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不扩散是指为防止核武器、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以及有助于获取这些武器和材料的援助扩散而开展的努力。其范围涵盖国际协定、核查、出口管制、实物保护、外交安排和国内立法。其核心法律文书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该条约于1968年开放签署,1970年生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提供了主要的国际核查体系,用于核实受保障监督的核材料未从和平活动中转用于其他用途。
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和军备控制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裁军关注削减或消除武器;军备控制规范军事能力与军事活动;核不扩散则主要着眼于防止核武器向更多国家或未经授权的行为体扩散。这些目标彼此交织,因为各国放弃获取核武器的意愿,会受到现有核武器国家的行为、地区安全状况以及对国际规则的信心等因素的影响。
核不扩散体系建立在一种艰难的平衡之上:核科学与技术可用于发电、医疗、农业和科研,但某些材料和设施也可用于核武器计划。因此,这一体系下的各机构力求在促进正当合作的同时,发现核材料转用、劝阻获取核武器的行为,并应对违规行为。它们能否有效发挥作用,既取决于技术核查,也取决于围绕履约、执行和安全所作的政治决策。
历史起源与国际体系的形成
核扩散问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子武器的研制和使用而出现。美国最初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核武库,但不可能永久垄断其背后的科学知识。1946年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首项决议,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原子能管制和消除原子武器的问题。同年晚些时候,美国提出巴鲁克计划,主张设立一个国际机构,对具有危险性的核活动实施广泛管制。由于在核查、执行机制以及裁军时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未能与苏联达成协议。
1949年苏联进行核试验,结束了美国的核垄断。英国于1952年试验了核装置,法国和中国则分别于1960年和1964年进行了核试验。这些发展使防止更多国家获得核武器成为一项独立的政策目标,有别于管控主要大国的核武库。在冷战期间,各国政府还考虑到盟国是否可能建立独立的核武库,以及民用核援助是否可能在无意中为军事计划提供支持。
1953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演说中,提议就和平利用核技术开展国际合作。1957年成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体现了双重宗旨:既促进核能的有益利用,又实施保障监督,防止核材料和核设施被转用于军事目的。早期保障监督通常只涵盖所供应的特定材料或设施,而非一国的整个和平核计划。因此,接受核查的活动与该国其他活动之间仍存在明显区别。
爱尔兰在外交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国际社会转而关注一项普遍承诺,即不再增加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1年,联合国大会第1665号决议呼吁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核武器国家不转让核武器,其他国家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20世纪60年代的谈判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美国和苏联提出的方案、无核国家对义务不平等的担忧,以及围绕军事同盟内部核合作的争论。
最终形成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于1968年7月1日开放签署,并于1970年3月5日生效。该条约并未建立一个统一管辖所有核活动的中央机构,而是成为一个多层次体系的基础,其组成包括条约义务、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供应国限制措施、区域协定和国内法律。印度1974年的核爆炸、此后秘密核计划的陆续曝光,以及苏联解体,各自暴露了不同的薄弱环节,并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因此,这一体系是在接连应对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而不是通过一次全面解决而建成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法律安排及其局限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通常被认为建立在三大相互促进的支柱之上: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以及裁军。根据第一条,有核武器国家承诺不转让核武器或其控制权,也不协助无核武器国家获取核武器。根据第二条,无核武器国家承诺不接受、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也不寻求或接受制造此类武器或装置的援助。
条约对有核武器国家的界定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并非对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的普遍承认。第九条将有核武器国家界定为在1967年1月1日以前制造并爆炸了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这包括中国、法国、苏联(其地位由俄罗斯延续)、英国和美国。在该日期之后获取核武器,并不能使一个国家获得条约规定的这一地位。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一直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情况视为违反了它们依据该条约所接受的义务。
第三条要求无核武器缔约国就其和平核活动中的核材料,接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谈判商定的保障监督。第四条承认各国在不受歧视且符合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的前提下,为和平目的开展核能研究、生产和使用的权利。该条还规定了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这一权利与敏感技术及供应国所附条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外交争议的议题。条约并未明确禁止以和平为目的的铀浓缩或后处理这两类活动。
第六条要求所有缔约国承诺,就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及核裁军的有效措施,以及在严格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开展善意谈判。国际法院在1996年的咨询意见中指出,各国有义务以善意开展并完成谈判,以在严格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核裁军。因此,这一条款并非仅仅表达愿望,尽管它没有为消除核武库规定明确的时间表。
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无限期延长,同时通过了有关审议程序、原则与目标的决定,以及一项关于中东的决议。审议大会通常每五年举行一次,但并不会自动修订条约,也不保证能够达成共识。根据第十条,如果与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某一缔约国的最高利益,该国可提前三个月发出通知,退出条约。退出条约、已供应材料的后续处置,以及对先前违约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在国际法下分别涉及不同的问题。
核材料、民用技术与扩散风险
扩散风险的技术根源在于和平与军事核活动之间存在重叠。核动力反应堆通过受控的核裂变产生热量,而核武器则通过爆炸性核反应释放能量。这两种用途所需的完整系统截然不同,但会用到某些相同的材料、工业能力和科学知识。因此,拥有民用核计划既不等于拥有核武器,也并非与获取核武器的能力毫无关系。
天然铀中约有0.7%是铀-235,这种同位素可用作许多类型反应堆的燃料。铀浓缩能够提高其所占比例。大多数商用轻水动力堆使用低浓铀,其中铀-235的含量通常约为3%至5%。按照惯例,铀-235含量达到或超过20%的铀被定义为高浓铀。这些分类对于保障监督和材料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仅凭材料的分类,并不能认定一个国家已决定制造核武器。
反应堆中的铀吸收中子并经历后续放射性转变后,会形成钚。在反应堆正常运行过程中,钚仍包裹在具有强放射性的乏燃料中。核燃料后处理通过化学方法,将钚和铀与乏燃料中的其他组分分离。与完整乏燃料中所含的钚相比,分离出的钚带来了不同的保障监督与安保问题。商业核燃料循环既可以选择先贮存乏燃料、最终加以处置,也可以选择回收材料以供再利用,包括用于混合氧化物燃料。因此,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核查与保护要求。
分析人士用“核潜能”一词,描述一个国家虽未拥有核武器,却已具备与核武器生产相关的相当能力的状态。具备核潜能本身并不构成违反条约。“突破时间”则是一项范围更窄的分析性估计,通常指放弃约束后,生产出特定数量的可用于核武器的材料所需的时间。它不等同于制造可靠的核武器、将其与运载系统整合,或部署具有作战能力的核力量所需的时间。这类估计取决于对设施、库存、技术性能以及相关活动是否会被发现等因素的假设。
这些区别解释了为什么核不扩散政策高度关注铀浓缩和核燃料后处理,却不将所有核设施视为同样敏感。使用密封放射源的医疗设施、动力反应堆和处理分离钚的设施,所涉及的问题大不相同。辐射危害也必须与引发核爆炸的可能性加以区分:许多放射性物质无法维持核爆炸所需的反应。因此,放射性散布装置,有时也称“脏弹”,并不是核武器,不过防范此类装置仍属于更广泛的核安保领域。
保障监督、核查与可信保证问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是核实各国是否履行和平利用核材料相关承诺的一系列措施。其核心目的,是及时发现核材料被转用的情况,并通过可能被发现的威慑作用,防止此类转用。保障监督不同于应对事故的反应堆安全监管,也不同于防范盗窃、破坏和未经授权进入的实物保护。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不拥有在任何国家检查任何地点的一般性权力:其权限来自适用的协定和其他法律授权。
对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标准安排是依据1971年核准的范本订立全面保障监督协定,该范本通常以其文件编号INFCIRC/153为人所知。各国须申报相关核材料和设施,建立并维持核材料衡算制度,并提供设计资料。视察员将记录与测量和观察结果进行比对。所用方法包括核材料衡算、封记、监控摄像以及核材料测量。核心问题之一,是已申报的核材料是否仍用于获准的和平活动。
1991年海湾战争后曝光的伊拉克秘密核计划表明,如果申报中遗漏了大量活动,仅核实已申报的核材料并不足够。这一经验推动了保障监督体系的强化,并促成了199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范本的出台,其文件编号为INFCIRC/540。附加议定书要求一国提供范围更广的核活动资料,并允许对与核实有关的地点进行补充接触。环境取样能够发现与核材料或核活动有关的微量痕迹,而卫星图像和其他信息则有助于评估申报内容是否相互吻合。
这里的法律区别十分重要:附加议定书并不自动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每一个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它须通过相关法律安排才产生约束力,不过一些国家曾临时适用附加议定书。如果一国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附加议定书均已生效,且必要的评估已经完成,国际原子能机构便可作出“更广泛结论”,认定该国所有核材料仍用于和平活动。这一结论是基于证据作出的保障监督评估,而不是对绝不可能存在任何隐蔽活动的保证。
核实产生的是不同程度的认定,而不是在完全确定与一无所知之间作简单的二选一。视察员可能发现核材料衡算差异、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接触限制,或存在未申报核材料的迹象。这些发现的意义取决于有关证据和所涉及的法律义务。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可以处理不遵约问题,并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报告相关事项。是否实施制裁或采取其他强制执行措施,应由政治机构决定,而不是由视察员独立作出决定。因此,这一体系的公信力既有赖于技术上公正的评估,也有赖于明确区分核实结果、不确定性与政策应对。
出口管制、采购网络与核安保
出口管制旨在防止国际贸易为被禁止的核活动提供材料、设备、软件或知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三条第二款对向无核武器国家出口某些核物项规定了与保障监督有关的条件。1971年成立的桑戈委员会就哪些设备和材料会“触发”保障监督要求形成了共同理解。其工作有助于将条约中概括性的义务转化为实际可用的许可分类。
1974年印度核爆炸表明,民用核援助也可能带来扩散风险,核供应国集团(NSG)由此发展起来。该集团的准则既涵盖专门用于核活动的物项,也涵盖具有正当工业用途、但同样可支持敏感计划的两用物项。1992年,该集团通过了一项总体政策:依照准则的有关规定,将接受全面保障监督作为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新的核供应的条件。核供应国集团的决定通过各国国内法律实施;该集团本身并非依据条约设立的国际许可机构。
有效的管制不能仅靠清单。各国政府会评估拟议的最终用户、申报用途、目的地、可能发生的转用,以及中间商的参与情况。根据适用的国内规则,如果怀疑或已知某些物项的最终用途与扩散有关,“全面管制”措施可能要求即使未列入清单的物项也须获得许可。技术援助、以电子方式传输受控信息等无形转让,使执法更加复杂。调查还依赖海关部门、财务记录、企业合规制度以及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合作。
与巴基斯坦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有关的网络,展示了秘密采购活动所能触及的范围。该网络通过多个国家的中间商和制造业务提供敏感核技术。2003年围绕利比亚核计划披露的信息,促使人们对这类网络有了更广泛的认识。这一事件表明,扩散援助不仅可以通过正式的国家间协议转让,也可以通过跨境商业活动组织实施。
2004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1540号决议,要求各国不得支持谋求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非国家行为体,并须在国内制定适当的禁止性规定和管制措施。该决议将不扩散与国内刑法、边境管理、出口许可及相关材料的保护联系起来。
核安保针对的是盗窃、破坏和未经授权的使用,而不只是国家转用核材料的问题。1980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规定了国际运输中核材料的相关义务。2005年通过、2016年生效的公约修正案,将这一框架扩展至国内使用、贮存和运输,以及保护核设施免遭破坏。这些安排与保障监督相辅相成:已纳入衡算的材料仍可能需要防范盗窃,而受到实物保护的材料,如果被国家转用于其他目的,仍可能构成保障监督问题。
区域安排与安全承诺
区域协定使核不扩散措施适应特定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无核武器区通常禁止参与国获取或拥有核武器,并规定核查义务。这类条约往往附有议定书,供核武器国家据此承担与该区域有关的义务,包括保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各项条约在具体的领土适用范围、过境规则和议定书承诺方面有所不同。
1967年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建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无核武器区,并设立了其区域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OPANAL)。此后,南太平洋于1985年签署《拉罗汤加条约》,东南亚于1995年签署《曼谷条约》,非洲于1996年签署《佩林达巴条约》,中亚于2006年签署无核武器区条约。这些条约并不总是在签署时即生效:例如,非洲的条约于2009年才生效。南极洲则由另一项于1959年签署的条约管辖,该条约禁止核爆炸和处置放射性废物,所采用的并非完全相同的区域模式。
这些无核武器区并未消除所在区域内所有涉及核武器的问题。核武器国家提出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可能影响安全保证的适用范围。分歧可能涉及海洋权利、过境、海外领土,或安全保证适用的具体情形。区域内国家批准无核武器区条约,也不意味着每个区域外核武器国家都已接受全部相关议定书。
安全保证的适用范围比区域性无核武器区更广。消极安全保证是指承诺不对特定国家或某类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积极安全保证则涉及在发生核侵略或核侵略威胁时提供援助或采取行动。这些承诺可以体现于单方面声明、安理会决议或条约之中,其法律效力也因而有所不同。其目的是降低各国谋求建立独立核武库的动机。
延伸威慑的逻辑则有所不同:盟国可以依赖拥核国家的保护,而不必发展自己的核武库。因此,涉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美国在东亚的同盟关系的安排,被视为影响核不扩散的因素并受到讨论。这些安排也引发了关于依赖核武器的争议;就北约而言,争议还涉及核共享安排是否符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参与国政府坚持认为,这些安排符合条约规定;批评者则对这一解释的部分内容提出异议。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提议,表明在安全冲突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谈判制定区域规则何其困难。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通过的中东问题决议,将这一议题与该条约更广泛的外交框架联系起来。围绕参与方、推进步骤的先后顺序、相互承认及核查等问题的分歧,至今阻碍着区域条约的建立。
放弃核武器、逆转核武器计划与合作核查
多个案例表明,获取核武器并非不可逆转的过程。南非是自主研制核武器、随后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前将其拆除的最明确范例。南非共制造了六枚完整的核装置,计划结束时另有一枚尚未完工。终止该计划的决定于1989年作出;核武器拆除工作在1991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前完成。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于1993年公开披露了这一昔日计划,随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了进一步核查。
对南非的核查并不止于检查正在运行的民用设施,还必须核实申报是否完整、核算与原核武器计划有关的核材料,并审查涉及以往活动的证据。查阅记录、进入相关场址以及接触有关人员,帮助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了拆除情况。这一案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核武器由本国自主研制,而非继承自另一国家的核武库。
1991年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均遗留有核武器。1992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里斯本议定书》作出安排,规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位于这三个国家的苏联核弹头在20世纪90年代被转移至俄罗斯。由于这些核武器的作战指挥与控制原本就嵌于苏联的体系之中,三国的情况不同于拥有完全独立的本国核武器计划的国家。
合作减少威胁计划于1991年通过美国参议员萨姆·纳恩和理查德·卢格推动的立法启动,支持前苏联国家拆除武器系统,并改善核材料与设施的安保。该计划表明,资金支持、工程技术援助、运输安排和持续的机构合作,能够使政治承诺切实落地。
1994年有关乌克兰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载明了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就乌克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出的安全保证。其中包括尊重主权和现有边界,以及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等承诺。该备忘录并非集体防御条约。俄罗斯自2014年起针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以及2022年发动的全面入侵,使安全保证的可靠性成为此后核不扩散讨论中的突出议题。
阿根廷和巴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以相互建立信任和相互核查取代核领域的竞争。1991年,两国成立了巴西—阿根廷核材料衡算与控制机构,简称ABACC。两国、ABACC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参与的四方保障监督协定于1994年生效。这一安排表明,区域核查能够加强国际保障监督,而不以任何一国事先拥有已部署的核武库为前提。
履约危机与通过谈判确立的限制
伊拉克、朝鲜、伊朗和利比亚暴露了核不扩散体系的不同弱点。这些案例不能归结为单一模式:各国的条约地位、技术能力、核查结果和政治解决方案均不相同。这些案例也表明,必须区分已确认的违规行为、尚未解决的疑问与未来的风险。
1991年海湾战争后,国际核查发现,伊拉克虽已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签订保障监督协定,却仍开展了大规模核武器研制活动。安理会第687号决议要求消除被禁止的武器能力,并设立了特别核查安排。这一发现推动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保障监督体系的加强。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02—2003年的核查并未证实伊拉克已重启核武器计划的说法。因此,关于1991年以前核计划的调查结果,与对后来指控的评估,涉及的是不同时期和不同证据。
朝鲜于1985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992年缔结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围绕朝鲜申报内容及核查准入请求的争议,导致朝鲜于1993年宣布退约,但随后暂停实施这一决定。1994年,朝鲜与美国签署《框架协议》,旨在冻结并最终拆除指定核设施,以换取能源方面的安排及改善关系的举措。这一安排后来破裂。朝鲜于2003年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2006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其退约的程序和法律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而此后的核试验则引发了安理会制裁。
伊朗问题的核心在于未履行保障监督申报义务、以往活动的疑点,以及对铀浓缩活动的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于2005年认定伊朗未遵守其保障监督协定,并于2006年将此事报告安理会。2015年7月,伊朗与六国在欧盟协调下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对特定核活动施加有期限的限制,并扩大核查范围,以换取核相关制裁的解除。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核可了这一安排。
美国于2018年5月停止参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重新实施制裁。自2019年起,伊朗逐步突破该协议的多项限制。这一过程表明了相互履约与技术核查之间的关系:核查人员能够评估核材料与核活动,却无法仅凭自身力量维系协议赖以成立的政治交换。监测受到限制,也会影响重建以往活动情况所需的信息连续性。
利比亚于2003年12月宣布,将消除被禁止的武器计划并接受核查。其核活动包括通过卡汗网络进行的未申报采购。相关设备和材料随后被运走,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对其先前的核计划展开了调查。与已经拥有核武库的案例不同,利比亚的案例涉及放弃一项仍处于研发阶段的计划。在上述案例中,国际制裁、谈判、核查与安全安排各自发挥了不同作用,其结果取决于所涉及的具体义务和能力。
裁军、和平合作与尚未解决的制度问题
核不扩散的长期正当性与裁军进展密切相关。无核武器国家接受了永久限制其获取核武器的规定,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所界定的核武器国家则承担了第六条规定的义务。争议在于:在核武器现代化持续推进、各国继续依赖核威慑的情况下,削减核弹头数量是否足以构成实质性进展。2005年、2015年和2022年的NPT审议大会均未能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最后文件,反映出各届会议上不同争议的交织;但未能就最后文件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条约终止。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于1996年开放供签署,旨在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及其他核爆炸。根据其生效规则,条约必须获得明确列出的44个国家批准,这些国家在谈判期间具备相关核能力。这一严格要求延缓了条约在法律上的生效。尽管如此,采用地震、水声、次声和放射性核素技术的国际监测系统,已具备相当强的能力,能够探测疑似爆炸并判定其特征。克制核试验与开展监测均有助于核不扩散,但任何一项都无法单独阻止可用于核武器的材料的生产。
拟议中的《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将针对为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的问题。由于各方在适用范围、核查、现有库存及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裁军谈判会议中的相关谈判长期受阻。条约究竟仅涵盖未来的生产,还是同时处理已积累的库存,将对其成效和可接受程度产生重大影响。
禁止核武器条约于2017年通过,2021年生效,为缔约国确立了全面的禁止性规定,包括禁止发展、拥有和使用核武器,以及协助开展被禁止的核武器相关活动。支持者认为,该条约强化了反对核武器的规范,并落实了裁军承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尚未加入该条约,这些国家及其许多盟国对条约处理安全与裁军问题的方式持有异议。该条约增添了一个法律框架,但并未取代NPT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体系。
和平核合作仍是同样重要的制度问题。可靠的燃料供应、技术援助以及可预期的商业规则,可以降低各国自行建设敏感设施的动机。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低浓铀银行于2017年启用,并于2019年完成首批库存储备,在规定条件下提供后备供应机制。它既不要求各国放弃其条约权利,也不取代正常的燃料市场。
舰艇核动力带来了另一项保障监督挑战,因为NPT并不禁止核材料的某些军事用途。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包含相关条款,允许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作出安排的前提下,对用于不受禁止的军事活动的核材料暂不适用保障监督。如何在保护核动力机密信息的同时,继续确保核材料不被转用,需要制定详尽的核查安排。这一问题体现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制度难题:即使是合法活动,也可能需要采用适当的保障监督方法,以维持对核材料衡算完整性与连续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