚哇扬。地方名称和历史始终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相邻传统彼此交流故事与技法、却仍保持各自特色的情况下。

戏偶制作与视觉化的人物塑造

哇扬戏偶既是手工艺品,也是表演工具。在爪哇哇扬皮影戏中,人物通常用经过处理的水牛皮裁制而成;牛皮须经刮削、压平、干燥等工序,制成坚实的皮板。工匠用小凿在皮革上镂刻,为服饰、首饰、头发及面部细节制作精巧的纹样,再以彩绘和贴金完成整个人物。镂空与实面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投影的肌理,因此这些装饰不仅用于美化,也具有舞台表现功能。

一根中央支撑杆沿着戏偶的躯干延伸,传统上多用角质材料制成,另有细杆用于操纵可活动的双臂。肘部和肩部的关节旨在表现程式化的动作,而非追求人体结构的写实。制成的戏偶必须兼顾精美与耐用:它要经受快速转动、碰撞、反复抓握、搬运以及湿度变化。戏偶可能历经数代修补、重绘或改制。因此,一套实际用于演出的戏偶,并不一定全都制作于同一时期或出自同一人之手。

人物性格通过一套视觉符号来传达。按照中爪哇的惯例,文雅的人物通常眼形狭长、嘴部小巧、身形纤细、姿态内敛;强悍或粗犷的人物则可能圆眼阔身、鼻部突出,或露出醒目的牙齿。头部的俯仰角度、站姿、发式、色彩和服装,用来区分人物的性情、身份,有时也用来表现同一人物在某种特定情境下的状态。因此,为适应不同场景,可能需要制作多个版本的阿周那或其他主要人物。这些惯例确立了易于辨识的人物类型,但其具体含义会因地域风格而异。

外形的文雅并不直接等同于道德上的善良。外貌高贵的人物可能作出破坏性的决定,而形貌怪诞的滑稽角色反而可能说出明智之言。同样,黑色或红色之类的颜色,在所有哇扬戏传统中也并非各自只有一种通用含义。除了外貌,戏剧情境、人物身份以及表演者的诠释也都十分重要。哇扬戏的人物塑造依靠视觉形态、声音、动作与故事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一套可以孤立解读的象征符号。

舞台也决定了这些物件在演出中如何呈现。在皮影戏中,光源将戏偶的影子投射到布幕上,传统上则用香蕉树干作为插放操纵杆的支座。过去,一种称为 blencong 的油灯提供摇曳闪烁、富有动感的照明;如今,电灯已得到广泛使用。在爪哇的许多演出场合,观众可以从布幕两侧观看:一侧看到剪影,另一侧则能看到彩色戏偶、表演者和乐师。树形或山形的 gunungan,通常也称 kayon,用于标示场景转换,还可以代表山水景物、火、风,或不同戏剧世界之间的界限。

达朗与演出的组织

达朗一人兼负多项职责,而在其他戏剧体系中,这些职责往往由多位专门人员分担。在哇扬偶戏中,达朗既操纵戏偶,也负责叙事、念白、演唱特定段落、掌控戏剧节奏,并向乐师发出提示。凭借各具特色的声音和动作,一人便能演绎众多角色。演出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模仿声音的本领,还取决于能否在不同社会身份的言谈方式、情绪状态、叙事交代、诙谐逗趣和交战场面之间自如切换,使人信服。

传统上,达朗通过家族传承、拜师学艺、观摩以及反复参与演出来接受训练。学徒需要学习故事片段、人物谱系、程式化语言、唱段、音乐提示和操偶技巧。他们还要领会那些不易归纳成规则的知识,例如何时延长一场戏、如何回应观众,以及如何协调演出与赞助者的期望。正规的艺术学校和学院补充了这些培养途径,但仅凭书面剧本,无法传授现场演出所需的时机把握与协同配合。

爪哇哇扬戏的演出通常遵循一套观众熟悉的流程,而非固定文本。宫廷场景先交代统治者面临的难题或政治局势,随后通过旅途、相遇、诙谐插段和战斗,推动剧情走向结局。具体的场次安排及其名称因流派而异。在中爪哇传统的通宵演出中,剧情的推进与音乐调式及戏剧阶段的依次转换相互配合。即使不熟悉所演的具体故事或演绎方式,观众也能凭借熟悉的结构节点把握剧情进程。

拉孔(lakon),即演出的故事,为表演提供框架。达朗可以紧扣既有的故事片段,也可以发挥一种公认的变体,或在传承下来的叙事世界中构思新的情节。叙述段落可以概括跨越数代人的事件,而对话则能将一次短暂相遇延展为对责任或冲突的深入探讨。这种压缩与铺展的交替,使演出时长具有弹性。其中很大一部分艺术功力,在于调整传承的素材,同时保留人物的身份与关系,使故事依然清晰可辨。

达朗往往通过敲击信号,以及言语或音乐提示来指挥乐队。在爪哇的演出实践中,达朗可以用称为 cempala 的木槌敲击木制偶箱,也可以敲响称为 keprak 或 kepyak 的金属片;具体术语和器具因传统而异。这些信号用于协调出场、音乐节奏变化、动作和打斗。因此,尽管达朗地位突出,演出仍是一个协作体系:乐师和歌者必须辨识提示,预判既定程式,并在不打断戏剧进程的情况下,应对计划之外的变化。

剧目、人物与戏剧诠释

《摩诃婆罗多》构成了爪哇“古典哇扬”(wayang purwa)剧目的很大一部分;这一名称通常与古代史诗世界的故事相联系。史诗以潘达瓦和库拉瓦两大家族之间的冲突为核心,为围绕继承、教育、婚姻、流放、战争及亲族责任展开的剧目提供了素材。单场演出通常只选取其中一个片段,而非讲述整部史诗。观众可能早已知道最终结局,因此,诠释与演绎比出人意料的情节更为重要。

《罗摩衍那》提供了另一组既有区别又有所交叠的戏剧素材:罗摩遭流放、辛塔被掳、哈奴曼出使,以及对抗拉瓦纳的战争。其中的人名、人物关系、叙事重点和支线故事,都与梵文版本有所不同。表演者也会从文学改写作品、地方叙事传统和以往的演出中汲取素材,而不是仅仅依据某一本权威典籍。印度尼西亚的人物与印度史诗人物相对应,并不意味着两者的人物塑造完全相同。

其他故事系列也展现了哇扬戏的广阔天地。盘吉故事讲述一位王子英雄与爱人的历险和离合;他的爱人通常名为钱德拉·基拉娜或塞卡尔塔吉。这些故事尤其与某些卷轴戏、面具戏及其他地方表演形式密切相关。达玛尔·乌兰故事则描绘了一个与满者伯夷有关的传奇世界。梅纳克故事系列将阿米尔·哈姆扎的历险改编为本土化的英雄故事,在某些木偶戏和舞蹈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较新的剧目也运用哇扬戏的技法来表现历史、基督教及当代题材。

普纳卡万,即滑稽侍从,是史诗素材在当地得到改造的最鲜明例子之一。在人们熟悉的中爪哇传统中,塞马尔与加楞、彼得鲁克和巴贡一同登场,不过这类滑稽人物组合的成员及身份因地区而异。塞马尔外表卑微或怪诞,却拥有非凡的精神权威。在巽他木偶哇扬戏中,切波特,又名阿斯特拉金加,尤为突出。这些人物不只是穿插于严肃情节之间,调节气氛;他们还可以诠释剧情、揭露矛盾,将遥远的史诗世界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他们的言语也改变了观众与故事之间的关系。贵族人物可能使用典雅的语言,遵循正式礼仪,而侍从则采用口语,谈论时事,穿插歌唱与笑话。这种对照为讽刺和批评留出了空间,而无须将史诗情节本身改写为当代故事。不过,哇扬戏不能被简化为一种隐晦的道德说教。对君主的忠诚、对亲人的责任、个人誓言与更广泛的正义之间,可能存在真正难以化解的冲突。一个人物即使口才出众或品格高贵,也可能作出灾难性的选择,因此表演者可以对同一段故事作出截然不同的诠释。

音乐、声腔与戏剧时间

许多瓦扬戏传统都以加美兰作为主要的音乐伴奏。加美兰是一种合奏乐队,其乐器、调律与曲目因地区而异。中爪哇的瓦扬戏可能使用青铜锣、金属排琴、鼓,以及拉弦乐器雷巴布(rebab)或拨弦乐器根德尔(gender)等其他乐器。并非每场演出都使用同样的乐器配置。巴厘岛的瓦扬皮影戏通常使用根德尔瓦扬(gender wayang)乐队,由演奏者双手持槌敲击青铜键片的金属排琴组成,具体配置随地区和仪式用途而异。

音乐的作用不只是为观众眼前的动作伴奏。它能确立宫廷场景的规模与情调,提示场景转换,维系旅途段落的展开,烘托言语,并为战斗注入动势。鼓乐对于协调动作和力度变化尤为重要。不同的乐曲与演奏惯例标示着不同的戏剧情境。由于戏偶的姿态不必模仿日常的身体动作,一次转身、停顿或突然跃起,其完整含义往往要通过与音乐时间的关系才能显现。

在中爪哇传统的通宵演出中,帕特(pathet)的次序有助于组织整晚演出的大体进程;在斯连德罗调律体系中,通常依次为 nem、sanga 和 manyura。帕特涉及旋律组织、特征音以及音乐上的预期,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音乐的调。帕特的依次更替也参与塑造戏剧节奏。中爪哇的这一安排不应推广到所有瓦扬戏传统,因为其他地区有不同的音乐体系,演出时长也不相同。

达朗,即操偶师,其声腔艺术包括叙述、对白,以及营造情绪氛围的吟唱;在爪哇的表演惯例中,这类吟唱统称为 sulukan。这些段落可能使用古爪哇语或文学爪哇语,将眼前的场景与更广阔的情感背景或宇宙观相联系。声腔可以从程式化的吟唱转为口语对白,再突然转入诙谐的对答。操偶师需要在操纵戏偶、发出表演提示的同时维持这些鲜明的反差,这要求相当高的体能掌控力与技术控制力。

在许多爪哇乐队中,通常称为 pesindhen 或 sindhen 的女独唱者,以及称为 gerong 的男声合唱组,都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存在表明,将瓦扬戏描述为一人独演的艺术并不周全:达朗所引领的是一群各有所长、相互协作的表演者。在当代演出的娱乐段落中,歌手与客串表演者可能成为格外引人注目的亮点,流行歌曲也可能与传统曲目同台出现。这些增添的内容可能改变叙事推进与音乐展示之间的平衡。观众对此反应不一:有些人看重娱乐内容的丰富,另一些人则更希望歌曲、戏剧氛围与戏偶动作能够紧密融合。

仪式、赞助与社会意义

长期以来,哇扬戏的演出场合往往并不严格区分娱乐与仪式。婚礼、割礼、家庭庆典、村落仪式、纪念活动和庙会都可能伴有演出。赞助者的目的会影响剧目的选择、演出时长、仪式筹备以及观众构成。作为社区庆典一部分而举行的演出,与售票的剧场演出,即使由同一位偶师使用同一套戏偶表演,两者的社会意义也不相同。

在爪哇,尤为重要的一种演出场合是驱厄仪式,其目的是使人摆脱某些超自然力量带来的危险。讲述巴塔拉·卡拉的故事《穆尔瓦卡拉》与这类演出密切相关。按照相关传统的观念,某些特定类别的人需要仪式的护佑。偶师的专门知识、念诵、供品以及对故事的演绎方式,都是仪式的组成部分。不能仅仅将这种实践理解为一个传达抽象寓意的通俗故事:在参与者看来,它的效力在于演出本身就是一种仪式行为。

在巴厘岛,哇扬戏可以融入印度教寺庙仪式和人生礼仪。其中一个重要区分,是主要面向人类观众的演出与仪式性质更为明确的形式之间的区别。后者包括 wayang lemah,这种形式往往在白天演出,不使用人们熟悉的影幕。具体安排取决于当地习俗和仪式要求。这些例子说明,尽管影幕与影子已成为哇扬戏在国际上的标志,却不足以界定它所发挥的文化作用。

赞助也带来了相应的义务。历史上,宫廷可以借演出来阐明王权、谱系和社会秩序的理想,而村落中的赞助者则寻求集体参与、声望或仪式所带来的福祉。在现代印度尼西亚,公共机构、私营企业、文化组织和广播电视制作方也加入了赞助者的行列。委托方希望传达的信息可以融入诙谐对白或新编故事之中。表演者必须在这些要求、观众的期待以及戏剧世界的可信度之间取得平衡。

因此,哇扬戏的社会意义既不统一,其政治意涵也并非固定不变。关于正统统治与忠诚侍奉的故事可以肯定等级秩序,而丑角仆从则可以质疑精英的行为,揭露官方说辞与普通人日常体验之间的差距。语言等级、座位安排、赞助者的显眼程度,以及人们接近表演者的机会,都参与塑造了演出活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宗教诠释同样多样:不同剧目和演出场合可以承载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其他视角的解读。通过具体实践来描述这种多样性,比为所有哇扬戏赋予单一的神学体系或社会功能更为准确。

录制、教育与当代转型

录音录像与广播电视改变了人们接触哇扬戏的方式。广播让听众无需看见戏偶便能欣赏人声与音乐,从而将注意力引向偶师的叙述与乐队的演奏。商业录音使著名唱段和表演者的艺术得以广泛传播,不再局限于某一场演出。电视重新带来了视觉元素,却通过摄影机与剪辑选择观众所见的画面,将原本可由观众从不同位置自由观看的演出,转化为一连串经过取景的影像。

二十世纪的杰出表演者推动了这些媒介化形式的发展。中爪哇偶师基·纳尔托萨布多(Ki Nartosabdo)凭借音乐和戏剧呈现方面的创新,产生了广泛影响。基·阿诺姆·苏罗托(Ki Anom Suroto)与基·曼特布·苏达尔索诺(Ki Manteb Soedharsono)在声音运用、角色塑造和操偶技巧上各具特色,而阿塞普·苏南达尔·苏纳里亚(Asep Sunandar Sunarya)则成为巽他木偶戏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声望建立在鲜明可辨的个人风格之上,而不是对某个统一范式千篇一律的传承。这些表演者的录音录像也成为后辈的教学资源。

在通宵演出的同时,较短的演出形式也逐渐发展起来。艺术节、学校、旅游场所、电视节目安排以及国际巡演,往往需要选演片段或压缩故事。缩短时长可以让新观众更容易接近这种艺术,却也改变了情节铺陈、音乐发展、喜剧段落与结局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只是故事讲得更少:长篇演出的节奏,容许情绪与伦理张力通过反复、延宕和精心安排的对比逐步积累。

当代实验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艺术形式。*鼷鹿哇扬戏(wayang kancil)演绎以机智的鼷鹿为中心的动物故事,而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启示哇扬戏(wayang wahyu)则表现基督教题材。另一些创作将戏偶与当代戏剧、投影影像、新型乐队编制或非传统材料结合起来。斯拉梅特·贡多诺(Slamet Gundono)的草偶哇扬戏(wayang suket)*以草编人偶和灵活的叙事方式为特色,展示了如何凭借极简的物件,以及表演者与观众之间更为开放的关系,重新构想哇扬戏。这类作品可能保留偶师在叙事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大幅偏离既有的舞台配置。

如今,哇扬戏通过家族传承、师徒授艺、印度尼西亚的艺术院校、社区团体、录音录像和网络视频等渠道传承。每种渠道保存的知识各不相同:视频可以记录一场著名演出,却无法单凭自身再现操纵戏偶所需的手感与技巧,或带领乐师演奏所需的判断力。同样,历史戏偶的艺术品保护也只能照顾到这一传统的一部分,因为一套完好无损的藏品并不能保存发声技巧、剧目或演出中的协作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提高了哇扬戏的国际知名度,但如何保护这一传统,仍涉及培训、演出委约、语言、材料,以及如何让表演者有机会面对能与之呼应的观众演出等实际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