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宪章》**的正式名称为《国际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宪章》,是一份关于保护历史建筑与历史场所的基础性原则文件。宪章于1964年5月在威尼斯举行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术人员国际会议上通过,以尊重原有材料、历史证据及不同时期的贡献为基础,为文物保护与修复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框架。全文共十六条,涉及古迹的定义、养护、使用、环境、修复、发掘及记录等事项。宪章是一份专业性和理论指导性文件,而非国际条约。
历史背景
宪章源于围绕建筑修复目的的长期争论。一种主张是恢复建筑被推定的原始面貌,或使其呈现风格统一的外观,有时为此进行大规模重建。另一种主张则强调保存现存的实体及其历经岁月变迁所积累的证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过程中,这些分歧尤为重要:大范围的破坏使人们不得不思考,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地重建已经消失的历史实体。
1931年的《雅典古迹修复宪章》是其重要的先行文件。该文件倡导国际合作、日常养护、尊重历史环境,以及审慎使用现代保护技术。它不同于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相关的《雅典宪章》。
面对不断扩展的保护活动和日益复杂的技术问题,威尼斯会议力图阐明一个更完整的国际框架。由此形成的宪章成为1965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核心理论指导文件。
宪章序言将历史古迹视为共同遗产,并指出当代人有责任将其“以真实性所蕴含的全部丰富内涵”传给后世。同时,序言也承认,各国必须结合自身的文化与传统背景来运用共同原则。
适用范围与核心原则
古迹包括环境与普通建筑
第一条对历史古迹作出了广义界定。它不仅包括单体建筑作品,也包括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项重要发展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一定义涵盖了随着时间推移而获得文化意义的普通作品,而非仅限于杰出的艺术成就。
这将保护范围从非凡的杰作拓展到了更广泛的对象。街道、建筑群、普通构筑物及其与周围空间的关系,都可能值得保护。不过,宪章关注的重点仍是文化遗产的有形、建筑及考古层面。
第三条指出,保护与修复的目的,是同时维护古迹作为艺术作品和历史见证的价值。因此,仅凭改善美观这一理由,并不足以证明破坏其史料价值是正当的。
养护与持续使用
第四条将持续养护视为保护的根本要求。这意味着,对古迹的照护应当持续进行,而不应依赖偶尔开展的大规模修复工程。
第五条提倡将古迹用于有益于社会的用途,前提是这种使用对其布局或装饰的改变不得超出可接受的限度。这一原则支持适应性再利用,但并不意味着新功能的需求自动具有决定性地位。适应性改造必须与建筑的重要特征相容。
环境与位置
第六条将保护范围延伸至古迹的周边环境。传统环境尚存之处,应予保留;按照该条规定,不得进行会改变体量与色彩关系的新建、拆除或改造。
第七条认为,古迹与其历史及所处环境不可分割。只有在保护确有需要,或涉及具有首要重要性的国家或国际利益时,才可迁移古迹的全部或一部分。
第八条同样对移除构成古迹整体组成部分的雕塑、绘画或装饰作出限制:只有当移除是确保其保存的唯一手段时,才可实施。这将建筑保护与艺术品保护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建筑及其装饰视为彼此独立的对象。
修复与历史证据
修复不得沦为臆测
第九条将修复界定为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其目的在于,通过尊重原有材料和真实可靠的文献,保存并揭示古迹的审美与历史价值。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要求是:修复“必须止于臆测开始之处”。
这并非禁止一切干预或增补,而是要求区分有证据支持的工作与假想性的补全。确需进行不可或缺的增补时,增补部分必须能与原有建筑构图区分开来,并带有当代印记。修复前后还必须开展考古与历史研究。
第十条允许在传统技术不足以满足需要时采用现代保护与施工技术,但其有效性须已得到科学数据和实践经验的证明。因此,宪章并不要求只使用传统方法。
不同时期的贡献
第十一条反对将“风格统一”作为修复的目标。建筑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价值的贡献,都必须得到尊重。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理由移除后期部分,以显露更早的状态:被移除的部分必须价值不大;显露出来的部分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或审美价值;而且其保存状况必须足以支持将其暴露出来。对这些条件的评估,不应仅由工程负责人一人决定。
这一规定将历代累积的变化纳入古迹的重要价值之中。后期增建部分并不会仅仅因为与较早的建筑风格不同,就自动成为可以舍弃的部分。
缺失部分的补配与新增部分
第十二条要求,缺失部分的补配应与整体和谐相融,同时仍可与原有部分相区别。其目的在于避免伪造艺术或历史证据。
“和谐”与“可辨识”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意保持的平衡。宪章并不要求每一处修补都产生强烈的视觉反差,但也不允许补配部分以假乱真,被误认为历史原物。至于应当如何体现这种区别,仍有赖于专业判断与阐释。
第十三条规定,只有在不损害建筑的重要部分、传统环境、构图平衡及其与周边环境关系的情况下,才允许增建。
考古遗址与记录
第十五条涉及考古学领域的发掘与遗址保护。它要求科学开展发掘,对建筑特征和出土发现实施永久性保护,并采取措施,使古迹能够为人所理解,同时不歪曲其含义。
对于经发掘揭露的遗址,该条原则上排除重建,仅允许进行原构件重组修复,即将现存但已散离的构件重新组装。任何用于衔接补合的材料都必须能够辨认,其用量也必须限于保护和恢复形态所必需的范围。这一规定尤其严格,不应将其视为一项不加区分地适用于所有类型历史场所、所有可能重建情形的通则。
第十六条要求对保护、修复和发掘工作作出准确记录。分析性与评议性报告应配有图纸和照片,并记录各个工作阶段,包括干预过程中识别出的技术和形态特征。记录应存入公共机构,供研究人员查阅;宪章还建议将其出版。
因此,记录本身就是保护工作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行政性的补充。它既保存有关古迹的信息,也保存有关那些改变了古迹的决策的信息。
影响与法律地位
宪章有助于为建筑保护建立一套共通的专业话语。其原则为保护培训、项目评估、机构政策以及有关历史场所干预的讨论提供了依据。
宪章本身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可强制执行的要求,来自国家或地方的立法、规划制度、行政决定、合同,或其他将保护原则纳入其中的规范性文件。宪章也没有建立世界遗产制度;该制度依据的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1972年另行通过的公约。
宪章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其作为国际专业参考文件的权威性。它提供了一系列判断标准,用以审视干预是否保留了证据、尊重了历史积累、保护了环境,以及是否充分区分了原有部分与新增部分。
局限与后续发展
宪章的国际性诉求引发了争论:主要围绕建筑古迹形成的原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不同的文化传统?它对留存材料的重视,对某些遗产类型比对另一些更为适用。对于那些意义依赖于周期性重建、可更新材料、延续至今的工艺实践、宗教用途或活态传统的场所,可能需要对真实性作出更宽广的理解。
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讨论,强调文化背景,以及可用于理解真实性的可信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它并非简单地抛弃物质证据,而是质疑了可以在任何地方采用同一套检验标准的假设。
《巴拉宪章》于1979年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首次通过,之后多次修订,形成了一套以文化意义为核心、范围更广的工作流程。其方法明确关注价值、关联、含义,以及与场所有联系的人们的参与。
其他问题,包括社区的主导权、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规模城市变迁,以及灾害或冲突后的恢复,在《威尼斯宪章》中均未得到全面阐述。宪章文本确立了原则上强烈反对臆测性修复的立场,但对于如何权衡物质遗存的损失与重建被毁场所的社会意义,提供的指导仍然有限。这些问题催生了补充性的理论原则与持续讨论,而非一种普遍接受的统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