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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mycenae · 地点

迈锡尼

迈锡尼是希腊南部青铜时代的设防中心,其宫殿、陵墓与出土文物使迈锡尼文明以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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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锡尼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是一座重要的设防聚落和宫殿中心。其最繁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600年至前1200年,处于青铜时代晚期。这里墓葬中丰厚的随葬品、规模宏大的防御工事,以及它在希腊传统中的显赫地位,促使考古学家以其名称命名迈锡尼文明。这一以宫殿为核心的文化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繁荣于希腊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迈锡尼是这一文明的几大中心之一,但没有确凿的文献证据表明,它曾是一个统一的希腊王国的首都。

现存的卫城、被称为“狮子门”的宏伟入口,以及大型穹顶墓,使迈锡尼成为古希腊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这些遗存见证了强势精英阶层的兴起、手工业生产与行政管理的组织方式,以及迈锡尼对遍及东地中海的交流网络的参与。后世的希腊诗歌将迈锡尼与阿伽门农及远征特洛伊的故事联系起来,但必须将这些传统叙事与迈锡尼时代的考古证据区分开来。

地理环境、聚落与年代序列

迈锡尼坐落在阿尔戈斯平原东北缘附近一座海拔约280米的岩质山丘上。周围的高地,尤其是普罗菲蒂斯伊利亚斯山和扎拉山,环抱遗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平原与山地之间的通道。这一位置既易于防守,又便于利用农田,以及通往科林斯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道路。迈锡尼虽地处内陆,却可经阿尔戈利斯地区与爱琴海的海上航线相连。

设防的山丘只是整个聚落中最显眼的部分。住宅、作坊、墓地、道路及其他设施还延伸至城墙之外。这一区分至关重要:“迈锡尼”既可指山顶城堡,也可指范围更大的有人居住的聚落,还可指这一政治中心及其附属领地。这片领地的边界与人口尚无确切定论。古代人类活动的分布,以及今天考古工作所能揭示的遗存,也都并不均衡,因此很难准确估计这座城镇鼎盛时期的最大范围。

遗址中的人类活动证据早于宏伟宫殿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遗物表明,这里的定居历史更为久远;而通常定年为约公元前2000—前1700年的中期希腊时代,则构成了当地精英阶层崛起的直接背景。这一转变并非发生于某次单一的建城事件。日益讲究的墓葬和外来物品表明,在中期希腊时代后段至晚期希腊时代初期,资源与社会地位逐渐向少数人集中。

考古学家依据陶器分期,将遗址在青铜时代较晚阶段的历史划分为晚期希腊时代Ⅰ、Ⅱ、Ⅲ期,各期之下又有更细的划分。这些是相对年代分类,并非当时居民使用的名称。大体而言,竖穴墓时代属于公元前17至前16世纪,而宫殿与防御工事最为宏伟的阶段则属于公元前14至前13世纪。具体年代可能因所采用的年代体系及对各个堆积层的解释而略有不同。

将迈锡尼置于区域背景中进行比较,有助于避免把它宏伟的建筑面貌误当作其拥有不受制约的政治霸权的证据。附近的梯林斯是另一座重要的设防中心,阿尔戈利斯各地也有其他聚落占据着重要位置。迈锡尼的财富与对外联系显而易见,但它究竟是始终支配邻近城邦,还是与它们分享权力,抑或彼此竞争,目前仍不确定。从这一地理格局出发,将其重建为一个强大的区域中心,比将其描绘成一个疆界明确的帝国更有依据。

竖穴墓与精英阶层的兴起

最早彰显迈锡尼财富的引人注目的证据,来自两处通常称为A号墓圈和B号墓圈的墓葬围区。现代使用的字母编号反映的是发现顺序,而非年代先后。B号墓圈位于后期修筑的城堡围墙之外,启用时间较早,墓葬年代从公元前17世纪延续至公元前16世纪。A号墓圈包含六座主要竖穴墓,通常被断代为公元前16世纪,但对个别墓葬年代的判断不尽相同。

竖穴墓是在地面向下深挖而成的,底部设有墓室,上方以承重木梁、石板或其他结构覆盖。同一座墓可以在不同时期葬入多人。墓上有时会竖立石质标志,其中包括刻有战车、狩猎或战斗场景的石碑。这些纪念性设施使精英墓葬成为聚居景观中清晰可见的一部分,而非完全隐蔽的丧葬活动。

随葬品显示,墓葬耗费了惊人的财富。黄金面具、冠饰、杯、饰物、带有装饰的武器、石制器皿和外来材料,都标示着等级与身份的差异。一些匕首上镶嵌着精细复杂的场景,包括猎兽图,展现出高超的金属加工技术,也表明墓主人能够获得专业工匠的服务。随葬品丰厚的女性墓葬说明,精英地位的展示并非仅限于男性战士。不过,不能仅凭随葬品就完整还原当时的社会角色或政治制度。

最著名的文物是1876年在A号墓圈发现的所谓阿伽门农黄金面具。这一惯用名称反映了19世纪人们试图将考古遗存与英雄传说联系起来的努力。这座墓葬的年代,比通常认为可能构成特洛伊战争历史背景的时期早了数百年,也没有任何铭文能够确认死者身份。这件面具是精英阶层展示丧葬排场的证据,并非经证实的那位传说国王的肖像。

这些墓葬也体现出迈锡尼与希腊大陆以外地区的联系。器物与工艺显示,这里与爱琴海诸岛及米诺文明时期的克里特岛存在交流,而琥珀等材料则指向范围更广的交换网络。外来物品可能通过贸易、礼物交换、工匠迁徙等多种途径获得。它们的存在,并不能确定每件物品究竟是通过哪一种途径来到这里的。

公元前13世纪,防御设施的扩建将A号墓圈纳入城堡之内。墓圈被改建为宏伟的纪念性建筑,使这处先人墓地成为宫殿周边环境的一部分。这样的建筑布局,有意将现世统治者与享有声望的前人联系起来。这表明过去可以被用于政治目的,但并不能证明后来的统治者与葬于此处的每个人都有血缘关系。

防御工事、城门与供水工程

迈锡尼的防御设施经过多次营建和改造,并非始终依照同一套规划建成。最早的大型环城城墙通常被认为修建于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3世纪的一次大规模扩建将西侧进城通道和A号墓圈纳入城墙范围,后来的又一次扩建则保护了通往地下供水设施的通道。这些变化表明,当地持续投入资源,以加强卫城的安全、改善通行,并营造宏伟的外观。

城墙大部分采用独眼巨人式砌筑法:将粗略修整的大块石灰岩堆砌起来,再用较小的石块填补缝隙。后世希腊人因石块体积巨大,将这类建筑归于独眼巨人之手。不过,在考古学用语中,这一名称指的是建筑技法,而非建造者的身份。城墙的某些地段还采用了修整更为精细的石材,尤其是在需要保证建筑精度和突出视觉效果的部位。

狮子门通常被认为建于公元前1250年左右,是卫城主要的纪念性入口。两根直立的门柱支撑着一块巨大的门楣。门楣上方留有三角形空隙,以减轻直接压在门楣上的重量;空隙内嵌有一块浮雕,刻画了两只大型猫科动物分列于中央立柱两侧的形象。它们的前爪搭在抬高的支座上,另行制作的头部则已遗失。这些动物确切的象征意义尚不明确,但这一构图显然标示着一处与非凡权威相关的入口。

通往城门的道路同样具有防御作用。城墙与突出堡垒的布局限制了行进路线,使逼近的进攻者暴露在守军面前。北面一座较小的城门提供了另一条受控通道。这些入口所属的建筑群既有人居住,也承担日常生产与事务活动:城墙不仅在冲突时提供保护,也管理着平日的出入。即使没有发生围城战,它们威严的外观也彰显着权力。

东北方向的一次扩建将通往地下蓄水池的道路围护起来;人们需沿一段长长的下行阶梯,再穿过防御工事下方的通道,才能抵达蓄水池。水源来自卫城外的珀耳塞亚泉,通过专门修建的系统输送。保护通往储水设施的通道,减少了紧急情况下对暴露在外的取水点的依赖。这套设施表明,防御规划不仅关乎坚固的城墙,也涉及必需物资的保障。

仅凭城墙本身,无法确定战争发生的频率,也无法辨认某个特定敌人。研究者常将最后几次加固工程与宫殿时代末期日益加剧的不安全局势联系起来讨论,但这仍是在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对建筑选择所作的一种解释。防御工事既可能是对眼前威胁的回应,也可能体现长期的竞争、财富,以及对更高地位的诉求。

宫殿建筑与文书行政

宫殿位于卫城的高处,借助台地和挡土结构,使建筑适应陡峭的地形。现存遗迹并不完整:破坏、侵蚀以及后期建设使其重要部分不复存在,东侧尤为如此。尽管如此,发掘出的庭院、礼仪厅室、通行路线和彩绘装饰,仍表明这是一处承载多种相互关联活动的建筑群。

宫殿中心的规整布局包括一座梅加隆式建筑,这是一种需经门廊和前厅进入的大厅。主厅以中央炉灶及其周围的立柱组织内部空间。这种布局将人员流动、出入管控和礼仪性集会联系起来。与希腊大陆其他宫殿的比较,有助于重建这类空间如何容纳接见和宴饮活动;但不应假定所有宫殿都采用相同的平面布局,并据此补足迈锡尼缺失的建筑要素。

壁画为建筑环境增添了色彩与图像。留存的壁画残片显示,其技法和艺术风格与更广泛的爱琴海传统存在联系。湿壁画并非仅仅是可以从建筑中分离出来的艺术品:它们的尺度、位置,以及与入口或厅堂的关系,共同影响着人们在精英建筑中的空间体验。由于许多残片出土时已不在原位,对完整装饰体系的详细复原仍有一部分属于推测。

文字记录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权力的运作。迈锡尼出土了以线形文字B书写的泥板和带铭文器物,这种文字用于记录希腊语的一种早期形式。现存材料包括与羊毛、纺织品、人员、物资和宗教供品有关的记录。这批文献的规模远小于皮洛斯或克诺索斯的档案,分布也更加零散,因此不能将那些中心已知的行政细节直接套用于迈锡尼。

在整个迈锡尼世界的文献中,wanax 这一头衔指统治者,另有其他术语用于称呼官员、土地持有者、劳动者和依附群体。这些记录展现了组织有序的行政管理,使我们不再只能通过武士墓葬来认识这个社会。然而,迈锡尼有限的文献并未提供完整的等级体系、王室谱系,也无法可靠地呈现所有附属聚落的分布。

这些泥板通常是用未经烧制的黏土制成的日常办事文书。它们往往因毁灭性大火中的意外烧结而得以保存。这使留存档案存在明显的偏向:现存记录可能只反映短暂时段内的账目,而非连续的机构历史。它们对于了解日常行政管理尤其宝贵,却没有记述历代统治、战争经过或宫殿决策背后的动机。

生产、交换与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

迈锡尼的财富既依赖于物产丰饶的土地,也依赖于精英阶层对贵重物品的掌控。谷物、橄榄、葡萄和牲畜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绵羊提供羊毛,牛、猪和山羊则提供食物及其他产品。现存证据不足以还原宫殿管理的资源与家庭生产之间的确切比例,因此,若认为宫殿直接控制着所有经济交易,就会造成误解。

城堡之外的建筑为专业化生产活动提供了格外重要的证据。通常被称为“油商之家”“斯芬克斯之家”和“盾牌之家”的建筑内,出土了储藏容器、泥版和手工业原料等不同组合的遗存。这些现代名称源于出土发现或推测的用途,并非建筑在古代的名称。这些建筑共同表明,记录管理、物资储藏和高档物品生产并不局限于设防的宫殿区内。

纺织品和油是迈锡尼经济中的重要商品。羊毛生产需要多个环节协调配合,从牲畜管理、纤维分配,到纺纱、织造和织物整理,缺一不可。油可用于日常生活、仪式和贸易;香油的制作则需要将农产品、专业加工技术与合适的容器结合起来。文书记录和设施遗存揭示了其中的部分过程,不过,某座建筑在其整个使用期间未必始终承担相同的功能。

工匠加工青铜、贵金属、象牙、石材及其他材料。青铜生产依赖铜和锡的供应,体现了本地制造与远距离物资供应之间的联系。象牙雕刻制品包括小型奢侈品、家具构件和装饰件,其中一些采用了东地中海各地共通的图像题材。这些器物既是实用物品,也是精英阶层展示其获取稀有材料和熟练劳动力能力的工具。

迈锡尼陶器流布广泛,远及塞浦路斯、黎凡特和埃及。然而,“迈锡尼”陶器是一种文化和考古学分类,并不能证明每件陶器都产自迈锡尼城。要确定某件陶器所属的具体作坊或产区,需要分析其胎质、成分和制作工艺。一件外来陶器的出现,也未必意味着它是由产地居民亲自运送至最终目的地的。

年代为公元前14世纪晚期的乌鲁布伦沉船,展现了这一地中海世界中货物的多样性以及相互联通的交换体系,但它并不能证明某次具体的贸易航行是由迈锡尼组织的。同样,赫梯文献中提到的阿希亚瓦被广泛认为与迈锡尼希腊世界有关,但这些记载并不能确证迈锡尼是其唯一的都城。此类证据勾勒出更广阔的国际背景,却仍未厘清这座城市在外交上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祭祀、仪式与宏伟陵墓

迈锡尼的宗教活动在不止一种建筑空间中进行。通常所称的“祭祀中心”位于卫城西南部,内有房间、长凳、台座、壁画、塑像,以及其他与仪式活动有关的器物。其发展表明,宗教祭祀机构已融入这座设防聚落,但各处祭祀空间与宫廷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今已无法完全还原。

最具特色的出土物包括以陶轮制作的大型人形塑像和陶蛇。一些塑像的面部特征塑造得十分醒目,可能曾作为供奉的神像;较小的人形像则见于多种考古背景中。仅凭器物,通常难以确切判断所供奉的是哪位神祇。只有当建筑、堆积物、图像以及出入方式等多类证据相互印证时,将某个房间解释为宗教场所才最有说服力。

彩绘场景为宗教表现形式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其中包括处于显著位置的人物或神祇形象,以及仪式场景。由于画面保存残缺,且所绘形象的身份尚不明确,解读这些场景颇为困难。迈锡尼世界同时代的文字记录中,出现了一些可与后世希腊宗教中的神名相对应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后世的神话、神祇特征和仪式原封不动地套用于青铜时代。

墓葬建筑是举行仪式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场所。竖穴墓时代之后,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采用室墓和蜂窝墓安葬死者。室墓开凿于岩石中,经一条称为 dromos 的墓道进入。蜂窝墓则以石块砌成大型圆形墓室,顶部逐层向内叠涩收拢。此类墓葬通常会反复开启,用于接续安葬;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早先的遗骸可能会被重新归置。

现存最宏伟的实例是阿特柔斯宝库,一般认为建于公元前13世纪。其墓室直径约14.5米,高约13.2米。一条气势恢宏的墓道通向墓门,门顶横架着巨大的石块,上方留有减压空隙。墓顶由逐层向内挑出的石砌层构成,并非真正的拱,也不是由楔形拱石拼成的穹顶。

无论是“阿特柔斯宝库”,还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墓”等其他墓葬名称,都不能据以确定最初的墓主人。这些都是受后世传统影响而形成的惯用称谓。它们的考古价值,在于其建造方式、丧葬习俗、劳动力投入,以及精英阶层彰显身份方式的变化。从随葬品极为丰厚的竖穴墓转向宏伟的石砌陵墓,反映的是树立威望方式的改变,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已知王朝取代了另一个王朝。

毁坏、调整与后续居住

公元前13世纪后期至前12世纪初,迈锡尼经历了数次毁坏。在宫殿体制最终终结之前,卫城外的一些建筑便已遭到破坏,而宫殿本身则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遭遇了一场大火。各次毁坏的确切年代,以及不同毁坏堆积之间的对应关系,仍有待考古分析。不应将这些事件简化为一次年代确凿、同时波及聚落所有区域的袭击。

这些毁坏发生在更广泛的青铜时代晚期崩溃背景下,当时东地中海各地的宫殿和国家都经历了严重动荡。在迈锡尼,原先由宏伟建筑所彰显的统治权力、专业化行政管理和精英阶层的远距离交流相结合的体制,未能以原有形式延续。此后的考古遗存中不再见到线形文字B的记录,希腊大陆其他宫殿中心的情况也是如此。

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够确切说明所有毁坏层位的成因。战争、内部冲突、交流中断、环境压力和地震,都曾被列为可能的原因。每一种说法都需要相应的证据支持:仅有焚烧痕迹并不能确定袭击者,倒塌的墙体也不能自动证明毁坏由地震造成。因此,与其用一场解释一切的大灾难来叙述迈锡尼的历史,不如循着建筑受损、修复、重新利用直至废弃的先后过程加以理解。

聚落并未立即被遗弃。在晚期希腊文化IIIC期,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2世纪及前11世纪的一部分时间,这里仍有人居住。建筑得到修复或重新布局,陶器和其他遗物也证明,宫殿毁坏之后,人们仍在此生活。这种延续表明,某种特定政治和行政体制的终结,并不等于整个社群的消失。

在后来的希腊历史时期,迈锡尼仍有人居住,但已不再具有青铜时代的重要地位。公元前480年,一支规模不大的迈锡尼部队参加了温泉关战役,该社群也曾在希波战争期间出兵。这些记载表明,迈锡尼是一个仍在活动的历史聚落,而不只是英雄诗歌中留存的一片废墟。

公元前468年,阿尔戈斯攻占迈锡尼,结束了其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此后的活动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居住和营建,当时古代防御工事的一部分得到了重新利用或修复。这些较晚的遗存使考古发掘更加复杂,但它们本身也是遗址历史持续发展的证据。后世社群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最初建造者大不相同,却一次又一次地接触、改造并诠释这座青铜时代卫城。

史诗与希腊历史记忆中的迈锡尼

在希腊传统中,迈锡尼属于珀耳修斯、珀洛普斯后裔,尤其是阿特柔斯家族的世界。阿伽门农被描绘为率领希腊人远征特洛伊的强大君主。他的家族故事——他返乡后遇害、克吕泰涅斯特拉在其中的角色,以及俄瑞斯忒斯的复仇——成为希腊悲剧的重要题材。这些叙事赋予迈锡尼的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其后期聚落的规模。

相传由荷马创作的《伊利亚特》以迈锡尼“黄金富饶”的描写而闻名。当地竖穴墓中的发现,似乎令人惊叹地印证了这一说法。然而,这些史诗是在宫殿时代结束数百年后才成形的,既融合了传承下来的传统,也包含后世社会的特征。因此,不能把其中的描述当作当时的财产清单,或是对公元前十三世纪政治地理的直接记述。

即使在希腊文学传统内部,迈锡尼与阿尔戈斯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始终清晰。地名可能指特定聚落、范围更广的地域,也可能指诗歌中关于英雄权势的构想。不同作者对阿伽门农王国的地理范围和王室谱系,也有不同的安排。这些差异提醒我们,不应将所有古代记载都视为同一套前后一致的历史叙述的一部分。

宏伟的城墙也催生了关于其来历的解释。人们将城墙归于独眼巨人之手,把眼前的建筑置于英雄时代的背景中,认为那个时代存在着能够完成非凡劳作的生灵。这类故事保留了青铜时代遗迹给后世观察者留下的印象,却并未保存关于实际筑城劳动力的独立记载。壮观遗迹与失传的制度知识之间的空白,由神话填补了。

公元二世纪的旅行家保萨尼亚斯记述了迈锡尼、其留存的城门,以及与阿特柔斯家族传说相关的地点。他的记述为现代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因为其中记录了青铜时代结束很久以后对古迹的观察和当地传统。不过,他的描述将亲眼所见与听来的遗址故事交织在一起;评估其证据时,必须将这两类内容区分开来。

因此,迈锡尼为口头传统、文学创作与物质遗存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格外清晰的案例。考古学能够确认建筑、墓葬序列、年代和消费模式;诗歌则能揭示后世希腊人如何想象权威、祖先及英雄之间的冲突。这两类证据之间的联系具有历史研究价值,但若要将出土的某一个体认定为史诗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就需要遗址迄今尚未提供的证据。

发掘、阐释与保护

在系统性发掘开始之前,这片遗址已为人所知,近代早期的旅行者也曾记录其中地表可见的古迹。1841年,基里亚科斯·皮塔基斯清理并调查了遗址的部分区域,包括狮子门一带。使遗址获得公众广泛关注的决定性突破发生在1876年:海因里希·施里曼在希腊考古人员的监督下,发掘了A圈墓。帕纳约蒂斯·斯塔马塔基斯在监督和记录发掘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随后又对第六座竖穴墓进行了调查。

施里曼的发现证明,在古典希腊文明之前,这里就已存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史前希腊的认识。然而,他的阐释深受寻找史诗所描绘世界这一愿望的影响。区分他的实际发现与他对这些发现所作的认定,至今仍是考古学史上的重要议题。黄金面具和武器确实是出土文物;但将其归属于阿伽门农及其同伴,并非已获证实的考古结论。

自19世纪80年代起,赫里斯托斯·楚恩塔斯开展了广泛的工作,帮助揭示了住宅、墓葬及聚落的整体结构。20世纪,艾伦·韦斯及后续研究者逐步建立了遗址建筑与陶器的年代序列。20世纪50年代对B圈墓的发掘,尤其是约安尼斯·帕帕季米特里乌和乔治·米洛纳斯参与的工作,大幅增进了人们对A圈墓中最富有墓葬出现之前那段时期的了解。此后,希腊和英国的研究还涉及居住区、手工业生产区及祭祀中心。

对遗址的阐释日益依赖考古语境,而非仅仅依靠引人瞩目的器物。一块泥板在遭毁建筑中的位置、一道门口历次修缮的先后顺序,或不同时期地面堆积之间的关系,都可能决定一件文物在历史上的意义。对陶器胎质、人类遗骸、食物残留物、金属和环境遗存的科学研究,为了解生产、饮食、人口流动及区域联系增添了证据。这些技术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取样方式、遗存保存状况以及原始发掘记录的质量。

包括著名黄金随葬品组合在内的许多重要发现,现陈列于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迈锡尼考古博物馆则展示来自遗址及周边墓地的文物,帮助人们结合当地居民的生活与活动来理解这些宏伟建筑。藏品分藏各处的格局,反映的是长期的发掘与博物馆管理历史,而非某一组完整保存的古代遗物组合。

1999年,迈锡尼与梯林斯共同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遗址保护必须应对裸露的砌体、不稳定的岩土、风化、排水、植被以及游客通行带来的影响。保护与展示工作还必须区分古代原有结构、现代加固部分和重建构件。在这处遗址,这些区分尤为重要:建筑的上层、屋顶、陈设及大部分原有装饰均已消失,宏伟的建筑遗迹仍是了解这些建筑的主要证据。