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传教站是一个由21座主要天主教传教机构组成的网络,于1769年至1823年间在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境内建立。这些传教站主要由方济各会成员创办,是西班牙殖民计划的一部分,将宗教皈依、农业定居和领土占领结合在一起。通常所列的传教站,以圣迭戈德阿尔卡拉传教站为首,以墨西哥独立后在索诺马建立的圣弗朗西斯科索拉诺传教站为末。虽然通常被称为“西班牙”传教站,但它们在墨西哥统治下仍继续运作,直到19世纪30年代其组织体系被拆解。
这些传教站并不只是教堂,而是规模庞大的综合机构,包含住所、作坊、农田、成群牲畜、附属牧场以及原住民劳动力。其运作依赖于将原住民纳入由传教士监管、由殖民军事力量支撑的社群。皈依过程可能涉及协商,也可能出于个人主动,但受洗居民的行动受到限制,还须承担强制劳动,并遭受体罚。流行病、人口集中以及原有食物供给体系遭到破坏,共同造成了原住民人口的严重损失。
传教站建筑成为留存至今的地标,而传教站土地也影响了后来城镇、牧场和交通走廊的形成。其历史还涵盖原住民的反抗、文化适应、墨西哥统治时期的土地再分配,以及后来往往淡化殖民强制行为的纪念性叙事。要理解这些传教站,就必须将其现存建筑和宗教功能,与它们曾经代表的、规模大得多的殖民机构区分开来。
帝国目标与对上加利福尼亚的占领
加利福尼亚传教站沿袭了西班牙在帝国边疆建立宗教聚落的悠久做法。在新西班牙北部,传教士力图使原住民社群皈依基督教,同时重组其聚居方式、劳动组织和政治效忠关系。王室支持这些机构,是因为它们能够将西班牙的统治延伸至欧洲移民稀少的地区。传教士将劝人皈依视为宗教义务;殖民官员则还期望,传教站最终能培育出定居、纳税的社群,并将其纳入常规的民政和教会机构管理之下。
这一进程的直接背景在于下加利福尼亚:1697年,耶稣会士从洛雷托开始在那里建立传教站。1767年,耶稣会被逐出西班牙领地,此后方济各会暂时接管了这些传教站。随着传教区域进一步划分,多明我会负责管理半岛上的传教事务,而方济各会则集中经营上加利福尼亚。这一北部省份包括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沿海地区。
总督察何塞·德·加尔维斯组织了1769年的远征,由此开启了西班牙对上加利福尼亚的持续占领。远征的军事与宗教领导者包括加斯帕尔·德·波托拉和胡尼佩罗·塞拉。陆路和海路队伍从半岛北上,前往建立圣迭戈和蒙特雷据点。这次行动困难重重:疾病、水手和士兵的死亡、补给不稳,以及对地理情况所知有限,几乎使占领计划受挫。1769年,波托拉的远征队在寻找蒙特雷时抵达旧金山湾附近;西班牙人早在此前的航行中便已知晓蒙特雷的港湾。
战略上的考量包括维护西班牙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主张,以及对其他帝国扩张的忧虑。俄国在北太平洋的活动日益成为切实的威胁,并最终于1812年在当地建立了罗斯堡。西班牙也希望确保太平洋航运所经海岸沿线的港口安全。因此,不能仅以个别修士的宗教抱负来解释传教站的建立。
殖民聚落的建设以三种相互关联的机构为基础:传教站、军事驻防据点,以及民政城镇。西班牙先后于1769年在圣迭戈、1770年在蒙特雷、1776年在旧金山、1782年在圣巴巴拉建立军事驻防据点。民政城镇则包括1777年建立的圣何塞和1781年建立的洛杉矶。这些机构有时彼此合作,但也会争夺原住民劳动力、农产品供应和管辖权。传教士屡次抱怨士兵的行为,而总督们则对传教士掌控原住民居民及资源提出异议。
建立过程与地理网络
这21座主要传教站是在半个多世纪中陆续建立的,并非一次集中营建的成果。塞拉主持创建了最早的九座,不过其中一些奠基仪式由其他修士举行。他的继任者费尔明·弗朗西斯科·德·拉苏恩于1786年至1797年间又创建了九座。最后三座分别建于1804年、1817年和1823年。传教站大体沿海岸及邻近河谷建立,这些地方拥有水源、可耕地、便利的交通和数量可观的原住民人口,为设立永久性据点提供了条件。
通常采用的建立顺序如下:
| 传教站 | 建立年份 | 今所在地或邻近地区 |
|---|---|---|
| 圣迭戈·德·阿尔卡拉 | 1769 | 圣迭戈 |
| 卡梅洛的圣卡洛斯·博罗梅奥 | 1770 | 卡梅尔 |
| 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奥 | 1771 | 霍隆附近 |
| 圣加布里埃尔总领天使 | 1771 | 圣盖博 |
| 图卢兹的圣路易斯主教 | 1772 | 圣路易斯-奥比斯波 |
|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通称多洛雷斯传教站 | 1776 | 旧金山 |
|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 | 1776 |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 |
| 阿西西的圣克拉拉 | 1777 | 圣克拉拉 |
| 圣文德 | 1782 | 文图拉 |
| 圣芭芭拉 | 1786 | 圣芭芭拉 |
| 圣母无染原罪 | 1787 | 隆波克附近 |
| 圣十字 | 1791 | 圣克鲁斯 |
| 孤苦圣母 | 1791 | 索莱达 |
| 圣若瑟 | 1797 | 弗里蒙特 |
| 施洗者圣若翰 | 1797 | 圣胡安-包蒂斯塔 |
| 圣米迦勒总领天使 | 1797 | 圣米格尔 |
| 西班牙国王圣费尔南多 | 1797 | 洛杉矶 |
| 法国国王圣路易 | 1798 | 欧申赛德 |
| 圣依搦斯 | 1804 | 索尔万 |
| 圣拉斐尔总领天使 | 1817 | 圣拉斐尔 |
| 圣方济各·索拉诺 | 1823 | 索诺马 |
建立年份并不一定是现存建筑的建造年份,甚至也不一定是传教站最终选址启用的年份。圣卡洛斯传教站最初设于蒙特雷,1771年才迁至卡梅尔。圣迭戈传教站原址靠近要塞,1774年迁往内陆。圣加布里埃尔传教站也曾迁址,另有几座传教站因洪水、地震或当地条件不适宜而先后更换驻地。圣拉斐尔起初是隶属于圣方济各传教站的一处辅助传教所,即附属机构,尤其注重照料患病的原住民居民。
各主要传教站掌管着由外围牧场、农业据点和小礼拜堂组成的网络。这些附属设施虽然没有在公认的21座传教站名录中单独列出,却可能对粮食生产和吸纳原住民入站至关重要。隶属于圣迭戈传教站的圣伊萨贝尔辅助传教所,以及隶属于圣路易斯雷伊传教站的圣安东尼奥·德·帕拉辅助传教所,便体现了传教站的管理范围如何延伸至主要院区之外。
连接各据点的路线,后来被统称为皇家大道,意为“王家之路”。它最初并非一条统一修筑、设有标准化路标的公路。旅行者往来于聚落、水源和渡河点之间,所走的路径会随情况而变。人们常说,相邻传教站之间的距离恰好都是一天的路程,但这一说法将实际的地理格局过度简化了;传教站的分布受到地形、建立先后顺序以及原住民社区位置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如今与这条路线联系在一起的路旁钟标,则属于年代晚得多的一项纪念工程。
原住民、招募与殖民权力
传教站建在原住民人口稠密的世居土地上,而非空无一人的边疆。受其影响的族群包括库梅亚伊人、路易塞尼奥人、阿查切门人、通瓦人、丘马什人、萨利南人、埃塞伦人、奥隆人、海岸米沃克人、帕特温人,以及许多其他族群。这些名称涵盖了语言和政治组织上的显著差异。在原住民生活的加利福尼亚,各村落社群通过贸易、通婚、仪式往来和区域外交相互联系。当地经济兼有捕鱼、狩猎、采集、有控制的焚烧,以及对植物资源的精细管理。
传教站招募原住民的方式因地点和时期而异。礼物、食物、宗教仪式、人际关系,以及获取陌生物品的机会,都可能吸引访客和有意皈依者。有些人进入传教站,是为了与已住在那里的亲属团聚;另一些人则是在地方冲突或环境变动期间寻求庇护。随着牲畜占据周边土地、殖民定居活动扰乱原有的生计方式,原住民的选择越来越少。军事远征、向村落首领施压,以及追捕逃离者,也促使原住民被纳入传教站体系。因此,无论将其描述为完全自愿的迁移,还是一律由军队抓捕,都无法概括整个体系的情况。
洗礼标志着个人在法律地位和实际处境上的决定性变化。传教士将受洗的原住民视为受其监护的基督徒;在殖民时期的记录中,这些人通常被称为“新皈依者”(neophytes)。长期离开传教站一般需要获得许可,擅自离开的人可能会被派出的士兵带回。传教站当局规定劳作时间,并以禁闭、木枷或鞭打惩罚违反纪律者。当时的人以家长式监护观念和教会制度为这些做法辩护,但这些做法使在传教站居住与在普通堂区参与宗教生活有了本质区别。
这种制度安排不断引发管辖权争端。修士声称自己负责宗教教导和保护皈依者,而总督及军官则行使世俗行政权。原住民官员通常被称为“阿尔卡尔德”(alcaldes),负责传达指令、监督劳作并协助处理日常事务。这类职位可以使某些人获得影响力,但它们仍处于最终由殖民当局控制的等级体系之内。因此,原住民的领导体制既不是被简单废除,也不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传教站使用的称谓也改变了原住民人口的记录方式。“加布里埃利诺人”“费尔南德尼奥人”和“迭戈尼奥人”等名称,是按照人们与圣加布里埃尔、圣费尔南多和圣迭戈传教站的关系来划分群体,而非完整反映殖民前的各种身份认同。这些分类后来进入民族志研究和行政管理用语,有时掩盖了不同村落和语言社群之间的区别。当代原住民族及社群保持着各自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诠释,并不一定与传教站时代的分类一一对应。因此,加利福尼亚原住民的历史,远远超出了那些试图重组其生活的机构的范畴。
礼拜、教育与日常社会生活
传教站以钟声宣告礼拜、用餐和劳作的时间,安排每日的生活节奏。宗教教导着重于祈祷、天主教教义、参加弥撒以及领受圣事前的准备。传教士通过反复讲授、视觉图像、音乐和口译员,跨越语言障碍开展教学。但这些教导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能让原住民达到修士所期望的理解程度,或按其要求行事。原住民居民在采纳基督教习俗的同时,也可能继续履行原有的义务,保留传统疗愈方式,或沿用对神圣力量的既有诠释。
语言既是实际问题,也涉及神学。加利福尼亚语言的多样性意味着,修士无法在全省仅凭一种原住民语言开展工作。一些修士编纂了词汇表、语法书、教理问答文本或译作,另一些则高度依赖口译员。西班牙语在行政管理和不同社群之间的交流中日益重要,但原住民语言仍在使用。传教站文献保存了珍贵的语言资料,同时也反映出传教士试图将陌生的社会与宗教概念纳入天主教范畴来解释。
传教站将洗礼、婚姻和安葬情况记入登记簿,如今这些记录为研究个人及亲属关系提供了罕见的详尽资料。洗礼记录往往注明受洗者的原籍村落、父母、年龄类别及代父母。婚姻政策推行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有时要求解除既有婚姻关系,或重新界定其性质。这些干预可能打乱原有的家庭安排,不过,亲属也会利用亲缘纽带,就传教站社群内的迁移、居住和获得援助等事宜进行协商。
性别和年龄影响着劳动分工与监管方式。男子通常从事田间劳动、放牧、建筑和各类手艺;女子则磨谷、备餐、纺线、织布,并承担其他生产工作。具体任务各不相同,这些分工既非处处一致,也与原住民以往的做法不尽相同。未婚妇女和女孩常被安置在称为 monjeríos 的上锁宿舍中。修士将这些安排说成是保护和道德监管,但禁闭限制了人身自由,也可能造成不利于健康的居住条件。士兵的性暴力及其他不当行为,是传教士反复投诉的问题。
音乐在礼拜与教导中占据重要地位。原住民歌者和器乐演奏者演出素歌、复调圣乐,以及经由新西班牙传入的乐曲。一些传教站设有唱诗班和乐团,其技艺令来访者赞叹。音乐家、口译员、工匠、厨师和原住民官员共同维系着传教站的日常运作;这些机构不可能仅凭少数修士的劳动运行。
饮食和家庭生活同样反映了不平等条件下的适应过程。日常膳食常包括谷物粥、豆类和肉类,食材与分量因传教站和季节而异。原住民的传统食物仍是这些食物的补充,尤其是在获准返回原居社群探访期间。通过考古学发掘出土的贝珠、石器、陶器和动物遗存等物品表明,传教站居民并非只是用一整套文化体系替换了另一整套文化体系。
农业、劳役与环境变迁
传教站逐渐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农牧业经营机构。小麦、大麦、玉米、菜豆、豌豆及其他作物既供养站内居民,也供应邻近的驻防堡垒。在气候和水源条件允许的地方,菜园和果园出产蔬菜与水果。葡萄种植用于酿造圣礼用酒及其他用途,一些传教站还开辟了颇具规模的葡萄园。橄榄种植与榨油也是传入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的地中海农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
水资源调控至关重要。传教站的劳工修建水坝、蓄水池、水井、引水渠和沟渠,以满足生活用水和灌溉需求。圣巴巴拉留存至今的水利设施,展现了这些系统的规模及其在技术上的宏大构想。设施的修建和维护需要大量原住民劳力,也有赖于对当地地形的细致了解。能否获得可靠的水源,可能决定传教站的选址,也可能迫使其迁址;洪水则可能同时摧毁作物和基础设施。
在放牧条件适宜的地方,牲畜数量迅速增长。牛提供肉、皮和油脂,绵羊提供羊毛,马和骡则用于运输和放牧。到19世纪初,一些传教站上报的牲畜数量已达数千乃至数万头。这些总数属于行政估算,并非始终精确的牲畜普查结果,但仍能反映畜牧业发展的规模。外围牧场和季节性放牧区使传教站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中心建筑群。
劳役远不止于农耕。原住民劳工还要制作土坯、烧制屋瓦、砍伐木材、鞣制皮革、制鞋、锻造金属、织布以及操作磨坊。专业技艺在士兵、平民工匠、传教士和原住民劳工之间传播。传教站的账目通常将产出视为机构所有,而非按通常的市场工资向劳工支付报酬。在这种不平等的强制劳动与传教士监督制度下,传教站向劳工提供食物、衣物和基本生活保障。
传教站也参与区域贸易。它们向驻军供应物资,与平民聚落交换货物,并日益频繁地同到访船只交易。墨西哥独立后,早先的贸易限制有所放宽,牛皮和牛脂贸易使加利福尼亚与外国商人的联系更加直接。尽管私人牧业不断扩张,要求终止传教站对土地和劳动力控制的政治压力也日益增大,传教站仍是重要的生产者。
经济增长也伴随着环境变化。放牧牲畜啃食或踩踏用于获取食物和材料的植物,扰动土壤,并与野生动物争夺资源。外来植物沿着农田、牧场和交通廊道扩散。土地转作农业用途、原住民行动受到限制,以及传统用火方式遭到干扰,共同改变了此前依照不同知识体系管理的地景。这些变化在加利福尼亚各地的进展速度并不一致,但它们将传教站的扩张与草原、水道及生计资源获取条件的更广泛转变联系在一起。
疾病、人口锐减与反抗
人口衰减是传教站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现象之一。殖民接触带来的传染病在人群中蔓延,而当地人此前从未接触过其中许多病原体。麻疹及其他传染病造成大量死亡,呼吸系统和胃肠道疾病也使人口持续减少。居住拥挤、卫生设施不足、原有营养来源遭到破坏,以及聚落之间频繁的人员往来,都可能加剧疾病传播,使人们更易患病。
传教站的登记簿往往显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死亡人数一直超过出生人数。尽管存在这种失衡,从更多村落招纳人口仍可暂时维持甚至扩大传教站的常住人口。因此,传教站人口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出现了健康的自然增长。人们经常引用的一项估算认为,在西班牙开始持续殖民之前,加利福尼亚约有30万原住民;这一数字涵盖的是更广阔的地域,而不仅是沿海传教站的人口,且是依据不完整的证据重建得出的。
死亡情况并非各处一致。不同传教站、年龄群体和时期的状况各异;有些流行病导致死亡人数骤增,而长期健康不佳则造成了持续多年的损失。婴幼儿及儿童的高死亡率限制了人口恢复。登记簿是人口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医疗记录:研究者很少能据此对每一例死亡作出可靠的回溯性诊断,而登记做法的变化也使比较更加复杂。
原住民的反抗形式多种多样,从继续举行遭禁的仪式、拒绝劳动,到逃离传教站、组织武装袭击,不一而足。1775年11月,一支规模庞大的原住民武装袭击了圣迭戈传教站,焚毁建筑,并杀死传教士路易斯·海梅及另外两名男子。袭击发生时,传教站已迁往内陆,反映出原住民与殖民当局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西班牙当局随后重建了传教站,但这一事件表明,殖民统治始终面临反抗。
1785年,圣加布里埃尔当局查获了一项袭击计划,参与者包括通瓦族宗教领袖托伊普里娜及其他组织者。由此留下的审讯记录,为原住民对传教站占据其土地的敌意提供了证据,不过,留存下来的证词经过了西班牙司法程序与翻译的转述。托伊普里娜后来接受洗礼,并在圣加布里埃尔辖区以外生活。她的生平已成为原住民历史阐释与公共纪念的重要主题。
1824年丘马什人起义始于圣伊内斯,随后蔓延至拉普里西马和圣巴巴拉。起义者占领了拉普里西马,而圣巴巴拉的许多原住民则撤往内陆。墨西哥军队镇压了拉普里西马的武装反抗,此后的谈判促使部分出逃者返回。这场起义发生时,当地已处于墨西哥主权之下,但起义根源仍在于从西班牙统治时期沿袭下来的制度。它既表明传教站的强制管控仍在延续,也体现了原住民社群跨越传教站体制边界、协调反抗行动的能力。
墨西哥独立与世俗化
1810年爆发的墨西哥独立战争打乱了维系上加利福尼亚运转的财政与物资供应关系。军人的给养变得时断时续,使当地更加依赖传教站的生产。1821年墨西哥独立带来了主权更替,却没有立即终结传教站体系。大多数既有传教站仍由方济各会管理,圣弗朗西斯科索拉诺传教站则于1823年在墨西哥当局管辖下建立于索诺马。
根本问题在于,传教站是否应当继续作为享有特殊地位的机构存在。理论上,传教与教导应当为原住民社区转变为普通的基督教城镇做好准备。但实际上,传教士以居民尚未具备转型条件为由,数十年间始终掌握着行政管理权。民政官员和定居者日益批评传教站占有大量土地、牲畜和劳动力,不过,他们提出的方案也未必保障原住民的利益。
世俗化意味着将传教站从传教士管理的机构逐步转变为堂区及民政机构,而非简单地废除宗教。墨西哥于1833年通过法律,授权在加利福尼亚推行这一进程,总督何塞·菲格罗亚于1834年颁布了实施条例。这些措施设想将财产分配给原住民家庭,并将传教站社区转变为城镇。当局任命了管理人员,负责清点资产并监督过渡。
实际执行情况与这些规定大相径庭。一些原住民分得了土地,或行使了地方权利,但许多人未能获得对土地、牲畜或生产资源的长期控制权。管理人员、有政治关系的定居者和牧场主家族取得了原传教站财产中的很大一部分。登记在册的资产日渐耗损,畜群被分散或宰杀,建筑也失去了维护。随着传教站地产被分割、出租、授予或出售,规模更广的牧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
世俗化之后,原住民的经历各不相同。一些家庭返回原先的聚落、建立新的社区、在牧场工作,或继续居住在昔日传教站附近。另一些人则流离失所,面临不稳定的用工安排,获取资源的机会也随之减少。因此,传教士监护制度的终结并未自动带来经济独立。同时,将所有昔日居民描述为就此消失,也是在延续一种长期遮蔽其后裔存在的“消失”叙事。
美墨战争及1848年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使加利福尼亚归入美国主权之下。此后的土地权属裁定既涉及教会财产,也涉及墨西哥时期授予的土地。联邦政府通过颁发土地权属证书,将若干传教站遗址的部分土地归还天主教会,但归还范围通常仅包括教堂、墓地、花园及相关地块,而非昔日的农业地产。作为一种领土管治与劳役制度的传教站体系并未恢复;留存下来的教堂则在截然不同的政治与经济秩序中延续运作。
建筑、营造与留存的物质文化
传教站建筑是在边疆条件下因应实际营造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并非遵循某种统一的标准设计。早期传教站通常只有枝条搭成的棚屋、木构建筑和简陋的小教堂。较为永久的建筑群一般围绕一个或多个庭院布局,设有教堂、传教士住所、作坊、储藏室、厨房及居住空间。其规模和布局取决于地形、劳动力、材料、资源以及历次重建工程。
土坯由泥土加水、通常再掺入纤维材料制成,广泛用于砌墙。石砌地基有助于防止地面湿气侵蚀土坯建筑,石灰抹面和石灰刷白层则提供进一步保护。屋顶可用茅草铺盖,也可铺设烧制的陶瓦。木材的供应情况影响着结构形式的选择:沿海和北部地区比南部某些地点更容易获得粗大的梁材。由于土坯遇水容易损坏,屋顶、排水设施和持续维护对于建筑的保存至关重要。
大多数传教站建筑都由原住民劳工和工匠建造并维护。人们熟悉的建筑特征——拱廊、厚墙、瓦顶、扶壁、钟墙和塔楼——既是这些劳动者辛勤工作的成果,也体现了传教士的规划,以及在西属美洲各地传播的营造技术。各传教站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圣米格尔传教站保存着一处重要的19世纪初室内彩绘,出自艺术家埃斯特万·蒙拉斯及其原住民助手之手;圣巴巴拉传教站现存的教堂于1820年竣工,其砖石砌筑的正立面则使它有别于许多其他传教站。
地震一再改变了这些建筑的面貌。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传教站的大石教堂于1806年竣工,却在1812年12月8日的地震中倒塌,造成参加礼拜者死亡。同月发生的地震还损坏了更北面的传教站,包括后来迁址重建的拉普里西马传教站。1906年旧金山地震以及此后加利福尼亚发生的地震,又进一步损坏了传教站时期的建筑及其后继建筑。
今天可见的建筑,有些大体保留了历史原有构造,有些经过大规模修复,还有些则是现代重建的。多洛雷斯传教站保留着18世纪的教堂,而圣克鲁斯传教站现有的教堂并非原来的传教站教堂。拉普里西马传教站在20世纪进行的大规模重建,由平民保育团依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实施。圣路易斯雷伊等传教站也在一度失修后接受了大规模修复。
祭坛装饰屏、绘画、雕塑、礼服、钟、书籍和乐谱手稿,将加利福尼亚与更广泛的天主教艺术网络联系起来。其中一些物品从墨西哥或其他地方运来,另一些则在当地制作。保护工作需要区分原有材料与后期替换部分。仅凭一座建筑为人熟悉的外观,并不能断定其墙体、屋顶、装饰和陈设都属于同一历史时期。
历史证据、保护与公共记忆
人们对传教站的认识建立在几类不同的证据之上,各类证据能够回答不同的问题。圣事登记簿记载个人及其家庭关系;年度报告记录人口、作物和牲畜情况;往来书信揭示争端以及官方的期望。旅行者的记述则提供了受作者目的和预设影响的观察。这些文字史料更多地保留了传教士和殖民官员的视角及分类方式,因此,将其与原住民的证言和实物证据相互对照至关重要。
口述史和口头传统保存了有关社群延续、流离失所、神圣场所以及社群与传教站遗址之间关系的叙述。考古调查能够揭示居住空间的安排、食物消费、手工生产,以及官方报告鲜少描述的原住民习俗如何延续。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证据,都不会自行说明其意义:例如,传教站的财产清单描述的是机构资产,却未必能解释劳动者在生产这些资产的过程中有何经历。墓地也将历史研究与后裔社群承担的文化和宗教责任联系起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教站成为加利福尼亚西班牙历史浪漫化形象的核心。海伦·亨特·杰克逊于1884年出版的小说《拉蒙娜》激发了人们对南加利福尼亚早期历史的兴趣,不过,小说讲述的是原住民所遭受的待遇,而非单纯记述传教站的历史。保护运动、插图出版物、旅游线路和历史庆典表演日益将残破或修复后的传教站呈现为地区认同的象征。
传教站复兴式建筑将经过选择的传教站建筑特征运用于火车站、旅馆、学校、住宅和公共建筑。这种风格的流行并不依赖于对某座传教站建筑的忠实复制。白色灰泥墙面、红瓦屋顶、造型女儿墙和拱廊,成为一种概括化的地区历史形象的鲜明标志。这场建筑运动与旅游业推广及传教站遗址的修复相互交织,有时模糊了历史保护与想象性重建之间的界限。
20世纪的学校教学通常着重介绍由21座传教站组成的体系、农业成就,并安排制作模型的练习。这类教学往往很少关注强迫劳动、禁闭、死亡情况,或原住民社群始终延续至今这一事实。后来,史学史、民族历史学和历史考古学领域的研究更加重视殖民权力与原住民的能动性;与此同时,原住民学者和社群也对将传教站化描述为单纯文明教化过程的叙事提出了质疑。
如今,传教站同时承担着多种角色:仍在使用的天主教堂、博物馆、考古遗址、埋葬场所,以及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旅游目的地。如何阐释这些场所,涉及展示谁的历史、如何标明重建的建筑,以及宗教纪念活动与受传教站权威支配者的经历之间有何关系等问题。塞拉于2015年获封圣,使这些不同的解读再次受到关注。在各个遗址,展览、纪念设施、社群协商和研究实践,仍在不断塑造传教站时期历史的呈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