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鲁威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约于1490年创作的一幅素描,画中一名裸体男子以两种相互叠合的姿势置于圆形和正方形之中。作品先在纸上起稿,再以蘸水笔和墨水绘成,四周环绕着手写笔记,尺寸约为34.4 × 24.5厘米,现藏于威尼斯学院美术馆。其广为人知的标题源自古罗马建筑学作家维特鲁威,他对人体比例的论述为达·芬奇的研究提供了起点。
这张画稿汇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个核心关切:重新发掘古代学问、确立直接观察的权威,以及探索以数学关系表述自然形态的可能性。它既不只是一幅解剖插图,也不只是一张几何图解。达·芬奇借助人体形象,探究人体比例如何将建筑的设计原则与自然界可测量的组织规律联系起来。
如今,这幅画被广泛复制,成为人类、科学探究以及艺术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普遍象征,但它最初是一份用于思考与研究的工作图稿。画上的题注区分了沿袭自前人的比例法则与达·芬奇本人的观察,而相互叠合的四肢则解决了维特鲁威文本中的一个具体难题:同一人体可以同时与圆形和正方形相对应,但这两个图形不必具有相同的中心。
画稿、媒材与视觉构成
原作是一幅尺幅较小的纸本作品,并非壁画、版画,也不是维特鲁威著作印本中的书页。它声名显赫,容易让人忽略其小巧尺幅所带来的亲近感。人体绘于纸张中央,上方有一整段文字,下方还有补充笔记。人物下方的水平标尺进一步表明,这是一项关于测量的研究。如今使用的标题是约定俗成的名称,而非达·芬奇亲笔题写的正式画名。
画中男子面向前方,头部端正,目光朝向观者。一组手臂水平伸展,另一组斜向上举。一组双腿并拢站立,另一组向外分开。由于两种姿态共用躯干和头部,画面呈现出四条手臂和四条腿,却没有画出四个独立的人体。这种叠置方式使观者能够直接比较不同姿态,而不必在几幅独立图示之间凭想象换算测量结果。
达·芬奇通过改变运笔的轻重和线条的疏密,区分不同类型的信息。人体轮廓柔韧而富于表现力,圆与正方形则构成更为明确的几何边界。细小的标记指示比例分界,克制的排线则赋予胸部、腹部、膝盖和四肢适度的体积感,使人体显得真实可信。这幅作品属于文艺复兴艺术的历史范畴,但其效果与其说依赖绘画制造的视觉幻象,不如说来自轮廓、题记与几何图形之间的精确配合。
画中人体的解剖结构清晰,却并非一幅解剖图。它没有剖露肌肉、骨骼或内脏,而是以体表可见的标志——下巴、乳头、肚脐、耻部、膝盖以及肢体末端——作为比较各段长度的参照点。男性生殖器被画出,不只是因为人物裸体,更因为生殖器根部的位置与人体比例的论证有关。
题记采用达·芬奇特有的镜像书写方式,主要由右向左书写。它们是作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非在一幅已经完整的图像上另加的说明。复制品常常将这些文字裁去,或缩小到无法辨认,从而改变了这张画稿呈现出的性质。它看起来或许像一个独立自足的象征图案,但在原本的形式中,却是一篇紧凑的图文论证:文字既解释所探讨的比例法则,也说明图中人物需要做出的姿态变化。
维特鲁威与建筑中的比例问题
列奥纳多的主要文字依据,是维特鲁威于公元前一世纪撰写的建筑论著《建筑十书》第三书第一章。这段文字讨论的是神庙设计。维特鲁威认为,建筑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必须具有恰当的比例关系,并以形体匀称的人体作为这种关系的范例。因此,这里的人体范例是建筑论述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医学描述。
这一论述的核心术语之一是 symmetria。在维特鲁威的用法中,它指各部分通过共同模数形成的可通约关系,而不只是现代日常意义上的左右对称。一指、一掌、一足或一个头的长度,都可以充当将较小部分与较大部分联系起来的单位。人体所体现的是这样一种体系:大小不一的各部分能够构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在神庙中,相应的比例关系可以将柱子的直径与其高度以及建筑的尺寸联系起来。
维特鲁威指出,一个人仰卧并伸展手足时,可以被一个以肚脐为圆心画出的圆所包围。随后,他描述了另一种关系:人的身高等于双臂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因此人体也可以与正方形建立联系。这些论断在原文中一并出现,却并未构成一幅规定详尽的图解。现存的古代插图中,没有哪一幅能够确切说明维特鲁威究竟希望如何协调这两种几何构图。
这段文字还给出了身体各部分所占的分数比例。从下巴到发际线的面部长度为身高的十分之一;从下巴到头顶的头部长度为身高的八分之一。足长为身高的六分之一,肘尺长则为四分之一。这些比例将人体描述与古代度量体系联系起来。在这些体系中,指、掌、足、肘尺等单位都与身体有关,尽管其实际标准长度因地域和时代而异。
文艺复兴时期对这段文字的关注,是当时重新发掘古典建筑理论这一更广泛潮流的一部分。维特鲁威的著作通过中世纪的手稿流传下来,并于十五世纪八十年代付印,但其中的术语以及残缺或晦涩的段落仍需诠释。因此,对艺术家和建筑师而言,将维特鲁威所描述的人体绘制成图,既是一项学术工作,也是一项设计实践。列奥纳多的成就不在于提出了这一文本问题,而在于为它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视觉解答。
圆、正方形与两个中心
达·芬奇这一构图的关键,在于将圆心与正方形的中心分开。遵照维特鲁威的描述,圆以肚脐为中心。正方形则对应双臂水平伸展的直立人体,其中心位置较低,接近生殖器根部。达·芬奇并未强求这两个图形共用一个中心。这样一来,人体便能通过两种不同的四肢姿态,分别满足两种不同的几何关系。
对于正方形,起决定作用的关系是身高与臂展相等。若以 表示站立时的身高,以 表示双臂水平伸展时两端指尖之间的距离,则理想关系为
因此,正方形直观地表达了人体在垂直与水平方向上伸展的尺度相等。人体姿态在这里至关重要:改变手臂的角度或弯曲肘部,都会改变臂展,破坏这一构图的几何关系。这幅画并非只是在任意一个站立的人体外面套上正方形。
对于圆,四肢的位置则必须重新调整。达·芬奇的注释指出,双腿应张开到足以使身体高度降低十四分之一的程度,双臂则应抬起,直到中指与头顶齐平。在这一姿态下,肚脐便成为伸展的四肢末端所处圆周的圆心。同一则注释还指出,两腿之间的空间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些说明将人体视为可以活动的对象,表明几何结果不仅取决于身体尺寸,也取决于姿态。
因此,这幅图结合了两种状态,而非描绘某个瞬间的单一姿势。看似简洁的画面中,其实蕴含着一连串动作:直立、双臂平伸、双腿张开,再将双臂抬起。共用的躯干维系了两种状态的连续性,重复绘出的四肢则记录了姿态的变化。正因如此,与那些不考虑各自中心、只是将圆、正方形和人体简单叠加的插图相比,这幅画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
这一构图不应与数学上的化圆为方问题混为一谈;后者要求按照规定的几何作图方法,作出一个与给定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达·芬奇的画既未确立二者面积相等的关系,也未给出这一问题的解法,而是通过人体将两种基本图形联系起来。尽管圆和正方形可能承载着更广泛的文化意涵,但对于画面中呈现的几何构图,首先应将其理解为对维特鲁威相关具体论述的一种实际回应。
文字中的测量数据与达·芬奇的修订
题记清楚表明,达·芬奇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维特鲁威的说法。上方的文字将一系列人体尺度的换算关系归于这位古代建筑师:四指为一掌,四掌为一足,六掌为一肘尺,四肘尺为一人身高。身高合计二十四掌的说法,为人体确立了一个模数框架。这是一套比例体系,并不意味着历史上所有掌尺或肘尺的绝对长度都完全相同。
在人物下方,达·芬奇记录了更为详尽的一组比例关系。从下巴到头顶的距离为身高的八分之一;从下巴到发际线的距离为身高的十分之一。两肩最宽处的宽度为身高的四分之一。从肘部到指尖的距离同样为身高的四分之一,而从肘部到腋下的距离则为身高的八分之一。这些比例构成了一套可在身体各部位之间相互核验的关系网,而不只是同一单位的反复运用。
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差异涉及足长。维特鲁威的论述将足长定为身高的六分之一,而达·芬奇在下方的注记中却写道,足长是身高的七分之一。因此,这张画稿保留了两者之间的出入,而没有将其掩盖。这一点常被视为证据,说明达·芬奇曾将古代文献的权威说法与通过观察人体所得的测量结果或判断加以比较。题记本身确凿地呈现了这两个不同的数值,但并未完整记录他得出这一修订的过程。
达·芬奇还将面部分为更小的区段。从下巴底部到鼻子下缘的距离、鼻子的长度,以及从眉毛到发际线的距离,被视为彼此对应的三个等分,各占面部的三分之一。这些并非仅仅是在标示解剖部位,而是确立了一种层级关系:全身包含头部,头部包含面部,面部本身又可以细分为规整的部分。
这些比例准则属于人体测量学,即测量人体的学科的历史范畴,但这张画稿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群研究。它没有提供样本量、分布、年龄范围,也没有说明个体差异。多种比例同时出现,也不能证明某一个接受测量的人恰好符合所有比例。它的史料价值在于展现达·芬奇如何整理有关比例的知识、检验前人传下的规则,而不在于证明某种普遍适用的生物学标准。
达·芬奇在米兰的研究及同时代的相关探索
这幅画通常被认为作于1490年前后,正值达·芬奇首次长期居留米兰、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效力的时期。画上并未注明确切日期。通行的断代依据,是它与达·芬奇这一时期的笔迹、绘画及建筑研究兴趣之间的联系。这些研究涉及建筑规划、结构形式,以及实际设计与几何推理之间的关系。
大约在这一时期,达·芬奇参与了米兰大教堂相关问题的研究,并结识了一些致力于阐释古代建筑范式的建筑师。这一建筑学背景十分重要,否则,人们很容易因他后来作为解剖学家的声望,而以为《维特鲁威人》完全源于他的解剖学研究。他对人体内部结构的细致研究持续了许多年,其中一些最深入的工作是在晚得多的时候开展的。这幅人体比例图尤其体现了人体外部测量与建筑理论的交汇。
建筑师弗朗切斯科·迪·乔治·马尔蒂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他的论著探讨了人体与建筑之间的对应关系,达·芬奇也熟悉他的著作。1490年,两人都参与了有关帕维亚大教堂的咨询。弗朗切斯科的一些图画将人体直接与建筑平面图或立面图联系起来。达·芬奇的这幅画则更为集中:它并未将人体化作教堂图示,而是探究这类建筑类比可能依据的人体与几何基础。
另一个值得比较的重要例子,是与贾科莫·安德烈亚·达·费拉拉有关的维特鲁威人体图;这位建筑师是达·芬奇在米兰的熟人。费拉拉一部手稿中的一幅画引起了关注,因为它同样处理圆与正方形的问题,而且保留了推敲人物形态时的修改痕迹。它与达·芬奇画作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但究竟谁先谁后、影响朝哪个方向发生,仍有待学界阐释。题材相近和私人交往能够说明两人身处共同的思想环境,却不能直接证明现存的其中一幅图临摹自另一幅。
文艺复兴时期对比例的广泛关注,也体现在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的著作中,以及稍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对人体测量的研究中。这些研究并不相同。建筑中的模数体系、画家对真实可信的人体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体型的分类,都可能导向不同的方法和结果。达·芬奇这幅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文字评注、几何解法和一幅刻画细致的裸体人像凝聚于同一张纸上。要理解它的独创性,最好将其置于当时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中,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位孤立的天才凭空创造人体比例理论的成果。
人文主义、身体与理想比例的局限
这幅作品常被视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图像表达。这种联系,一方面源于它对古典作家著述的重新研读,另一方面则源于它将人体视为可理解的秩序之源。人文主义学者致力于重新发掘和阐释古代文本,而艺术家与建筑师则探索如何将这些学问运用于当时的实践。这幅素描兼具两者:维特鲁威提出命题,列奥纳多则在重新考察后,赋予它视觉形式。
圆与正方形也引出了象征性的解读。圆自古以来就与完满和天体秩序相联系,正方形则可与尘世及稳固的建筑结构相联系。这些联想有助于解释,为何这幅素描能够如此广泛地被用作各种理念的象征。不过,仍应将这些联想与列奥纳多明确提出的论述区分开来。图中的题记讨论的是测量、身体姿态以及维特鲁威的论述,并未对天、地与人作出完整的寓意阐释。
与此相关的解读还将人视为一个小宇宙,即与宇宙这一更大秩序相对应的较小秩序。列奥纳多在其他地方确实曾将人体的生理过程与自然系统相比较,因此,这一思想背景具有相关性。然而,若断言这张画稿蕴含某种特定的宇宙论学说,就超出了其文字所能证实的范围。它直接探讨的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通过人体和两种几何形状将其表达出来。
画中呈现的具体是一名成年男性的身体。后来人们将其用作全人类的象征,不应因此忽略这一事实。古代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比例体系,往往将男性身体视为建筑和艺术理论的规范性参照。女性、儿童、老年人以及具有不同比例的身体,都未在这一特定构图中得到体现。因此,后世赋予这幅素描的普遍意义,超出了它用来阐明论点的具体身体范例。
理想比例也不等于统计平均值。一套比例法则之所以选用某些比例关系,可能是因为它们在数学上简洁、在视觉上和谐、便于设计,或有权威文献作为依据。人的实际身体尺寸因人而异,不同身体部位之间的比例,也并非对所有人都恒定不变。列奥纳多的这张画稿介于观察与理想化之间:画中人物看起来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在形体上也合乎情理,但其尺寸却被纳入了一个抽象体系。这种张力本身就是作品历史意义的一部分,而非某种缺陷,不能简单地将作品视为纯粹的幻想或精确的生物学定律来消解。
流传、博物馆收藏与保护
这幅素描现藏于威尼斯学院美术馆,但并非为该机构而作。与近现代的收藏保管情况相比,其早期流传的文献记录并不完备。在米兰画家兼收藏家朱塞佩·博西购得此画之前,它已属于与德·帕加韦家族有关的收藏。博西于1807年将其购入,并结合自己对达·芬奇的广泛兴趣展开研究。
博西对这幅素描在19世纪的传播与接受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只是拥有一幅精美画作的藏家,还深入研究达·芬奇的艺术,并撰文探讨人体比例与维特鲁威理论之间的关系。当时,人们正日益系统地关注达·芬奇散藏各处的手稿与绘画作品,博西的学术研究则帮助人们将这幅素描置于达·芬奇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1815年博西去世后,这批收藏进入了由公共机构收藏的新阶段。
1822年,在奥地利统治下,威尼斯学院购入了博西的素描收藏,这幅作品也随之入藏。当时,威尼斯属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意大利领地。这次收购解释了为何达·芬奇最著名的纸本作品之一会藏于威尼斯,而非米兰、佛罗伦萨,或直接源自其工作室的某批收藏。因此,它进入公共机构收藏的历史,与《蒙娜丽莎》等绘画作品截然不同。
作为一件纸本作品,它的公开展示必须与保存需求取得平衡。光照会使纸张及绘画材料发生累积且不可逆的变化,湿度和温度的变化也可能影响纸质基底。在艺术品保护中,这些风险通过环境控制、限制光照、谨慎装裱,以及运输或展出前的评估来管理。因此,即使长期不向公众展出,也不影响它作为博物馆重要藏品的地位。
一次格外引人瞩目的外借发生在2019年:这幅素描被送往卢浮宫,参加纪念达·芬奇逝世五百周年的展览。这项外借计划在意大利引发了法律诉讼,一度被暂缓执行,之后才获准继续。此事使文物保护、国家馆藏及国际展览交流等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也凸显了这件作品在当代处境中的一个特殊之处:它的图像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世界各地出现,而公众接触原作的机会却并不连续,且受到严格管控。
复制传播、现代接受与解读误区
《维特鲁威人》在现代的广为人知,有赖于复制传播。这幅脆弱、只能间歇展出的素描,通过书籍、海报、广告、电视和数字媒体,成为全球熟知的图像。许多复制品删去了周围的文字,只保留人体、圆形和正方形。这种裁切使画面即使缩小也能一目了然,却掩去了重要的线索:达·芬奇是在评述一段文本,并记录一系列关于比例的观察。
一个广为人知的改编实例,是随欧元现钞于2002年投入流通的意大利一欧元硬币。硬币的国家面由劳拉·克雷塔拉设计,以维特鲁威人体形象作为意大利艺术与思想遗产的简明象征。在其他场合,这一图像也不断被科学、医学、设计或体能表现相关机构改编使用。在这些语境下,伸展的四肢及其周围的几何图形,即使并非意在直接指涉维特鲁威,也能让人联想到可被测量的人体。
这一形象也很适合用于戏仿和替换。设计者将画中的男子换成动物、机器、虚构角色,或手持当代物品的人物。这些改编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原有构图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它们也表明,这一图像已经获得了超出其最初建筑学问题的意义,包括技术力量、身体规训、环境关系,以及对“一个身体可以代表所有人”这一观念的批判。
一种长期流传的误解认为,这幅画确凿地蕴含着黄金比例,其通常写作
达·芬奇在这张画纸上的题记,并未将这一比例列为构图的主导原则。文献所记载的他与卢卡·帕乔利的交往,以及他为帕乔利的《神圣比例》所绘的插图,促使后人尝试将这幅画与黄金分割图式联系起来。然而,这些关联并不能证明《维特鲁威人》是依据此类图式构建的。在复制品上进行的测量,也可能受到裁切、变形、线条粗细以及解剖标志点选取方式的影响。
另一种常见的解读将画中人物视为达·芬奇的自画像。画纸上没有任何能够证实这一点的身份题记,仅凭相貌相似也不足以定论。这幅画要发挥其作用,并不需要人们知道模特的身份。最能得到确切解读的,仍是作品本身提供的特征:一个以两组姿态呈现的男性身体,圆形与正方形各自不同的中心,明确标示的比例分数,以及与维特鲁威著述展开对话的文字。在复制时保留这些细节,才能使这一图像不仅继续作为跨学科知识的象征,也仍然是一份可供解读的记录,呈现文艺复兴时期一次具体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